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涂明求：詩人，譯者，兒童文學研究者，合肥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周博文：兒童文學博士，中國作協會員，江西作協兒童文學委員會副主任

江雪：兒童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兒童詩等

嚴曉馳：兒童文學博士，浙江省作協會員，浙江農林大學教師，出版有學術專著《童話空間研究》

黃凱：兒童文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青年教師

保持活力，為中國和世界兒童貢獻佳作

教鶴然：回顧近十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創作的發展歷程，你認為，中國本土原創兒童文學創作出現了什么重要的新變化和新現象？可以結合具體作品舉例說明。

嚴曉馳：近十年來，中國本土原創兒童文學逐步被重視，如葉廣芩、虹影、張煒等純文學作家跨界創作，本土原創圖畫書獎項和作品層出不窮，分級閱讀的理念也逐步推廣，兒童文學創作與閱讀的關聯日益緊密。在此過程中，少數民族原創兒童文學作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民族性與世界性的融合是當下原創民族文學的急迫工作。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共生共榮的國家，關于少數民族兒童生活的原創作品近些年正在增加。其中關于自然文學和動物文學的作品居多，如“中國當代少數民族兒童文學原創書系”中很多篇目都與自然相關，包含瑤族作家陳茂智的《虎牙項圈》、納西族作家蔡曉齡的《飛呀，古鷺塢》等，蒙古族作家黑鶴更是成為新一代動物小說的領軍人物之一。關于少數民族傳統故事的圖畫書也在近十年不斷出現，如《中國民族節日風俗故事畫庫》系列等。許多圖畫書介紹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如土家族的《舞龍燈的傳說》、壯族的《一幅壯錦》、苗族的《獵人果列》等。而關于當下少數民族少年兒童現實生活的作品數量還有待加強，尤其在多民族融合環境中各民族兒童生活的特色有待突顯。

少數民族原創作品的興起更好地挖掘了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的素材，為兒童文學創作的總體發展注入了活力，少數民族兒童文學中傳遞和弘揚了真善美等人類發展的共同命題，有利于構建多民族和諧統一的國家共同體。

涂明求：我最關注的中國兒童文學新變化是成人文學作家“跨界”創作兒童文學這一現象。據我有限的視野，其中較有影響力的有張煒、趙麗宏、葉廣芩、梁曉聲、藍藍、馬原、虹影、畢飛宇、孫惠芬、鮑爾吉·原野等人。作家“跨界”創作的動機、緣由較為復雜，不排除有些人是受了兒童文學市場“火熱”的吸引，可能還有人純屬于“玩票”性質，但更多作家要么為自己的孩子而寫，要么把創作兒童文學作為自己的一個夙愿、一份情懷，甚至是一種使命擔當。在這方面作家張煒的一段話頗具代表性，他說：“兒童文學寫作者一直是我欽佩和敬重的人。比起數字時代渾濁的文風，堅守著兒童文學自己的童心與詩心，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業。我愿意投入這個事業，不是從現在開始，而是一直向往著，并一直走下去。”

總體而言，我認為成人文學作家“跨界”創作兒童文學是好事，這么多成熟的、優秀的成人文學作家被吸引過來，兒童文學的魅力和重要性不證自明，而詩人、作家們所帶來的成熟、豐饒、各具特色的寫作經驗，別樣的人生思考、美學體悟，有助于提升兒童文學的廣度、深度、表現力。對于既有的兒童文學范式是豐富、補充也是刺激與沖擊，會帶來更多的可能，是對兒童文學疆域的拓展延伸，最終受益的是廣大的孩子們。這樣的“跨界”“兼職”，多多益善。而且誰敢斷言，若干年內，不會出現《小王子》《夏洛的網》《小銀和我》這樣的傳世兒童文學經典呢？要知道，這些經典原本也都是“跨界”之作。

黃 凱：原創圖畫書的蓬勃發展，是近十年中國兒童文學最具活力的創作現象之一。這一現象與新世紀以來家庭、學校、社會對兒童閱讀的重視和倡導相關聯，與教育、出版等市場培育相互促進，也契合讀圖時代的閱讀方式調整。在經歷了學習借鑒域外資源后，本土原創圖畫書邁向“量大質優”的階段，出現了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佳作。

與兒童文學其他文類相比，原創圖畫書的創作群體更加多元。既有兒童文學作品的圖像化演繹，也有成人作家的跨界嘗試，不僅資深畫家新作迭出，而且涌現出眾多的青年作家畫家，在表現傳統內容和技法、貼近當下兒童和時代上，很好地凸顯了本土特色。王祖民的《六十六頭牛》改編自童謠；于虹呈的《盤中餐》以二十四節氣為線索展現農耕文明，各民族的傳說故事、節令風俗等是其重要的取材來源。水墨、剪紙、國畫等傳統藝術表現手法也多次出現，故事內核和藝術特質都具有濃郁的中國味道。表現城市新移民的《翼娃子》、關注人與自然關系的《喜鵲窩》，以及其他描繪家庭生活、追問“爸爸去哪兒”、講述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成就、歌頌時代楷模等的作品，共同體現出原創圖畫書與時代同頻共振的發展特點。黑瞇的《辮子》、朱成梁的《別讓太陽掉下來》、烏貓的《雪英奶奶的故事》《一枚銅幣》先后榮獲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圖雙年獎（BIB)金蘋果獎，展現了原創的實績。

江 雪：我認為，近十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的新變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中國兒童文學創作題材與主題主要側重于回到歷史現場尋求童年成長的責任感，以及面向現實捕捉時代變化中的童年經驗。前者多表現為歷史的童年成長書寫，例如集中表現抗戰中兒童的生活與抵抗的作品，或者是將歷史與地域文化習俗、藝術傳承相結合，表現藝術傳承中兒童成長的責任意識。長少社的“烽火燎原原創少年小說”系列作品中，汪玥含《大地歌聲》將兒童成長、抗日戰爭信息傳遞與淮劇藝術結合，將歷史、藝術與成長責任融為一體，集中表現回到歷史現場的童年成長的書寫路徑。后者多關注到時代技術、社會熱點更迭下兒童成長的情感和人際關系需求，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童年困境與童年體驗。如遲慧《藏起來的男孩》中涉及兒童如何在“網紅經濟”中重新尋回童年“天真”；黃蓓佳《奔跑的岱二牛》和李學斌《龍抬頭，豬會飛》都將關注點放到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兒童生活與經驗的表達，前者表現的是農家樂經濟中農村兒童的質樸堅持，后者全景呈現了城鎮化過程中兒童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精神轉折。

其二，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在國際上獲獎相對頻繁且集中，“走出去”的影響力明顯擴大。2012年后，中國兒童文學作品較為集中頻繁地獲得國際知名大獎。2016年，曹文軒成為中國首位獲得國際安徒生獎的作家，被視為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同時，以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獎項為例，中國作家、插畫家的作品相繼獲得該獎項的金蘋果獎，彰顯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原創水平和傳播成果。

其三，文學獎項對兒童文學創作的帶動力明顯提升。國內的兒童文學獎項有力地吸引并推出了年輕的兒童文學作家，評選出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并促進了兒童文學分文體創作的繁榮。例如“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和“周莊杯”全國兒童文學短篇小說大賽，分別助力十余年來幻想類文學作品和短篇小說的創作。前者推出了馬傳思、龍向梅等幻想類兒童文學新作家，后者評選出的不少短篇小說成為作家們的代表作，例如小河丁丁的《愛喝糊糧酒的倔老頭》等。

除此之外，兒童詩歌借助新媒介影響力回到大眾視野、跨界創作中“童話”文體選擇、本土原創圖畫書中年輕作者突出、兒童小說和童話轉化為兒童劇的實踐、兒童文學的書寫禁忌等都是近十年來非常重要的現象和話題。

批評的張力與理論的自覺

教鶴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評論持續發展，進入新時代以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評論具備了怎樣的新質和特質？

周博文：就兒童文學研究來看，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兒童文學理論與敘事的自覺。兒童文學研究從依賴、借鑒西方的文本資源與理論圖式，向根植本土、嘗試發現和開掘中國兒童文學豐富的文本內涵與文化精神轉變。

近十年的兒童文學研究全景式地展現了中國兒童文學過去與當下的發展狀況，勾勒出兒童文學較為清晰的歷史面貌與可能的未來圖景。王泉根完成了《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的編撰工作，系統呈現了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脈絡和功績。陳暉推出《中國圖畫書創作的理論與實踐》，從理論和作品兩個層面展現中國圖畫書創作的軌跡、風貌，直面原創圖畫書的成績與問題，探索發展與突破的路徑。李利芳的《走向世界的中國童年精神》從中國兒童文學的評價標準、學科建設、作品探討等多個維度，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整體發展做了系統闡述與總結。崔昕平的《中國童書出版紀事》從童書出版的角度，以紀事體的形式，較為全面地梳理與呈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童書出版的過程。此外，作家出版社“中國兒童文學博士文庫”系列叢書、少年兒童出版社“新世紀兒童文學新論”叢書的推出，體現出學界和出版界對挖掘與培養兒童文學專業人才的重視，新的青年學者注重將中國兒童文學作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對象與資源，闡釋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內涵，張揚中國兒童文學的精神氣質，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這些專著的問世，對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與研究都將帶來積極的啟發與有益的借鑒。

江 雪：進入新時代后，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評論更強調與時代同行，更關注本土化的理論概念和批評語境。

首先，兒童文學理論概念的提出與兒童文學創作更加緊密，能夠及時指導文學創作。例如，“中國式童年”的概念提出源于兒童文學表現本土童年的創作需求。2013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的年會主題定為“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式童年”，以此概念探討本土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兒童的童年生活與精神。又如，王泉根提出抗戰兒童文學書寫的三種模式——“零距離”接觸、“近距離”觀照和“遠距離”反思。

其次，兒童文學批評強調面向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現象，例如方衛平針對本土鄉村兒童題材書寫時所提出的準確性問題與班馬、彭斯遠批評當下兒童詩寫作的“口水話”“散漫”等問題。

最后，近十年來對兒童文學與其現代本土生成的歷史探討仍是熱點。自朱自強在90年代末提出兒童文學與“現代”概念以來，探討兒童文學在晚清和現代時期的發生、發展史成為兒童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以兒童文學方向的博士論文為例，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李利芳、談鳳霞、杜傳坤、王蕾、許軍娥、張建青等學者專注于相關研究。而近十余年，張梅、劉汝蘭、李紅葉、黎亮、趙燕、黃貴珍等學者的博士論文亦與之相關。近十余年這些博士論文討論現代兒童文學生成前后的歷史，更關注時代語境中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所呈現的兒童文學本土化生成的過程。此外，近十余年來基于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兒童成長性的出發點，張國龍對“兒童本位”兒童觀的反思并提出成長小說“中間地帶”、李利芳提出的兒童文學價值論和吳翔宇提出的兒童文學“一體化”研究都顯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本土創作、時代話語的緊密貼合。

青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未來與希望

教鶴然：中國兒童文學創作和理論評論的隊伍建設情況如何，青年兒童文學工作者的優勢在哪些方面？

黃 凱：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整體上兒童文學的隊伍在不斷壯大，這不僅是指專門從事創作和評論的人員，也包括擁有專業素養的編輯出版團隊、教育工作者、閱讀推廣者、家長等。創作群、出版群、研究群、推廣群、讀者群的發展和專業提升，共同營造了兒童文學的良好生態圈。

青年工作者大多是科班出身，有的畢業于創意寫作或美術設計專業，有的重回作家班進行專業提升，有的就職于高校，擁有創作者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這都為其創作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專業基礎。還有不少人求學海外，如《走出森林的小紅帽》的圖文作者韓煦畢業于意大利博洛尼亞美術學院，《不要和糯米團捉迷藏》的文字作者孔陽新照就讀于日本白百合女子大學兒童文學專業等。

開闊的國際視野為她們的創作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但囿于市場壓力，青年作家的作品出版發行之路并非一帆風順，與其他專業相比，兒童文學研究者的學術空間也相對局促，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和平臺照亮這些人。

涂明求：雖不敢以兒童文學研究者自居，但真的特別愿意談談這個話題。我由衷地覺得，青年兒童文學研究者的優勢在于更有銳氣，更少成見和城府，更具開拓精神，他們是兒童文學理論界的希望之光。說到這，我想稍稍岔開一點話題，談談前段時間數學教材插圖事件的漣漪效應。首先對這件事的處理，我堅決支持，它的來龍去脈，大家都清楚，無須贅述。我想陳述的是另一個事實，即在后期，有人刻意帶偏節奏，將問題泛化、擴大化，甚至波及整個童書界、少兒報刊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兒童文學評論界的失語狀態是值得我們反思的。當然，兒童文學理論界有底氣，沉得住氣，是相信真金不怕火煉，但作為專業研究者的我們，有能力、有義務，更應有勇氣，及時站出來，擺事實、講道理，為不明就里的公眾做必要的、專業的、經得起考量的解惑釋疑。我們要把不明不白的講明白，把被誤解曲解的還原其本來面目，把學術的問題還給學術，齊心協力地營造并維護一個正常、清朗、富有生機的批評生態，而不是放棄批評權，任由個別人帶偏節奏，任由某些不管出處和語境，肆意割裂、截取作家作品的片言只語并將其扭曲、放大，乃至張冠李戴。在這種時候，我以為，青年兒童文學工作者就應有膽、有識、有作為，一馬當先、率先垂范，雖然人微言輕，但需要“青年有我”的生機與姿態。

推崇經典與嘗試突破，堅持原創與碰撞跨界

教鶴然：請結合個人的閱讀體驗與研究經驗，談一談你認為十年來兒童文學最重要的關鍵詞是什么？

嚴曉馳：我認為，十年間中國兒童文學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是“經典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提出了“四個自信”，針對十八大提出的“三個自信”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意味著弘揚中國特色文化傳統，創造適合中國兒童閱讀的經典作品。因此，經典化也是民族化的過程。

兒童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主要包含兩個層面。其一，國內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得以大量重印，國外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也隨之被積極引進。如“百年百篇中國兒童文學經典文叢”“國際大獎小說”等叢書持續推出，《開明國語課本》等老課本也再度進入到讀者視野中，自魯迅、冰心、葉圣陶等作家所創作的經典兒童文學作品再度熱銷。其二，當下許多原創兒童文學作品正進入被“經典化”的過程。近十年來原創類獎項不斷涌現，為新近兒童文學創作正名，如信誼圖畫書獎、“讀友杯”全國短篇兒童文學獎、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青銅葵花獎、接力杯金波幼兒文學獎等。同時，相關批評的興盛也促進了原創兒童文學發展。學者們在西方理論應用和中國創作實踐的融合中積極尋求平衡，為中國兒童文學經典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經典化是原創兒童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經之路。隨著新媒介的崛起，兒童文學的傳播途徑更加廣泛，文本的選擇與推廣因而更注重代表性。此外，中國兒童文學的經典化還需要經受市場、時間和讀者等多方檢驗，任重而道遠。

黃 凱：我認為是“跨界”，它表現為邊界的模糊和融合，也體現在觀點的碰撞和文化的交流。

首先是兒童與成人邊界的模糊。對兒童的形象塑造和生活表現趨于立體，在教育性和娛樂性之外，也關注成長中的煩惱苦悶。一些現實話題不僅在青少年小說中有所觀照，童年文學和圖畫書作品也對其有所思考，體現了兒童觀的更新。作家的深度創作，使文本具有了豐富的解讀空間，“童年消逝”和“青春期延宕”的時代特點使兒童文學延展了讀者群體。其次是文本形態的多媒介融合。文字、圖像、聲音等結合，如圖畫書的發展、聽書軟件的使用、作品的影視化改編，使得兒童接觸的作品不僅停留在紙面上，還可能出現在電視、手機、平板、大屏幕、電話手表等當中。

兒童文學的創作吸納了多種力量，如兒童文學作家的多文體嘗試、成人文學作家的跨界等，兒童文學的研究也涉及了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出版、哲學、歷史等多個學科。正是多種觀念的碰撞，使得相關話題的討論具有廣泛的社會關注度，這對兒童文學的創作研究而言，是機遇也是挑戰。從積極到國外參會到籌辦國際童書展、國際兒童文學獎，跨文化的交流更加廣泛深入。早年的版權引進是對外國兒童文學經典的盤點，現在很快就能同步出版信息，中國兒童文學的海外傳播也探索了組織翻譯、中外作家聯合創作等多種形式，向世界展現中國兒童文學當下的創作面貌。

周博文：關鍵詞是“突破”。從十年的兒童文學創作來看，作品的精品化程度越來越高，在題材、體裁、敘事及內容等多方面都有所突破。不論是涉足兒童文學創作的成人文學作家，還是長期深耕兒童文學的專業兒童文學作家，抑或是初出茅廬的兒童文學創作新秀，大家都致力于創作貼近時代、貼近兒童、文質兼美、故事優良的文本。兒童文學創作所涉及的題材和領域，早已不局限于作家的童年經歷、童年想象，而是更多地去反映當下真實的童年生活狀貌，直面兒童可能面臨的與成人一樣的煩惱與困境。成人書寫與兒童實際生活之間的隔閡在縮小，作家們潛心傾聽、真誠寫作，致力于還原真實生活中的兒童形象。

兒童文學的題材禁忌也在逐步松動或打破，成人作家越來越認識到，隨著童年的急劇變化，當下的童年生活圖景正受到電子媒介無處不在的影響，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復雜、廣闊、豐富的面向。兒童也許不再是成人想象或追憶中單純、天真的化身，作家們更傾向以“人”的角度去對待和觀照兒童本身。在兒童身上可以照見人性的美丑善惡，他們與成人一樣，也會面對歡笑與悲傷、掙扎與妥協、逆境與順境。通過對這些作品進行閱讀，讀者能夠了解到當下豐富、真實、全面的兒童生活情狀與童年景況。

江 雪：我認為是“中國式童年”。這個詞在2013年被正式提出，呼應的是進入21世紀后中國兒童文學快速發展的狀貌及本土身份表達的迫切性。中國式童年關注的不僅僅是關于中國兒童和中國文化元素的題材，更強調表現在時代中成長的中國兒童的精神生命與文化價值，強調對時代中國的童年藝術追求。這是文學本土化表達的自然訴求，也是一種藝術審美價值的核心確認。

縱覽近十余年的原創兒童文學及其中獲獎的部分優秀之作，所關注的多是如何表現中國的、民族的、兒童的命題。例如劉緒源在第六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中指出的過分注重符號化的、民族特色的創作問題，其背后正是創作者對如何表現中國兒童的童年生活與精神的嘗試。

中國式童年強調中國兒童文學要看見中國的兒童和中國兒童在當下所遭遇的現實生活與精神文化。無論是表現兒童生活細節、思維，還是表達兒童生命價值思考的作品，對中國式童年概念的闡釋都強調對兒童在現實生活、精神成長中的關注，強調其作為中國兒童文化精神生命的呈現。例如葉廣芩《耗子大爺起晚了》講述的是上世紀50年代的童年故事，但打動了當下的讀者，聯通了不同時代的兒童。作品表現童年孤單但快樂、不斷探索發現的時光，展現了物質匱乏年代積極的童年力量。它跨越時空，與當下的讀者在童年情感和童年個性上實現共通，于地域文化中建立童年文化傳承的記憶。這表現出，美好的童年是不同時代人共通的情感體驗，構成文化傳承的記憶。

讓兒童文學的批評與創作互促互進

教鶴然：你認為，中國兒童文學發展至今，有什么亟待關注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周博文：在理論研究領域，中國兒童文學可能缺乏百科全書式的兒童文學理論工具書。在麥吉爾大學訪學時，我發現英文兒童文學界很注重基礎理論的全面、系統、清晰的闡釋，不論是《國際兒童文學百科全書》還是《兒童與書》《兒童與文學》等，都是過百萬字或近百萬字的大部頭、全方位、全景式的兒童文學理論工具書。這些論著全面系統地對兒童文學的歷史沿革、現狀、類別、體裁、題材、作家作品、出版傳播、讀者接受、產業等各個環節及相關話題做深入闡釋，并且每本論著每隔一段時期就會更新版本，以跟進時代發展、童年文化及兒童文學理論范式與創作風潮的變遷。

中國兒童文學正是缺乏這種百科全書式的理論工具書，讓兒童文學相關研究者、從業者、愛好者通過閱讀，不僅可以全面系統地了解兒童文學的整體風貌，也可細致把握兒童文學生產傳播各個環節、兒童文學各個題材類別的特征特點。這種百科全書式理論工具書的書寫，需要老中青三代兒童文學學者、不同高校科研單位兒童文學研究者以及童書出版界和兒童文學作家的通力合作，也需要撰寫者對兒童文學有客觀的、專業的、豐富的認識，更需要有挑大梁、干大事的決心與持之以恒的毅力，來推動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取得更大完善與突破。

嚴曉馳：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每個階段都有與之相對應的重要問題。王泉根在《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三次轉型與五代作家》中將中國兒童文學的重要轉型概括為五四時期、30年代以及新時期三個階段。不同時代的兒童文學作品會產生相應的代際差異，差異的形成主要與每一代少年兒童的具體生活體驗相關。因而，我們的兒童文學創作要有“現場感”，要能夠凝練提升目下少年兒童在生活中的具體經驗，并從中生發出意義和價值。

正如略薩在《普林斯頓文學課》指出的那樣，“很多文學作品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它所描寫的事物和讀者的生活經驗相差太大。文學必須描寫鮮活的世界。”文學的“現場感”能夠為作品帶來強大的生命力，這是一種鮮活的力量，它讓藝術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在少年兒童心目中也是如此。我們需要一批描寫當下兒童生活的，且以比較切近的姿態來進行的原創作品。與此同時，還要平衡好“現場感”與“經典化”的關系。“現場感”側重于文學時代性的表述，而“經典化”則致力于表現超越時代特性的人文精神，這種平衡有賴于兒童文學批評的及時介入。

涂明求：觀察此類問題，我有一條基準線，就是看是否有利于孩子。兒童文學亟待關注和解決的問題著實不少，我最想探討的是怎樣提升中小學基礎教育中兒童文學效度的問題。如何才能讓我們的兒童文學，在中小學語文教育中釋放并煥發它固有的詩意和感動、自由與靈動？我并沒有“標準答案”，但仍鄭重地提出這一問題，就教于方家，我認為，這是一個關系到把語文教“死”教“活”的問題，甚至于是一個關系到把孩子往“死”里帶還是向“活”處領的問題。

江 雪：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需要融入更多的思考。這不僅意味著作家如何巧妙構思作品，更要將有價值的問題、人生、經驗融入故事中，引導兒童在閱讀中理解自我和世界。如何將有深度的思考與有趣的創作融入，是兒童文學創作者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