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6年，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此獎的作家。一時間，兒童文學及其相關國際獎項的信息引來業內外人士廣泛關注。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是中國兒童文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宣告著中國兒童文學對外交流和藝術水平達到一個新階段。以此為契機觀察，中國兒童文學進入2010年后頻繁在國際獎項中獲獎。以中國兒童文學作品獲獎次數較多的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獎項為例，郁蓉與白冰合作的《云朵一樣的八哥》（2013）、黑瞇的《辮子》（2015）、朱成梁與郭振媛合作的《別讓太陽掉下來》（2019）、烏貓和周逸芬合作的《雪英奶奶的故事》（2021）相繼獲得該獎項的金蘋果獎。而此前，中國僅有蔡皋的《荒園狐精》（1993）、林海音與張世明合作的《寓言（三）》（1995）曾獲得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金蘋果獎；鄔建華與徐華合作的《神女峰》獲得1989年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榮譽提名獎，以及顏一煙創作、杜滋齡繪畫的《鹽丁兒》獲得1985年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出版社榮譽提名獎。同時，這一時期，國內較為重要的兒童文學獎項面貌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評獎、獲獎對中國兒童文學而言，不僅意味著是對某個作家或作品的肯定評價，更重要的是對整個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進行肯定性總結，達到促進和激勵作用。王泉根認為，“文學評獎是檢閱實績、標榜突破、扶掖新秀、發布新說、促進原創的重要舉措”[1]。因此，觀察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在國內外獲獎的情況，對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建構藝術審美特征，最終完成合法身份建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自行譯介到多維度國際化的中國兒童文學

方衛平和趙霞在討論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的意義時曾指出：“這些年來，身處‘黃金時代’的中國兒童文學始終懷著‘走出去’的焦慮，這是一種平衡域外影響的焦慮，也是一種自我藝術身份的焦慮?！盵2]266這里指出的“走出去”成為當前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方向。這種“走出去”的焦慮也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動力?！白叱鋈ァ辈粌H是中國兒童文學的版權輸出，還關乎中國兒童文學的原創實績、藝術評價與文化影響等問題。

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在出版上已經實現了從依賴進口兒童文學作品到開發原創兒童文學作品的轉變，“原創大于引進的格局已經形成”[3]，“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童書出版大國，也已成為兒童文學的創作大國”[4]。蔚為可觀的兒童文學市場和數量可觀的原創作品為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國門、進入全球閱讀視野、參與國際評獎提供了基礎。近年來頻頻獲獎的中國兒童文學又展示了其“走出去”時多維度國際化的發展特點。

實際上，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國門并非近幾年的事情。新中國成立初期，外文出版社譯介了多種中國兒童文學作品。1955年，外文出版社將一批優秀的兒童讀物翻譯成近20種外國語言文字出版，“其中包括葉圣陶的童話、徐光耀的小說、豐子愷的兒童畫以及許多民間故事”[5]。長時間以來，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形式主要是國內出版社選取經典兒童文學作品，進行自主譯介。甚至進入20世紀80年代，這種形式依然占據較為重要的位置。1984—1987年，外文出版社陸續出版了34集彩色插畫圖書“美猴王叢書”，翻譯成英、法、德、西、日、孟加拉、泰、印地、阿拉伯9種語言文字，規模較大。以叢書法文版的《孫悟空出世》（La naissance de Sun Wukong）為例，法國亞馬遜上雖然顯示了該書，但沒有購買和評論記錄。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的官網和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圖書館聯機書目數據庫中搜索《孫悟空出世》（La naissance de Sun Wukong），顯示資料數據為0。此外，官方文化活動中的兒童文學交流也是“走出去”的形式之一。從閱讀接受維度來看，這種活動多為零星化狀態。例如，老舍的兒童劇《寶船》曾在日本東京大田區的禮堂上演。冰心在散文中記載，這部兒童劇1963年在日本上演，日本小觀眾十分興奮。[6]由此可見，在早期國內出版社的自行譯介中，大部分作品缺少實際的廣大受眾和反饋，海外影響力較弱；文化交流活動的影響也較為有限。對中國兒童文學而言，翻譯成外文并出版的對外傳播方式，實際上只完成了形式上的走出去，缺少深入的文化交流和深遠的文化影響。

20世紀80年代及之后，出版社自行譯介的“走出去”方式有了一定的改變，中國兒童文學逐漸從生產創作、組織宣傳、閱讀接受、藝術評價等維度全面發力，鑄就了近20年來兒童文學的黃金時代，為近年來在國際知名獎項中頻繁獲獎奠定了基礎。

首先，創作方面的跨國合作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全球化、深度交流的重要表現。進入21世紀，國內外作家的聯合創作從文化表達、文化理解與文學傳播方面促進了兒童文學的國際化。在21世紀之前，中國兒童文學作品主要是個別經典作品傳到國外，個別優秀之作會吸引國外創作者再度創編，但國內知之甚少。例如，日本引進《蘿卜回來了》（方軼群/嚴個凡）后，村山知義重新設計圖畫書《蘿卜回來了》。據王志庚統計，《蘿卜回來了》“在國內外先后出版了40多種重畫本、改編本和翻譯本”[7]；各國畫者在進行圖畫創作時根據本國文化習慣和個人經驗進行了改編、重繪。與之相比，21世紀后中國兒童文學跨國合作展現如下特點：原創合作者在同一時代；跨國合作更頻繁，且多是出版社邀約；跨國合作的作品在國際獎項中的獲獎次數，以及在國內的出版數量相對而言更多。當前兒童文學的跨國合作主要以圖畫書為主。例如，曹文軒和韓國蘇西·李（Suzy Lee）合作的圖畫書《雨露麻》獲得了2021年博洛尼亞國際兒童書展最佳童書獎“虛構類特別提名獎”。除此之外，曹文軒還多次和巴西著名插畫家羅杰·米羅（Roger Mello）合作。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在2020年為梅子涵和俄羅斯伊戈爾·奧列伊尼科夫（Igor Oleynikov）合作的《下雪天的聲音》頒發了年度圖書獎（繪本），肯定二人的合作成績。方素珍、薛濤、張之路、金波、秦文君、孫晴峰、戴蕓等多位中國兒童文學作家都曾在近十年和國外插畫家合作，完成原創圖畫書，其中不少斬獲獎項。原創圖畫書合作的過程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過程，又有助于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知名的插畫家在和中國兒童文學作家合作后，也會將合作作品推薦到自己所在國家，成為中國圖畫書走出去的另一條路。

其次，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兒童文學通過參與國際童書展和國際童書組織，召開國際會議，積極對外宣傳中國兒童文學的整體面貌。1980年，我國組團參加了第十七屆博洛尼亞國際兒童書展；1986年，我國正式宣布加入國際兒童讀物聯盟（IBBY）；同年，兒童文學作家黃慶云出席了在美國紐約召開的國際筆會第四十八屆大會，并主持了兒童文學小組的討論，介紹了中國兒童文學概況；1990年，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中國分會（CBBY）在北京成立；1995年，上海舉辦了第三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最令中國兒童文學界振奮的是2006年在中國澳門舉辦的第三十屆國際兒童讀物聯盟世界大會。這是中國兒童文學首次大規模在世界兒童文學面前亮相。主要參與者之一的王泉根在《中國兒童文學30年》中激動又深情地記錄下這次大會的盛況。此后，中國兒童文學以更積極的姿態活躍在世界兒童文學各種組織、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2016年，張明舟當選IBBY副主席，成為IBBY歷史上第一位擔任副主席的中國人；同年，學者吳青被吸納進國際安徒生獎評委會；2018年，張明舟獲選IBBY主席。此外，近年來中國舉辦的國際童書展、插畫展等活動影響較大。2013年，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創辦；2018年，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首次設立北京國際童書展。南北兩大童書展為兒童文學提供了更大的展示平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正是一批又一批關心中國兒童和兒童文學的人士長期參與，組織國際書展、國際讀物聯盟、會議等活動，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以多樣化形式走向世界，起到了良好的宣傳推廣效果。正如王泉根指出：“中國兒童文學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須融入世界兒童文學的交流大平臺，通過交流互相認識、了解、溝通、對話，從而達成共識?！盵8]

再次，近20年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也給中國兒童文學國際化帶來了聆聽世界普通讀者聲音的可能。在傳統專業書評、圖書展覽、會議交流、獎項評定之外，圖書網站的有效讀者評論有助于國內的創作者、出版社以及兒童文學研究者獲得更直接的交流信息，觀察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的閱讀接受狀態。以獲得《紐約時報》2011年度最佳兒童圖畫書的《團圓》（朱麗瓊/文、朱成梁/圖）和《獨生小孩》（郭婧/文圖）為例，兩本書分別于2013年、2015年在美國出版。查閱美國亞馬遜網站，《團圓》有4.5的評分和41條有效評論，《獨生小孩》有4.6的評分和89條評論。評論中大部分提及閱讀圖書時的情感觸動：《團圓》的評論中“感動”和“偉大”是較常出現的關鍵詞；《獨生小孩》的評論中“奇妙”和“無聲的”是常出現的關鍵詞。評論建立在對文本理解的基礎上，展現了大部分國外普通讀者讀懂了極具中國時代背景特色的圖畫書的狀態。從互聯網平臺獲得的評論信息能夠觸及世界各地讀者的真實閱讀感受、體會，成為中國文化與中國兒童文學走入世界讀者的精神世界的窗口。

最后，近年來部分國內獎項的設立、評比范圍的變化呈現出中國兒童文學面向世界的自信心。例如，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要為推動全中國乃至世界兒童文學的發展做出貢獻。從評獎結果來看，面向全球的評獎主要是年度圖書獎（繪本）和特殊貢獻獎、年度作家獎。截止到第七屆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年度圖書獎（繪本）中來自英國、葡萄牙、美國、法國、加拿大、波蘭、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作品有18本，占年度圖書獎（繪本）獲獎作品的51%，展現了廣闊的全球視野。特殊貢獻獎面向全球獎勵那些在介紹中國、推廣中華文化和中國出版物中有突出貢獻的人士，如第一屆獲獎者是加拿大帕奇·亞當娜（Patricia Aldana）。從參與國際兒童文學評獎到國內兒童文學面向國際進行評獎，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項不僅推動中國兒童文學作品在國際舞臺上進行展示，還以評獎提升國際兒童文學作品（繪本）在中國市場知名度、權威性的方式，獲得了國際話語權，展現以中國兒童審美、中國兒童文學藝術標準為中心的評判權利。這見證著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道路不再只是以外國的兒童文學審美評價為中心，而是試圖在世界兒童文學場中占據藝術評價的空間位置。同時，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幾度變遷，也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的縮影。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源自1981年由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捐款設立的兒童文學園丁獎，1988年更名為陳伯吹兒童文學獎，2014年更名為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評獎范圍由評選在上海地區發表、出版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到面向全國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最后面向國際。這既是視野的擴大，也是新中國兒童文學幾十年奮斗走向國際的自信心的發展。除此之外，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臺灣信誼幼兒文學獎和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都體現出面向國際的特征。這3個獎項都以華文（中文）為標準，超越了地域空間限制，擴展了語言空間，面向全球，激勵原創。評獎意味著建立某種文學的標準并對作品進行評價，具有權威性。國內兒童文學獎項面向全球制定評價標準并進行評價，正展現著中國兒童文學積極融入全球評價機制、爭奪世界兒童文學的評價話語權。這意味著以中國兒童文學的審美作為評價標準和機制的表達，將成為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核心方向。

從最初主要以官方友好交流、出版社自行譯介的版權輸出形式，到多年發展中形成的從創作、組織宣傳、閱讀接受、評價等多維度的國際化，中國兒童文學正以開闊的視野、深度的合作走向世界讀者，實現自信交流。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切的前提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及對外傳播的政策支持。

二、中國式童年：評獎之中的核心審美藝術建構

什么樣的中國兒童文學能獲獎？什么樣的兒童文學作品能代表中國兒童文學？這些問題成為“走出去”對外交流中亟待解決的問題。這隱藏著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核心審美藝術標準的討論，以及藝術身份獨特性的追求。

童年書寫的誤區與中國式童年的呼喚

縱觀曾獲得國際獎項的中國兒童文學作品，大部分具有強烈、典型的中國元素符號。遠看1985年獲得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出版社榮譽提名獎的《鹽丁兒》（顏一煙、杜滋齡），描寫了清朝沒落貴族家庭千金脫離封建專制，成長為無產階級戰士的故事。這是一個時代中國的寫照。近看2015年中國第一部獲得博洛尼亞國際兒童書展最佳童書獎的無字圖畫書《北京游》（孫心瑜），直接把央視大樓、鳥巢、胡同、四合院等北京新舊標志性建筑放到畫面中，利用建筑構成了中國空間。2016年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認為自己最終突圍而出是源于“筆下人物的童年生活是中國所特有的，具有濃郁的中國味道”[9]。這中國味道可以簡單歸納為曹文軒創作中蘇北水鄉風情優美的地域文化和具有歷史背景的鄉土人情，詩意雋永。這些獲獎作品的特征無不指向一個方向：中國的，中國獨特的童年表達。

當帶有中國元素、符號的作品頻頻在國際兒童文學獎項中獲獎，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曾無意間走向一條極力表達中國、突出中國符號的道路。圖畫書《團圓》獲得《紐約時報》2011年度最佳兒童圖畫書的消息傳回國內時，整個兒童文學界非常振奮。在這之前，中國兒童文學作品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未在知名國際兒童文學獎項中獲獎了。作為一本圖畫書，它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心理。此后，圖畫書領域涌現出許多以中國民族習俗、民族技藝為表現對象或表現手法的作品。這些元素無不強烈地彰顯著作品的中國身份。這是否就是中國獨特的童年表達呢？這些作品是否有力沖擊了各大獎項，獲得了評價維度的肯定呢？確實，民族的、傳統的藝術形式在表達中國兒童文學的中國身份時有很強的辨識性，也具有強烈的藝術風格。例如，融入剪紙藝術的《云朵一樣的八哥》時隔多年后斬獲了中國在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上的金蘋果獎。但以民族傳統形式定位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審美標準，并沒有真正觸及中國兒童文學審美藝術的內核，還停留在民族的、中國符號的表面形式上。劉緒源2013年參與第三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獎后，指出當時的圖畫書“有些懷舊、民俗的題材與兒童審美的距離甚遠，但作者往往熱衷于此，原因就是它們在藝術表現上更得心應手，也更易畫出民族特色”[10]。他一針見血指出當時原創圖畫書領域以民俗的中國文化符號來表達，卻甚少考慮兒童的審美和兒童心理經驗。由此可見，中國兒童文學審美藝術在謀求國際獎項的過程中，一度進入只表現中國符號元素的誤區，而非表現中國兒童、中國童年。這個現象在第六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評獎上依舊被作為一個重要問題提出來。評委指出：“許多作品以傳統民族文化為題材，或取材自懷舊的童年回憶，但手法僵硬地復制舊材料或現實，易流于炫技或成人自娛……”[11]這些評論指出中國兒童文學審美藝術偏離的現象：為了尋求獨特的藝術身份與價值的表達，過分注重符號化的民族特色，忽略了“為兒童”這個基本問題或是忽略了真正中國兒童的生活與精神生命。

同樣，兒童小說中也存在著以民族傳統技藝、習俗和舊題材表現中國童年，忽略了童年本身存在的獨特性以及生活在中華文化、中國環境中真正的兒童。這仍是和近年來的評獎現象相關。近年來先后涌現不少關注鄉村兒童的題材或者關注歷史與兒童、民族文化與兒童的作品，深受好評，獲得了國內獎項的肯定。如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巴顏喀拉山的孩子》，將藏族的采鹽生活、放牧習俗、藏地的歌謠與兒童喜饒的視角相結合，展現出草原退化下牧民的生存困境、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故事和敘事、題材與兒童生活融合，呈現出一個有民族風情又有時代兒童特征的作品。當類似題材獲獎，就會出現創作的題材趨同。當前，不少作品極力表現民族、傳統技藝與兒童的題材。但大部分作品具體描述某種技藝、風俗，忽略了兒童的生活與民族技藝、風俗的聯系，以及童年的故事性；努力把兒童和大時代事件結合，但是故事中童年的人物與其文化背景、語言表達、性格塑造呈現割裂的狀態……正如方衛平曾指出，一些作者在寫作鄉村題材兒童小說時，對鄉村生活和鄉村兒童真實情態并不熟悉，“帶來一個寫作的準確性問題”[12]，缺少生活的質感和人物生命的真實性。這種寫作準確性問題恰恰反映出部分創作里中國符號取代了中國兒童的生活與精神生命的現象。

正如高洪波所說，“應該把最好的中國故事寫出來，把中國孩子最好玩、最調皮、最童真、最優秀的一面展示出來”[13]。中國兒童文學里中國的故事不只是特定的民族風俗、民族技藝，更重要的是有中國的孩子和中國孩子的真實生活。張國龍在討論中國新文學中少年兒童的形象與價值時指出，“21世紀以來，中國兒童文學通過‘講好中國故事’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現中國兒童的精神風采”[14]，強調中國兒童文學還要表現中國兒童的精神狀態，將創作與研究深入中國童年的精神層面。中國故事、中國兒童的生活、中國兒童的精神生命狀態共同構成了中國兒童文學的核心審美藝術體系，呼喚中國式童年書寫。中國式童年不僅寫中國孩子和中國文化元素的生活故事，更表現在時代成長中兒童的精神面貌、精神生命和生活心理、文化價值。

中國式童年視野中兩個評獎維度的實踐

事實上，中國式童年書寫的意識在中國兒童文學自覺時期就已經產生。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兒童文學理念與實踐，強調書寫現實中國，讓兒童認識現實中國。劉半農的兒童散文詩《餓》描述了動亂、匱乏年代中幼兒對生活世界、自我肉身體驗與精神狀態的表達，與早期模仿西方的兒童文學寫作迥然不同。而對中國式童年概念和命題的集中討論則是在2013年及之后。2013年年底，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把年會主題定為“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式童年”，此后不少評論家、作家、出版人都發文探討這一命題。崔昕平認為，中國式童年是“一個被出版熱倒逼產生的問題”[15]。這是源于進入21世紀后，中國兒童文學在市場上“熱度”頻起，成為一種文化經濟現象。因此，中國式童年的迫切提出是與國內兒童文學出版的現狀緊密相關的。與此同時，這一段時間正是中國兒童文學集中走向國際獎項，“走出去”的過程，更迫切地要求明確自身在世界兒童文學中的空間占位與獨特藝術價值。中國式童年書寫的藝術價值討論與審美藝術標準建構勢在必行。

近20年來，國內兒童文學獎項的設置與評比則為中國式童年書寫的藝術建構搭建了一個觀察平臺。國內各類兒童文學獎項頗多，主要是以作家協會、基金會、出版社、雜志社為主辦單位舉辦的獎項。這些獎項因其主要舉辦方身份和評獎傾向大致可分為官方與民間兩種類別。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和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以及中國原創圖畫書排行榜、青銅葵花兒童小說獎等獎項，具有較突出的官方色彩，在評獎中強調對兒童生活與歷史責任感、愛國情懷、人生價值、自然生命等價值表達與思索。例如，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小說中的7部作品，都以關懷現實或歷史的兒童生活去展現中國孩子童年生命中人與自然精神的救贖、時代脫貧攻堅中的成長、歷史童年的回望聯結等，呈現了中國兒童具有地域特色、時代特征的生活和充滿希望的精神生命。而以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信誼圖畫書獎（南京）、信誼幼兒文學獎（臺灣）等為代表的民間色彩較重的兒童文學獎項，一方面致力于鼓勵中國兒童文學原創，促進中國兒童文學的圖畫書和幻想文學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商業因素的進入和運作，更強調表現豐富活潑、輕松愉快的童年狀態。這一類兒童文學獎項傾向于作品對兒童生活和思維的呈現，抓住兒童生活細節去表現童年生命的純真、冒險和質樸。例如，獲得第六屆豐子愷圖畫書獎首獎的圖畫書《外婆家的馬》（謝華、黃麗）描寫幼兒暑假去外婆家玩，強調童年生活中親子關系的詮釋和童年想象的體驗。它細膩地表達了祖孫之間亦真亦幻、包容自由的關系。由此，兩類獎項從兩個維度共同搭建了中國式童年的書寫空間，從中國兒童具體的生活細節、社會關系、兒童思維特點的維度和中國兒童精神成長中的家國天下、人生意義與責任、存在思索的維度，共同構筑了中國兒童生命成長的全童年圖景。

中國式童年的核心命題——現實主義精神關懷

無論是關注兒童生活細節、思維表達維度的兒童文學獎項還是青睞時代、社會廣闊視角下兒童生命價值引領維度的兒童文學獎項，二者整體傾向上都強調作品對真實兒童和真實成長的關注。例如，第七屆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中獲得“鉆石鯨”的作品《手機里的孩子》（周昕），針對當下中國社會父母沉溺手機疏于與兒童交流的現象，創造了手機里的奇幻冒險，表現兒童對父母陪伴的渴望。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2020年度圖書獎（文字）的獲獎作品《奔跑的岱二?！罚S蓓佳），在轟轟烈烈的新農村建設中塑造了在鄉村價值與城市商品經濟博弈中樂觀積極的兒童岱二牛，鮮活地表現了大時代背景下兒童與他們面臨鄉村變化時迎難而上、活潑樂觀的理想主義生命狀態。處于構建中國式童年書寫任一維度的評獎作品，都展現了中國兒童的生活情態和精神生命、價值理想，實踐了習近平同志2014年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而中國兒童文學的“人民”就是中國兒童，是當今中國的兒童。評獎傾向體現出中國式童年書寫指向了現實主義精神下的現實關懷，關懷時代的、當下的兒童生活與精神生命。

因此，評獎意味著中國式童年倡導的現實主義精神關懷，既包含對當下中國兒童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遭遇的問題與精神生命狀態的書寫，也包含從現實出發關懷童年，表現自由幻想的兒童思維、精神的書寫。前者如2020年度陳伯吹國際兒童文學獎年度圖書獎（文字）作品《建座瓷窯送給你》（彭學軍），把燒瓷的藝術流程與兒童黑指的人生成長結合在一起，將瓷器的藝術傳承與黑指的人生夢想融為一體。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獎作品《巴顏喀拉山的孩子》（楊志軍）將現實關懷的目光投向了藏區的孩子喜饒，在游牧生活遭遇氣候變暖的威脅時思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文明意義。這些文化細節不再是一個單純突出中國的符號，而是如水滴入大海般融入了童年生命，成為黑指們、喜饒們生命生長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者如2020年度中國原創圖畫書排行榜作品《九千毫米的旅行》（張曉玲、顏青），將目光投向了當下疫情中的兒童生活。圖畫書從兒童的生活現實出發，乘著想象的翅膀將疫情之下的恐懼、漫長等待化作充滿希望的冒險旅行，展現了童年的生命力。而作為中國迄今為止唯一以“幻想”為題的兒童文學獎項，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不僅“給兒童文學整體帶來了新異而有效的刺激”[16]，還以幻想指向童年思維、童年難題和生命的關懷。第七屆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鉆石鯨”獎的兩部獲獎作品《藏起來的男孩》（遲慧）、《手機里的孩子》（周昕），不約而同把當下兒童精神與流行文化現象的矛盾作為幻想書寫的起點，展現了中國式童年關注當下的精神。作品立足于當下兒童生活、教育和精神成長中遭遇的新現象進行思考和表達，以幻想進入生活，展現出對現實童年的深切關懷。

中國式童年作為中國兒童文學審美藝術的核心，在中國兒童文學發展與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被重新迫切提出來，實際上是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內在身份標識的建構。國內獎項的評獎傾向、作品的遴選，引領了以現實主義精神為基礎，關懷中國兒童的童年生活、精神生命的中國式童年內涵建設。

三、身份的焦慮：獎項之下的合法身份建立與思考

每一次獲得重要的國際兒童文學獎項，對中國兒童文學界而言都是欣喜的歡呼。這歡呼不僅在于好的作品獲得肯定、走向世界，還在于代表著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水平能夠躋身世界一流。這是一種打破身份焦慮、確立中國兒童文學合法身份的呼喊。方衛平和趙霞在討論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的意義時特別指出，中國兒童文學“在世界兒童文學的總體格局中贏得被業內人昵稱為‘小諾貝爾獎’的國際安徒生獎,才是其對外身份的一次重要建構”[2]266。這正指出了獎項評比與中國兒童文學身份建構之間的關系。中國兒童文學始終面臨著雙重身份質疑：一是面對世界兒童文學，總被認為中國兒童文學遠不如外國兒童文學；二是面對成人文學，總被認為兒童文學不過是寫給小孩看的，淺得很，或者是不看兒童文學的人也長大了，不需要特地為兒童準備文學。兩重質疑本質上是質疑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水平和存在意義，從而導致中國兒童文學身份焦慮。而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在知名國際獎項中頻頻獲獎，國內獎項權威化、專業化以及評選作品經典化就成為回應身份質疑、建構身份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首先，無論是曹文軒獲得國際安徒生獎這個重磅的作家獎還是國內多部作品獲得布拉迪斯拉發國際插畫雙年展獎項、博洛尼亞國際兒童書展最佳童書獎、《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兒童書籍等專業性強、知名度高的國際兒童文學作品獎項，或是蔣風、朱自強先后獲得國際格林獎，都以權威的姿態確定了中國兒童文學進入世界兒童文學行列的資質與水平。將獲得國際知名兒童文學獎項視作中國兒童文學面向世界確立身份的手段，展現其不弱于世界優秀兒童文學的藝術水平，正是中國兒童文學借助世界評價標準完成自身在世界兒童文學場空間占位的行動。這一行動正如許多研究者、出版人提到的，既然要參與世界的競爭，那么必須進入世界競爭的行列，弄懂并遵守規則。同場“競技”，獲得獎項，是在世界兒童文學規則中展示中國兒童文學，增加其象征資本和話語權的重要方式。

其次，面對成人文學的質疑，近年來國際獲獎的頻繁與國內的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及其他國內獎項有力地支撐了兒童文學的自信心，確信其身份合法。中國文學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同樣懷有身份的不確定和焦慮感。因此，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中國兒童文學近年來在國際上頻繁獲獎，在國際交流中增加自身曝光度，也增加了中國文學整體的宣傳力度。這從外向內提升了兒童文學的關注度。與此同時，國內權威獎項的持續性評獎及其獲獎作品的經典化，一定程度回應了對國內兒童文學藝術水平的質疑。設立于1986年的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是中國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之一”[17]，與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并列。這意味著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是面向所有作家得以進入兒童文學經典行列的重要象征和權威。該獎從思想性、藝術性和可讀性三個維度建立評價原則，連續十一屆評選了許多優秀作品，成為中國兒童文學原創作品的典范，如《小巴掌童話》（張秋生）、《大頭兒子和小頭爸爸》（鄭春華）、《男生賈里》（秦文君）、《草房子》（曹文軒）。并且，近幾年不少成人文學作家跨界寫作兒童文學，有的作品獲得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如《耗子大爺起晚了》（葉廣芩）、《巴顏喀拉山的孩子》（楊志軍）、《尋找魚王》（張煒）?？缃缱骷业膭撟鬟^程及其思考，從實踐層面上反駁了兒童文學“淺得很，很簡單”的藝術價值評價。張煒反復強調童心視角給寫作帶來更多深刻、質樸又新鮮的認識，“兒童文學的深意，可能即在于它更靠近詩意，更貼近生命的原色”[18]。既要表達出生命原色的文學性和詩意，又要兒童喜歡，其實是很難的。難點的提出由外向內打破了原本“淺得很，很簡單”的藝術質疑。面對“兒童不需要特別的文學”的存在價值質疑，說明現代社會中仍然存在帶著成人的俯瞰姿態認識兒童和童年問題的現象，對兒童文學產生的邏輯前提——“以童年為自覺的審美對象”和“以兒童的接受為限制性要求”[19]87缺少認知。漫長的童年，正如詩人趙麗宏所說，“孩子從小讀什么書長大就會成為什么人，孩子對閱讀的選擇就是對人生的選擇”[20]。過去的社會里缺少提供給孩子的兒童文學，不代表當今社會也不需要。適應時代發展的兒童文學也是時代中童年的書寫和童年的構建，必定也要特別為兒童提供。因此，國內兒童文學的獎項設置和評選，不僅通過評選優秀的作品，助力中國兒童文學在時間長河中實現經典化，推動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還為兒童文學尋求合法的身份支撐，傳遞現代的兒童觀與兒童文學觀，奠定了基礎。

再次，獎項是兒童文學內在要求中文學性與市場性統一的連接點，展現出兒童文學獨特的身份特征。這種獨特的身份標記也指引著中國兒童文學獎項的建設方向。兒童文學以兒童讀者接受為前提，自然需要被更多的兒童讀者討論、喜愛。因此，市場表現出來的兒童喜愛度是評價兒童文學的一個標準。以美國紐伯瑞獎為例，近百年發展評選出無數優秀、經典之作，也是暢銷、長銷之作，如《杜立德醫生航海記》《夏洛的網》《時代廣場的蟋蟀》。然而，當前短時間內中國的兒童文學市場與獎項評獎結果是錯位的，文學性與市場性統一的身份特性并未真正落入實處。根據北京開卷統計，從2003年開始，系列化的兒童文學作品占據少兒文學暢銷榜前100；“在2021年少兒文學類暢銷書TOP100榜單中，近七成的席位被系列作品占據”[21]。系列化、品牌化的兒童文學作品多表現輕松的城市中產兒童的生活，抓住了生活的細節和輕松幽默的一面進行夸張，具有現場感，深受兒童喜愛。但此類作品趨同性、單一化的趨勢強，走向了評獎倡導的多樣性、現實主義精神關懷的中國式童年的另一面。這意味著評獎的過程中，兒童接受維度的評價比重仍較弱；獎項產出的優秀作品在宣傳、閱讀接受的實踐上仍有待提升，獎項的引領、建構作用弱。

實際上，長期積累的獎項權威與可信度往往是廣大兒童和家長參考、選擇兒童文學作品的標準之一。有研究認為，兒童文學的價值評價在民間是以“選擇”開始的，如家長的選擇與兒童的選擇。[19]89而影響民間選擇的因素則包含獎項評選。擴大宣傳力度，提升獎項和獲獎作品的大眾知名度有利于中國兒童文學實現文學性與市場性的真正統一。目前童書市場上已經在兒童文學作品封面上印上相關獎項的標識，影響家長、兒童的選擇。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獎在初評環節邀請全國兒童讀者進行試讀、評選，擴大公眾知名度。并且，面對中國兒童文學文學性與市場性統一的身份特征的建設，需要時間積淀。經典需要時間，市場接受也需要時間。北京開卷統計，2020年少兒文學暢銷書排行榜前三是《夏洛的網》《沒頭腦和不高興》《青銅葵花》?！断穆宓木W》曾獲得1953年美國紐伯瑞兒童文學獎銀獎；《青銅葵花》曾獲得2007年中國第七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這其中離不開獎項的指引，也離不開出版社對經典獲獎作品的合理商業運作，更離不開時間的篩選。因此，面對兒童文學文學性與市場性統一的身份特性，中國兒童文學需要時間，也需要對獎項進行積極的宣傳。這才能夠在“出版熱”中進一步實踐中國式童年的審美藝術價值，突出中國兒童文學的獨特身份特征。

評獎作為文學評價的重要環節，具有榮譽肯定、藝術理念表達、刺激與鼓勵等多種作用，某種程度上是一定時期的文學風向標。將兒童文學獎項視作一個觀察平臺，連接起中國兒童文學從單一到多維度“走出去”的國際化的道路；也展示了“走出去”和向內發展中不斷凸顯的審美藝術價值問題，闡釋了中國式童年的審美內涵。而二者背后，以評獎為紐帶顯示出中國兒童文學在內外發展中不斷構建自身合法身份，打破國際國內雙重質疑下的身份焦慮，引領實現兒童文學文學性與市場性統一的進程。拋磚引玉，從兒童文學獎項中觀察，中國兒童文學還有許多尚待討論的問題，諸如獎項評選對兒童文學的價值評判、獎項與商業童書之間的關系，獎掖新人與評價的話語權力等。但與時代同行的兒童文學獎項一定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構建自身審美藝術、強化身份自信的關鍵所在。

注釋：

[1]王泉根.中國幻想兒童文學與文化產業研究[M].大連：大連出版社，2014：139.

[2]方衛平，趙霞.兒童文學的中國想象——新世紀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論[M].合肥：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2017.

[3]王泉根.新世紀近20年原創兒童文學現場觀察[J].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03）：90.

[4]崔昕平.中國當下兒童文學創作現狀縱談[J].延河，2020（06）：178.

[5]王泉根.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1900—2016[M].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2017：331-332.

[6]卓如.冰心全集（第五冊）[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12：233-235.

[7]王志庚.以《蘿卜回來了》為例看中外圖畫書敘事[A].畫里話外：敘事[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52.

[8]王泉根.中國兒童文學新視野[M].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2009：86.

[9]施晨露.曹文軒獲2016國際安徒生獎，成為首個獲獎中國作家[EB/OL].中國作家網，http://www.fxjt168.com/2016/2016-04-05/269208.html，2016-04-05.

[10]劉緒源.原創圖畫書如何發力[N].文匯讀書周報，2013-07-26.

[11]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第六屆（2019）得獎作品：評審的話[EB/OL].https://fengzikaibookaward.org/zh/winning-books/6th/6th-comment-from-the-judging-panel/,2021-08-24.

[12]方衛平.兒童文學的真相與正道——在粵港澳大灣區兒童文學高峰論壇上的發言[EB/OL].廣東作協，https://mp.weixin.qq.com/s/uUO4Pa-F4B3iY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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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東華.2014年兒童文學：矚望高峰，不斷成長[N].文藝報，2015-01-09.

[14]張國龍.中國新文學少年兒童形象塑造的價值旨歸[J].中國社會科學，2021（07）：109.

[15]崔昕平.書寫中國式童年的思索[J].博覽群書，2015（11）：58.

[16]崔昕平.新時代中國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的藝術突圍——基于“大白鯨”原創幻想兒童文學的思考[J].中國圖書評論，2020（06）：59.

[17]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評獎條例——2021年3月16日修訂[N].文藝報，2021-03-17.

[18]張煒口述，楊雪采訪.沒有童心和詩心，就沒有文學——作家張煒談兒童文學創作[N].人民政協報，2019-06-04.

[19]李利芳,江璧煒.兒童文學價值評價問題研究[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5（04）.

[20]趙麗宏,張煒,李東華.一曲金、木、水、火、土的交響曲[N].楊嵐整理.文藝報，2021-08-18.

[21]北京開卷.少兒文學市場碼洋比重連續5年下滑，新書銷售疲軟[EB/OL].https://mp.weixin.qq.com/s/4R8l6S0DSKpdXkv-Rl3aYA，2021-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