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三百首》的“軟硬傷”及其成因
唐詩選本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表現選者個性鮮明的詩學主張的選本，可稱為“特殊選本”，如王士禛編《唐賢三昧集》就是為了宣揚其“神韻說”；另一類是教科書式引導人們詩詞入門、應該較全面公允地反映唐詩面貌的選本，可稱為“一般選本”，如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朱自清說：“有特殊選本，有一般的選本。按著特殊的作派選的是前者，按著一般的品味選的是后者。中學生不用說該讀后者。《唐詩三百首》正是一般的選本。”[1]作為“一般選本”的《唐詩三百首》，編成刊行于“乾隆癸未春日”[2]，即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編者未署實名，僅署“蘅塘退士”。經朱自清、金性堯等學者考證[3]，可知其真名孫洙，號蘅塘退士，無錫（今屬江蘇）人。乾隆十六年進士，歷任盧龍、大城、鄒平知縣和江寧府教授。乾隆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兩次主持鄉試。少工制義，詩宗杜甫。著有《蘅塘漫稿》等。清竇鎮《名儒言行錄》卷下有傳[4]。乾隆二十八年《唐詩三百首》編成刊行時，孫洙正在鄒平知縣任上[5]。鄒平縣在今山東省濟南附近，屬孔孟之鄉，儒家圣地。他在此地編此書，顯然與詩教有關，正如自序所說：“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余首，錄成一編，為家塾課本。”原來，他是要選唐詩中“膾炙人口”的名篇作為“課本”，按體編排，以便于學生揣摩各體的寫法，從而推行他的詩教。由選篇和書中評語來看，他推行的正是儒家詩教，如評鄭畋《馬嵬坡》曰：“唐人馬嵬詩極多，惟此首得溫柔敦厚之意，故錄之。”以儒家“溫柔敦厚”觀念為標準編選、評論唐詩，藉以推動啟蒙和教化，是他編選這部“教科書”的主要宗旨。
因《唐詩三百首》既是唐詩啟蒙課本，又是唐詩精選本（自序所謂“白首亦莫能廢”，又批評《千家詩》“工拙莫辨”），故能風靡二百五十多年，成為清代中期以來唐詩選本中影響最大的一種，儼然成為文化經典，參與了國人文化素質的構建。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學校和社會詩詞教育的加強，此書的普及性進一步擴大，幾欲再現清光緒年間“風行海內，幾至家置一編”[6]的盛況。
正是因為《唐詩三百首》不同于絕大多數僅在歷史上發生影響的選本，而仍然在當代民眾的精神生活中發揮著強大影響，故有必要基于“一般選本”的立場、現代學術的視角，對其編選情況作一考察、分析，看其在當今是否仍能擔起唐詩普及的重任。如此審視，筆者發現，該書存在許多“軟傷”和“硬傷”。所謂“軟傷”，是指非知識性缺陷，主要指選者的一些偏見和偏好，有隱蔽性和整體性的特點。而“硬傷”則是指知識性錯誤或者選者隨意篡改造成的不良后果，有顯著性和局部性的特點。長期以來，普通民眾乃至一般研究者，懾于《唐詩三百首》在流傳過程中形成的強大聲名，對其盲目崇拜。對該書“軟硬傷”的梳理、分析，有助于合理評估其在當代的“經典性”，推動唐詩普及與研究工作的健康開展。
一、《唐詩三百首》的“軟傷”
《唐詩三百首》的“軟傷”，金性堯曾指出四點：所選反映社會矛盾的詩較少，未選皮日休、陸龜蒙、羅隱詩，宮怨詩的比重偏大，不該選韓愈《石鼓歌》[7]。張忠綱指出，蘅塘退士不選李賀、楊炯、盧照鄰、羅隱、皮日休、陸龜蒙，屬于“重大遺漏”[8]。王運熙指出，不選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也是缺憾，選了唐玄宗《經魯祭孔子而嘆之》這首藝術水平不算高的詩，則體現了他對帝王的尊重[9]。筆者以為，《唐詩三百首》最主要的“軟傷”應該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選入大量宮怨詩。
蘅塘退士對宮怨詩和閨怨詩特別熱衷，共選入17首宮怨詩和14首閨怨詩，加在一起超過30首。從詩歌教化的角度，閨怨詩還算說得過去，但宮怨詩如王昌齡的《春宮曲》《長信怨》，李白《玉階怨》，劉方平《春怨》，顧況（作者實為馬逢）《宮詞》，劉禹錫《春詞》，白居易《后宮詞》，元稹《行宮》，張祜《何滿子》《贈內人》《集靈臺二首》，朱慶余《宮中詞》，溫庭筠《瑤瑟怨》，薛逢《宮詞》，韓偓《已涼》，杜荀鶴《春宮怨》等，大多寫的是皇宮中嬪妃、宮女因失寵而寂寞、無聊，無論在古代還是今天，皆不適合孩子們的啟蒙教育。
（二）不選張若虛、李紳、李賀、趙嘏、羅隱、皮日休、陸龜蒙、鄭谷等名家、大家的詩。
蘅塘退士總共選錄全唐77位詩人的詩篇310首。但就詩人成就和影響而言，像漏選的李賀、羅隱二人，無論如何也能進入唐詩名家前20名之列。就唐詩名篇而言，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在李攀龍《唐詩選》（卷二）[10]等明代中、后期到清前期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卷五）[11]等唐詩選本中都有入選，蘅塘退士偏偏不選。李賀的《金銅仙人辭漢歌》《雁門太守行》，李紳的《憫農二首》，羅隱的《蜂》《牡丹花》，崔護的《題都城南莊》等都是唐詩中的一流名篇，歷代好評如潮，卻也未入蘅塘退士的法眼。
（三）在唐詩大家推舉上，揚杜抑李、重李商隱輕白居易的傾向明顯。
蘅塘退士大致將入選的77位詩人分為三個梯隊。第一梯隊四家依次是杜甫（36首）、李白（29首）、王維（29首）、李商隱（24首），第二梯隊四家依次為孟浩然（15首）、韋應物（12首）、劉長卿（11首）、杜牧（10首），其余所選皆10首以下，屬于第三梯隊。自唐代至明代，“李杜”一直齊名，代表唐詩高峰，蘅塘退士選杜甫詩數量遙遙領先于李白，把李白降到和王維同等數量的級別。白居易也一直被視為唐詩大家，其地位僅在明代不及王維，總體上看，與王維相當，但不應在李商隱之下。蘅塘退士僅選白居易詩6首，只相當于李商隱入選數的四分之一，甚至不及孟浩然、韋應物、劉長卿、杜牧、王昌齡（8首）、李頎（7首）。雖說他所選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兩首篇幅較長，但所選李商隱《韓碑》篇幅也很長，綜合來看，重李輕白的傾向明顯。
二、《唐詩三百首》的“硬傷”
《唐詩三百首》里還有許多“硬傷”，大致可分為五類。
（一）作者張冠李戴。
張忠綱《唐詩三百首評注》較早指出該書中所選詩的作者存在張冠李戴問題，他主要指出了四首：所選王之渙《登鸛雀樓》的作者應為“朱斌”，賈島《尋隱者不遇》的作者應為“孫革”，李頻《渡漢江》的作者應為“宋之問”，王維《秋夜曲》的作者應為“王涯”[12]。莫礪鋒亦曾發表《〈唐詩三百首〉中有宋詩嗎？》一文，指出《唐詩三百首》所選《桃花溪》的作者署張旭不對，實際上是北宋蔡襄所作[13]。這里在諸人所論基礎上再做些考證。
1. 該書“七言絕句”下選有《宮詞》：“玉樓天半起笙歌，風送宮嬪笑語和。月殿影開聞夜漏，水精簾卷近秋河。”作者題顧況，誤，應為馬逢。馬逢無別集傳世，顧況《華陽集》無宋元版本，最早的是明萬歷刻本，卷中收有此詩[14]。《萬首唐人絕句》卷二九顧況名下和卷三六馬逢名下[15]、《全唐詩》卷二六七顧況名下和卷七七二馬逢名下同時收了這首詩[16]，《唐詩品匯》卷五七[17]、《唐人萬首絕句選》卷四七把它判給顧況[18]，蘅塘退士從之，是個錯誤。宋劉克莊《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一六作馬逢[19]，特別是中唐令狐楚編《御覽詩》收為馬逢詩[20]。令狐楚（766—837）與馬逢是同僚友人，《御覽詩》編于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間，當時令狐楚任翰林學士，馬逢任殿中侍御史[21]。馬逢（768？—？），關中（今屬陜西）人，德宗貞元五年（789）與裴度同登進士第，憲宗元和九年以殿中侍御史入荊南節度使幕，長于樂府歌詞，元稹稱贊他“旋吟新樂府，便續古離騷”[22]。《宮詞》在唐代被認為屬于“樂府歌詞”。《御覽詩》收馬逢詩五首，皆為“樂府歌詞”，同時收顧況詩十首。令狐楚編纂《御覽詩》時顧況仍在世，故此詩作者應依其斷為馬逢。
2. 該書“七言絕句”所附“樂府”下選有《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作者題王維，實際上應是王涯。蘅塘退士自注：“他本俱作王涯，今照郭茂倩本。”宋蜀本《王摩詰文集》卷一收錄，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收入“外編”[23]。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六作王維詩[24]，但《萬首唐人絕句》卷一八、《唐詩品匯》卷五一、《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五、《全唐詩》卷三四六作王涯詩，《唐詩紀事》卷四二、《全唐詩話》卷三俱作張仲素詩[25]。張忠綱注本懷疑應是王涯詩，但未提供證據[26]。近年發現的中唐張仲素編《元和三舍人集》（不分卷）明鈔本，收此詩，作者署王涯[27]。《元和三舍人集》編成于元和十二年，收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三位翰林院“同事”的唱和詩凡169首。其中《秋夜曲》共兩首，王涯先唱一首（即本篇），張仲素和一首。可見，本篇為王涯作確鑿無疑[28]。后世有署王維者，應是因“涯”和“維”行草難分而致誤。
（二）詩人時代歸屬錯誤。
該書分體編排，每體下詩人均按“初盛中晚”的時代先后排序。雖然宋元明清每個時代對“初盛中晚”的認知有差異，但是詩人生年或生活時代的先后為客觀次序，不能顛倒。這里舉三個此書將詩人時代歸屬弄錯的例子。
1. 該書“五言絕句”下選有賈島《尋隱者不遇》，排在晚唐詩人李商隱之后。賈島（779—843）是中唐詩人，屬于韓孟詩派的重要成員，與韓愈交往頗多，年長李商隱（813—858）34歲，不應排在晚唐李商隱之后。
2. 該書“五言絕句”下選有金昌緒《春怨》，排在晚唐詩人李頻之后。金昌緒是盛唐時人，主要活動在盛唐玄宗開元年間，其所作《春怨》詩在盛唐曾被譜曲，名《伊州歌》，西涼節度使蓋嘉運向朝廷進獻過此曲。據吳廷燮《唐方鎮年表》，蓋嘉運任西涼節度使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29]。明陸時雍《唐詩鏡》卷二八“盛唐”部分選有金昌緒《春怨》，并有考證曰：“《春怨》一作蓋嘉運《伊州歌》者，非也。然此詩為嘉運所進，編入樂府后，乃誤為嘉運作耳。”[30]
3. 該書“七言絕句”下選有劉方平《月夜》《春怨》二詩，排在中唐大歷詩人韓翃之后。劉方平是盛唐詩人，主要活動在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與李頎（690—754）為詩友，李頎有《送劉方平》詩，又與元德秀（696—754）最善，《新唐書·藝文志》：“《劉方平詩》一卷，河南人，與元魯山善。”[31]
（三）詩體分類不當。
唐人自己的詩體分類與明清人不同，蘅塘退士以明清人的詩體觀念來給唐詩分類，難免會有所錯位。不過，筆者這里并不想以這種時代錯位指摘蘅塘退士，而是要指出他在詩體分類時所犯的歷代共通“公認”的錯誤以及自相矛盾之處。王運熙《關于〈唐詩三百首〉》曾指出李白《靜夜思》“屬樂府中的‘新樂府辭’，見于郭茂倩《樂府詩集》；本書把它列入一般五絕而不入五絕樂府，屬體例之誤”[32]。這里再舉出三例。
1. 該書“七言古詩”下收入陳子昂《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實際上此詩屬于“騷體”，如果單獨一篇“騷體”不便開列一類的話，放在“五言古詩”或者“樂府”下勉強說得過去，但蘅塘退士將其放在“七言古詩”下且不做任何說明，這就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了，因為全詩沒有一句是七言句。
2. 王維《洛陽女兒行》，杜甫《兵車行》《麗人行》，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明明都是唐人典型的“七言歌行”體，但蘅塘退士將王維《洛陽女兒行》，杜甫《兵車行》《麗人行》放在“七言樂府”下，而將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放在“七言古詩”下，分類標準并不統一。事實上，在唐代，“七言歌行”“七言樂府”“七言古詩”三者是不同的。唐人實際把詩體大致分為五類：古體詩、律詩、歌行、樂府、雜體詩（含齊梁體、六言詩、回文詩、四聲詩、雙聲疊韻詩、離合體、古人名詩、問答詩等）[33]。明清人常對于唐人古詩、歌行、樂府三體認識不清，以致分類混亂。
3. 王翰和王之渙各有七絕名篇《涼州詞》，但王翰《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被蘅塘退士放在“七言絕句”下（改題《涼州曲》），而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卻被放在“樂府”下（改題《出塞》）。其實這兩首詩都是為《涼州》曲調所作的歌詞，故稱《涼州詞》，性質完全一樣，要么都放在“七言絕句”下，要么都放在“樂府”下。蘅塘退士這種各置一處的處理方式，會對讀者造成誤導。
（四）隨意縮減原詩題目。
今人編選唐詩，一般會遵守嚴謹的學術規范，不會刪改原作。而蘅塘退士和許多明清人一樣，出于詩教和簡化的考慮，往往會縮減或改動詩題，《唐詩三百首》中這種情況近二十處。如“五言絕句”下裴迪的“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被縮減為“送崔九”，“七言絕句”下李白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被縮減為“送孟浩然之廣陵”，“七言絕句”下劉禹錫的“和樂天春詞”被縮減為“春詞”，等等。這雖然是受古代編選習慣影響造成的，但已不適合今天的唐詩普及需求。而且，其中有些詩作，隨意縮減題目后，會嚴重影響到對詩意的理解，這可以看作該書的“硬傷”。茲舉五例。
1. 該書“五言律詩”下常建《破山寺后禪院》，題目應作“題破山寺后禪院”。宋本《常建詩集》卷上及《河岳英靈集》卷上、《文苑英華》卷二三四、《唐文粹》卷一七、《唐百家詩選》卷四、《全唐詩》卷一四四均作“題破山寺后禪院”[34]。《唐詩品匯》卷六三漏掉了一個“題”字，蘅塘退士從之。而少了一個“題”字，就無從知道這是一首題壁詩，就會讓人誤以為是單純歌詠寺院的作品。
2. 該書“五言律詩”下白居易《草》，題目應作“賦得古原草送別”。歷代諸本《白居易集》及從《文苑英華》（卷二八五）到《全唐詩》（卷四三六）的諸多總集絕大多數題作“賦得古原草送別”，唯有《唐詩品匯》卷六七題作“草”，蘅塘退士從之。題目原本七個字，漏掉六個字，就無從知道這是一首送別詩，也無從知道這是一首練筆的“賦得體”。
3. 該書“五言絕句”下李白《夜思》，題目應作“靜夜思”。歷代諸本《李太白集》及自《樂府詩集》（卷九○）至《全唐詩》（卷一六五）的諸多總集均作“靜夜思”，唯有《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一題作“夜思”，蘅塘退士從之。少一個“靜”字，會使詩歌的韻味大減。
4. 該書“五言絕句”下劉長卿《彈琴》，題目應作“聽彈琴”。歷代諸本《劉隨州集》及《萬首唐人絕句》卷六、《唐音》卷六[35]、《唐詩品匯》卷一三、《全唐詩》卷一四七等均題作“聽彈琴”，唯有《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一漏了一個“聽”字，題作“彈琴”，蘅塘退士從之。“彈琴”與“聽彈琴”含義完全不同。
5. 該書“七言絕句”所附“樂府”下李白《清平調》，題目應作“清平調詞三首”。歷代諸本《李太白集》及《萬首唐人絕句》（卷五九）、《唐詩品匯》（卷四七）、《全唐詩》（卷一六四）等總集均題作“清平調詞三首”。《樂府詩集》卷八○從音樂角度考慮，題作“清平調”，蘅塘退士從之。《清平調》指的是音樂旋律名，郭茂倩認為是唐玄宗所作[36]，唐玄宗請李白為《清平調》作詞。若作為樂府曲名，可稱“清平調”，但作為詩歌，自然要稱“清平調詞”。
（五）文本臆改不當或照抄錯誤版本。
明清人出于詩教和為創作標舉范本的理念，在編選唐詩時，往往會修改詩歌正文中他認為不妥當的字。無論這種臆改對于詩意而言是否恰當，在現代學術規范成為共識的今天，已經“不合時宜”。我們今天編選唐詩，應該盡量恢復作者所創作的文本之原貌，只有極少數經明清人修改后廣為流傳的經典版本，可作為例外保留。《唐詩三百首》中臆改情況多達近百處，其中有三十多處屬于明顯的“硬傷”，大致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蘅塘退士自己臆改不當，如“五言律詩”下駱賓王《在獄詠蟬》頷聯“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中“那”字臆改為“不”，王灣《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的“外”字臆改為“下”。另一種是蘅塘退士照抄前人錯誤版本（前人臆改不當或流傳錯誤），如“五言律詩”下韋應物《賦得暮雨送李胄》，題目照抄《唐詩品匯》（卷六四），將“李胄”誤作“李曹”；孟浩然《早寒有懷》首句“木落雁南度”，照抄《唐詩品匯》（卷六五），將“度”字誤作“渡”。茲再舉典型案例如下。
1. 該書“五言古詩”下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題目中的“蘭山”有誤，應為“萬山”。金性堯、趙昌平注本認為應是“萬山”[37]。這里再做補考：宋刻本《孟浩然詩集》卷一[38]及《文苑英華》（卷二五○）、《唐百家詩選》（卷一）等總集俱作“萬山”。“萬山”在襄陽城西，現今仍名萬山。而“蘭山”在全國只有兩處，一在山東，一在四川，這兩處孟浩然一輩子都沒去過。“萬”和“蘭”兩字的繁體字行草極為相似，難以分辨，蓋因此誤認。
2. 該書“五言古詩”下王昌齡《同從弟南齋玩月憶山陰崔少府》末聯“千里共如何？微風吹蘭杜”，“共”字誤，應為“其”。歷代諸本《王昌齡集》及《唐詩品匯》（卷一○）、《全唐詩》（卷一四○）等總集均作“其”，沒有作“共”的，應是形近而訛。“其如何”出自《詩經·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39]
3. 該書“七言古詩”下李頎《送陳章甫》開頭兩句為：“四月南風大麥黃，棗花未落桐葉長。”“桐葉”誤，應為“桐陰”。如果說“柳葉長”，大家不會有疑問，說“桐葉長”就很難講通了，因為梧桐葉是雞心形的，可以說“大”，怎么能說“長”呢？經檢索，古代沒有其他詩人寫過“桐葉長”。又歷代諸本《李頎集》以及自《河岳英靈集》（卷上）、《文苑英華》（卷三四一）以下諸總集均作“桐陰長”。“桐陰長”的意思是夏天的梧桐樹生長得很茂盛，連成一片，形成了長長的樹蔭。
4. 該書“七言古詩”下李頎《聽董大彈胡笳兼寄語弄房給事》。題目誤，《河岳英靈集》卷上題為“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是。較早指出此詩題目有誤的是施蟄存《唐詩百話》[40]，趙昌平注本據施蟄存意見改正[41]。這里略作補考。“董大”名董庭蘭，唐代音樂家。“《胡笳》”即琴曲《胡笳十八拍》，舊傳為蔡文姬所創，董庭蘭又有新創，在古琴中融入吹管樂器胡笳音色而成十八樂章。唐劉商《胡笳曲序》云：“蔡文姬善琴，能為《離鸞別鶴》之操。胡虜犯中原，為胡人所掠，入番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與邕有舊，敕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蘆葉為吹笳，奏哀怨之音。后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42]董生即董庭蘭。“聲兼語弄”即董庭蘭用琴彈奏《胡笳十八拍》，將“語”（人及動物之聲）和“弄”（樂曲聲）相結合。“弄”指樂曲聲，有《韓非子·難三》可證：“琴瑟也，弦不調，弄不明。”[43]又嵇康《琴賦》：“改韻易調，奇弄乃發。”[44]《文選·洞簫賦》李善注：“弄，小曲也。”[45]“房給事”即房琯，天寶五載（746）任給事中，董庭蘭是其門客。
5. 該書“七言古詩”下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迥崖沓嶂凌蒼蒼”中“迥”字誤，應為“回”。“回崖”意為曲折的山崖。如李紳《山出云》：“回崖時掩鶴，幽澗或隨人。”（《全唐詩》卷四八三）“迥崖”不辭。歷代諸本《李太白集》及歷代諸總集（除《唐詩三百首》外）均作“回”，沒有作“迥”的。“迥”應是“迴”（“回”的繁體）之形訛。
6. 該書“七言古詩”下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末句“軍師西門佇獻捷”的“軍”字誤，應為“車”。金性堯、趙昌平等注本均認為當作“車”[46]。茲作補證。歷代諸本《岑嘉州集》以及《唐詩紀事》（卷二三）、《唐百家詩選》（卷四）、《唐音》（卷三）、《全唐詩》（卷一九九）等絕大多數唐詩總集均作“車”，唯有《唐詩品匯》誤作“軍”，蘅塘退士從之。“車師”為地名，在今新疆吐魯番一帶。
7. 該書“五言律詩”下司空曙《喜外弟盧綸見宿》“平生自有分，況是霍家親”。“霍家親”誤，應為“蔡家親”。趙昌平注本據司空曙本集徑改為“蔡家親”，未作論證 [47]。茲論證如下。《司空曙集》卷下 [48]、《極玄集》[49]、《文苑英華》卷二一七、《唐詩紀事》卷三○、《眾妙集》[50]、《全唐詩》卷二九三均作“蔡家親”，《唐音》卷四、《唐詩品匯》卷六五作“霍家親”，蘅塘退士從之。“蔡家親”指表親，典出晉羊祜（蔡邕外孫）讓爵給表弟蔡襲（蔡邕之孫），后以“蔡家親”稱姑舅表親[51]。而“霍家親”指外戚，典出《漢書·霍光傳》：“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昭帝姊——引者注）內安女后宮為婕妤，數月立為皇后。”[52]西漢霍光為漢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又是漢宣帝霍皇后的父親，官居大司馬大將軍，其子弟遍任朝廷文武要職。后因用“霍家親”指稱外戚。
8. 該書“五言律詩”下杜牧《旅宿》末聯“滄江好煙月，門系釣魚船”。“滄江”誤，應為“湘江”。張忠綱注本曾提出懷疑[53]，茲詳論如下。《樊川別集》[54]及《石倉歷代詩選》（卷七五）[55]、《全唐詩》（卷五二五）等歷代諸總集均作“湘江”，沒有作“滄江”者。蓋因杜牧家鄉不在湖南，終生也沒去過湖南，故蘅塘退士臆改“湘”為“滄”。其實這首《旅宿》不是杜牧詩，乃后人誤入杜牧詩集者。檢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編《樊川集》20卷中并無此詩，是宋人田概輯《樊川別集》時輯入的[56]，田概所輯《樊川別集》誤輯他人詩甚多，繆鉞早已指出[57]。《御選唐詩》卷三○韓偓《野塘》詩陳廷敬注引杜甫詩“遠夢歸侵曉”，即認為這首《旅宿》是杜甫詩[58]，可備一說。
9. 該書“五言絕句”下王維《鹿柴》，第三句作“返影入深林”，其中“影”字誤，應為“景”。趙昌平注本徑改為“景”，但又認為“景”與“影”通[59]，不妥。因為歷代諸本王維別集以及各種唐詩總集均作“景”，沒有作“影”的。“景”與“影”相通的時候皆讀yǐng，但在此詩中兩字不相通。“景”讀jǐng，意思是陽光，而“影”的意思是影子。末句“復照青苔上”，若作“影”或者與“影”通的“景（yǐng）”，則“照”字無著落。
10. 該書“七言絕句”下張祜《贈內人》：“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惟看宿鷺窠。”“鷺”字誤，應為“燕”。宋刻本《張承吉文集》卷四作“鷰”[60]，是“燕”的異體字，《萬首唐人絕句》卷四三、《全唐詩》卷五一簡寫作“燕”。“鷺”應為“鷰”之形訛，意思也不通。此詩寫宮女深夜寂寞，她“媚眼”所能看到的自然是宿在宮中屋梁上的雙燕，以此反襯自己的孤獨自守。而白鷺的巢一般筑在人跡罕至的偏遠島嶼，從不在人煙稠密的地方筑巢，且白鷺也沒有成雙成對的文學意涵，故“鷺”字必誤。
當然，也有個別唐詩文本經明清人臆改后通過《唐詩三百首》等總集的廣泛傳播而被人們普遍接受，成了約定俗成的版本。茲列舉兩例。
一是李白《靜夜思》。唐宋所有總集、別集所載李白原文均為：“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今天流行版本的兩個“明”字，通行說法是明代李攀龍所改[61]，其實這是冤枉了李攀龍。元范梈《木天禁語》首次出現今四句[62]，因其是流傳不廣的詩話，故蘅塘退士應該沒有注意到。就總集而言，高棅《唐詩品匯》卷三九所錄第三句已為“舉頭望明月”，李攀龍《唐詩刪》中的《靜夜思》與宋本同[63]，而坊間署名李攀龍的《唐詩選》卷六則變成兩個“明”字[64]。蘅塘退士照抄《唐詩選》或《千家詩》卷三[65]，遂成今天流行的四句。
二是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頷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中的“曲徑”，《河岳英靈集》卷上、《文苑英華》卷二三四及宋本《常建詩集》卷上[66]均作“竹徑”。歐陽修《題青州山齋》亦云：“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乃知‘造意’者為難工也。”[67]可見，常建原作就是“竹徑”，但南宋詩話中開始有人引作“曲徑”[68]，《箋注唐賢三體詩法》卷五[69]、《唐詩品匯》卷六三作“曲徑”，蘅塘退士從之，遂使此本廣為流傳，并產生出“曲徑通幽”的成語。
對于這些經后人修改后膾炙人口的經典版本，我們在進行唐詩普及時，可作為例外保留，但亦應說明作者原文。
三、《唐詩三百首》“軟硬傷”之成因
（一）“軟傷”的成因
蘅塘退士為何選入大量宮怨詩呢？首先可能與屈原以來“香草美人”的傳統有關。在古代，文人們常常以男女關系隱喻君臣關系，把自己懷才不遇的牢騷借受委屈的怨婦身份加以發泄。蘅塘退士既是選家，也是詩人，對此應心領神會。其次可能與歷代文人皆有“巫山神女情結”有關[70]。唐代詩人尤其熱衷于宮怨詩創作，佳作頻出，選出較多此類題材的名作不是難事。再次，蘅塘退士之前的大多數唐詩選本如《才調集》《唐詩別裁集》等，亦皆選入不少宮怨詩，蘅塘退士可謂有例可循。
蘅塘退士不選唐詩名家張若虛、李紳、李賀、趙嘏、羅隱、皮日休、陸龜蒙、鄭谷等人，應與他秉持的“溫柔敦厚”詩教觀有關。李賀鬼怪，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給后人的印象是諷刺激烈、有乖詩教，故遭唾棄。至于張若虛《春江花月夜》，通常被視為無寄托的“宮體詩”，而蘅塘退士大量入選的宮怨詩、閨怨詩則被視為有政治寄托、適合教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蘅塘退士所推崇的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則選了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和李紳、李賀、趙嘏、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人的詩。
在唐詩大家的推舉上，蘅塘退士揚杜抑李，首先是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清代前期早于蘅塘退士的唐詩選本絕大多數都是選杜甫詩第一，如徐增《而庵說唐詩》、王夫之《唐詩評選》、黃周星《唐詩快》、黃生《唐詩摘鈔》、李沂《唐詩援》、顧安《唐律消夏錄》、趙臣瑗《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毛奇齡《唐七律選》、錢良擇《唐音審體》、胡以梅《唐詩貫珠》、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等等皆然。尤其是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推杜甫、李白、王維為唐詩前三甲，這被蘅塘退士所接受。清前期選李白詩第一的唐詩選本只有康熙《御選唐詩》，該書選杜甫詩也列第二。其次是蘅塘退士個人儒家正統觀念較為濃厚，他曾在乾隆二十五年和二十七年主持鄉試，其個人為詩也“宗少陵”[71]。
至于蘅塘退士重李商隱輕白居易，原因也與他揚杜抑李類似。清代乾隆以前影響較大的大多數唐詩選本，選李商隱詩數量皆超過白居易。如清初顧有孝《唐詩英華》選李商隱詩第一、杜甫詩第二。清初文壇泰斗錢謙益專門為《唐詩英華》作序，反對嚴羽重盛唐輕晚唐，強調晚唐詩的價值。查克弘《晚唐詩鈔》、薛雪《唐人小律花雨集》（專選七絕）選李商隱詩第一，金人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黃周星《唐詩快》選李商隱詩第二，趙臣瑗《山滿樓箋注唐詩七言律》選李商隱詩第三。只有杜詔《中晚唐詩叩彈集》選白居易詩第一、李商隱詩第二。當時還形成了李商隱別集箋注熱潮，朱鶴齡、吳喬、徐德泓、陸鳴皋、徐樹谷、陸昆曾、屈復、姚培謙、馮浩等各有李商隱別集箋注本，這些箋注本對李商隱的“無題”詩大多持“寄托說”。在這樣的傳統影響下，加上蘅塘退士崇杜，而李商隱七律被認為是學杜最成功者，故其所選李商隱詩以七律一體為最多，共10首，數量與杜甫相同。
（二）“硬傷”的成因
要弄清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硬傷”的成因，須先查明此書編纂主要參考的藍本。趙昌平認為，蘅塘退士在選目上主要參考“漁洋三選”（王士禛的《古詩選》《唐賢三昧集》《唐人萬首絕句選》），與“漁洋三選”的重合率達80%，其次參考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相合率達70%[72]。然經筆者復核發現，趙昌平所言不盡允當[73]。筆者發現，在選目和詩體分類上，蘅塘退士主要參考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初編本，兩部選本編選體例和選詩宗旨相近，重合率高，共重合228首，相合率超過70%[74]；在文字版本上，從上文對其“軟硬傷”的梳理已可看出，蘅塘退士主要參考三部書：“樂府”部分參照《樂府詩集》（自注中屢屢提及依據此書），“絕句”部分依據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其余則依照高棅《唐詩品匯》。依據《唐詩品匯》的篇目最多，可以認為此書是蘅塘退士編選《唐詩三百首》的主要來源。但在“樂府”和“絕句”部分，當《唐詩品匯》與《樂府詩集》《唐人萬首絕句選》的署名或文字版本不一致時，蘅塘退士則一律以《樂府詩集》《唐人萬首絕句選》為準。此外，他還適當參考了署名李攀龍的《唐詩選》、唐汝詢的《唐詩解》（自注中提及）和《千家詩》（自序中提及）。
上文所舉將作者張冠李戴的兩個例子，均屬于“樂府”或“絕句”。按蘅塘退士的編選原則，凡“樂府”均依郭茂倩《樂府詩集》，凡“絕句”則依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如果既是“樂府”又是“絕句”，則依《樂府詩集》。他自己未加深考，遂沿襲了諸多張冠李戴的錯誤。
詩體分類不當的問題，主要原因在于其遵照沈德潛的《唐詩別裁集》初編本。但沈德潛沒出問題，蘅塘退士卻出了問題。如他把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放在“七言古詩”之下，就是照搬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但沈德潛在《凡例》中明確交代：“陳正字《幽州臺歌》，韓吏部《琴操》，或屬四言，或屬六言。王右丞《送友人還山》，李翰林《鳴皋歌》，韓吏部《羅池廟迎神詞》，皆屬騷體。因篇什甚少，附七言古中。”蘅塘退士卻沒有任何說明，故顯得駁雜無章。
文本臆改不當或照抄錯誤版本，貽害不淺。其原因在于蘅塘退士在文字版本上除了“樂府”依照《樂府詩集》、“絕句”依照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外，主要照錄高棅《唐詩品匯》，偶爾還自己臆改。如果這三書有誤，則他隨之而誤，這從上文的梳理、分析即可看出。再如無名氏《雜詩》末兩句“等是有家歸未得，杜鵑休向耳邊啼”，其中的“等是”，《才調集》卷一○作“早是”[75]，意思是本是、已是，為唐詩慣用語。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卷五八已標明此詩錄自《才調集》，卻誤作“一是”，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卷七可能覺得“一是”費解，就改作“等是”，蘅塘退士照搬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等是”與“早是”意思不同，用“早是”意味著詩人自己有家不能歸，聽到杜鵑叫更加難受，用“等是”則意味著杜鵑也有家不能歸，這不大說得通。
至于縮減原詩題目，也是因為蘅塘退士不加甄別地照搬《唐詩品匯》《樂府詩集》《唐人萬首絕句選》三書而致。
綜上，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軟硬傷”的產生，“彌綸群言”[76]是主因，個人偏見和失誤是次因。此書在一定程度上可謂是清代前、中期唐詩學的縮影，其“軟硬傷”反映了古今編選理念和學術規范之間的張力。在當今通行的各種《唐詩三百首》注評本中，本文所論“軟硬傷”絕大部分依然存在。“軟傷”雖說是可以容忍的，但終究是個缺憾。“硬傷”則必須予以糾正，這是今日學者應承擔的文化普及責任。今天看來，此書沒有全面反映唐詩成就，難以擔當今日唐詩普及之大任，對其流傳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經典性”，應予以正確的認識與評估。
注釋：
[1] 朱自清：《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頁。
[2] 蘅塘退士編：《唐詩三百首·題辭》。《唐詩三百首》今存最早版本為清乾隆二十八年旌德李光明刻本，不分卷，分體編排，共選310首，時有注釋和評語，本文所論即據此本。另外，為避繁瑣，本文所論諸書，僅在第一次出現時注明版本，后面僅隨文注明卷次。
[3] 朱自清《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有一種刻本‘題’字下押了一方印章，是‘孫洙’兩字……孫洙的事跡，因為眼前書少，還不能考出。”（《朱自清古典文學論集》，第359頁）金性堯引用《梁溪詩鈔》《名儒言行錄》，大致考出了孫洙的生平（金性堯：《前言》，蘅塘退士編，金性堯注：《唐詩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
[4][71] 竇鎮：《名儒言行錄》卷下，清同治二年（1863）活字本。
[5] 《（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八《國朝宦跡六·鄒平知縣》：“孫洙，江南人，進士，乾隆二十八年知鄒平縣，性慈惠，博學能文，尤工書法，后因公左遷，調補江寧府學教授，曰：‘讀書最樂，此獲我素心矣。’歡然而去。”［王贈芳等修，成瓘纂：《（道光）濟南府志》卷三八，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6] 四藤吟社主人：《唐詩三百首序》，陳伯海、李定廣：《唐詩總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88頁。
[7] 《唐詩三百首新注》，第8—9頁。
[8] 張忠綱：《前言》，蘅塘退士編，張忠綱評注：《唐詩三百首評注》，齊魯書社1998年版，第3頁。
[9][32] 王運熙：《關于〈唐詩三百首〉》，《望海樓筆記》，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33頁，第233頁。
[10] 李攀龍編，蔣一葵箋釋：《唐詩選》，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刻本。
[11] 沈德潛、陳培脈編：《唐詩別裁集》，清康熙五十六年碧梧書屋刻本。
[12] 《唐詩三百首評注》，第390、405、406、476頁。四首中的前兩首，筆者有不同意見，有另文論證。
[13] 莫礪鋒發表《〈唐詩三百首〉中有宋詩嗎？》（《文學遺產》2001年第5期），認為該書所選張旭《桃花溪》應是北宋蔡襄詩。其后陸續有李定廣《〈唐詩三百首〉中有宋詩嗎？——與莫礪鋒先生商榷》（《學術界》2007年第5期）、朱光立《〈唐詩三百首〉中沒有宋詩嗎？——與李定廣先生商榷》（《學術界》2014年第6期）、李定廣《再論〈唐詩三百首〉中張旭詩爭議——兼答朱光立先生》（《學術界》2014年第7期）等商榷文章發表。
[14] 顧況：《華陽集》，明萬歷四十一年顧名端刻本。
[15] 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明嘉靖十九年（1540）陳敬學德星堂覆刻宋汪綱本。
[16]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清康熙四十六年揚州詩局刻本。
[17] 高棅編：《唐詩品匯》，明嘉靖十六年刻本。
[18] 王士禛編：《唐人萬首絕句選》，清康熙間刻本。
[19] 劉克莊編：《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日本成簣堂文庫藏元刻本。
[20] 令狐楚編：《御覽詩》，明萬歷間趙鈞鈔本。
[21] 參見傅璇琮、陳尚君、徐俊編：《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533頁；《唐詩總集纂要》，第44頁。
[22] 元稹：《送東川馬逢侍御使回十韻》，《元稹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32頁。
[23] 王維：《王摩詰文集》，國家圖書館藏宋蜀刻本；王維著，趙殿成箋注：《王右丞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頁。
[24] 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上海圖書館藏元至正元年（1341）刻本。中華書局1979年點校本《樂府詩集》（第1072頁）僅據《全唐詩》改為“王涯”。
[25] 計有功：《唐詩紀事》，《四部叢刊》影明嘉靖間刻本；尤袤：《全唐詩話》，明嘉靖二十二年刻本。
[26][53] 《唐詩三百首評注》，第476頁，第269頁。
[27] 張仲素編：《元和三舍人集》，復旦大學藏明鈔本。
[28] 參見《唐人選唐詩新編》，第657頁；《唐詩總集纂要》，第50—51頁。
[29] 吳廷燮：《唐方鎮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21頁。
[30] 陸時雍編：《詩鏡》，河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793頁。
[31] 《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610頁。
[33] 參見王運熙：《唐人的詩體分類》，《中國文化》總第12期，1995年12月；李定廣：《唐詩的體裁系統及其藝術優越性》，《學術月刊》2013年第5期。
[34] 《常建詩集》，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殷璠：《河岳英靈集》，《唐人選唐詩新編》本，底本為宋刻本；李昉等編：《文苑英華》，中華書局1966年影宋本；姚鉉：《唐文粹》，國家圖書館藏宋紹興九年（1139）刻本；王安石：《唐百家詩選》，《中華再造善本》影南宋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
[35] 楊士弘編：《唐音》，國家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36]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清平調》解題云：“‘玄宗嘗自度曲，欲造樂府新辭，亟召白，白已醉臥于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數章’是也。”（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133頁）
[37] 《唐詩三百首新注》，第23頁；蘅塘退士編，趙昌平注解：《唐詩三百首全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頁。
[38] 《孟浩然詩集》，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39]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559頁。
[40] 施蟄存：《唐詩百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頁。
[41][47][59] 《唐詩三百首全解》，第49頁，第184頁，第265頁。
[42] 《樂府詩集》，第860頁。
[43]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79頁。
[44]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97頁。
[45]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46頁。
[46] 《唐詩三百首新注》，第73頁；《唐詩三百首全解》，第61頁。
[48] 《司空曙集》，國家圖書館藏明銅活字本。
[49] 姚合編：《極玄集》，上海圖書館藏影宋抄本。
[50] 趙師秀編：《眾妙集》，明天啟五年（1625）汲古閣刻本。
[51] 《晉書·羊祜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020頁。
[52] 《漢書·霍光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34頁。
[54] 杜牧著，馮集梧注：《樊川詩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40頁。
[55] 曹學佺編：《石倉歷代詩選》，明崇禎四年（1631）刻本。
[56] 田概：《樊川別集序》，《樊川詩集注》，第326頁。
[57] 繆鉞：《前言》，《樊川詩集注》，第11頁。
[58] 愛新覺羅·玄燁、陳廷敬等編：《御選唐詩》，清康熙五十二年內府刻朱墨套印本。
[60] 張祜：《張承吉文集》，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61] 如陳尚君主編：《行走大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頁。
[62] 范梈《木天禁語》未見元刻本，常見者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16冊影明胡氏文會堂刻格致叢書本（齊魯書社1997年版），故難以斷定李白詩中兩個“明”字是否經明人改動。
[63] 李攀龍編：《古今詩刪·唐詩刪》，明萬歷初汪時元刻本。
[64] 李攀龍在世時尚無《唐詩選》行世。他去世后，坊間書商對其《唐詩刪》進行再刪改后取名《唐詩選》，仍署李攀龍之名刊行（參見《唐詩總集纂要》，第369—370頁）。
[65] 謝枋得、王相編：《千家詩》，清末石印本。
[66] 《常建詩集》，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
[67] 歐陽修：《題青州山齋》，洪本健：《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2頁。
[68] 如魏慶之《詩人玉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嚴羽《滄浪詩話·詩體》（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74頁）等。
[69] 周弼編，圓至注：《箋注唐賢三體詩法》，明火錢刻本。
[70] “巫山神女情結”源于宋玉對“巫山神女”自薦枕席的抒寫，反映了中國男性文人潛意識中對受禮教壓抑的本色人性的深深眷戀，是集體無意識的象征性顯現，歷代綿延不絕（參見李定廣、徐可超：《論中國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結”》，《復旦學報》2002年第5期）。
[72] 參見馬茂元、趙昌平選注：《唐詩三百首新編·前言》，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3—4頁；《唐詩三百首全解》，第5頁。
[73] 蘅塘退士對王士禛《古詩選》《唐賢三昧集》二集未見多少借鑒痕跡，如《古詩選》于唐代五言古詩，僅選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5家，而蘅塘退士所選五古達13家，重點選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韋應物5家。選篇也不同，以李白為例，《古詩選》只選了李白《古風五十九首》，其他一概不選，而蘅塘退士共選李白五古三首，均不在《古風五十九首》之內。
[74] 參見王宏林：《論〈唐詩三百首〉的經典觀》，《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5期。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初編本10卷，刊行于康熙五十六年。通行的《唐詩別裁集》是重訂本20卷，刊行于乾隆二十八年秋七月。而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刊行于乾隆二十八年春，故其借鑒的《唐詩別裁集》應是初編本。
[75] 《才調集》，《中華再造善本》影南宋臨安陳氏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
[76] 劉勰著，黃叔琳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