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近年在思考一個問題：稽考、認識中國古代小說作者，并將其小說作品作為文獻資料。這個想法是從近年我做《錄鬼簿》考釋所意會到的一個問題。這本來是一個老問題，但是我們過去的研究者對于經典小說作者大都只知其名，甚至是筆名，不知其為何等樣人，憑前人的零星記載推測，意見紛紜，都不能落實。所以我們對于《金瓶梅》的作者，《醒世姻緣傳》的作者，至今沒有一個大家公認的意見。近幾年，我做《錄鬼簿》考釋，從中意識到，稽考元代曲家的散曲、雜劇也可作為一種觀察其人的憑據，并有進一步的認知；前人沒有稽考的，現出了身影；不能坐實的，坐實了下來；粗知其人的，認識得更深細了。從而想到這是否也可以用以稽求古代經典小說作者。

這本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孟子》中談“尚友古人”就是說要誦其詩、讀其書。我們簡稱知人論世說。但多數官方修史有“文苑傳”，卻只簡單記載文學家的里籍、仕歷，有詩文集的列出集子的名稱。過去歷代的歷史為文學家立傳，多不引用他的作品，也不講他的文學貢獻；一般只是羅列其事跡而已。梁啟超《歷史研究法》提出批評，認為為文學家立傳，應該征引他的作品，像《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引錄大賦家的代表性的賦作。這一觀點基本正確。因為我們說歷史人物有資格立傳就是由于他在歷史上作過貢獻，用古人的話說就是：立功立言立德。作家有傳世的文學作品，才有立傳入史的資格，不舉出不評論其文學作品，怎么能見功德業績。所以梁啟超特別稱贊了司馬遷《史記》為司馬相如立傳。司馬相如是漢賦大家，事跡沒有什么可以陳述的。于是司馬遷就把他的賦依時序征引，簡單說明其意旨。當然，征引還是不夠的，因為小說部頭比較大，數字比較多，那么為作者立傳不能照樣把他的作品搬進傳記里來。因此就要對他的文學成就、價值作出分析判斷。詩文作品是作家抒情言志的，表現出其思想、性情、才能乃至生平行狀。我們現代研究者為歷代文學家作傳，都離不開其詩文，最突出的例子是杜甫是現實主義詩人，詩作極多，所以我們對杜甫生平事跡和思想知道得也最詳實。但多數經典小說作者，沒有詩文傳世，只知其名，有的還是筆名，便無法知其為何等樣人了。小說是敘事文學，有的還是敘述歷史故事，對作者來說是身外之事。所以研究者也就不把其作品視為稽考認知其人的材料了。

其實不然，文學是由言（文）象意三個層面構成。小說是文學作品，按照其本性，小說也是由三個因素、三個層面組成的。一是言或者說是文；二是象，就是形象，文藝主要是直觀、感性地反映生活；三是意。中國古代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言、象、意”的問題，西方文藝理論中的所謂“現象學派”，也提出文學是由幾個層面組成，其基本是語言，進一步地是象、圖像，第三個方面就是意、思想或者說形而上學的內容。小說雖然敘述的是身外之事，也有傾向性，有作者的思想觀念。美國小說研究者布斯曾經寫過一部《小說修辭學》，明確提出：小說沒有絕對客觀中立的敘事，寫什么，怎樣寫，任何選擇都暴露了自己。所有的小說敘述文學，即使是展示性的——如戲劇一樣的展示型的作品——也存在著“他”：小說家、文學家自己的思想認識。所以他提出“隱含作者”這樣一個名稱，與《孟子》“知人論世”說是一致的。所以說，小說的取材、作法、語言等方向，都會隱含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才藝的某些情況。既然這樣，不僅詩文可以以研究作者思想生平事跡為依據，小說也應該可以。所以，近年我在做完《錄鬼簿》考釋之后，也又延續到小說，不斷地思考幾部經典小說作者的問題，有些粗略的想法。

小說作品反映了小說作者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及他對于生活的認識、感受、了解。那么，我們通過小說也可以看到其人。如小說家羅貫中代表作是歷史演義小說《三國志演義》。由于《三國演義》的最早讀者，明人金華蔣大器的序言里稱他“東原羅貫中”，東原即現在山東東平的雅稱。研究者認為羅貫中本貫東平，流落浙江，是元代后期北籍南寓的文人。后有20世紀30年代發現的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其中著錄“羅貫中太原人”。研究者多認為，“太”字是“東”字的草書誤認，而且是孤證，多不從之。但近些年也有研究者做考證，力證羅貫中確為太原人，影響亦大。因此，就產生了兩說。于是這段公案，直到現在，研究者甚至歷史學家還在不斷地商討。東原即東平說、太原說，都是羅貫中本貫、祖籍的問題，與其為何等樣人和文學創作并不重要，但研究者出于一種鄉情，總是當作大事，爭議不休。我由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中發現，他不僅原籍東原即東平人，還獲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我們通過羅貫中的作品，不僅可以確定他的祖籍，而且可以進一步地認識到羅貫中是何等人士。

簡括地說，由《三國通俗演義》這部據史演義，依據陳壽《三國志》和裴松之注作成的小說，推斷羅貫中具有較厚實的文史素養。敘事語言半文半白，敘述中頻頻列出多類人物表，卷頭開列了三國各家的宗族名字多達數百人，大而無當，不是小說家應當做的事情，對讀者無大意義。可以判斷，作《三國演義》小說的羅貫中，當時還是一位文士學人。《三國演義》中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是不完全同于傳統倫理觀念的。小說中魏蜀吳三國沒有嚴格的封建倫理觀念，尤其是寫曹操，沒有完全徹底丑化、詆毀曹操，把他當作大奸大惡，有些地方還是頌揚的。明顯表明羅貫中的學術思想、歷史觀重事功，與元代浙東學派的思想體系是一致的，也就是永嘉學派的思想觀念。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三國志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一位浙東學派的學人。《水滸傳》百回本署名“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前后兩大部分無論在意旨、結構、寫法和語言方面都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前七十回寫梁山義軍的聚會，體現“官逼民反、亂由上作”的意旨。這一部分的敘述非常生動，保留著古代說書人口語敘事的特征，還明顯殘留著幾處說書人當場演說時候和聽眾交流呼應的非情節性習慣話語。這種現象表明前一部分是出自有學養的說書藝人或者說大師的創作。施耐庵無疑是一位有學識、技藝高超的說書大師。再從《水滸傳》來看，羅貫中的思想觀念接受了施耐庵所敘寫的思想傾向，這種思想傾向我們可以用前人的話來概括：“艷草竊為義民”，草竊就是小偷小摸；“稱盜賊為英杰”，就是把反叛朝廷的盜賊都寫成英雄人物。這與傳統的倫理觀念是完全相反的，和《三國志演義》的作者是同一種思想模式、思想傾向。《三國志演義》里明確地提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你能不能做天下的領袖，全天下的君主，就看你是不是獲得人民的信任，是不是得民心。但是羅貫中作為一個學人，不能完全擺脫、排除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因此從這個角度，他就對施耐庵《水滸傳》前半部的傾向進行修正，這就產生了“殺盡貪官與污吏，忠心報答趙官家”。這一矛盾思想使他在后半部的續寫當中采取了一種“復調敘事”，寫梁山義軍爭取朝廷招安，實現了招安，然后為朝廷平方臘；但是在敘寫征方臘的每次戰役當中，著重點都放在這個隊伍的散失和消亡。所以每回之后都要排列出走失、離散和陣亡的英雄名單，使后半部分產生了一種復調的傾向。就是說，如果從解構主義的思路來解釋，他寫水滸的招安、征遼平方臘，實際上是顯示出這個隊伍的滅亡、毀滅的悲劇。后一部分續梁山義軍招安、征遼、平方臘，屬軍國大事，主角是宋江，其他人物只是偶爾現身，遠離社會生活，沒有鮮活生動的描寫。敘事由單向的頌揚變為復調的敘事，情理相背，報國的成功實為義軍的離散毀滅，形成解構主義的敘事特征，留給讀者的只能是無奈的感嘆：“煞耀罡星今已矣，讒臣賊子尚依然”，個中隱含著歷史的思考。敘事方法與行文與《三國志演義》相似，也頻頻列出不同的人物名單。羅貫中續寫這一部梁山義軍的作品仍保留著作《三國志演義》的學人本色，表示他已經進入都市瓦舍的書會作小說的行列。另外，署其名的《平妖傳》《隋唐演義》等小說，應該是他進入了娛樂場、進入了民間文藝團體而創作的作品。雖不完全屬實，但也應當有幾分可信性，羅貫中已成通俗小說的專業作家，以此為生，度過其晚年。

因此我們認為，《水滸傳》的創作當然應該是在《三國志演義》的創作之后，羅貫中由一位學人變成了市井文化、娛樂場所改編、續編的說書藝人，進而續寫編輯了《水滸傳》。我們大體上可以看到羅貫中的生活道路：從一個文人學者，而走向了書會才人。通過作品我們不僅可以進一步具體地認識羅貫中其人，而且可以知道他的原籍和生平大略。

更令我感到欣喜的是羅貫中續寫編輯《水滸傳》留有他本貫東原即東平的烙印，或者說出自本貫的鄉土情結。我們可以認定羅貫中祖籍是東原，也就是現在的東平，而不是太原。以前，曾有學者提出，《水滸傳》里寫武松為兄報仇殺死潘金蓮，斗殺西門慶，犯了死罪，東平府尹陳文昭通情達理，輕判刺配孟州，是個清明官員。陳文昭原是做過浙東慈溪縣令的，當地理學家趙偕曾幫助辦團練，組織民兵，防衛家鄉，名聲極佳。羅貫中是移花接木，讓賢明的東平府尹也叫陳文昭。這個說法應當是正確的。再讀《水滸傳》后半部可以發現更多的證據，這一部分的敘述方法、語言同《三國志演義》相似，特別是中間插入的許多原東平元人雜劇的故事。突出的一點是這部小說增多了黑旋風李逵的情節，幾乎都是據東平人的雜劇改編縮寫。康進之的《李逵負荊》是四折一楔的完整雜劇，《水滸傳》第七十三回改編敘寫詳細生動，寫“李逵雙獻頭”，敘述李逵負荊的故事非常詳細，顯然是對康進之《李逵負荊》雜劇的改編；《李逵負荊》有劇本流傳，高文秀的《黑旋風喬坐衙》《黑旋風喬教學》是院本式的表演型而無曲文的短劇，沒有劇本傳世，羅貫中只在第七十四回做簡略敘述，他應是早年曾看過演出。由《水滸傳》的敘事場景，特重梁山所在的東平地區，如第七十四回寫燕青打擂“智撲擎天柱”，頌其武藝高強，地點在泰山廟會。公孫勝是冀州出家的道徒，小說結束寫他是殘存的好漢，去泰山道觀做道士，沒有回冀州等等，都應該是羅貫中出于東平情節。可見，羅貫中本貫東平應該是可以定案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可以解決、認定，不必再有什么爭議。

在羅貫中作的兩部小說所看到的“隱含作者”，不止其本貫一事，而且還包括其人的文化素養、思想觀念，甚或某種行狀。如果再聯系別的零星的記述，便可以粗知其人的大體，突破前人無所考證、無法證實的瓶頸，獲得走近其人的認識。如果我們聯系有關的、零星的學術記載，我們甚至可以推斷羅貫中曾經參加過張士誠東吳陣營。我由《錄鬼簿續編》記其人在至元二十四年與至正甲辰“復會”前后的兩段空白，此前是“天各一方”，此后是“不知所終”，約略推斷羅貫中可能曾進入蘇州和杭州稱吳王的張士誠的幕府，這在明代是要禁忌、不便明說的，這應是羅貫中前為浙東學人，后隱身書會作小說的歷史契機。當然這些事情我們無法完全認定，但是可以認定現存浙東學術名流趙偕先生逝世后的門人公祭名單中列名羅本就是羅貫中其人，這個可以從《水滸傳》本身得到印證。若能證實，作為一種推測，不妨成為一說。

由對羅貫中生平的認識思考，遂以為稽考古代小說作家，解析其小說文本，也應是一條應行的途徑，以此對《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清初的幾位才子佳人小說作者，也應當是行之有效的。我們可以對《金瓶梅》的作者，就《金瓶梅》作者的價值觀、對生活的認識、文化修養、文學趣味來推定其人是何等樣人。我們可以進一步從《醒世姻緣傳》里的生活知識面，作者所生活的行徑和所經歷的地方等判斷，《醒世姻緣傳》絕不會是蒲松齡所作，它的作者肯定是一位曾經在山東做過官的河南人，這就跟他署名“西周生”相合了。按照《醒世姻緣傳》所寫的地理背景：濟南、北京、淮安，和明清之交李政修所做官的地方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大致推斷，《醒世姻緣傳》的作者就是書中所表揚的好官：河南人李政修。

我們認為，小說敘述中能夠顯示，或者說暴露出的作者的多方面信息，包括價值觀、思想，某些行跡也可以在他的敘述中流露出來。所以我想，我們圍繞小說作者的研究也應該以他的作品作為研究的資料和文獻。上升到理論語言就是：我們對一部作品的解析和對于作家的考證，兩者是有一致性的。

（作者系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