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1828年2月，僧人達受在杭州湖墅的古董肆中購得一幅落款為“大歷三年三月寄望，沙門懷素書”的絹本《小草千字文》，號稱“神蹟難得”。帖后附有自宋迄明跋者十余家，皆是名家手筆。其中一則為明末書法家范允臨所作，讀來頗為有趣：

“余所見素師《自敘》《圣母》諸帖，狂怪怒張，以為學芝、旭而過者也。今觀此《千文》絹本，又規(guī)矩準繩，藏鋒斂鍔，真是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得烏衣家法，乃知世所石本，悉優(yōu)孟衣冠耳。此卷為王晉卿家舊物，今復歸季重，延平之劍，離而復合，信神物自有定數(shù)，衣缽自有真?zhèn)鳎局禺斦渲冒割^，日臨一過，如此而草書不精，當罰飲墨水一斗可也。”（《寶素室金石書畫編年錄》）

這段題跋先述懷素書風，后談及字帖的流傳脈絡。可知此帖原屬宋人王詵，五百年后，入季重王思任之手。因二人同出太原王氏，故有“延平之劍，離而復合”“衣缽自有真?zhèn)鳌敝f。范氏所謂衣缽真?zhèn)鳎缸痔猓笗ㄔ煸劇Ｋ栽诎衔牡淖詈笠痪洌酱偌局兀獙⒋颂罢渲冒割^，日臨一過”，倘若“如此而草書不精”，便要“罰飲墨水一斗”。

“飲墨”的典故，不算生僻。《隋書·禮儀志》載，北齊“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后立。書跡濫劣者，飲墨瀋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及“策孝、秀于朝堂”，遇有“脫誤、書濫、孟浪者”，也同樣要“起立席后，飲墨水，脫容刀”。

十升為斗，范允臨要罰王思任“飲墨水一斗”，比北齊的“僭霸之君”罰得還狠，這自然是在開玩笑。他二人系同科進士，范氏又長十七歲，可見忘年交誼著實不淺。其時王學盛行，范氏書法又與董其昌齊名，也只有他這樣的通脫宿儒，才敢把玩笑話寫入傳世名帖的題跋。

類似的用典很多，如蘇軾“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飲”，黃庭堅“睥睨紈绔兒，可飲三斗墨”，林則徐“俗書心手愧難和，只因墨水三升飲”等等。直到清末，嚴復譯《群學肄言》，其中有批評教育部考試之語：“使取主司而試之，且取是主教育之柄者而試之，而發(fā)策設問，叩以試人之道……吾恐曳白飲墨汁者，不僅來試之諸生也。”所用仍是“飲墨”的典故。概言之，“飲墨”之于古人，多屬委婉批評，因其中略含貶義，也常見于玩笑或謙辭。

當然也有例外。汪鐸的《病中張研齋惠人葠賦謝》，言“不盡一寸丹，徒飲一斗墨”。說的是吐血之后，以墨為藥，飲而止血。只可惜后有夾注云“古方飲墨汁可止血，殊未然也”，算是病急亂投醫(yī)。朱孟震的志怪書《河上楮談》又記“有習小茅山法者，初學至彼，必令飲墨水，然后授之其法”，授的盡是些下作的妖法，見不得光，更登不得大雅之堂。

有個誤會，倒是非常值得一提。1909年，身居上海的吳昌碩為朝鮮人閔泳翊刻有一方閑章，也作“且飲墨瀋一升”。閔泳翊是李朝外戚，吳昌碩作此印，自有褒揚之意。可能是吳昌碩的名氣太大，以至于后世作字之人，常有以飲墨為榮者。比如，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導游鑒賞》（2008）中，就記有如下兩個故事：“唐張旭用頭發(fā)濡墨寫字，狂呼大叫，然后揮筆狂草；西安有一個書法家，一邊寫字，一邊用嘴吃墨，進入一種無我狀態(tài)。”都是些三流導游哄游客用的東西，倒也能代表市井文化的走向。這兩個故事相互印證，無非是要說明人越狂怪，越放蕩，書法就越出色。

張旭之事，確見于《新唐書》，原作“（旭）嗜酒，每大醉，呼號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張旭政事不顯，《舊唐書》無傳，他的列傳在《新唐書》文藝類，只因李白、張旭、裴旻“三絕”并稱，才在李白之后附百余字簡傳。其實，張旭之“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guī)矩者”（《宣和書譜》），又怎可能是發(fā)酒瘋時用頭蹭出來的？只怪宋祁修《新唐書》時文獻不濟，采用了不少小說、筆記、野史之言，考索又不嚴，后人如若讀書不細，就容易上當。

至于那位吃墨的“書法家”，倒是很有代表性。近年來，在社交媒體上作踐書法的播主，走的大多是這個套路。要么邊寫字邊作怪，要么邊寫字邊嘬墨汁，寫不來正楷，作出些鬼畫符，也說是“字”。只可惜他們不知道，吳昌碩的“飲墨”和范允臨的“飲墨”并不是一回事。

唐人魯收作《懷素上人草書歌》，有“抽毫點墨縱橫收”一句。查隆慶本《文苑英華》，該句下有雙行小注“一作吃墨”。清代畫家華巖曾作《畫墨龍》，云“把筆一飲墨一斗”。嚴元照《八大山人畫松歌》有“秋毫飲墨十分渴，捥底龍鱗重疊出”句，都是這個意思。說得更明白些，在古人處，如書畫優(yōu)美，可稱筆毫“吃墨”“飲墨”，若書法濫劣，須得受罰，才是寫字之人去“飲”。

南朝劉敬叔的《異苑》里，還有這么個故事，說的是漢末鄭玄師從馬融研習經(jīng)學，“三載無聞”，一日“過樹陰假寢，夢一老父，以刀開腹心，傾墨汁著內，曰：‘子可以學矣’”，于是“精調典籍”，以至于“詩書禮樂皆已東矣”。可見，在文學作品中，墨汁雖有知識的意象，但讀書人寧愿開心剖腹，傾倒于內，也是不愿意用嘴去吃墨的。

至少在清末以前，很少有文人把吃墨一類的事情傳為美談。馮夢龍在《墨憨齋三笑》中曾記，“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嗜墨汁。蔡君謨晚年多病，不能飲茶，惟日烹把玩。吃墨、看茶，事屬好笑”。你自可以“醉時吐出胸中墨”（黃庭堅《題子瞻畫竹石》），但若反其道而行之，把墨汁喝下去，是要惹人發(fā)笑的。

道理也簡單，古人制墨要用油煙灰，摻雜麝香、冰片等輔料捶打壓制而成，這樣的東西加水研磨成汁，寫在紙上亮澤美觀，放到嘴里的感受卻未必佳。

1935年，啟智書局出版《圣嘆才子尺牘》。此書似是書商托偽之作，印的都是些讀者“胸憶情悰，而囧于才分”時應急用的楹聯(lián)之類。其中收有一聯(lián)，名曰“吃墨看茶聽香讀畫，吞花臥月喝酒擔風”。也是在這一年，書法家吳徵以行書寫下此聯(lián)贈與后輩。馮夢龍所謂“事屬好笑”的“吃墨、看茶”之癖，終于在民國化成了文人雅趣，此聯(lián)后來還被演繹出“鄭板橋妙對斗惡霸”的故事。

吃墨故事的流傳與變化，折射出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奇異光譜。盡管歷代都不乏習練書法之人，但書寫工具的變革，在古今之間造成了明顯的隔閡。大眾對筆墨特性的陌生，是吃墨故事在流傳過程中逐漸變形的先決條件。而當科舉制度被學堂取代，西學興起，舊學式微，使得曾經(jīng)習以為常的典故，漸漸成為生僻詞匯，以至于被人曲解。作字之人用嘴飲墨，是傳統(tǒng)文化接續(xù)過程中的明顯裂痕，卻始終有人樂此不疲。借范允臨的跋文，“罰飲墨水一斗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