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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大眾化是新世紀以來詩歌的一個大潮，與百年新詩的發展一脈相承。五四時期的白話詩，抗戰時期國統區和解放區的街頭詩和朗誦詩運動，1950年代末的新民歌運動，1990年代后期以來興起的網絡詩歌，都是百年新詩大眾化不同階段的表現。新世紀以來，新詩大眾化潮流洶涌，出現了許多網紅詩人，成為新詩大眾化的典型。

如何評價大眾化詩歌，一直爭議頗大，是詩歌難題。它牽扯新詩成就的評價，同時也涉及新詩標準，既涉及文化社會問題，又包含寫作技術問題。以往爭論的一個誤區，就是將文化問題和審美專業問題混在一起，糾纏不清。現在看來，要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不妨采用一種辯證的思維，即既在文化上全面考量新詩大眾化的成就，也在審美專業上認真面對新詩寫作的問題。

首先，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應當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正視新詩能量，考量其成就，而非急于否定、貶低和嘲笑。

新詩大眾化是現代事物，是由現代政治、教育和傳媒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文化結果。新詩大眾化帶來詩人數量和詩歌產量的急劇增長，造成了詩歌史大變局。新詩人數量今非昔比。新詩早期，朱自清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收入現代第一個十年間的新詩，滿打滿算只有59人。而新世紀以來的新詩選本成群結隊，詩人多得選不過來。近年來出版的五卷本《北漂詩篇》，收入近500位詩人，而這僅是北漂詩人的一部分。詩人伊沙通過網易微博開設“新詩典”欄目，進行詩歌推薦點評，并且每年出版一本詩選，十多年來推出4000多首作品。各家出版社推出的年度選本也有很多。女性詩人急劇增加，是千年詩歌史的新現象。研究者周瓚估計，新世紀十年中活躍的女詩人總數超過了20世紀后半葉（亦即當代文學五十年）的女詩人總數。娜仁琪琪格主編的《詩歌風賞》叢書，匯聚了1960年代到當下各年齡段女詩人100多位。而在中國古代，女詩人比例非常小。有學者統計，《全唐詩》900卷中女詩人的作品有12卷，占1.34%。筆者根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提供的女性名錄進行了統計，自漢代以來各代的女作家如下：漢魏六朝32人，唐23人（包括五代蜀的花蕊夫人），宋46人，元16人，明238人，清3571人。清代3000多人平均到300年中，每年也就10位。

全面覆蓋、迅速快捷的新媒體造就了全新的詩歌奇觀。抗戰時期，軍事封鎖、交通不便。1950年代傳媒尚不夠發達。1990年代以來，網絡新媒體為新詩插上了翅膀。網上的詩群、詩社等虛擬社區數量巨大。網上讀詩成為民眾的主要閱讀方式。一首詩從寫作到發表到評價反饋，分分鐘就可以實現。這是李白、杜甫、陶淵明時代完全不可想象的。

詩歌生態發生革命性改變。秀詩、秀圖、秀生活，成為詩歌特別是女性詩歌的新常態。詩歌生活化是大眾化詩歌的重要特征。照片+簡歷+詩歌+才藝，是網絡詩歌的標配。寫詩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社交方式、自我主體的建構方式。詩人安琪的一句詩“當我死時，詩是我的尸體”就是最極端的說明。

詩歌功能發生革命性變化。大眾化詩歌率先提供一種民主開放的想象性文化空間。不計其數的微博、微信詩歌平臺，扮演著公民詩歌素質訓練場的角色，進行著有關社會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現代意識的塑造。網絡詩歌爆發出巨大的文化能量。在此，自由被置換為文學表達的自由，公正被表達為詩歌發表的公正。“五四”時期如此，1980年代如此，今天的打工詩歌、女性詩歌也如此。如今，新詩借助新媒體，如虎添翼，大幅度跨越經濟差別、身份界限和社會區隔，向“詩歌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想象快速推進。想寫就寫，不必考慮住房條件、經濟收入，也不用顧及專業與否，寫完手指一點，就進入了公共傳播領域。正如謝冕所說“滲入民眾”，新詩真正走進了大眾，其意義遠遠超出文學范疇。一些頗具代表的口水詩的流行，打碎新詩專業門檻，去除新詩的神秘外衣和權威限制，為大眾注入了興奮劑和推動力。以詩歌為投槍也好，為啤酒也好，為選票、話筒也好，都不外乎一種文化策略。如果網絡停止運行，我相信，至少會有一半的詩人靈感消失。

許多人批評“口水詩”粗制濫造，這當然有詩歌專業方面的道理，但忽略了口語詩在文化社會層面的積極功用，掩蓋了新詩大眾化帶來的文化民主和文化公平的巨大成就。舉個例子，北京皮村新工人文學小組的四位詩人范雨素、小海、孫恒、苑偉，走上中央電視臺“朗讀者”舞臺，朗誦他們的詩歌。對于幾位進城務工的新工人朋友來說，這是他們生活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經驗。俞平伯在五四初期主張詩的平民化，設想“詩的共和國”，在當時是夢想，在今天已經是現實。

學者李怡認為，新詩“總體成就不宜估價過低”，這一觀點在學界很有代表性，值得重視。越來越多的人熱愛新詩，以新詩抒發感情、交友互動，甚至以新詩表達對時事的看法、進行日常生活的詩意構建。百年新詩大眾化帶來的這些創造性的現代性功能，令人鼓舞驕傲，其成就也無法否認，正如人們無法否定廣場舞帶給千千萬萬民眾的健康生活和快樂幸福一樣。

其次，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要區分大眾化和專業化兩個問題，二者應當分開來談，以免陷入片面否定新詩的泥潭中去。大眾化詩歌的文化社會功能是一回事，以專業化來要求新詩專業水準是另一回事。這里所謂的專業化也就是審美化。每年新詩產量那么多，專業水準高的詩卻不多，但不能就此判定新詩專業成就低，正如近五萬首唐詩中，相當多詩歌水準平平，并不能因此否定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專業水準一樣。談新詩的大眾化時，我們在談詩的文化功能、社會功能。而談新詩專業時，談的是新詩經典化，是從那些數量少、水準高的優秀詩歌中挑選佳作加以討論，聚焦那些出類拔萃者，甚少涉及大眾化問題。大眾化和專業化的標準、目的都不一樣，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就會陷入常見的尷尬境地：隨意從網上看一些詩，便得出新詩不好的結論，或者總是用水準平平的詩來貶低新詩的成就：這也是詩？新詩就這種水平？我們經常見到這樣的情況：一個很少讀新詩，或者僅隨意讀了一些新詩，就跟你憤憤不平、熱情滿滿地討論新詩，指責新詩的粗俗，抱怨新詩的水準。事實上，這個時候，他要么是個詩歌的外行，要么是在討論新詩的文化功能、文化權力和文化態度等問題，而不是討論新詩的專業成就。類似街頭吵架式的非專業的詩歌爭論非常多，消耗了新詩批評的大量精力，對提高新詩專業水平無甚裨益。

當然，并不是說大眾化與專業化截然對立，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專業化的寫作常常需要大眾化的養育，大眾化的潮流拓寬專業化的河床。這種關系對于優秀詩人來說是順理成章的事，就好比杜甫可以從流行的公孫大娘劍器舞中獲得靈感，余光中也非常樂意大眾口語的熏陶。

第三，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的成就，既需平等民主的文化態度，還需要廣博精深的專業眼光。我們常遇到的就是新詩經典問題，眾說紛紜，各執一詞，爭論不休。我不贊成生搬硬套古詩的形式和規范，比如拿對仗、押韻、甚至平仄等舊律來要求新詩，這其實又回到了古詩的老路上，只能是死路一條。我也不同意“大眾的就是經典的”或“流行的就是經典的”評價思路，不認為只要走紅就是好詩。比如，“口水詩”作為一種新的大眾意識的表達，擁有一些粉絲，也有其文化上的積極意義，但在形式上，并沒有提供新東西，甚至是保守的。如果開個玩笑，“口水詩”是蹩腳的古詩，古代的歌行體反倒像優秀的自由體新詩。不信，可以參看李白《蜀道難》《將進酒》、《詩經·王風》中的《揚之水》、漢樂府中的《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

在此，想引入陳超的“歷史想象力”概念，作為討論新詩經典化的一個尺度。陳超在《重鑄詩歌的“歷史想象力”》一文中指出，“歷史想象力”不僅是一個詩歌功能的概念，同時也是有關詩歌本體的概念。“寫什么”和“怎么寫”，在歷史想象力的雙重要求下，是無法兩分的。簡單地說，“歷史想象力”要求詩人具有歷史意識和當下關懷，對生存、個體生命、文化之間真正臨界點和真正困境的語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覺挖掘意識，能夠將詩性的幻想和具體生存的真實性作扭結一體的游走，處理時代生活血肉之軀上的噬心主題。“歷史想象力”，應是有組織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經驗深刻融合后的產物，是指意向度集中而銳利的想象力，它既深入當代又具有開闊的歷史感，既捍衛了詩歌的本體依據又恰當地發展了它的實驗寫作可能性。這樣的詩是有巨大整合能力的詩，它不僅可以是純粹的和自足的，同時也會把歷史和時代生存的重大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它不僅指向文學的狹小社區，更進入廣大的有機知識分子群，成為影響當代人精神的力量。

如果放在古代，我覺得符合這一“歷史想象力”標準的典范就是杜甫。“歷史意識和當下關懷的統一”、“詩性幻想和具體生存的扭結”、“有組織力的思想和持久的生存經驗的深刻融合”、“把歷史和時代生存的重大命題最大限度地詩化”，在這些標準面前，一切口水、書面、學院、民間、女性、男性、下半身、上半身、打工詩歌、女性詩歌、草根寫作、神性寫作，是不是會一碰即退？如果我們討論新詩，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可能首先要區分討論新詩的什么。如果是討論新詩寫作的專業成就而不是文化成就、社會成就，就需要討論優秀的新詩，而不是泛泛地拿一些平庸的詩歌來說事。套用陳超的思路來看，對于真正優秀的詩人來講，新詩專業化寫作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如何動用歷史想象力，如何將歷史碰撞我們身心的火花擦痕藝術地呈現于詩美的天空。比如在郭沫若、艾青、穆旦、何其芳、余光中、洛夫等現代優秀詩人的詩歌中，歷史是不是一個在場因素，他們處理得怎么樣？有什么成就？又有什么樣的經驗和教訓？在當代詩人北島、多多、昌耀、于堅、歐陽江河、西川等人的詩歌中，也可作如是觀。當我們這樣來談新詩成就時，就會發現，此時的新詩比彼時街頭爭論時的新詩多了相當多專業化的要求，它需要討論者對百年新詩的閱讀量，需要對詩歌史的掌握，需要詩歌理論的儲備，甚至還需要一定時間的詩歌寫作訓練，并非隨便可以對新詩發言。

第四，回顧既往，一些典型的大眾化詩歌體式、流派所創造的，多文化能量，少專業成就。這些詩歌的文本都可以叫詩，但要說新詩的成就依賴這些詩歌，恐怕難以服人。我們談論余秀華“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更多是在談大眾化的欲望，是在驚嘆網絡的傳播能量和當今的詩歌奇觀。同樣，我們談“梨花體”、談“下半身”、談“垃圾派”，也主要是在談文化潮流、文化姿態、文化選擇，而非談新詩專業成就。如果再往深反思，談白話詩、抗戰詩、新民歌、天安門詩、朦朧詩、第三代詩、后新潮詩、盤峰論爭、地震詩、奧運詩、抗疫詩，是否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同樣的理論區別？在我看來，百年新詩的考量，特別是有關大眾化詩歌的考量，文化論爭多，專業討論少，特別是有益于新詩發展的專業化反思還有待加強。

總結百年新詩評價歷史，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要將新詩文化問題和新詩專業問題適當加以區分。文化問題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專業問題則相對穩定。文化問題可以包含在隨便什么樣水平的詩歌之中，但專業問題則需要就好詩展開討論，需要職業素養和專業儲備。新詩是一門專業，入門很低，但其后道路漫長，高手林立，佳作眾多，標準森嚴。是的，標準森嚴，我確實認為標準森嚴。比如，一首新詩，不能有一個字多余，不能隨便用詞，不能隨便用韻，不能隨便轉行，不能隨便設行，不能隨便設小節，不能隨便用標點符號，不能隨便寫標題。杜甫的詩能隨便多一個字嗎？蘇軾的詞能隨便轉行嗎？一旦我們進行諸如此類的專業對照，就會發現我們在專業上存在古詩新詩雙重標準。百年新詩存在一種集體無意識，即新詩沒有標準，新詩可以隨便。這是需要剔除的。恰恰相反，字數、行數、節數遠比古詩豐富復雜的新詩，其規則應當遠比古詩多、嚴。但這些專業問題并沒有深入全面的討論。所以，在新詩討論前，最好能問一個問題：我們是在談論詩，還是好詩？詩和好詩之間的距離非常大。白話口語的大規模運用對于五四文學革命和思想解放，無疑功德無量，同時，我們也需要反思，口語的無節制使用，是否也給新詩的專業化寫作帶來負面影響？新詩大眾化作為新詩的巨大成就，確立了詩歌的零門檻、零審查、零成本、低起點的合法性，帶來新詩空前規模的普及，激發大眾參與熱潮，是詩歌“祛魅”“去神秘化”“去權威化”“介入現實”“合為事而作”進而建設“詩的共和國”的有功之臣，但它絕對不能代替或取消“歷史想象力”“人間要好詩”“晚節漸于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清詞麗句必為鄰”等一系列詩歌專業化標準。正如謝冕提到的，新詩大眾化激發的“滲入民眾”的現代公民的平等意識、參與意識、自由意識，在文化社會成就上無疑是巨大的、積極的、令人鼓舞的，但并不能直接兌換成專業化的新詩成就。文藝評價的維度是多元的，可能是當下現實，也可能是整個文學史。優秀的詩歌，特別是經典的詩歌，恐怕最終需要在文學史里進行評價，甚至根據不同的層次目標，需要放在新詩一百年、詩歌三千年、世界詩歌史的場域中進行估量比對。這個時候，談論新詩成就絕不能坐井觀天。人們就會要求優秀詩歌必須處理好個人與社會、當下與歷史、現實與想象、介入與超脫、繼承與創新、語言與實在、形式規范與藝術創造等諸多維度之間的復雜關系，并最終以優秀的詩歌文本贏得讀者、贏得歷史。

（作者系北京文學期刊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