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中國新詩的生成與發展過程中，城市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自新詩誕生時開始，現代詩人便注重從城市中汲取文學靈感，在器物和人性兩個層面捕捉并呈現城市的風貌人情，將現實之城轉化為心靈之城。經過一代代詩人的寫作實踐，城市書寫已形成清晰的發展脈絡，在意象譜系、情感策略、文學旨向等維度充實了新詩的美學空間。與此同時，中國新詩與城市文化的詩學聯系，也構成了新詩的重要傳統。

呈現現代化的發展歷程

隨著中國現代城市文明的興起，早期新詩寫作者的文化視野日趨開放。他們在傳統的鄉土田園空間之外，尋覓到城市這一全新的話語資源，并通過詩歌形式展開與城市文明的對話。郭沫若在《筆立山頭展望》中盛贊都市物質文明，將輪船噴出的煤煙視作“黑色的牡丹”和“近代文明的嚴母”。詩人傾力詠嘆工業文明，隱含著一代青年對實現國家富強的期待和想象。此外，從陳夢家的《都市的頌歌》、戴望舒的《我們的小母親》等詩中，也均可感受到詩人的心潮與都會的共振。值得注意的是，諸多詩人看待城市的態度是雙重的，他們既能開掘城市的“力之美”，還能發現“惡之花”，透視物質社會對人性造成的種種壓抑。通過對城市文明的拆解與重構，現代詩人形成了復合的城市認知經驗。

自20世紀30年代開始，新詩的城市書寫進入繁榮期，詩歌與城市的經驗聯結在“現代派”和“九葉派”詩人筆下得到集中呈現。“現代派”詩人多選取城市符號入詩，嘗試建立與城市生活同步的語感，并在詩歌文體內部展開意象、音律、色彩的實驗。20世紀40年代“九葉派”詩人的城市書寫則更強調詩歌與現實情境的聯系。唐湜的《騷動的城》、袁可嘉的《南京》《上海》等文本，蘊含著作家對平民的關懷，表現了新詩人同情底層、關注民生的集體情感。穆旦的《城市的舞》、陳敬容的《冬日黃昏橋上》則將都市體驗引入哲思層面，側重表現生命個體彼此殊異的現代意緒，使城市書寫步入意味與藝術并重的成熟階段。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詩的城市書寫多被限定在類型化的題材范疇內，表現對工業建設的贊美，模態較為單一。進入新時期，伴隨著思想解放的步伐，中國的城市文化和新詩中的城市書寫共同迎來了蓬勃發展的契機。一部分詩人以城市對“速度”的追求為切入點遙想現代化的未來，如聶鑫森的《地鐵》、曲有源的《立體交叉橋》等，洋溢著對城市新面貌及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期盼。還有一部分詩人明確標榜城市詩歌寫作，特別是1986年，《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舉辦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群體大展”，第一次出現了以孫曉剛、李彬勇等為代表的“城市詩人”群體。他們宣稱要替詩歌在城市環境里制造現代的產床，其文本的原創性品質極強。他們對城市詩歌的嘗試和掘進，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詩人將城市作為書寫對象。

21世紀以來，一些文化中心城市出現了大量標榜城市詩歌寫作的社團。詩人立足民間視角，借助藝術沙龍和跨媒介傳播等形式，解析城市文化肌理，反思人與城市的關系。此外，21世紀詩壇還涌現出一批以城市作為主要書寫對象的詩人，如楊克、梁平、趙麗宏等。他們注重微觀與宏觀的視界融合，探析城市人當下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空間，試圖增強城市詩學的哲理內涵。如趙麗宏的《滄桑之城》和梁平的《重慶書》兩部作品，力求從城市厚重的歷史和文化細節中，打撈城市的文化記憶，鍛造城市的精神品格，為從多角度詮釋人與城市的關系創造了可能。

探尋現代人的精神空間

一般情況下，詩人都將自我的心理經驗和認知體驗投射在抒情主人公身上，使之成為寫作者精神形象的代言人。對于城市文化，新詩人往往具有“肯定與拒絕”并存的矛盾心態，既認同城市文明帶給人類的物質文化提升，又擔憂人在城市中喪失主體性地位，落入物質欲望的陷阱，甚至喪失和自然世界的聯系。多數城市詩人都懷有一種使命意識，他們不斷反思一個問題，即現代人如何擺脫城市物質文化的負面影響，在日趨同質化的日常生活中確立自身的主體性，彰顯個性化的獨立人格。在理性思考與詩性感受的融合中，寫作者主要從三個向度展開探索。

首先，一些詩人嘗試在都市日益趨同的時間感和速度感之外，主動尋求“降速”的可能。城市現代化往往與高速度和快節奏緊密相連。一方面，人們享受著速度提升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他們的心靈節奏也被城市的高速度裹挾其間，受到群體認知經驗的約束，遺漏了生活中的種種細節。為改變城市的高速度強加于身體的影響，寫作者采取“減速”“降速”的文本實驗，賦予抒情主人公以步行者、漫游者的身份，讓他們隨心所欲地觀察路邊的風景，采擷人們習焉不察的邊緣經驗。城市詩歌文本依照抒情者的心理時間架構而成，以捕捉、表達異質經驗為旨歸，確立起全新的都市感覺結構。

其次，隨著對城市文化的理解日益加深，詩人意識到城市書寫不僅要觀照城市，同時也應留意鄉村。在現代詩人中，戴望舒、林庚便將精神主體從現代都市中抽身而出。他們重啟鄉野田園的審美空間，賡續古典詩學的自然母題，以緩解物質時代帶給人的精神壓力。到了當下，大多數詩人擁有的是“城鄉復合型”的心理特質，很多人并沒有現實的鄉土生活背景，也深知無法真正返回地理意義上的原鄉，于是專注于經營“城市中的鄉土”。他們將“鄉土”詩化為與城市生存體驗相對照的審美期待，使其指向穩定的節奏、和諧的風景與純凈的人性。這種對“鄉土”的超然想象，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現代人的“城愁”，在新詩中形成了相對穩定的抒情模式。

最后，觀察21世紀以來的詩歌現場，詩人和城市的關系表現出由“對抗性”到“對話性”的演變。諸多寫作者都認識到，像現代詩人那樣單純地歌頌城市物質文明，或將城市中的負面因素作為批判焦點，都很難契合當下人的生存處境。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一文化形態已成為大部分人的生存背景。人們可以遠離城市的地理空間，卻無法完全拒斥城市文化的精神影響。因此，一些詩人采取與城市“對話”的立場，其情感態度和對城市的價值判斷也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將城市看作精神主體的對立面，而把它當成自我心靈世界的外在延伸。寫作者通過文本修繕了人與城市的關系，并著力開發城市符號的象征潛力，力求呈現個體生活的獨特情態，最大限度地探索城市文學的可能性。

熔鑄新詩的現代性品格

整體來看，中國新詩寫作者通過對城市多樣態的書寫，賦予新詩獨特的文學氣質。紛繁的都市風情、奇妙的物質景觀及豐富的人文意趣，都凝聚在他們的筆間風景之中，其城市書寫的意義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一是在對城市文明的再現與塑造中，發掘出交通工具、消費空間、現代建筑等城市意象的豐富內涵，強化了新詩語言與城市生活的關聯，將“城市”從形象上升到詩學主題層面。城市既是詩人體驗現實的具體場域，也是他們釋放現代意緒的客觀對應物。浸潤在城市文明之中，寫作者對現代生活的認知實現了由理念到現實的轉換。作為詩學主題的“城市”熔鑄了詩人對物質文明的向往、對新銳文化樣式的好奇、對現代人身份的反思。與傳統詩學相比，詩歌意象的“城市化”正是新詩最顯著的現代性特質。從新詩歷史發展的維度考量，詩人對各類城市意象的運思路徑雖各不相同，但也存在頗多交集，尤其是他們根據各自的文化體驗和知識儲備，在融合、借鑒中外城市詩學理念的基礎上，著重反映城市人的內心感思，為新詩鍛造出基于現代人真實生活體驗的情感空間。

二是建構起新詩中的“城市人”形象序列，觸發詩人對城市人心態的集中思考與書寫。寫作者通過城市人的眼光觀察現實，令其行走在街道之間，以此整合物質景觀的各類符號，構建起文學中的城市空間，亦從真實的視覺角度彰顯出詩人的主體性。很多情況下，“城市人”形象沒有直接現身，或是詩人設置了這一形象，卻不讓他承擔記錄城市風景的職責，而是以現代人的精神范疇為這一形象賦予內涵。詩人或是借助內向型的言說方式，訴說敏感的抒情主體迷失在高樓、街道、地鐵等物質空間內的精神苦楚和心理疲勞，吐露深陷鋼鐵時代卻又無法脫身的無奈，由此呈現現代人的精神壓抑與文化憂思；或是注重開掘城市人的想象世界，并與潛藏在生命深層的傳統文化精神遇合，擬現田園詩般的自然空間，為精神主體的成長注入新活力。

三是在打造中國城市詩學過程中，與域外城市文學形成了共時性交流與對話，使新詩的現代性建設融入了世界文學的宏觀格局。現代詩人書寫城市時，大都重視文學先驅的精神影響，他們借鑒西方現代詩歌對城市文明的表現技藝，甚至直接把異國的城市形象引入詩歌文本。如艾青筆下的巴黎，郭沫若、田漢筆下的東京，聞一多、孫大雨筆下的芝加哥和紐約，徐志摩、劉半農筆下的倫敦，宗白華、馮至筆下的柏林，蔣光慈、蕭三筆下的莫斯科等。詩人充分調動藝術智慧，將異國城市意象移至新詩語境中，同時采納現代主義手法，從里爾克、艾略特等人那里汲取營養，超越了傳統詩歌對城市的想象范式和述景策略，在城市文化層面豐富了新詩的美感構成。

21世紀以來，中國詩歌的城市書寫表現出“走在世界”的特征，它對城市物質史與人類心靈史密切關聯的認知、對人類被物質文明“異化”的焦慮、對城市人理想生存姿態的探問等，都是世界城市文學普遍關注的命題。城市書寫既是百余年來新詩業已形成的傳統，同時，作為世界城市文學的重要一環，其影響力和傳播力亦值得矚目。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