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師友中多有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我自然得學會藏拙，平日里從不賣弄這方面的學識，更不要說精神境界了。可實際上，我讀魯迅四十年，也算是別有心得，走出了一條不太一樣的路。

小時候，看父親擦桌子，小心翼翼地挪動那尊魯迅石膏像，明白這老頭很值得尊敬。“文革”中，眼看眾多現代文學家都被橫掃，唯獨“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逆反心理油然而生，對于閱讀魯迅興趣不大。插隊務農期間，雖也努力讀書，但沒跟魯迅真正結緣，是我人生一大遺憾。上大學后，讀書條件好多了，歷經一番東奔西跑上下求索，先是對西方現代文學及文論感興趣，直到1982年初在中山大學跟隨吳宏聰、陳則光、饒鴻競三位先生念碩士研究生，方才開始認真閱讀魯迅的書。

現如今，家中藏書不少，可很多深藏不露，一輩子難得打幾回照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全集》是個例外，自我問學以來，一直站立在書桌邊隨手可及的位置。我在此書第一卷扉頁上寫著：1982年9月3日購于廣州。考慮到那年初春我剛讀碩士生，家境也不富裕，馬上買下這套出版不到一年的新書，想必還是很有閱讀熱情的。日后雖也收藏各種版本的魯迅著作，但最常用的還是這一版。

不時翻閱1981年版《魯迅全集》，帶著我整個求學過程的心境與體溫。那既是經典文本，也是學科指南。此版注釋雖有時代局限，但我仍將其作為現代中國的“百科辭書”使用。此書第十六卷包含《魯迅著譯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釋索引》，在沒有電子檢索的年代，可借此隨時找到我想了解的現代中國的人物、著作、報刊、團體、事件等。且因魯迅著述牽涉面極廣，古今中外的文學知識，查找注釋便可手到擒來。若需進一步探究，再去尋覓專門著述。這個閱讀的秘密小徑，我相信不少學中國現代文學的都能悟出來。

在中國學界，魯迅研究屬于顯學，相關著述汗牛充棟。凡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大都以魯迅為思考的重要支點，我也大體如此，只是表現得不太突出。嚴格意義上，我不能算魯迅研究專家。不要說導師王瑤先生，師友中王得后、錢理群、王富仁，還有同輩學人汪暉、王曉明、孫郁等，都比我對魯迅有更專深的研究。而我熟悉的日本學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中島長文、尾崎文昭、藤井省三等，也都是一等一的魯迅研究專家。即便如此，并非魯迅研究專家的我，還是寫下了不少關于魯迅的論述。略為清點，幾可編成一冊專書：

1）《魯迅的〈故事新編〉與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初刊《魯迅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我的《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2）《論魯迅的小說類型研究》，《魯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韓文譯本刊[韓]《中國小說研究會會報》第34號，1998年6月，收入我的《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1999/ 2005/ 2010）。

3）《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學人》第四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7月；日文譯本刊[日]《飆風》第32號，1997年1期；收入《魯迅研究的歷史批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魯迅其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魯迅報告》（新世界出版社，2004），以及我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等。

4）《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的發現》，《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收入我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010/2018）。

5）《經典是怎樣形成的：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一、二），《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1年第7、8期；收入我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010/2018，英譯本，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1）

6）《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魯迅的述學文體及其接受》，《文學評論》2005年第5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2005文學評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月；《十年論魯迅——魯迅研究論文選（2000—2010）》（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英文譯本刊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 Volume 1 , Number 2 , May 2007；收入我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

7）《長安的失落與重建——以魯迅的旅行及寫作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西安：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收入我的《想象都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

8）《鸚鵡救火與鑄劍復仇——胡適與魯迅的濟世情懷》，《學術月刊》2017年第8 期。

9）《“思鄉的蠱惑”與“生活之藝術”——周氏兄弟與現代中國散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18年第5期。

10）《學術史視野中的魯迅與胡適》，[香港]《中國文學學報》第9期，2018年12月。

11）《二周還是三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周建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19年第6期。

12）《現代大學與小說史學——關于〈中國小說史略〉》，《文藝爭鳴》2020年第4期；收入我的《小說史學面面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這里清點的都是專論，不包括我眾多現代中國小說史、散文史、學術史、文化史中隨處可見的引述與評說。但稍作觀察不難發現，我閱讀魯迅的視角與論述的立場遠離學界主流，更多關注身為“學問家”與“文體家”的魯迅，而不是闡釋魯迅何以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這種非典型的魯迅研究思路，與我自己的學術路徑有關——1980年代的比較文學視野，1990年代的學術史立場，新世紀的文化史與文體史研究，一直到今天，我談魯迅，也都是為了更多觸摸那個天才輩出的時代，而不是表彰孤零零一個偉人。這種立場，決定了我在中國的魯迅研究界，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可。

好在我從不以“魯迅研究專家”自居，這回為《〈中國小說史略〉校注》撰寫后記，略為引申發揮，談我閱讀魯迅的四十年，借此呈現個人閱歷、時代風云、思潮起伏以及師友情誼的互相糾纏。

二

我多次談及，對于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現代文學研究者來說，比較文學的引入至關重要。我的第一部著作《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曾忝列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頒發的首屆全國比較文學優秀著作一等獎（1990）。“不過坦白交代，本來得的是二等獎。考慮到獲一等獎的都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獲不獲獎對他們無所謂，樂老師靈機一動，將一等獎變成了特等獎，我們也就順理成章地升級了。善解人意的樂老師說，這么處理對年輕人有好處，他們需要填表。”（《大器晚成與胸襟坦蕩——在〈九十年滄桑〉新書發布暨討論會上的發言》，2021年4月14日《中華讀書報》）此書乃中國現代文學論集，只不過有明顯的比較文學印記。其中體現影響研究方法的有《許地山與印度文化》《娜拉在中國》，而屬于平行研究的，則是《魯迅的〈故事新編〉與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后者很能代表我碩士階段閱讀與寫作的特點，用我的博士導師王瑤先生的話說，那就是“才華橫溢”——“有才華是好的，橫溢就可惜了。”（《有才華是好的，橫溢就可惜了》，《中華讀書報》2019年9月4日）

此文寫于1983年10月，那時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念碩士二年級，讀書不多，但思維活躍，居然能寫出如此“異想天開”但又不無道理的論文來。真是初生牛犢，研究魯迅，一上手就選擇號稱最難解說的《故事新編》。此前，北大名教授王瑤先生剛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刊行的《魯迅研究》第六輯上發表《魯迅〈故事新編〉散論》，此文乃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長篇報告，收入同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北京大學紀念魯迅百年誕辰論文集》以及第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紀念魯迅誕生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是“文革”結束后王先生最為重要的論著，直到今天還被不斷引用。此文最為關鍵的突破，是用傳統戲曲中的二丑藝術來解說《故事新編》中的“油滑”。而年少氣盛的我，竟然不管珠玉在前，另辟蹊徑，引入原本八竿子打不著的布萊希特，從“間離效果”入手，來解讀《故事新編》。

我那篇初刊《魯迅研究》1984年第2期的《魯迅的〈故事新編〉與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是這樣開篇的：

20世紀30年代，東西方的兩個偉大作家同時進行著一場偉大的藝術探索，歷史上似乎很難找到兩個作家，像他們那樣離得那么遠而又靠得那么近——這里指的不是空間的間隔和時間的契合。就體裁而言，一是小說，一是戲劇；就題材而言，一是古代，一是現代，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就美學傾向而言，兩者卻是那么接近：同是間離效果，同是理性主義，同是喜劇情調！

這種表層結構的矛盾與深層結構的和諧的辯證統一，突出地體現在《故事新編》與“史詩戲劇”各自的理論支柱上。如果做整體把握，《故事新編》有兩大支柱：一是歷史的現實化，一是小說的戲劇化；“史詩戲劇”也有兩大支柱：一是現實的歷史化，一是戲劇的史詩化。

經由一系列認真但又簡陋的“平行比較”，此文的結尾是：

魯迅的《故事新編》和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把現代藝術的理性、抽象與民間藝術的單純、自然結合起來，矛盾空泛博大，主題單純深邃，似乎很簡單，三言兩語就可以說完，又似乎很復雜，千言萬語也說不清；似乎很透明，一望到底，又似乎很渾厚，望不到邊，探不到底。對這樣內涵豐富的藝術珍品，有必要運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本文只是切了兩種藝術探索相接的一個面進行考察，至于探索者整個的創作歷程、創作思想和創作個性，則不是本文論述的范圍。

多年后重讀，我還是感嘆自己當初的勇猛精進。此文立意不錯，但學養欠缺，論證粗疏，在學術史上沒能留下深刻印記，但我相信王先生讀后，對此等自由馳騁的思路以及大開大合的筆墨，會留下深刻印象。

圍繞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藝運動中“兩個口號”的論爭，改革開放初期，李何林主持的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研究室，與沙汀和陳荒煤主持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魯迅研究室展開了激烈論戰，前者因其地處北京西部的阜成門而被稱為“西魯”，后者因地處京城東部的建國門被稱為“東魯”。此外還有代表馮雪峰立場的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因其地處朝陽門內，簡稱“中魯”。對于像我這樣的外省青年來說，霧里看花，完全看不懂，更不會主動介入。日后到北京讀書及工作，發現我的朋友圈基本屬于“西魯”，而當初刊發我論文的則是“東魯”。“東魯”的《魯迅研究》集刊及雙月刊由魯迅研究學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刊行，可惜現在已經不存在了；“西魯”的《魯迅研究動態》1982—1985年不定期發行，1986年起改為月刊，1990年改刊名為《魯迅研究月刊》，現在仍然很活躍。

撰寫《魯迅的〈故事新編〉與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時，我剛剛入門，沒有多少學術積累，關于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的論述更是現炒現賣，因我不懂德文，用的都是中譯本。沒想到此文發表后，引起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黃繼持教授的強烈興趣，竟專門跑來中山大學研究生宿舍找我聊天，還送我一大堆中外文的布萊希特研究資料。實在很慚愧，我辜負了他的期望，沒能在這個題目上進一步開拓進取，更不敢再涉足布萊希特研究。

三

我談魯迅的文章，傳播最廣且影響較大的是《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此文撰成于1993年，可要想溯源，必須從六七年前說起。記得是1986年歲暮的一個晚上，王瑤先生讓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印的《學術動態》第279期，上面刊有他在全國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的發言，題目叫《王瑤教授談發展學術的兩個問題》。其中最關鍵的是下面這段話：“從中國文學研究的狀況說，近代學者由于引進和吸收了外國的學術思想、文學觀念、治學方法，大大推動了研究工作的現代化進程。……從王國維、梁啟超，直至胡適、陳寅恪、魯迅以至錢鐘書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創新和開辟局面的大學者，都是從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進和汲取了外國的文學觀念和治學方法的。他們的根本經驗就是既有十分堅實的古典文學的根底和修養，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時代精神、新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照亮了他們所從事的具體研究對象。”這個發言很受重視，好多朋友勸他把這作為一個學術課題來經營，可他精力不濟，希望有更多年輕朋友參加，我當即表示愿意加盟。第二年夏天，我博士畢業留校任教，投入王先生主持的“近代以來學者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這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參見《王瑤先生的最后一項工程——〈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小引》，《書城雜志》1995年3期；《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1998）。

當初關于近現代學者二十家的選擇，還有各章作者的敲定，都是王先生親力親為。我被指定撰寫魯迅與胡適兩章，一開始頗為忐忑，因王先生的名著《中古文學史論》乃承繼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而來，且對于“學者魯迅”，王先生是有自己一整套看法的。看我有點遲疑，王先生笑著說：“怕什么，有我保駕護航呢。”說完，隨手遞給我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魯迅小說史大略》，要我拿回去參考。此乃魯迅在北大課堂的第一份講義，整理本附錄原西北大學中文系單演義教授的《關于最早油印本<小說史大略>講義的說明》，由此引發我對北大課堂/講義與魯迅學問之間的關系的長期關注。

岳父劉嵐山是詩人、編輯家，聽說我要研究學者魯迅，從書柜里拿出珍藏多年的1930年5月北新書局第7版《中國小說史略》，此乃毛邊本，保存完好，雖不是關鍵版本，但也值得珍惜。專業上岳父幫不上忙，但他推薦我去找隔壁樓道的魯迅研究專家林辰先生，那是他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及好友。林先生著有《魯迅事跡考》《魯迅述林》，參與編輯注釋《魯迅全集》，其《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的成就及其特色》（《文學評論》1962年第6期），對我日后談論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大有啟發。

完成《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后，調整好心態，我開始鉆研學術史上的魯迅。作為試探之作，結合那時我正從事的小說類型研究，我撰寫了《論魯迅的小說類型研究》，感覺效果不錯，這才開始動筆撰寫《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此文以“清儒家法”“文學感覺”與“世態人心”三個關鍵詞來描述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論述頗為深入，可我本人更看重第五節“學界邊緣”：探討魯迅晚年文學史著述的“中斷”，由此窺測其學術思路。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此后10年，魯迅大致執行此方針，寫下大量于國于民“有益的文章”。只是“余暇時做”的文學史著述，不免因此被冷落——不僅因無法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更因雜感的思路本就不適于學術研究。在魚與熊掌無法兼得的情況下，魯迅選擇了雜文；只是對放棄自認擅長的文學史著述于心不甘，故不時提及。作為一個如此成功的雜文家，很難設想其能同時“冷靜”地穿梭于古書堆中。君子求仁得仁，后人無權妄加評說；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國文學史》，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如此曲終奏雅，雖說是水到渠成，可也包含某種個人感慨，其中奧秘，或許只有放在20世紀90年代的特殊語境，且參照我的《學者的人間情懷》（初刊《讀書》1993年第5期），才能充分領會。

此文刊出后，中外學界一片叫好，眼界很高的神戶外國語大學中島長文教授親自操刀，將其譯成日文，刊《飆風》第32號。作為日本著名魯迅研究專家，中島先生曾翻譯《中國小說史略》（東京：平凡社，1997），至今我的書柜里還藏有他題贈的大書《中國小說史略考證》。此書內頁寫著：“謹以此書獻給王得后先生。”這不是某大書局的公開出版物，而是作者2010年9月30日根據本人連載于《神戶外大論叢》和《中國文學報》的諸多論文抽印本合訂而成，我們得到的是“限定四十部之十八部”。

四

王瑤先生對于“學者魯迅”的承繼并非只表現在具體見解上，更重要的是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中古文學史論·重版題記》對此有專門闡述：

魯迅對魏晉文學有精湛的研究，長期以來作者確實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論作為自己的工作指針的。這不僅指他對某些問題的精辟的見解能給人以啟發，而且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論來看，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等著作以及關于計劃寫的中國文學史的章節擬目等，都具有堪稱典范的意義，因為它比較完滿地體現了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性質和特點。

類似的表述，多次出現在王瑤先生八十年代撰寫的諸文中，既是“自報家門”，又闡發了學術理想；當然，也可作為先生一生治學的自我總結（參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中樊駿的《論文學史家王瑤》及錢理群的《王瑤先生文學史理論、方法描述》等）。作為及門弟子，我對此深有體會。

20世紀90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曾三次開設《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研究》專題課（1992/1995/1999），有通讀全書，有注重明清部分，有專門研讀注釋，也有接著說的——但不管哪種路徑，我都會強調文學史觀及方法論。可惜那時不用電腦寫作，講課大綱及參考資料等全都不知放置何處，一時半會找不到。

約略與此同時，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先生為河北教育出版社主編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叢書”，拉我入伙。這套主要在1996年8月推出的大書，我負責《章太炎卷》和《胡適卷》，此外還有《魯迅、吳宓、吳梅、陳師曾卷》中的魯迅部分。針對1996年底《中華讀書報》刊登劉夢溪先生為這套叢書撰寫的總序《中國現代學術要略》，李慎之先生在《開放時代》1998年10月號上發表了《什么是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李先生認為，只有融入了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的學問，才能列為“現代學術”；而在他看來，馬一浮了無新意，錢基博也太老舊了，應該選的是譚嗣同、孫中山、陳獨秀。至于談魯迅，與其選《中國小說史略》，還不如選《阿Q正傳》。如此立說，明顯是從革命家立場出發，注重政治與思想，忽視學問的價值。李先生的批評，有的很深刻，比如談“學術經典”不該獨尊人文學，應該兼及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有的則很偏頗，比如將《阿Q正傳》看作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參見《“學術文”的研習與追摹》，《云夢學刊》2007年第1期及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7年5期）。

按照叢書體例，我必須撰寫一則一千多字的《魯迅先生小傳》，描述傳主的學術風貌。如此言簡意賅，需要舉重若輕，實在不容易。當初頗費心思，斟酌再三，至今讀來，還是能站得住。這篇“小傳”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對學者魯迅的大致評判：

先生文名甚高，以致作為學者的深厚功力及獨特見解，為其文名所掩。從1907年撰寫《摩羅詩力說》起，先生一生發表許多精彩的文學論文。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說家，先生深知創作甘苦，品評作品常能體貼入微，道常人所未能道。而對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的洞識，更使其文學論文有深厚的歷史感。

先生一直有意從事中國文學史的寫作，并為此積極準備，直到去世前不久還在購買文學史的資料。20年代，先生撰寫了帶有開山意義的中國文學專史——《中國小說史略》，又完成部分文學通史的寫作——《漢文學史綱要》，二者都是現代學術史上的經典之作。然先生抱負甚大，此后發表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和《〈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在研究思路和史識上，都有超越前兩書之處。先生在30年代多次表示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而且已有了若干章節的寫作方案，只可惜終成廣陵散。

先生撰史，主張先從長編入手，但又強調文學史不同于資料長編。前者體現其與清代樸學家的精神聯系，后者則凸現其超越清儒的現代學術品格。先生治學重校勘輯逸，力圖掌握大量第一手資料，反對空發議論。《中國小說史略》之所以難以超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先生此書是以輯校《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和《小說舊聞鈔》三書為其根基，非同時眾多率爾操觚的才子可比。先生治史，善于抓重點文學現象，并由此深入開掘，大處著眼，小處落筆，確是大家風范。

先生晚年很少寫作學院派的學術論文，但其雜文中仍不時體現其文學史思考。只是由于雜文體式的限制，必須換另一種閱讀眼光，方能理解和欣賞先生的學術思路。

我對《中國小說史略》情有獨鐘，曾自告奮勇做“箋證本”，想將魯迅以前關于小說史研究的成果全都融合在內，做成一個學科創立及成長的標本，可惜沒有成功。倒是應李慶西兄之邀，制作《“名著圖典叢書”中國小說史略》（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反而讓此名著“圖文并茂”的愿望很快實現。

1988年11月18日，我在海淀文化書社購得楊憲益、戴乃迭合作翻譯，北京外文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二次印刷的英文版《中國小說史略》（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當初選購此書，不是為了學英文，而是看中那22幅銅板印制的插圖。20世紀90年代初訪問日本，收到東京大學教授丸尾常喜贈送的譯作《中國小説の歴史的変遷——魯迅による中國小説史入門》（凱風社，1987）。此書印制之精美，兼及版式、紙張與插圖。這讓我大受刺激，希望有圖文并茂、可觀可賞可讀可玩的“史略”，能長期屹立在我的書桌上。浙江文藝版開本及圖像偏小，不盡如人意，但愿這回浙江人民版能讓我揚眉吐氣。

2021年底，北京三聯書店推出我的《小說史學面面觀》，其中第一章《現代大學與小說史學——關于〈中國小說史略〉》是根據我此前的若干文章改寫的，沒有多少新意。倒是此書“小引”中的這段話有意思：

在中國，“小說評論”早已有之，“小說史學”則只有一百年歷史。具體說來，1920年可視作中國“小說史學”的元年。理由何在？這一年的7月27日，胡適撰寫了影響深遠的《水滸傳考證》，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這一年的8月2日，魯迅被蔡元培校長聘為北京大學講師，專門講授中國小說史，1920年12月24日第一次登上北大講臺。一是發凡起例引領風氣的長篇論文，起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是現代大學設立的正式課程，可培養無數專業人士。

經由魯迅、胡適等新文化人的積極推動，作為“學術研究”的“小說史學”迅速崛起，百年之后，已然蔚為奇觀。就在“小說史學百年”這個節骨眼上，因新冠疫情改為線上授課，促使我完成了《小說史學面面觀》這冊小書。

五

進入21世紀，我關于魯迅的閱讀與寫作有更多面向的展開，但都不在主流視野中。《魯迅為胡適刪詩信件的發現》與《經典是怎樣形成的：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主要著眼點是新詩如何經典化，對于胡適研究的意義遠大于魯迅研究。《長安的失落與重建——以魯迅的旅行及寫作為中心》，涉及的話題很有趣，那就是考辨魯迅1924年的西安之行，除了努力鉤稽、復原魯迅的“楊貴妃”小說或戲劇創作計劃，我著重闡述：作為思接千古、神游萬仞的小說家，到底該如何復活那已經永遠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怎樣借紙上風云，重建千年古都長安。與眾多相信魯迅無所不能的研究者不同，我認為魯迅對作為城市的“古都”頗為漠然，而對作為歷史的“古人”極感興趣，故其知識儲備及敏感點，必定在“時間”而非“空間”。如何“遙想漢唐盛世”，靠傳世詩文來復原唐代長安的生活場景，雖也有效（如日本學者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卻不無局限。對“古都”的想象與復原，需要歷史、考古、建筑、美術等諸多學科的支持。從收藏以及閱讀不難看出，魯迅有史學的眼光、美術的趣味以及金石的學養，但對日漸崛起的考古學、建筑史以及壁畫研究等，相對陌生。文章結尾是：

魯迅放棄長篇小說或多幕劇《楊貴妃》的寫作，對后人來說，毫無疑問是一種遺憾；可經由對這一“故事”的剖析，呈現城市記憶、作家才識以及學術潮流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進而促使我們探討古都的外在景觀與作家的心靈體驗之間的巨大張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經途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此文寫作時間很長，2006年10月初稿，提交給當年11月1－6日在西安舉辦的“西安：歷史記憶與城市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那是我與王德威合作主持的系列會議之一，必須身先士卒，拿出像樣的成果。此文2007年12月修訂一遍，不過癮，2008年7－9月再次上馬，前后琢磨了三年，方才最后定稿。

同樣推敲多年的是初刊《文學評論》2005年第5期的《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魯迅的述學文體及其接受》，最初是2001年11月9日演講于日本東方學會第51屆年會，2002年12月20-29日二稿于臺北長興街客舍， 2003年12月25-31日三稿于京北西三旗，2005年1月6-10日定稿于京西圓明園花園。談論學者魯迅，不僅為表彰《中國小說史略》的開創意義，我更希望關注魯迅的學術理想、治學方法，乃至其別具一格的述學文體。論文前三節“文體家的別擇”“論著、雜文與演講”“古書與口語的糾葛”，依舊中規中矩，自認為最具突破意義的是第四節“直譯的主張與以文言述學”：

寧可譯得不太順口，也要努力保存原作精悍的語氣，這一翻譯策略的選定，包含著對于洋人洋書的尊重；同理，對于古人古書的尊重，也體現在述學文體的選擇。……辨析傳統中國學術時，棄白話而取文言，這與翻譯域外文章時，盡量保存原有的語氣，二者異曲同工。或許，在魯迅看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文學或學術精神，與其所使用的文體血肉相連。換句話說，文學乃至學術的精微之處，不是借助、而是內在于文體。

……世人之談論“文體家”的魯迅，主要指向其小說創作；而探究“魯迅風”者，又大都局限于雜文。至于魯迅的“述學之文”，一般只從知識增長角度論述，而不將其作為“文章”來辨析。而我除了贊賞《中國小說史略》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還喜歡其述學文體。在我看來，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章太炎的《國故論衡》、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以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都是經得起再三閱讀與品味的“好文章”。

直到今天，我還是堅持這個論斷，而且認為，這種“文學乃至學術的精微之處，不是借助、而是內在于文體”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生長空間。這個話題，在我的《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中，有更進一步的闡釋。

六

若問我的魯迅研究有何特點，看得見的是注重“學者魯迅”，比較隱晦的是并不獨尊迅翁。十年前，接受媒體采訪，談我的家庭背景、求學經歷、師承以及文體，何時提出“壓在紙背的心情”，以及為何同時經營專著與隨筆等，這些都很平常，只是問及“如果要您在五四時代的人物中擇一而交，您會選擇誰”，我的回答出了問題：

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書中，我再三強調，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從人際關系到思想學問，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讀八個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周樹人、劉師培、周作人、胡適。故意不按各自登臺表演的時間，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個時代的思想/文化/學術是如何“犬牙交錯”的。既然是“尚友古人”，為何要求“擇一而交”呢？又不是男女之間談戀愛。作為研究者，我多次談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這個魅力來自思想、學問，也來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擇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侯思銘：《陳平原：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第19期，2011年9月5日）。

說是八人，但因王國維與劉師培的學問比較專門，常在我及我的研究生們眼前晃動的，主要是其他六人——談及晚清與“五四”，不管什么題目，都必須考慮他們的立場及反應。前半段沒問題，引起爭議的是最后一句。雖然我解釋“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的說法乃互文修辭，還是會被抗議：難道胡適可以跟魯迅相提并論？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這個說法，認為這么說貶低了魯迅。可我確實認定，研究現代中國文學、文化、思想、學術乃至政治，最合適拿來與魯迅相提并論的，還是胡適。基于此信念，我曾在香港中文大學（2014年秋）與北京大學（2015年春）為研究生開設專題課“魯迅與胡適”。不同點在于，在港中大我多講魯迅，因那邊沒有這方面的專門課程；而在北大，魯迅研究是主流，我必須更多為胡適辯護。

近年所撰幾篇涉及魯迅的文章，如《鸚鵡救火與鑄劍復仇——胡適與魯迅的濟世情懷》（2017）、《學術史視野中的魯迅與胡適》（2018）、《“思鄉的蠱惑”與“生活之藝術”——周氏兄弟1920年代的美文》（2018）、《二周還是三周——現代中國文化史上的周建人》（2019），自認為都寫得不錯；當然，最得意的還是第一篇——討論鑄劍復仇與鸚鵡救火到底哪種策略更有效或更值得推崇，以及“雜感”與“論文”的縫隙如何積淀乃至內在限制了魯迅、胡適各自的政治立場、精神氣質與論述方式：

就以魯迅與胡適這兩位深刻影響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進程的偉人來說，其差異性幾乎一目了然，可你很難非此即彼。具體的應對措施，確有對錯與高低；但基本立場沒有太大的差異，裂縫主要緣于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言論與行動、自我與社群，乃至陰陽柔剛的性情等。……理解這兩種不同的人生道路與理論模型，但不將其絕對化、理想化、本質化，而是承認二者常處于流轉變動中，各自都在根據時代潮流與自身志趣不斷地調整方向，以達成最佳的精神及工作狀態。

魯迅是我的精神導師，同樣，胡適也是我的精神導師。這么說，估計很多人不能接受，他們更習慣于“獨尊一家”，非此即彼。可我的“萬神殿”里，供奉的遠不止一兩個偶像。不同偶像之間會有縫隙與矛盾，這個時候，你可以左顧右盼，互相敲打與質疑，借此鍛煉自家的心智與境界。

讀魯迅/胡適的書，不一定走魯迅/胡適的路，有時候是個人能力有限，有時候則是外在條件不允許。與其高自標樹，盡說漂亮的空話；不如腳踏實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這里包含我對大道朝天、文化多元性的理解，還有對人生局限性的深切體會。

2022年1月17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