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談論眾多影響現代中國歷史文化進程的“聲音”，音樂學、宗教史、文化工業等方面的著作，因都在原先學科的視野上延伸，且有物質文化作為根基，顯得比較穩妥、踏實；至于文學研究者本就關注的學堂樂歌、國語運動、讀詩會、口傳性與書寫性的張力等，這些年更是有很大的推進。另外，我對晚清唱片業及速記法的傳入、無錫國專以誦讀為主的教學方式、30年代朗誦詩運動的興起、抗戰中笳吹弦誦遍神州的大學校歌、“文革”中遍及城鄉的高音喇叭、90年代的古詩文誦讀工程、世紀末崛起的未名湖詩歌節等具體而微的兼及制度、思潮、技術及審美的“聲音”都感興趣。但實際上，我主要關注的，還是自認為文化內涵最豐富、政治功能最強大、因而也最值得認真推敲的“演說”。此前所撰論文，涉及演說學之傳入、演說的定義與溯源、分類與技術，以及“無邊的國事”與“有聲的文學”；還有演說如何開啟民智，以及促成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演說怎樣與報章與學堂結盟，且在晚清畫報及文明戲中拋頭露面；演說家的風采與白話文的進路，以及演說在當代中國的各種變體等。

我曾在論文中提及，蔡元培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的兩次演說（《在南開學校全校歡迎會上的演說詞》《在南開學校敬業勵學演說三會聯合講演會上的演說詞》），由南開學生周恩來記錄整理；1920年在長沙的兩篇演講稿（《美術的價值》《對于學生的希望》），其記錄整理者則是畢業于湖南一師、曾任北大圖書館書記的毛澤東。這四場/篇沒能進入1920年北大新潮社版《蔡孑民先生言行錄》的“演說”，足證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先生的預言：“今后學人，領導社會，開發群眾，須長于言語。”

晚清以降，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思潮及運動，多少都牽涉作為一種技術及文化的“演說”。而鋪天蓋地的演說，不僅影響中國政治態勢，同時影響文章體式，這點此前已有論述。本文準備另辟蹊徑，主要著眼演說的政治功能與美感實踐，借助演說之氛圍、演說之鄉音、演說之變奏、演說之危險、演說之詩性五個不同層面，討論若干兼擅演說理論與實踐的政治人物及其演說名篇。此前我談演說，多著重學問家（文學家），關注文化傳播；今天則側重政治家（實踐家），注重社會動員——共同之處在于，注重聲音轉化為文字，以及“以話為文”的得失成敗。

一、演說之氛圍

多年前我曾談及，與書齋里孤獨的閱讀不同，“演說”講究現場效果，需要臺上臺下緊密配合：“演講者固然借助語言、手勢以及身段在調動聽眾的情緒，而聽眾通過拍掌、跺腳、噓聲乃至走人等，同樣達成對于演講者的誘惑，使得其身不由己，往聽眾的趣味靠攏。”具體到我曾專門撰文討論的文學課堂，那可都是教師與學生合力完成的“表演”：

單有演講者的“談吐自如”還不夠，還必須有聽講者的“莫逆于心”，這才是理想的狀態。第一是表演，第二是氛圍，第三是對話，第四是回味——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歷史”、此時此地的“小環境”，加上講授者個人的學識與才情，共同釀就了諸多充滿靈氣、變化莫測、讓后世讀者追懷不已的“文學課堂”。

因有師道尊嚴以及課堂紀律的約束，相對說來，教師的表演比較容易獲得掌聲；至于廣場上的演說或大型集會上的政治動員，更依賴會場整體氛圍以及講者個人魅力。

這里僅以孫中山1906年12月2日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為例，勾勒一次大的群眾集會及其成功演講的諸多因素。此次演講有很好的記錄稿，但因不是單獨成文，日后入集時題目五花八門：（1）1928年“首都各界總理逝世三周年紀念會印贈”的《孫中山先生演講集》，開卷第一篇即此文，題為《中國的改造問題——在〈民報〉紀元節演講詞》（1906）。（2）1951年9月初版、（臺北）“中央改造委員會”編輯、發行的《總理全書》之七《演講》（上），前兩篇乃1905年7月在日本東京富士見樓對學生演講的兩個版本的記錄稿，第三篇就是此演講稿，題為《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3）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孫中山選集》，宋慶齡題寫書名，屬于權威版本，此文題作《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4）1981年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孫中山選集》請專家做了修訂，此文改題《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5）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等合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的全十一冊《孫中山全集》第一卷，收錄此文時同樣題為《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根據雜志校訂，但分段更為細致。（6）1997年團結出版社版孟慶鵬編《孫中山文集》，此文又變成了《民族的、國民的、社會的國家——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

且不說以上第一至第四個版本略有差異，之所以題目紛紜，因本來就不是獨立文章——此乃《民報》第十號“紀事”欄所刊民意（胡漢民）《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的摘錄。該文甚長，共34頁（第81?114頁），文末有記錄者的“附識”：“篇中演說之辭，除章太炎先生暨田君桐，自撰演說稿外，皆依筆記編次，或節錄大要，脫有誤會，筆記者任其責。”1905年11月創刊的《民報》月刊，乃同盟會機關報，孫中山撰《發刊詞》，闡發“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大主義。約略與此同時，孫中山還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演說，稱“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最突出的，便是這“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因此，《民報》上諸多文章，多主張民族主義，提倡排滿革命，連篇累牘地批駁《新民叢報》的保皇立場，贏得了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的廣泛贊譽，迅速提升了雜志的地位以及同盟會的影響力。就比如這冊《民報》第十號（1906年12月20日出版）上，除了（章）太炎的《箴新黨論》（以及《說林》三則和《與人書》）、（胡）漢民的《排外與國際法》、寄生（汪東）《復仇論》、（汪）精衛的《雜駁〈新民叢報〉第十二號》，再就是此作為重頭戲的民意（胡漢民）《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事及演說》。后者描摹會場氛圍，記錄口頭演說，筆墨相當生動，讀來大有親臨其境的感覺。

此《民報》周年紀念會，在東京神田錦輝館舉行，黃興任主席，先請章太炎讀祝詞，“祝辭莊肅悲壯，聽者人人感動”；接下來，“主席黃君請孫先生文，起而演說，其辭如左”。緊接著的是章炳麟、日本來賓以及好幾位留學生的演說，夾雜記錄者的評議。當天演說的人不少，但確實孫中山的篇幅最長，占三分之一強；當然，內容也最為重要。可惜的是，日后入集，除了改題目，還刪去了眾多表情達意的符號。下面抄錄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孫中山選集》中此文前三段，以［ ］表示《民報》原文：

諸君：今天諸君踴躍來此，兄弟想來，不是徒為高興，定然有一番大用意。今天這會，是祝《民報》的紀元節。《民報》所講的是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諸君今天到來，一定是人人把中國民族前途的問題橫在心上，要趁這會子大家研究的［拍掌］。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

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么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著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作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大拍掌］。

但是有最要緊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并非是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大拍掌］。因為我漢人有政權才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種］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拍掌］。

《民報》原刊并沒分段，各種整理本在為演說分段的同時，改動了不少標點，有幾處“種族”被改為“族”，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刪去了夾雜其間的“拍掌”“大拍掌”“眾大笑”等說明現場氛圍的括號，以及最后的“眾大拍掌呼萬歲”。

為了讓“演說”變成“文章”，整理者刪去了“大拍掌”等閑文，表面上看內容沒動，可閱讀感受卻大不相同，不再有親臨現場、感同身受的體會——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文字（書本）與聲音（模擬聲音）的差異。那種一呼百應、排山倒海的演說氛圍，借助于雖簡短但極為傳神的“大拍掌”等，讓遠隔千山萬水的聽眾，或百年后的你我都能深切體會到。

當初的報道稱，這場大規模群眾集會有五千余人參加，“會場無隙地，后至者絡繹于門外，不得入”；多年后作者改口：“余乃開《民報》一周年紀念會于東京，孫先生蒞場演說，聽者萬余人，歡聲震天地。”我開始很懷疑這萬人集會是否過于夸張，雖然明知神田錦輝館確實是晚清留日學生政治活動的重要場所——如1903年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也就是后來的軍國民教育會，“定期開大會于神田錦輝館，各省學生到者五百余人”；1906年章太炎出獄，孫中山派人迎到東京，“留學界于七月十五日開歡迎會于神田錦輝館，蒞會者二千余人”。即便考慮孫中山的個人風采、同盟會的組織能力，還得計算當年留日學生人數，以及這錦輝館室內面積。不過，看多了時人的回憶及日記，此次活動規模確實驚人。章太炎自定年譜1906年則：“余抵東京，同志迎于錦輝館。來觀者七千人，或著屋檐上。……其冬，《民報》創置滿一歲，赴錦輝館慶祝，觀者萬人。”更為可靠的是宋教仁《我之歷史》，其1906年12月2日日記與當時報道若合符節，且有很多生動的細節，包括如何偕宮崎寅藏擠過人群，沖到前臺去演說或口譯：

九時，偕宮崎氏往赴《民報》紀念大會（在神田錦輝館）。至則已開會良久，來者已滿，門口立者約有千余人。余等不能入，自其旁一窗內蛇行而入。至會場側望之，滿場已無隙地，欲入場竟不可得。乃復出，徘徊良久，余忽思得一法，遂引宮崎氏自大門排擠而入，余在前大呼：“有特延之來賓一人來，請少讓勿卻客”云云。則諸人皆偏身讓出一路，遂得入場。比至演臺后，則余之履物已失矣。時則孫逸仙氏正演說社會主義，拍掌聲如雷。余不及細聽。逸仙復演說將來憲法不宜僅仿三權分立，宜加入試驗權，監察權，皆使獨立，為五權分立方好云云。逸仙演訖，則章枚叔繼之，又其次則來賓日人池亨吉氏、北輝次郎氏、宣［萱］野長知氏及宮崎氏，皆以次演說。余為之翻譯一次，其余皆田梓琴及山西某君翻譯之。訖，復有會員演說者數人。一時拍掌聲、呼萬歲聲甚為煩雜，余幾不堪。良久，有一人提議捐助《民報》經費，則皆贊成，一時投錢者，書名于冊者，不知若干人。良久迄，始散會。散會時發《民報》臨時增刊贈書券，人一枚，合計發出五千余枚，合其外未及發券及未得入場者計之，蓋將近萬人矣！亦未有之盛會也。亦足見人心之趨向矣。

這個與會人數統計的說明很重要：“發《民報臨時增刊》贈書券人一枚，合計發出五千余枚”，再加上未能入場或未領券者，說是“近萬人”大致可信。不管是“五千余人”“近萬人”還是“萬余人”，都是了不起的數字，如此大規模的政治集會，確實可見“人心之趨向”。更何況，這還是在異國他鄉——只不過聽講者不全是正式注冊的留日學生，還有游學者、日本華僑以及流亡政治家等。

為何能有如此火爆的演說場面，這就說到那時留日學生的數量及其迅速高漲的政治熱情。談論近代中國的留日學生，一般從1896年清廷派遣的13名留日學生抵達日本說起，不過有個細節必須補充：抵日三星期后，便有四人因生活不習慣或感覺受歧視而提前歸國。庚子事變后，亡國危機迫在眉睫，改革乃國人共識，赴日留學于是成為時尚，“尤其在1905年至1906年之間，留日學生竟創下八千人以上的記錄”。據實藤惠秀統計，1896?1937年間留日學生數量，1903年1000，1904年1300，1905和1906年各8000，以后迅速回落，1907年7000，1908年4000。這一留日學生數量曲線，和在東京的中國人政治活躍程度相吻合。赴日學生精神狀態不同，居留時間不一，具體到某年留日學生總數，很難準確統計，實藤惠秀列舉了各家說法，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斷：“1906年是留日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共達一萬三四千或二萬名之譜”；這些留日學生大都聚集在東京，而“中國留日學生的中心地神田，稱得上是個留學城”。

聚集了大批留學生及華僑的東京，不僅是新知識的傳播中心，也是重要的革命策源地。梁啟超稱：“又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這是那個時代無數中國讀書人的共同感受。日后成為著名政治家的張繼，1900年入早稻田專門學校政治經濟系，“除照例上課外，專在圖書館翻閱該國維新時中江篤介等所譯之《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革命思想，沛然日滋”。年輕人熱血沸騰，不僅坐而言，還要起而行，提倡反清的革命團體同盟會成立后，便有大批留日學生積極參加；如1905?1907年間，有960人在東京本部加盟，其中大多為留學生。相對于留學歐美，總體而言，留日學生專業成績不佳，但政治熱情更高，并非每個人都成為革命家，但在日期間以及歸國以后的表現，確實比留學歐美的更激進。

1906年底，正是留日學生最多、政治熱情高漲、革命與保皇論戰最激烈的時候。借用某留日學生的《東京新感情》，其中“最得意二十一條”很能顯示那個時代的新風氣：“聽朋儕演說，最得意”；“自由、民權等議論，倡言無礙，最得意”；“痛罵官場，最得意”。留日學生因讀新書而思想大變，在海外痛罵清廷又百無禁忌，加上這蔚為奇觀的演說新時尚，這些都為孫中山提倡民族革命的演說成功準備好了干柴，一旦點燃，隨時可以烈焰騰空。可以這么說，1906年底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之所以獲得巨大成功，因其湊齊了天時地利人和，再加上講者、聽眾及記錄整理者的密切配合。

成功的演說之所以能借助報章廣泛傳播，記錄者的整理策略是個重要因素，那就是盡可能還原現場，而不是將其作為書齋文章來經營。這場演說的整理者胡漢民，1902年赴日本法政大學讀書，1905年9月加入中國同盟會，其時正主編《民報》。除了長期追隨孫中山，對其思想立場、政治主張及言談舉止均十分熟悉，更因胡本人也是著名的演說家，以能言善辯著稱，1927年7月上海民智書局曾刊行《胡漢民先生演講集》一、二、三集。在自傳中，胡漢民談及東京時期，孫中山“恒使余與精衛為之執筆”；而自己“編輯《民報》及與保皇黨之論戰”，曾登壇演說三小時，大獲全勝。也正因為有豐富的演說經驗，胡漢民用白話記錄孫中山的演說，盡可能保留演講者說話的語氣，且用括號注明現場反應，讓讀者能如身臨其境，真切感受。對比此前一年陳天華用文言記錄整理的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很容易明白白話與文言記錄演說的巨大差異。1905年8月13日孫中山在東京富士見樓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這是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除了刊《民報》第一號的過庭（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還有吼生（吳昆）筆記《孫逸仙演說》（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1905年9月印本），后者也是用白話記錄。今天讀來，吳本遠比陳本精彩，更能顯示孫中山的精神氣象與演說技巧。

在現代社會，要想成為成功的政治家，必須學會演說。楊炳乾的《演說學大綱》從古希臘說到19世紀歐美，總共介紹了12位演說家，最后提及我國之孫中山、英之張伯倫、美之威爾遜“莫不以能演說稱”。張越瑞選輯《現代名人演講集》，其《導言》強調：“孫中山先生是開演說風氣的第一人，在他致力革命的幾十年當中，到處演講，以喚醒國人。”可以說此乃時人共識，以至大凡編演說學著作或輯名人演講集的，大都必選孫中山。

1902年官派留日的劉成禺（字禺生），早年在孫中山領導下積極從事反清活動，1917年被孫中山聘為大元帥府顧問，1921年奉派為總統府宣傳局主任，其所著《世載堂雜憶》中收錄《孫中山先生語錄》三則，對于今人了解孫中山的演說技巧有很大幫助。尤其是第一則“練習演說之要點”，更是經驗之談：

孫中山先生嘗自述練習演說之法：一，練姿勢。身登演說臺，其所具風度姿態，即須使全場有肅穆起敬之心；開口講演，舉動格式，又須使聽者有安靜祥和之氣。最忌輕佻作態，處處出于自然，有時詞旨嚴重，喚起聽眾注意，卻不可故作驚人模樣。予（先生自稱）少時研究演說，對鏡練習，至無缺點為止。二，練語氣。演說如作文然，以氣為主，氣貫則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宜。說至最重要處，擲地作金石聲；至平衍時，恐聽者有倦意，宜旁引故事，雜以諧語，提起全場之精神。讜言奇論，一歸于正，始終貫串，不得支離，動蕩排闔，急徐隨事。予少時在美，聆名人演說，于某人獨到之處，簡練而揣摩之，積久，自然成為予一人之演說。

大凡演說學著作，無論中外，談得最多且最實用的，一是聲調，二是姿態。至于組織演說詞時如何“旁引故事，雜以諧語，提起全場之精神”，以及“貴能提綱挈領，詞意愈簡單，人愈明了”，那更是無數人的實戰經驗，至今仍屢試不爽。早年在美國觀賞名人演講，閱讀演講學方面的書籍，且對著鏡子模仿練習，逐漸形成自己的演講風格，這只是演講家的基本訓練；孫中山演說的獨特魅力，技術之外，更主要的還是其革命理想契合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

1905年5月赴日的湖南籍官費生黃尊三，也是孫中山的熱心聽眾，在其《三十年日記》中，記載了1909年4月10日現場傾聽孫中山演講的感受：

學界假神田錦輝館開歡迎大會，屆時余亦赴會。到者六七千人，無立足地。未幾，先生登臺，掌聲如雷，先述革命經過，繼言現在非革命不足以救國，滔滔而談，精神煥發，目光四射，會場中秩序整齊，毫不凌亂，四時散會。余年來因課忙不嘗赴會，茲慕先生之名，故特到會，接其顏色，聆其宏論，頗為感動。雖久立人叢中，不覺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

革命家不同于學問家，基本立論不變，每回激情演說，多有重復，且不無表演成分。這個時候，能博得“掌聲如雷”的，不是你的具體主張，而是個人聲望以及現場臺風。能讓人慕名前來聽講，“接其顏色，聆其宏論”，這就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

“諸君他日歸國，有志于政治，即有需于演說，故為君等告之”——我相信劉成禺所記，應是孫中山原話，這很符合其一生行跡與追求。作為理想型的職業革命家，孫中山的巨大成功，除了革命理想、人格魅力，還得算上這高超的演說技巧。正因演說乃孫中山提倡革命、募集經費、動員群眾的主要手段，才有病中制作演說唱片的神來之筆。而在錄音之前半年，即1923年12月30日，孫中山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發表長篇演說，強調“這次國民黨改組，變更奮斗的方法，注重宣傳，不注重軍事”，理由是：

我們用已往的歷史來證明，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于宣傳。譬如中國的文化自何而來呢？完全是由于宣傳。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國，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并駕齊驅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多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

此次長篇演說，日后入集也有各種題目，如《宣傳造成群力》（《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1924）、《革命成功全賴宣傳主義》（《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56）、《國民黨奮斗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總理全書》之七《演講》（下），臺北：“中央改造委員會”編輯發行，1951）、《宣傳造成群力》（《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改革國家是要改造人心》（《孫中山文集》，團結出版社，1997）等。這篇講稿篇幅很長，主旨是論證“宣傳”的重要性。在孫中山看來，辛亥革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排滿”的宣傳；今天改造國家，則必須廣泛傳播三民主義，“所以從今天以后，要請大家注重宣傳的奮斗，不要單注重兵力的奮斗”。日后國共兩黨分裂，原本一手好牌的國民黨，經過二十幾年征戰，最終落荒而逃，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宣傳方面遠遠落后于共產黨。

宣傳不全是演說，但演說無疑是傳播政治主張、進行社會動員的最佳手段——尤其是當年中國識字率不高、很多人無法讀書看報，演說因而顯得特別重要。我曾以1924年孫中山“中國的安危存亡，全在我們中國的國民睡還是醒”的演說錄音為基點，往前推25年，有梁啟超提倡演說的《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往后推25年，則是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讓我們真切意識到，“在二十世紀中國，有一種聲音是可以穿透迷霧、直達九霄的”——那就是政治家五彩繽紛、鏗鏘有力的演說。

二、演說之鄉音

所有關于演說學的著作，提及結構、思想及文采，都顯得很吃力；能駕輕就熟且游刃有余的，主要是談姿態與聲音。但相對于西方演說學書籍熱衷于討論“演說的姿態及準備”，尤其是聲音的發作、聲音的傳播、聲音的強度以及呼吸的調節、喉嚨的馳縱等，中國演說家所碰到的棘手難題，是如何直面方言表達的局限性。

據黃炎培追憶，1901年出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時，蔡元培就著意培養學生的演說能力，“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曉，令習國語”。此舉很有遠見，對于年輕學生來說，日后無論從政還是講學，都必須努力超越方言隔閡。來自官話區的，盡管也有北京話、河南話、東北話、西南官話等差異，但語音、詞匯、語法十分接近，溝通不太困難。而其余六大方言（粵方言、吳方言、閩方言、贛方言、湘方言、客家話）各具特色，不經專門學習，互相聽不懂，根本無法對話。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就職演說中，專門談及講義問題；經過幾年努力，1922年10月新學年開學，由北大評議會通過的征收講義費決議付諸實施。此舉使得校方與學生嚴重對立，學潮雖然很快被壓下去了，可講義問題并沒有解決。經濟利益之外，還因當年北大文科教授中，講吳語的浙江人占絕對優勢。若教授方音太嚴重，師生間的交流多有障礙。以章太炎弟子朱希祖為例，1913年被聘為北大預科教授，擔任過國文系教授、史學系主任（1920?1931），對于創辦北大史學系貢獻良多；1931年底卻因派系矛盾等，再次被學生驅趕，于是憤而辭職，黯然離開北大。除了學院政治，朱希祖的被逐，與他方音太重，學生聽不懂有很大關系。周作人稱：“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講中國文學史，但是他的海鹽話很不好懂，在江蘇浙江的學生還不妨事，有些北方人聽到畢業還是不明白。”此話當真。日本著名漢學家倉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當年曾結伴在北大旁聽，日后回憶起朱希祖之講授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史學史，不約而同都談及其濃重的方音，后者甚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北大的“排朱運動”，稱起因正是“朱希祖先生馬虎了事地經常拖延交出講義，而其講話又難于聽懂”。

若只是在大學教書，方音重問題還不是很大，因有課題紀律約束，聽久了慢慢就會習慣。演說可就大不一樣了，聽眾是臨時聚集起來的，若五分鐘還聽不懂，很難再堅持下去。正因此，中國人撰寫的演說學著作，很多涉及此難題，談論“吾國方言龐雜，語音有種種的不同，演說時間，常發生困難”。只因“演說的時候，宜少用方言”已成共識，也有學者主張采用變通的辦法。如孫起孟《演講初步》稱演講不一定用國語，主要看聽眾需要：“如果聽眾是江蘇無錫人，講者也能說無錫話，那用無錫話演講，斷然要比用‘藍青官話’收效大得多。”任畢明《演講·雄辯·談話術》談及如何處理方言：“當然，達到用國語來講話是最好不過的，但在國語尚未普及的今日，而宣傳需要，又是迫不及待的今日，我以為方言的利用，是可以而且必要的。”除了黑白兩端的國語與方言，其實更多的是以方言為根基來講國語。所以，我不直接談論方言，而是稱之為“鄉音”。就好像今天流行的俏皮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關鍵在于，人家不是在說粵語，而是以粵語的思維及表達方式說普通話，這才具有某種喜劇效果。

這就說到了近代中國另一個積極提倡且喜歡演說的廣東人梁啟超。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對于世人不解“演說”乃“風氣驟進”的原動力大發感慨：

我中國近年以來，于學校、報紙之利益，多有知之者；于演說之利益，則知者極鮮。去年湖南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西人演說會之意也。湖南風氣驟進，實賴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廢也。今日有志之士，仍當著力于是。

這里所說的“京師之保國會”以及“湖南之南學會”，在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中多有提及：“戊戌三月，康有為、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康有為“又倡設強學會于北京，京朝士大夫集者數十人，每十日一集，集則有所演說”；南學會“會中每七日一演說，巡撫、學政率官吏臨會，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及學長□□□等，輪日演說中外大勢、政治原理、行政學等，欲以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

將學校、報章、演說并列為“傳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時尚的晚清話語，發明權歸日人犬養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說”的功用，則屬于梁啟超的精彩發揮：“大抵國民識字多者，當利用報紙；國民識字少者，當利用演說。”日本人演說成風，創于明治思想家福澤諭吉；而近代中國演說風氣的形成，則康梁師徒大有貢獻。

至于梁啟超本人，目前所見最早的演說詞，即1898年的《保國會演說詞》，乃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說。引錄一段，可見其“演說”的風格：

嗚呼，今日中國之士大夫，其心力，其議論，與三歲以前則大異。啟超甲午、乙未游京師，時東警初起，和議繼就，竊不自揣，日攘臂奮舌，與士大夫痛陳中國危亡朝不及夕之故，則信者十一，疑者十九。退而衋然憂，睊然思，謂安得吾國中人人知危知亡，其必有振而救之者。

意思不錯，可表達方式是作文，而不是演說。若“退而衋然憂，睊然思”，一般人不查字典都讀不出來，怎么可能出現在演說現場？好在前面有一段小引性質的話：“今日之會，惟諸君子過聽，或以演說之事相督責。啟超學識陋淺，言語樸訥，且久病初起，體氣未復，無以應明命，又不敢闕焉以破會中之例，謹略述開會宗旨，以筆代舌，惟垂覽焉。”說白了，名為“演說詞”，其實是文章。作者之所以“以筆代舌”，不一定是“久病初起”的緣故，還有不太能熟悉掌握國語的軟肋，限制了廣東大才子梁啟超的口頭表達。

1900年，梁啟超在檀香山給妻子李蕙仙寫信，其中有這么一句：“吾因蕙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于全國。”李蕙仙（1869?1924）出生于直隸固安縣，1891年與梁啟超成婚。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流亡日本；四年后李東渡日本，與丈夫團聚。雖說長期的耳濡目染，妻子在學習官話方面應該是給他不小的幫助，但流亡日本時期，梁啟超主要以辦報及寫作為業。可以這么說，演說非其所長，因此梁啟超更喜歡“以筆代舌”——書齋里，揮動一枝如椽大筆，橫掃千軍；而不是廣場上，面對千萬熱情洋溢的聽眾，慷慨陳詞。一個有名的例子，1907年10月17日，梁啟超發起組織的政聞社在東京神田區錦輝館開成立大會，梁氏登臺演說未畢，同盟會員張繼、陶成章等人沖鬧會場，造成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不說政治立場孰優孰劣，單就演說效果而言，力倡革命的孫中山這一派，在氣勢及技巧上，明顯比主張立憲的梁啟超等強。

要說梁啟超成功的演說生涯，我傾向于從1912年歸國說起。1912年11月1日梁啟超給女兒的信中稱，“在京十二日，而赴會至十九次之多”。作為主要嘉賓，梁啟超逢會必演說；“前日則各團爭時刻，以至一日四度演說”。四處出游，頻繁演說，必須是有人邀請，而自己又有意愿與能力。過于頻繁的演說邀請，當然也會有抱怨，但那是一種“可謂極人生之至快，亦可謂極人生之至苦”。不管是苦是樂，歸國后的梁啟超，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演說稿。比如《梁任公先生演說集》第一集（亦稱《初歸國演說集》，北京：正蒙印書局，1912年），收錄1912年10月在京赴各團體歡迎會的演說13篇；《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收錄1921年10至12月講演7篇，《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第一、二、三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1923），收錄1922年在各地所作演講26篇，此外還有很多散落各報刊的演講。

歸國后的梁啟超，眾多影響深遠的演說，主要不是談論時事政治，而是教育文化。這與他1919年后脫離政界，專心治學有關。這里不涉及他在清華學校的系列講義，那些專業性很強、日后整理成書的講義（比如《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屬于著述而非演說。我所關注的是其面向民眾的公開演講，雖也整理成文并入集，但與其清華、南開教書的專門講義有很大差別。比如，1922年春天，梁啟超除了在清華學校講學，四月起輾轉于北京、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為各學校及社會團體做專題演講。其中，在南開大學、東南大學暑期學校所作的系列講演，均以“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為題。這兩次系列講演，恰好都有文章傳世，那就是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作文教學法》，以及1925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再加上近年發現的八頁手稿，互相對照，可以呈現那些年梁啟超立場及思路的演變，以及其如何回應當下的學術論爭。

1920年代的梁啟超，其登臺演說，談論學術、思想、教育、文化等，已經是游刃有余。那個時代的讀者，誰都知道梁啟超的文章寫得好，但沒想到的是，還居然這么會說話——須知不是所有文章大家都擅長演說的。隨著梁啟超的演說聲譽日隆，許嘯天輯《名人演講集》（上海：時還書局，1924），竟然將差不多一半篇幅給了梁啟超，收錄其《文學史家的性格及其預備》《學問之趣味》《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實踐實用主義的顏李學》，下面才輪到胡適、章太炎、張君勱、汪精衛等。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現代名人演講集》收文八篇，其他人各一篇，唯獨梁啟超有兩篇——《情圣杜甫》與《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編者在該書《導言》中稱:“演說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占一個部門。中國人素來只講究談話，不講究演說；只長于和少數人交談，不長于在大庭廣眾中演說，所以幾千年來我們不曾產生一個偉大的演說家。”或許在編者眼中，梁啟超比較接近其心目中“偉大的演說家”。

梁啟超的演說大都貼近聽眾，不故作高深，肯說平常話，講邏輯，重感情，這與他的文章風格倒是一脈相承。若《學問之趣味》《為學與做人》《美術與生活》等，直到今天，都還可以進入中學語文課本。須知，天下好文章很多，但要找到適合中學生閱讀與模仿、具備高等常識且趣味雅正的演說，還真不容易。

這里說的是已經入集、轉化成文字的“聲音”，那演說現場呢？上述諸多演講，都不在兩廣或港澳，梁啟超只能操著帶明顯新會口音的官話，那樣效果會好嗎？

先引兩個不太以為然的。北京師范大學學生、日后成為著名學者的梁容若，最初是在北京高師國文學會聽梁啟超演說。“他的廣東官話對于我們很生疏，所講的問題，事前又沒有預備知識”，實在聽不懂，于是“當晚在日記里寫‘見面不如聞名，聽講不如讀書’”。不過，作者還是做了解釋，當年北京城里大學文科教授浙江籍的居多，學生們于是練就聽浙江方言的本事；至于廣東籍的，只有梁啟超和黃晦聞（節）。后者講六朝詩，印有詳細講義，問題不大；感到困難的是聽激情洋溢的任公先生講演，很少人能完整記下來。

先是私淑弟子，后又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追隨梁師讀書的楊鴻烈，在《回憶梁啟超先生》中，是這樣談論梁啟超的講演的：

長期以來，梁氏雖為眾所公認的一代作家，但在說話的時候，雖非蹇緩口吃，卻很缺乏流利明白的口才，他在講演的時候有時只聞“啊啊”的聲音，即表示其詞不達意。……事實上，全國大多數聽眾都以不能完全明了他的西南官話為憾。尤其在華北方面，如一生最崇敬他的前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教務主任兼史學教授王桐齡氏，凡有梁氏的講演，幾乎風雨無阻，每次必到，但總是乘興而往，怏怏而歸。問其所以，總是自認對于講詞的某段某節，竟完全聽不明白，其他人士，十有五六，亦均抱同感。

首先，梁啟超說的不是“西南官話”，而是有濃厚粵語特色的官話。其次，中間省略部分引錄王照關于戊戌變法時梁啟超不會講官話，導致與光緒君臣間相對無言，其真實性大可懷疑。至于任公先生講話有濃厚鄉音，北方聽眾聽不太懂，我想是真的。

可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人為梁啟超的演說叫好。口音不標準，確實會影響聽眾接受；但若有恰當的形體動作，加上演說時飽含感情，依然會很有感染力的。在《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中，梁實秋回憶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講演《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示的情感》：

先生的講演，到緊張處，便成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時掩面，有時頓足，有時狂笑，有時太息。聽他講到他最喜愛的《桃花扇》，講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在另一則短文里，梁實秋將同在臺下聽講的梁思成也拉扯上，場面更為生動：

他講得認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塊毛巾揩臉上的汗，不時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兒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臺去把黑板擦干凈。每次鐘響，他講不完，總要拖幾分鐘，然后他于掌聲雷動中大搖大擺的徐徐步出教室。聽眾守在座位上，沒有一個人敢先離席。

這兩段文字實在太精彩，以至你不忍心追問是否作家妙筆生花，乃至有些夸張變形。梁啟超講演時很認真，感情很投入，效果不錯，這點我相信；略感疑惑的是，梁實秋為任公先生濃重的鄉音辯解，是否有點過分：“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是他的聲音沉著而有力，有時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們還是能聽懂他的每一個字，我們甚至想如果他說標準國語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所謂聽不明白，既可能講者鄉音太重，也可能聽眾知識不夠，比如梁容若就承認那天梁啟超的講題是“清初五大師”，而“這時我對于黃黎洲、王船山、顧亭林、李二曲、朱舜水等的書和傳記全沒有讀過”。若是后者為主，則只能怨聽眾自己。自稱“能聽懂他的每一個字”，梁實秋除了愛屋及烏，再就是對于出生在北京的他來說，字正腔圓的官話一點都不稀罕，反而覺得梁啟超的廣東官話很有味道，且與其形象十分吻合，改為標準國語演說，效果反而不佳。

對于熟悉（或希望熟悉）的人物，你記得的不僅是其思想立場、言談舉止、音容笑貌，連口音也密不可分。所謂某人的語言表達方式，撰文與說話不同，后者更多牽涉鄉音。同一個意思，用粵語、吳語或官話說出來，效果很可能天差地別。這一點，影視劇制作者特別敏感。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因此前的電視新聞及紀錄片做了大量鋪墊，中國民眾對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領袖的聲音有記憶，于是更愿意接受他們在銀幕及熒屏上講經過改良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話。

為推廣普通話，廣電總局曾三令五申，要求電視劇使用規范語言：“除地方戲曲片外，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視劇、少兒題材電視劇以及宣傳教育專題電視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話；電視劇中出現的領袖人物的語言要使用普通話。”這最后一條目前正在落實，但對于很多年長的觀眾來說，讓毛澤東講“標準國語”，感情上還是不太能接受。而且，鄧小平那種簡短有力的表達方式，必須配合其西南官話，方才顯得魅力十足；改為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反而不夠味道——這就好像梁實秋特別能欣賞梁啟超的廣東官話一樣。隨著時間流逝，后面的世代對于毛、鄧的聲音沒有記憶，影視劇里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就好像今人不會計較影視劇里李白、杜甫或乾隆皇帝的聲音）。不過，演說不一樣，因其屬于當下，現場聽眾的反應最為直接，也最要緊。只要演說內容足夠精彩，大致聽得懂就行了，并不苛求官話發音標準。這對于梁啟超等來自方言區的演說家來說，無疑是極大的“利好消息”。

三、演說之變奏

1904年，秋瑾撰《演說的好處》，稱報紙之外，“開化人的知識，感化人的心思，非演說不可”。論證過演說的五大好處，秋瑾稱：

如今我國在日本的留學生，曉得演說的要緊，所以立了一個演說練習會，又把演說的話刻了出來，把大家看了，可以曉得些世界上的世情、學界上的學說。唉！列位不要把這個演說會看輕了，喚醒國民開化知識，就可以算得這個演說會開端的了。

十三年后，李大釗在1917年4月8日《甲寅》日刊發表《講演會之必要》，稱“今日為神州學會第一次特別講演大會，記者不敏，忝為會員中之一人，愿于本報乞得余白，以略論講演會之必要”。這演說的四大優點，包括：“講演會之效力，非部分的，乃普及的也”；“講演會之效力，非機械的，乃活用的也”；“講演會之效力，非專門的，乃常識的也”；“講演會之效力，非固定的，乃應時的也”。不管是“四大優點”還是“五大好處”，在錄音及網絡普及之前，除了現場聽眾，演說若想在時空上傳之久遠，必須將“聲音”轉化為“文字”，且借助報刊或書局的翅膀。

極少人（或者說幾乎沒有）演說時，真的出口成章，且不留任何瑕疵——除非事先擬稿并練習。好的演說，除了扣緊講題，還得不時與聽眾互動，記錄下來，一般都會有重復或缺漏。句子不太完整，現場傾聽沒問題，不會誤解，且很受感動；需要轉化成文字并公開發表，那時再刪改、修補或加注。錄音錄像的普及以及上傳網絡的方便，讓政治人物的演說變得日益拘謹。變革年代的政治演說，激情四射，現場效果很好，不會有人追究你的語法毛病；保守年代的施政報告，講究的是政治正確，深恐脫稿演說或離題發揮被誤解或曲解，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于是字斟句酌，大話套話連篇。現實生活中，不是所有聲音都必須/值得保留或傳播的；“演說”之所以能傳之久遠，校訂整理是關鍵的一環。

晚清傳入的速記法，確實為演說之由聲音轉為文字提供了很大方便；但像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第一回所描述的“一面速記，一面逐字打電報交與橫濱新小說社登刊”，那是不可能的。這中間還有好多陷阱——即便速記員訓練有素，還有口音差異，以及話題的專業性等。另外，現場這么說，整理成文，演說者未必愿意照單全收。尤其是政治家的演說，臨時發揮可能出錯（史實或數據），完全可以調整過來；還有發表時機的選擇，更是蘊涵著政治策略與修辭技巧。孫中山1924年3月30日所撰《自序》，讓我們明白其代表作《三民主義》的生產過程：“茲值國民黨改組，同志決心從事攻心之奮斗，亟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為宣傳之資，故于每星期演講一次，由黃昌谷君筆記之，由鄒魯君讀校之。”鄒魯1905年加入同盟會，長期追隨孫中山，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正負責籌備國立廣東大學（即日后的中山大學），可見其“讀校”非同尋常。一般認為，毛澤東的名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三個主要版本：1942年5月七七出版社印行的速記本、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發的整理本、1951年2月至4月毛澤東在整理本的基礎上修訂，共改了670余處，收入1953年5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整理本是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協助做的，據說毛“對整理稿表示滿意”，可正式發表前，還是在《解放日報》校樣上做了若干修改。專家們對毛澤東如何修改此聲名遠揚的講話稿有各種描述與解讀，我只想說一句：速記只是輔助手段，除了演說者本人，底稿起草人（假如有的話）、校訂整理者以及發表/傳播的過程，都值得關注。相對來說，學者演說的速記與整理者，發揮的作用更大些，也更容易得到致謝。比如1922年商務印書館初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封面署“梁漱溟講演，陳政、羅常培編錄”；1934年北平人文書店訂正三版《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扉頁署的是“周作人講校、鄧恭三記錄”，而且兩位作者（演說者）都在序言中大大表揚了記錄者。

古代文人替上司撰文，日后是可以標明代某大吏作，堂而皇之入集的；現代秘書則沒有這個權力，即便都是你寫的，也屬于“職務寫作”，無論思想、言論還是版權，都屬于首長。因此，當我們談論某位身居高位的政治家的演說稿時，即便明知是其秘書所撰，也都不做辨析。比如，蔣介石乃一介武夫，可因地位崇高，國民黨宣傳部很早就開始編印《蔣中正演講錄》（三民出版部，1926年11月三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諸多編譯的演說學著作，需附錄若干中外名人演說詞時，也常會有蔣介石的作品。

這里暫不從著作權角度，計較那些由秘書代擬而主公宣讀的演說；而是辨析若干“演說之變奏”——名為演說，或未曾登臺，或事后追憶，或移花接木。并非質疑“變奏”的真實性與合理性，而是想說明“演說”這一行為/文體本身的復雜性。

1921年6月，在白話文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關鍵時刻，上海泰東圖書局為了蹭熱度，適時推出《章太炎的白話文》，書前稱：“太炎先生是中國文學界的泰斗，這是誰也知道的，并且誰也樂意承認的。不過他著的書，往往因說理太深，又用的是‘老氣橫秋’的文言，初學的人，看了總覺得不大舒服。因此便自然發生一種要求：就是，怎樣能直接聽他的講？好了！有了！你們的唯一講義，就是這本書。”不交代書中各文初刊《教育今語雜志》，也未做真偽分辨，徑直將其斷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唯一講義”，出版人張靜廬的這一番神操作，日后影響很大。

1972年，臺北的藝文印書館重刊《章太炎的白話文》，編者的“出版說明”對書中各文的來歷及其真偽同樣未做任何分辨，直接稱此乃“《民報》被禁后，先生閑處東京時對留學生講學之紀錄”，甚至配上太炎先生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說辭（編者為其擬題《我的平生與辦事方法》）。1978年出版的《章太炎年譜長編》，第一次認真對待這一著作權之爭。作者湯志鈞先引蕭一山的辨偽，而后加上按語：“蕭一山所載有誤。《章太炎的白話文》為章氏在日本講學時的演說錄，曾載《教育今語雜志》。”

《章太炎的白話文》一書的編者，對書中各文的來龍去脈其實不甚了然，可單憑直覺，便果敢地將這些與太炎先生平日著述風格迥異的文章，與“講義”掛起鉤來。《編者短言》所說的“怎樣能直接聽他的講”，以及“你們的唯一講義，就是這本書”等，雖系廣告語，卻也不無幾分道理。比如，《留學的目的和方法》原題《庚戌會衍說錄》，《教育今語雜志》第四冊在刊發這則“代社說”時，有編者庭堅的附記：“這一篇社說，本是中國各省留學日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請獨角先生去演說，所錄下來的演說稿。”書中其余六文，生產過程不同，也都以潛在的“聽眾”為對象。文章使用白話，隨意穿插，借題發揮，與章太炎平日著述謹嚴大異其趣，倒是與其講課之生動活潑十分吻合。

章太炎帶有演說風的文章，有可能是事先準備的演講稿（如《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也有可能是演講的記錄稿（如即席發揮、博得眾多“大拍掌”的《民報一周年紀念會演說辭》），更有可能是書齋里一揮而就的“擬演講稿”。《章太炎的白話文》里不少篇章，便有這種痕跡。最明顯的，當數涉及“那邊父兄子弟”的《中國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學問的發達》，還有知識點相當密集且加了不少注釋的《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這就說到刊登這些文章的《教育今語雜志》。此雜志創辦于1910年，共出版六冊，之所以用白話寫作，因目標讀者是南洋各地的失學青年，傳播國學知識的同時，宣傳排滿與革命。這樣才能理解，章太炎為何愿意放下國學大師的身段，為遠隔千山萬水的青年講述“經的大意”或“常識與教育”。如此遠程模擬演說，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更促成了某種新文體——“擬演講稿”的出現，提醒我們注意現代書面語產生的另一途徑。

魯迅平生演講，查有明確記載的達五十多次，可收入《魯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遺失，許多是作者自愿放棄——或因記錄稿不夠真切，或因與相關文章重復。因此，關于魯迅的演說是否編入《魯迅全集》，學界態度謹慎，生怕處置不當，有違作者本意。這里以魯迅的廣州演說為例。據魯迅日記，1927年1月25日“下午往中大學生會歡迎會演說約二十分鐘畢，赴茶會”。而林霖記《魯迅先生的演說——在中山大學學生會歡迎會席上》，初刊1927年1月27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二十六期及2月7日、8日《民國日報》，又載《國立中山大學校報》第十一期（1927年5月9日），鐘敬文將其收入《魯迅在廣東》（北新書局，1927年）。魯迅1934年12月11日《致楊霽云》提及：“鐘敬文編的書里的三篇演說，請不要收進去，記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們亂編進去的，這事我當于自序中說明。”此后九天（1934年12月20日），魯迅撰《集外集·序言》，其中的表態不僅針對這一篇失實的記錄稿，更是具有理論意義，起碼提醒我們對于聲音與文字的差距，要有充分的體認：

只有幾篇講演，是現在故意刪去的。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于講演，這已經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記錄的人，或者為了方音的不同，聽不很懂，于是漏落，錯誤；或者為了意見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確，我以為要緊的，他并不記錄，遇到空話，卻詳詳細細記了一大通；有些則簡直好像是惡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說的正是相反的。凡這些，我只好當作記錄者自己的創作，都將它由我這里刪掉。

1932年“北平五講”，也有類似的故事。已成為一代文豪的魯迅，北上探親，順便應邀在北京大學演講。其中《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一講，魯迅開始說“記得很不確，不能用”，但“幫閑文學實在是一種緊要的研究，那時煩忙，原想回上海后再記一遍的，不料回滬后也一直沒有做，現在是情隨事遷，做的意思都不起來了”；后來改變了主意，“只留較好的上半篇”，修訂后入《集外集拾遺》。那篇初刊1932年12月17日天津《電影與文藝》創刊號、1933年1月《論語》第八期轉載的《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魯迅先生北大講演記錄》（柯桑記），前有敘述文字，描述魯迅演講的情狀：“矮個子，頭部與全身不成一個得意的比例。面孔是茶色的，胡子長得很硬，一看就會使人知道他的臉是骨支持著，不平常的具有棱形”；“走上臺來，態度是沉著的，告訴人的是說不出，不愿說的神氣。回過頭來，找著粉筆往墨板上寫‘幫忙文學和幫閑文學’幾個字，下面激起一陣笑聲。于是，帶著紹興語氣的演說開始。”下面的演說有引號，日后六成被魯迅改訂入集，四成則被刪去。最后還有兩段描寫魯迅演講結束，公眾圍著他，他開始抽煙，以及第二天的演講等。其中有這么一句：“我不信我不會錯，但自信不會太多。他的紹興調的官話我還懂。”此等文字，魯迅不太喜歡，這才有1934年12月23日《致楊霽云》：“別一篇《幫忙文學……》，并不如記者所自言之可靠，到后半，簡直連我自己也不懂了，因此刪去”。今人編《魯迅佚文全集》（劉運峰編，群言出版社，2004年），不顧作者本人意見，將那些魯迅認定應刪去的演說記錄稿全文收錄，我以為不妥。

演說是否成文且公開發表，我認為應尊重作者本人意見。可以講了不發表，也可以沒講但發表，還可以是講了但另外撰寫成文。這里的關鍵是，允許現場“演說”與標明為演說稿的“文章”以聲音/文字形式各自擁有版權。當作者授權刊發真真假假的演說時，讀者是將其作為獨立的作品看待的。某種意義上，刊登在報刊上的“演說”，儼然已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

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是現代中國史上的一件大事；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演說，對于后人理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以及解讀文人與革命之關系，十分關鍵。比如以下魯迅預言，便常被研究者引用：“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可這篇收入《二心集》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雖然標題顯豁，且言之鑿鑿，其實不是真正的演講記錄稿。

此文初刊1930年4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署王黎民記錄，實則是馮雪峰追記，經魯迅改訂后發表的。1973年9月11日馮雪峰給魯迅研究專家薛綏之寫信，談及此事的來龍去脈：

魯迅先生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當天，沒有布置做記錄，因為在秘密環境中開會。我個人當天也沒有做記錄，這是過了三、四天后我憑記憶追記的，其中有些話在大會上未說過，是他平日談話時說的，魯迅先生同意補充進去，于是也就插記進去。魯迅先生自己看過，改過幾個地方。

據馮雪峰回憶，“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發表這講話的當天，到會的人中就有不重視和抵觸的現象”，于是才有此戲劇性的變化，不但追記，還插進了“在大會上未講過，但平日與我談話時說過”的。至于記錄者“王黎民”，子虛烏有，那是馮雪峰隨便編的名字。考慮到當年馮雪峰與魯迅的密切關系，加上此文刊出與入集都在魯迅生前，這個半虛半實的“演說記錄稿”，是可以認作魯迅本人著述的。

比起章太炎為《教育今語雜志》撰寫“擬演講稿”、魯迅讓馮雪峰追記其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話，更具戲劇性的是蔣介石的“廬山談話”。蔣介石本人并不擅長演說，但此文是例外。在所有蔣介石演說中，此文最為精彩，也最重要。所謂“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說，很快成為膾炙人口、廣為流傳的抗戰名言，日后在各種書籍及銀幕（熒屏）中出現。

1937年12月上海的生活書店刊行“救亡文叢”，第一批共五種；《抗戰到底》收錄蔣介石十一則演說或答問，另有附錄七文。此書開篇就是《盧溝橋事件的意義——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講》（第1?7頁）。將其與《中央日報》初刊本校勘，個別地方略有出入，但可忽略不計。1956年臺北的正中書局等刊行《“蔣總統”言論匯編》共24冊，其中卷八至卷二十為演講，占了一半以上篇幅。卷十三第1至4頁為《對于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注明“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出席廬山第二次共同談話會講”，省去開篇的“各位先生”，中間詞句、段落及標點略有變更，但同樣無大礙。反而是常被提及的《中央日報》刊《最后關頭》，標題不對，只因文中多次出現“最后關頭”，故時人有此記憶。

此文最初刊《中央日報》1937年7月20日第一張第三版，題為《蔣在廬山談話會席上闡明政府外交立場》，二級標題《盧事能否結束是最后關頭境界希望和平解決但固守我方立場》，以通訊的形式發出，而非頭版頭條的嚴正聲明。開篇“中央社牯嶺十九日電蔣委員長十七日在廬山談話會第二次談話時，對盧溝橋事件有所報告，茲記其演詞全文如下”云云，下面才是正式的“擬演講稿”。“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于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接著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最后表明政府的嚴正立場及抗戰決心：

總之，政府對于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即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于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此文當初影響極大，后世流傳甚廣，但并非真正在“在廬山談話會席上”演說，而是諸多謀士為蔣介石代擬的公告。

廬山談話會是真的，談話也是有的，但并非此文告。國民政府為共商抗日大計，于1937年7月15?20日在江西廬山召集各黨各派代表、社會名流、知名教授158人舉行談話會。17日，談話會舉行第二次會議討論外交問題，蔣介石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出席并對盧溝橋事變發表重要談話。一般認為，《中央日報》發表的應該就是此講稿或實錄，其實不對。《中央日報》授權發表的這一“闡明政府外交立場”的談話，原本為“告國民書”。此文稿最初由蔣介石文膽陳布雷起草，不合適，再由《中央日報》社社長程滄波代為起草，然后經陳布雷、周佛海、汪精衛、張群等參與意見，最后由陳布雷斟酌定稿。

將最初設想的“宣言稿”或“告國民書”，改為“談話式”，目的是降低調門，保留回旋余地——雖然此時實際上已退無可退。應該說，此“擬演說稿”表明了捍衛國家主權和抵抗侵略的嚴正立場，立場堅定，文采斐然，真正影響了歷史進程。

文稿雖系秘書代擬，但主公意志還是起決定作用的。查蔣介石1937年7月8日至19日日記，從最初謀劃既“積極運兵，北進備戰”，又“非至萬不得已，不宜宣戰”；到開始“擬宣言稿”，后又決定“改告國民書為談話式”，斟酌再三的是：“告國民書發表后之影響，是否因此引起戰爭？”終于“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可最后關頭，蔣介石還是基于戰略上的考慮，改為以“廬山談話”名義發表。不是“文告”而是“談話”，口吻及語調都得重新調整，既要義正詞嚴，表達“一意應戰，不再作回旋之想矣”，但又保留一定的彈性，不過分刺激國際輿論。須知中日兩國打了那么多年仗，遲至1941年12月9日，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才正式發布文告，向日、德、意宣戰。

作為“演說之變奏”，上述三個“擬演說”，章太炎是個人選擇，魯迅背后有共產黨在建議或指揮，蔣介石則代表整個國家機器。政治家發表演說或文章，更多的基于政治立場及策略選擇，在整個醞釀及生產過程中，文體不是主要考慮因素。但在日后漫長的傳播途中，此演說或文章之得失成敗，表達是否得體、語言有無魅力，還是起很大作用的。在這個意義上，那個蘊藏在政治家身后的龐大的幕僚/秘書班子，其政治智慧、文體感覺以及運作方式，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學界的充分關注。

四、演說之危險

留日學生袁澤民編有學習演說的入門書《演說》，區區98頁，簡明扼要，流傳甚廣，商務印書館1917年2月初版，至1928年1月印行了第十一版。此書《自序》是這樣描述演說的功用：

上可以應援政府，指導政府，監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會，開通社會，改良社會。小可以結合志意之團體，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輿論，利益之處，不可勝言。

如此立論，未免過于理想化了。借演說“開通社會”沒問題，用演說“監督政府”可就不好說了，自身有無勇氣，對方是否雅量，決定了此等涉及政治的“演說”所能達到的極限。

同樣是演說，官員訓話理直氣壯，學者講學一般也不會有問題，至于脫離政府控制的群眾集會（尤其是干政），則很容易被查禁。大家都承認五四運動為“我通俗演講史上之一大變革”，可那種“群起舉行露天演講，喚起民眾”，其實不被執政者接納，這決定了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加強了對于演說的引導與掌控。全面抗戰開始，需廣泛動員民眾，“說話的禁忌”方才逐漸被打破。1946年孫起孟出版《演講初步》，談及“抗戰帶來了說話的解放，而說話的解放對于抗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有這么一段：

我們只要想一想茶館酒樓里貼著“莫談國事”條子的時候是怎樣一番光景，現在鄉村角落里都有時事演講或是宣傳隊的足跡時，又是怎樣一番光景，便可恍然了。

總的來說，20世紀中國，言論自由并未真正落實，除了若干特殊時期，脫離政府控制的大規模群眾集會及政治演說，對當事人來說，是有危險性的。

當朝野激烈對抗時，持反抗立場者，其組織群眾集會與發表政治演說，受到嚴格管控。即便梁啟超等視為榜樣的日本明治維新，有憂國志士發表演說，做獅子吼狀的壯舉，也就有警察解散集會，引起聽眾騷動的尷尬。這點中外皆然，差異僅在于鎮壓手段及慘烈程度。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的李大釗，1916年回國，加盟《甲寅》，主編《晨鐘》，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當年在《晨鐘》報上發表《政譚演說會之必要》，闡述政治演說的魅力與危險：

入日本政治演說之場，猶恍聞“板垣雖死自由不死”之聲；登美國政治演說之堂，猶恍見前總統羅斯福氏之血。蓋于稠人廣眾之中，公布其主張，以求輿論之同情，乃政治家之天經地義，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后，有所不顧。

日本明治維新的功臣之一板垣退助（1837?1919），以自由民權運動主導者著稱，1882年在岐阜演說時遭人刺殺，曾大喊“板垣雖死，自由不滅”。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1858?1919），先因總統被刺而繼位，后于下次大選中獲勝連任，是首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人，且撰有若干史學著作，此君1912年10月24日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促選活動中被刺，拒絕馬上入院治療，而是堅持完成了90分鐘的演說。這兩位政治家均在演說時遇刺，好在都大難不死。李大釗以此為例，說明政治家在大庭廣眾中宣講自家的政治主張，就得有“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后，有所不顧”的精神。

李大釗1918年接替章士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從此有了更為開闊的舞臺。1920年3月31日在京組織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此舉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重要作用。作為北大教授，李大釗雖然也在上海、武漢等地學校演說，但主要活動還是在北京：“根據現有的不完全的資料，李大釗在1920?1925年不到5年時間里，先后在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史學系、經濟系，以及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朝陰［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開設了‘社會主義史’‘社會立法’‘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和‘現代普選運動’‘各國的婦女參政運動’‘工人的國際運動’‘印度問題’‘人種問題’‘社會學’‘關于圖書館的研究’等講座或講演。”與自然科學家或人文學者不同，政治學教授的演說，不僅是在介紹相關學科知識，更可能借以表達自家政治立場。五四運動前后活躍在北京學界與政界的李大釗，你很難說他的演說是在論學還是在議政。因為，據研究者統計：“1917年至1926年，李大釗在各地至少發表了45次演講，其中約有40次是直接或間接地宣傳馬克思主義。著名演講有《庶民的勝利》《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社會主義下的經濟組織》《史學與哲學》《社會主義釋疑》等。”

相信“專制政治尚秘密，立憲政治尚公開”“文明國之政爭，皆在演說臺上”的李大釗，借助大量演說，公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但現代中國的嚴酷事實是，演說臺上決不了勝負的政爭，可以用子彈或絞架輕而易舉地解決。1927年４月６日，李大釗等80余人在蘇聯駐京大使館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相關背景頗為復雜），22天后李大釗被絞殺，時年38歲。新中國成立前，李大釗的部分著作曾由其親屬編集，請魯迅作序，可惜沒能正式刊印；一直到1959年，才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李大釗選集》。

李大釗本人擅長演說，讀1917年4月8日《甲寅》日刊所載守常《講演會之必要》，當能明白其對于“演說”的技術及文化是深有體會的。但因文集乃后人所編，收錄的這么多演說稿，哪些更符合本人意愿，或者說哪些記錄稿更能傳達作者心聲，本人并沒分辨，只能讀者自己體會。比如1922年2月19日下午一時，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了第一次公開講演會，李大釗作《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專題報告，現有兩種記錄本存世，各引開頭一段，可看出記錄風格的差異：

今天是馬克思學說研究的第一次公開講演，兄弟得乘這個機會來把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大概講講，實在非常榮幸。馬克思的學說很深奧，我固然不能說了解他，我并且不敢說對于他有什么研究，不過乘這個機會，同各位談談。

馬克思的學說是很淵深宏博的。很難在短時間內講完，現在只介紹一點他的經濟學說的大概。

前者題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署李大釗講、黃紹谷記，刊1922年2月21?23日《晨報》；后者題為《馬克思經濟學說》，署李守常講稿、陳仲瑜記錄，刊1922年2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雖說同樣用白話記錄，粗細明顯有別，前者更能保存演講者的語氣。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大釗文集》第四卷收錄前者，而將后者作為附錄，我以為是合適的。

對于民國初年的政治局勢來說，1913年3月20日，年僅31歲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遇刺，兩天后不治身亡，絕對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位曾就讀日本法政大學的職業革命家，除了堅定的政治立場、豐厚的理論修養，再就是辯才無礙。這點，無論同道章太炎、蔡元培，還是論敵梁啟超，都一致認可。在民初波詭云譎的政壇上，宋教仁積極主張責任內閣制，既符合其所在政黨（中國國民黨）以及個人（實際上的黨首）利益，也與其長期的求學經歷若合符節——留學日本時，宋教仁曾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研究西方資本主義的議會政治和國家制度，陸續翻譯了《俄國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德國官制》《普通士官制》等。若真能實行責任內閣制，國民黨通過選舉來獲取政權（不管有多大把握），或限制大總統的權力，走上民主憲政而不是武裝奪權的道路，那是理想的設計。

在這個意義上，宋教仁英年被刺，絕對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大悲劇。至于宋教仁到底為何被刺，幕后黑手是誰（雖然刺客被抓），歷來眾說紛紜，百年來不斷有學者持之以恒地探究。談政治本來就有危險，更何況涉及國家最高權力，任何利益相關方，都可能使出非常手段。從被刺前半年的活動軌跡看，宋教仁顯然忽略了現實政治的復雜性，沒做任何自我防范的準備，仍以各種“演說”為主要手段。殊不知演說再有力，也只能說服同道或一般民眾，對于你死我活的政敵來說，還是暗殺更為直截了當。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發表《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詞》，稱：“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位置，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同年2月1日《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演說詞》又有：“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政治的權威是集中于國會的。在國會里頭，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于選舉運動。”3月9日之《國民黨寧支部歡迎會演說辭》：“總統當為不負責任，由國務院負責，內閣制之精神，實為共和國之良好制也。”所有論述都假定中國是走在民主建國的大道上，國民黨可以且應該通過議會選舉，獲得真正的執政權。

初刊1913年2月20、21日《民立報》的《宋鈍初先生演說辭》，乃宋教仁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上發表的演說辭，時間為1913年2月19日，距離遇刺僅一個月。此文收入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時改題《國民黨滬交通部歡迎會演說辭》，除了言辭激烈地批評政府之外交與財政，再就是再次強調“欲建設良好政府，則舍政黨內閣莫屬”。在宋教仁是按規矩出牌，既然想走議會政治道路，發表政見與抨擊現任政府，以爭取民眾支持，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可人家不這么看，“近日以來，造謠生事，捏詞污人，使民心惶惑，國事敗壞，實為不鮮（如謂黃、宋運動黎元洪為正式總統，贛、皖、閩、粵聯絡獨立等之謠皆是），故吾人對此，不能不一為疏辨，以聽世人判斷焉”，于是有了此初刊1913年3月15日《民立報》的《答匿名氏駁詞》（署名教仁）。此文發表后五天，宋教仁被刺身亡。顯然這不是簡單的政見之爭，或對政府的批評是否妥當，而是文中提及的謠言“世人污吾運動總理”，才引來了殺身之禍。

若真像上述李大釗《政譚演說會之必要》所言，“文明國之政爭，皆在演說臺上”，那袁世凱肯定不及宋教仁，張作霖也不是李大釗的對手；但在講究實力而不是道義的現代中國，宋、李兩位作為國共兩黨杰出的領袖，能贏得國會（議院）或民眾的掌聲，卻沒能逃得過被暗殺/絞殺的命運。

作為運籌帷幄、呼風喚雨的政治家，宋教仁、李大釗兩位參與很多實際的政治活動，其功績遠不只是活躍在群眾集會上。而著名詩人、學者聞一多則不一樣，并非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而只是反對獨裁、參與民主運動的讀書人，其倒在敵人槍口下，更足證“演說”的魅力與危險。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在云南大學為三天前被暗殺的李公樸舉行的追悼會上即席演講，痛斥當局的卑劣行徑。當天下午，聞一多也被暗殺——此事對于民心向背起決定性作用，也是此后民主運動蓬勃興起的重要契機，故歷來備受史家關注。我曾從“演說家”的角度談論聞一多，更多將大學校園的演說訓練與現實政治的利益碰撞相勾連，辨析那篇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最后一次的講演》，是如何將政治立場、詩人氣質、修辭手法統合到“演說”中來的。

五、演說之詩性

不管是主張以演說“補助作文訓練上的缺憾”，還是以“出口成章”為榮，抑或提倡“有聲的文學”，要說最早表彰演說的文學性，還得追溯到1929年6月朱自清初刊于《小說月報》第20卷6號的《說話》。在朱自清看來，“說話”種類繁多，如演說、講解、說書、會議、談判乃至法庭受審等，而與白話文運動關系極為密切的“演說”，最有可能承繼五四文學革命帶來的那些“活潑的、精細的表現”。這一假設，使得朱自清談論“演說”時底氣十足：說話不如作文謹嚴，“但那些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卻絕非一般文章所及”。

現代中國文學史上，聞、朱常常并稱，但若提及演說，則完全不在一個檔次——朱自清對老朋友聞一多佩服得五體投地。1942年11月6日，聞一多在西南聯大講“伏羲的傳說”；講這樣的題目也能吸引那么多聽眾，這才叫本事。在當天的日記中，朱自清感嘆不已：“晚間聽一多演講，妙極。非常羨慕他，聽眾冒雨而來，擠滿教室。”晚年的聞一多，被朋友們看作“少有的天才的宣傳鼓動家”，“萬千群眾隨他的歡呼而歡呼，隨他的憤怒而憤怒”。而有聞一多出席的場合，“他的演講是異常得到青年人擁戴，每次演講，聽眾總是五六千至二三萬人，演講時總是掌聲不絕”。除了政治激情，聞一多還有很好的演說技巧，就像友人吳晗描述的：“一登臺便作獅子吼，配上他那飄拂的長髯，炯炯的眼神，不消幾句話，就把氣氛轉變，群眾情緒提高到極度，每一句話都打進人的心坎里去。”而這種兼及學識與激情、從容鎮定、揮灑自由的演說風格，與其就讀清華園十年所受演說訓練有緊密關系。另外，“他具有詩人的表現情感與思想的適當美麗辭句，革命家的熱情，演說家所需要的宏亮的好嗓子”，這些也是其演說成功的重要因素。

詩人的姿態、激情與語言能力，對“演說”會有不小的幫助，這點很容易被意識到。反過來，我想談的是，某些成功的演說家——比如陶行知，其演說同樣蘊含著詩情。而且，聞、陶二君杰出的演說能力，都與其大學階段所受訓練密切相關。陶行知1911年在金陵大學念書時組織愛國演說會，第二年又在演說會中增加漢語演說，而不僅僅是學習英語。1913年，海外友好人士艾迪到校演講《中華民國之將來》，金大師生熱烈鼓掌22次，想必擔任翻譯的陶行知被深深打動；同年，金大學生舉行“中國能否建立民國”的演說辯論，陶行知勇奪冠軍。留學歸來，1919年10月，作為南京高師教務長的陶行知又聯合政法專門學校教務長王伯秋、金陵大學教務主任劉伯明等，發起組織南京學術演講會。因此，這位“從就讀于金陵大學期間參加演講比賽開始，直到臨終前，幾乎演講了三十多年”的教育家，即便說不上“開創一代文藝新風”，“他的演講稿均是很好的散文，觀點鮮明，思想深邃，邏輯嚴密，聲情并茂，富有極強的感染力、說服力和鼓動性”，這點確實值得教育史家和文學史家關注。

作為現代中國最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的理想性毋庸置疑；我關注的是其演說的激情與詩意。不妨以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在試驗鄉村師范學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為例：

本校特異于平常的學校有兩點：一無校舍，二無教員。大凡一個學校創立，總要有房屋才能開課。我們在這空曠的山麓行開學禮，實在是罕見的。要知道我們的校舍上面蓋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們的精神一樣的要充溢于天地間。所造的草屋，不過避風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導員而無教師，我們相信沒有專能教的老師，只有比較經驗稍深或學識稍好的指導者。所以農夫、村婦、漁人、樵夫，都可做我們的指導員。因為我們很有不及他們之處。我們認清了這兩點，才能在廣漠的鄉村教育的路上前進。

可這并非完整文章，原出自楊效春著《曉莊一歲》（上海兒童書局，1935年4月），乃演講記錄（記錄者李楚材），題目為編者所擬。此前各報章登載的“南京試驗鄉村師范”的招生廣告，以及1927年4月3日《申報》上的開學報道，大概意思差不多，但不及此這段文字簡潔且完整，故收入《陶行知全集》也未嘗不可。

但真正的演講狀態不是如此，比這還要精彩很多，因為陶行知是個特別注重演說的教育家。創辦此試驗鄉村師范，竟然是如此招生考試：3月11日上午八點到十點考國文，十點至十一點常識測驗，十一點至十二點智慧測驗，這些都很正常；有趣的是下午一點半考“演說及辯論”，還有第二天上午的“墾荒及施肥”，下午的修路。招學生特別注重語言表達能力，這在陶行知并非一時興起心血來潮；據此前南京高師任教時的學生章柳泉追憶：“我投考南京高師時，除筆試外，還經過一次五分鐘的演說口試，題目是‘五四運動’。陶老師就坐在臺下親聽考生的演說，作為錄取的一種成績。”章說得沒錯，在歷來只重文字取士的國家，這“確是一個創舉”。

理解陶行知這一創建新式學校的努力，最好兼及他此前兩篇重要演講，1927年1月3日在上海青年會的演講，題為《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此文在描繪“鄉村教育改造”偉大宏圖的同時，著重介紹自家即將開辦的試驗鄉村師范學校，包括校舍怎么辦，教師哪里來，以及考試的方式等，可見開學典禮上演說的影子——“該校各科教師都稱為指導員，不稱為教員，他們指導學生教學做，他們與學生共教，共學，共生活”；“我們準備了田園二百畝供師生耕種，荒山十里供師生造林，以最少數經費供學生自造茅草屋居住”。此文初刊時有編者附言：“陶行知先生這篇演詞，是于一月三日應徽社所請，在青年會演講約一時半之久，態度懇摯，聽者無不動容，足見其感人之深。這篇筆記，經陶氏校閱并改正多處，應在這里附志謝忱。”為何需這么鄭重其事地強調“經陶氏校閱并改正多處”，那是因為此前的演講記錄稿《活的教育》刊出時多有差錯，“有漏了幾句的，也有說反了的”。1922年1月23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刊出陶給《學燈》記者的一封信：“他們記得很詳細，有好幾處確能傳達我的精神。但因各地言語不同，所以記得也不十分正確。……報章重在傳達真相，知行提議以后對于投來的演講稿，如能辦到，最好先寄與演講人看過再登，當可減少錯誤。”

喜歡演說，但刊發慎重，因工作緊張而拖延修訂講稿，以致單從報刊書籍看不出陶行知演說的影響力。陶的不少演說，是去世后才被整理成文的，如1942年7月20日在重慶北碚的育才學校三周年紀念晚會上做題為《每天四問》的演說，老戰友方與嚴在座，第二天把它默寫下來，送陶校長改正。可“他一直忙著，擱置了四年還沒動筆修改”，陶去世后，方整理此文并予以刊出，“將以此來紀念育才學校八周年的成長”。

這是一個主要以“演說”而不是“作文”為表達方式的現代教育家。喜歡且擅長演說的陶行知，指導自己的學生：“好的演說，一要‘有話說’，即要有內容，言之有物；二要‘說得好’，即要掌握表達藝術，既有條理，又有血有肉，生動易懂。”據說，正因此，凡他教過的學生，大都“掌握表達藝術”，能說會道。

選擇口說為主要表達方式，陶行知是認真考慮過的。1946年6月14日，陶行知向日后出任新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的柳湜表白：“我一生只想多做些事，現在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不僅沒有時間寫一本書，就是連短文章也沒有時間多寫。所以除演講外，就做詩。說話不要準備，做詩則更經濟。”不追求藏之名山傳之久遠，而是盡可能多做事，若這么考量，演說確實比著作迅捷、明快。陶行知一輩子最主要的著作，莫過于上海亞東圖書館1928年4月初版的《中國教育改造》，可那也不是專著，而是諸多演說及文章的結集。這位名揚四海的大教育家，以廣場演說而不是書齋著述為傳道授業解惑的主要手段。

追求時間上的“經濟”，演說之外，陶行知還喜歡寫詩。這位演說天才，一生寫了780多首詩，確實值得重視；但從藝術性角度去分析，又顯然不得要領。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藝術，而是戰斗的武器。在陶行知看來，人生就是戰斗，即便“屢敗而屢戰，心靈里都會起一種不能自已而有節奏的跳動”：“這種不能自已而有節奏的跳動，用語言文字流露出來的，或是歌，或是詩，或是文，都是文學。”文學不該只是吟風弄月，更不要說無病呻吟；文學是戰斗，是生命的律動。“有人說我是詩人，/我可不懂。/唱破了喉嚨，/無非是打仗的號筒，/只叫斗士向前沖。”連這幾句自我辯護的詩句，也都是大白話。陶行知所撰兒童詩或大眾詩，包括《知行詩歌集》（上海兒童書局，1933）、《知行詩歌續集》（上海兒童書局，1935）、《知行詩歌別集》（上海兒童書局，1935）、《知行詩歌三集》（上海兒童書局，1936），都是此類風格。

在現代中國詩歌史上，陶行知這種淺白明了、朗朗上口的兒童詩或大眾詩，可以說毫無地位；好在作者志不在此，除了貫徹自家教育理念，再就是關注白話文的改造。在上世紀30年代大眾化運動中，陶行知撰寫《怎樣寫大眾文》（1935），稱白話文失敗之處在于沒有照大眾說話的口氣寫，而仍然停留在用眼睛看的階段。“我們的眼睛看慣了古文、白話文，容易引我們走錯路。比較起來，還是耳朵靠得住。我們的耳朵是和大眾接近些。所以寫大眾文的一個好方法，是請我們的耳朵出來指導我們。凡是耳朵聽得懂、高興聽的，才把它寫下來。”此文原載1935年11月16日《生活教育》第2卷18期，同期還有《再談怎樣寫大眾文》，同樣強調耳朵的重要性：“我們的耳朵雖是頂方便的先生，但不是頂靠得住的先生。因為我們聽得懂的文章，大眾有時聽不懂。所以頂靠得住的先生是大眾的耳朵。工人、農人、車夫、老媽子、小孩子的耳朵都靠得住。”這里除上層與下層、精英與大眾的階級論述外，還牽涉眼睛與耳朵的分工。注重耳朵或口頭表達，不一定直接對應大眾文化，這與朱自清主張“說話”、葉圣陶表彰“寫話”，都是同一個意思，那就是改造中國的文章趣味。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病逝于上海，半個月后，延安《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秘書胡喬木的紀念文章，稱“陶先生的死是叫我們一下子損失了三個有獨創性的偉人——一個政治家、一個教育家和一個文學家”。前兩者好說，很容易被認同，至于說“文學家”，那是因為“陶先生還是現代中國真正能為群眾所接受的詩人和散文家之一”。沒必要咬文嚼字，追問陶行知這位“詩人”的文學成就，我更看重且愿意極力表彰的，是其演說中蘊涵的政治激情、民眾立場、行動能力、理性主義的教育觀念，以及訴諸聽覺的文章趣味。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聲音的美學，演說與歌謠、廣播、文明戲、秧歌劇、古文誦讀、學堂樂歌以及朗誦詩運動等一樣，都可以具有某種“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