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批評的“歷史感”與現實關懷

徐剛

我和批評最初的緣分，始于十多年前與“火鳳凰批評文叢”的相遇。盡管此后一路求學，從縣城出發(fā)，途經省城，再到首都，隨著眼界的打開，更為厚重的文學史研究吸引了我更多的目光，但批評帶給人最初的激情依然讓我念念不忘。當然，作為一位生性駑鈍的文學研究者，我也曾一度受制于專業(yè)制度的偏見，求學之中長期迷戀文學史研究和文藝理論研習，而對于輕率的文學批評多少有些不屑一顧，這樣的情況直到近年來才有所改觀。我終究明白了學術的嚴謹和呆板，以及批評的靈動與輕率，這想必就是作為學者和批評家所處的兩難境地。我也一直試圖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由此認真實踐著研究與批評“兩條腿走路”的工作法則。這卻使我的工作陷入到一種刻骨的分裂境地：一方面將專注的目光執(zhí)著地投向遙遠的“十七年文學”，另一方面又將濃厚的興趣頑強地指向當下鮮活的小說、電影與文化。好在這樣的方式終究讓我樂在其中，學者與批評家孰高孰低的問題，便不再重要了！

坦率來說，我只是一位批評新人，直到博士期間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工作。最初是電影與文化研究，進而是作家和作品分析，到如今將文學史研究也逐漸“批評化”。這種“以論帶史”的形式，本意其實并非將冷靜客觀的“研究”敘述成觀點偏頗的“批評”，而是要在枯燥繁冗的“歷史”之外，展現“現實”鮮活的問題視域，在“歷史”的“重讀”之中，尋找一種“有思想的學術”，進而成全一種“有學術的思想”。不斷尋找二者相互支援的合理路徑，這便是批評的“歷史感”與現實關懷的意義所在。

于我而言，批評就像是艱辛的跋涉，穿越語詞的密林，只求不淪落為虛無的冒險。因而，無論是指向歷史的學術研究，還是切近當下的文學（文化）批評，無論是厚重嚴實的文學史現象、小說文本，還是讓人眼花繚亂的文化風潮、影像制品，對我來說都沒什么不同，一切都是“細讀”、“剖析”的對象。然而，“嚴謹求實”的學者好找，“荒腔走板”的批評家難尋，問題在于，如何在平實而誠懇的論述中，深入文本的內在肌理，同時力避“學院派”慣有的迂腐與呆滯，這是我努力追求的批評風格。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歸根結底，批評或許只是一種態(tài)度，它集中呈現為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多數的批評者將李健吾“尋美的批評”奉為圭臬，這也難怪，“靈魂在杰作中的探險”固然讓人心曠神怡，可這樣的時代，純粹的審美卻多少顯得有些廉價。批評不是撫慰，它更需要的是一種拆解的能力，一種闡釋的方式，一種富有力量的表達，但這一切都要以審慎而令人信服的方式展開。批評是批評家認識這個世界，并經由身處的世界來反觀自我的方式。通過文本來闡釋世界，進而在實踐的層面探尋一種新的歷史可能。由此而言，理論的穿透力所帶來的歷史縱深感，其所囊括的社會寬廣度，以及通過文本的細致閱讀，精微的分析所達致的作品闡釋力，都顯得至關重要。批評遠非是要判斷或鑒賞某個作品，而是要進行細致入微的考察與分析，進而打開這個隱秘而荒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對的不僅僅是語言的紋路和肌理，虛構的世界里那些寬廣博大的人物內心，抑或如深淵般無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對整個豐富而駁雜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義上閱讀歷史和社會。

我忍不住幻想一種批評，它緊緊扣住此在的世界，并將精微的分析與誠摯的熱情，融入到對于歷史可能性的冀望之中。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6年第1期

批評家印象記

愿他永遠是少年

饒翔

“徐剛是誰？哪個徐剛？”每個人一生中都認識一個徐剛，有的人還認識N個。幾個月前，當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我所編輯的詩人、報告文學作家徐剛先生的大作時，小伙伴們卻紛紛留言“為青年評論家徐剛點贊”。戲謔背后是“著名的80后評論家”徐剛日益看漲的行情和人氣。出道短短幾年間，給人沉默寡言、貌不驚人印象的徐剛，以優(yōu)質高產（據說2014年全年發(fā)表文章共計二十二篇）的勞模形象，特別是，當我等早早陷入拖稿成災的不堪境地，而徐剛卻以按時保質地完成“訂單”的靠譜作者形象享譽評論界，口碑日隆，江湖人稱“小鋼炮”“甘地”，均是稱道其在小小身軀里所蘊藏的無限潛能與爆發(fā)力。

坊間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也頗能佐證這一點。故事發(fā)生在“足球少年”徐剛馳騁北大綠茵場期間。話說這天，在北大第一體育場的“北大杯”足球賽賽場，中文系與社會學系爭奪小組出線權，結果兩隊戰(zhàn)平，均未能出線。賽后大家都是憋著一肚子火，中文系隊的日本留學生與社會學系的韓國留學生吵了起來，作為場上隊長的徐剛跑去勸架，卻被對方團團圍住。相互推搡間，激怒的徐剛突然暴跳而起，甩開膀子就要干架。在見證人、另一位足球少年陳思的描述中，事態(tài)后來演變成了徐剛一人追打五個人，而同時也被這五人的隊友追打的壯觀場面。這個雄性荷爾蒙爆棚的故事又為徐剛贏得了“一打五”的英名。當陳思眉飛色舞地向我們生動講述時，我卻忍不住問他：“哎，那當時你在干嗎？”

“小鋼炮”美名的不脛而走，還賴于徐剛不僅在文章中，而且在研討會上敢于公開“放炮”，既準且狠，威力杠杠的。2014年夏天，楊慶祥召集一幫小伙伴去北京郊區(qū)開某作家的創(chuàng)作研討會。會議前一天入住某溫泉會議中心。徐剛和陳思以晚上要看球為名同居一室，任憑小伙伴叢治辰在門外敲門不應這種八卦事，且按下不表。單只說這第二天開會，作家本人也親臨會場，照理說，在這種情形下，礙于情面批評者的批評火力會有所收斂，然而，徐剛的“小鋼炮”仍照常發(fā)動。他批評這位作家的創(chuàng)作依然被籠罩在20世紀80年代風靡中國大陸的“魔幻現實主義”的陰影底下，尤其表現在那種將歷史和現實寓言化的沖動；其作品在將中國三十年的發(fā)展予以寓言化時，似乎顯得過于簡單直白，缺乏蘊藉和更為深遠的內涵，而“寓言化”“奇觀化”的中國現實，或許迎合了西方人的“褊狹趣味”，滿足了他們對于一個“魔幻中國”的想象認知；他甚至進而批評了一種以所謂“政治批判”來吸引西方人關注的創(chuàng)作動機與不良傾向。徐剛英勇地投下這一枚炮彈，全場肅然。見慣了大世面的作家倒是表現得很平靜大度，對批評坦然受之。

聽了以上故事，那些未曾見識過徐剛的朋友，會不會誤以為他是只青面獠牙的“小怪獸”？但本人好歹讀過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又怎么會甘心把他刻畫成令人乏味的“扁平人物”？2014年3月，我和徐剛、陳思、叢治辰及其他八位全國各地的年輕評論家一起被聘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三屆客座研究員，開始了為期一年的客座研習，足跡踏至北京、南京、西安、南寧、武漢等地，在相互學習、相互交流（吃喝玩樂）中成為好基友、好閨蜜，直至日后成立了一個名為“十二銅人”的組織——這是后話。且不說那研討會上憋大招、放鋼炮之事，單說那會前會后的載歌載舞、把酒言歡。平日里略顯靦腆的徐剛落落大方地起身報幕：“下面，我為大家演唱一首《捉泥鰍》。”“池塘里水滿了，雨也停了，田邊的稀泥里到處是泥鰍，天天我等著你，等著你捉泥鰍，大哥哥好不好，咱們去捉泥鰍……”但見徐剛感“詠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盡顯萌態(tài)，逗樂了一眾看官。還有另一首《黑貓警長》，頗繞口的歌詞徐剛唱來也是駕輕就熟，讓大家秒回童年。從此，《捉泥鰍》和《黑貓警長》成為大家每逢歡聚的必點曲目。原來，少年徐剛已然是三歲女兒的父親，而這些兒歌都是他從兒歌專輯中先學會，在家唱給女兒聽的。一個超級奶爸的暖男形象呼之欲出啊！

曝光了這么多他人八卦，現在到了自曝八卦時間。我和徐剛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為好朋友的呢？這事說來話長。我倆相識十余年，緣分深厚，碩士與博士均就讀于同一所學校。我虛長幾歲，高他兩級，忝列師兄之位。2005年8月赴北京讀博士之前，與碩士導師王又平先生告別，聊及下面的師弟師妹，導師說：“有一個叫徐剛的，比你低兩級，愛讀書愛想問題，和你有點像。”我搜索記憶，似乎是有這么一位個子小小的師弟，見過一兩面，印象中沒說過話。直到2007年春天，徐剛和現任職于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的樂耀一起來北大考博士，徐剛報考的正是我的博士導師陳曉明先生。記得請他們在暢春新園旁邊的“阿竹蛋”吃飯，徐剛仍然是那么沉默寡言，并沒有請我引薦導師，甚至不曾打聽關于考試的種種問題。愛徒心切的王又平先生還擔心訥于言的徐剛會在面試中吃虧，叮囑我們能否提前幫徐剛說說好話。這好話到底是沒說，而徐剛還是憑自己的“硬實力”考上了。

說來這其中還有一點波折。那年報考陳曉明老師的考生競爭非常激烈，排在前三名的考生考分相差無幾，且比報考另外兩位導師的考生考分高出一大截。本來一位導師有且只有一個招生名額，但在面試過后，另外兩位導師主動放棄了名額，一致決定把報考曉明老師的前三名都招進來。當系里把錄取結果上報后，卻被研究生院給打回來了，理由是一位導師一年至多只能招兩名博士生。系里經過研究，決定將曉明導師招的這三名博士生“轉”一個給其他導師。接下來的故事是曉明老師自己講的：當他拿出三名考生供張頤武老師挑選時，頤武老師毫不猶豫挑走了徐剛。曉明老師說起這段往事時是帶著惋惜的。就這樣，徐剛雖然成了張頤武老師的門下，卻也常受邀來參加“陳門”的聚會，受益于兩位導師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在王又平先生門下便打下扎實學術功底和理論基礎的徐剛埋頭苦讀，功力日進。而我則玩心不改，興趣分散，四處晃蕩。我倆雖同在一個校園，樓上樓下，卻來往不多。只不時聽說他又出了多少成果，發(fā)了多少文章。直至2011年6月，徐剛以《1950至1970年代中國文學中的城市敘述》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且獲得滿堂喝彩。記得與徐剛同期答辯的師妹盧燕娟當時還發(fā)來短信，稱聽到答辯現場各位老師對徐剛論文的交口稱贊后羨慕不已，百感交集。博士畢業(yè)，徐剛面臨武漢、廈門等多地的工作選擇，也曾詢問我的意見，最后他還是選擇留在北京，進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的頭幾年，徐剛顯得郁郁不得志。他在科研處做行政，不僅要承擔一些煩瑣的日常事務，而且要忍受領導的吆來喝去。記得我尚在《文藝報》工作期間，有一回徐剛的部門在報社附近的農業(yè)展覽館搞活動，他被指派做媒體接待。活動后兩天，參觀者漸少，他仍然被命令不得離開會場。那天我下班后去看他，在大展館邊上的一排小黑屋中的一間，見他正坐在一張簡陋的小桌后面讀書，頗顯寂寥。

即便如此，徐剛仍然沒有停止做學問，想想我時常以工作煩瑣為由中斷寫作，不免汗顏。同時，徐剛在不斷尋找新的工作機會，四處投簡歷。終于在2013年底成功“轉會”至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當代室。為了進這處在徐剛看來是“正經做學問”的地方，他不惜自掏腰包向原單位支付“轉會費”。從此，在文學批評道路上他更加一發(fā)不可收拾。于是，也便有了前文提到的2014年的“二十二篇”（為此理應再封他一個諢號“徐二十二”）。這些突出的成績也幫助他拿到了《人民文學》與《南方文壇》聯(lián)合頒發(fā)的2014年度青年批評家表現獎。

除了一起位列“十二銅人”，我和徐剛今年春天還一起成為魯迅文學院第二十六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文學評論班）的學員，再度做起了同學。在北大期間關系疏淡的我倆也日益熟絡親密起來，常常一起開會，一起商量事情，一起聚會吐槽。特別是另兩位北京的“銅人”先生先后離京——陳思去敦煌沙洲鎮(zhèn)掛職當起了“陳鎮(zhèn)長”，而叢治辰則飛赴哈佛大學跟著王德威先生做起了費正清中心的高級訪問員，我和徐剛便成了見面最多的一對好友，直到“相看兩相厭”的地步。

去年年底，我倆一起在海口開會，同住一間，徐剛在趕寫一篇評論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品的文章。那晚我躺在床上刷了刷朋友圈便進入了夢鄉(xiāng)，睡時聽見徐剛在電腦鍵盤上敲個不停。第二天一早，我又在鍵盤聲中醒來。我問他：“你昨晚睡了嗎？”他答：“睡了幾個小時。”想起有一回他告訴我，有時熬夜寫文章，寫著寫著，頭一歪，就會在電腦桌前睡過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專業(yè)性寫作最考驗人的意志力，尤其是在這個文學（更遑論文學批評）日益邊緣化的年代，文學批評再無法奢望以讀者的閱讀熱情、社會的轟動效應作為甜蜜的回報，當每個批評者都可能會被文學批評的意義之類的問題所困擾時，徐剛所選擇、所呈現的狀態(tài)一直是寫著，寫著，寫下去……我想，這或許是他被人稱為“甘地”的原因！他所追求的并非悲壯美學，并非速戰(zhàn)速決，而是日常性的苦練、修行，所有的激情潛藏在平靜的地表之下，或化作一種日積月累的堅持，一種終其一生的慣性。這或許也是這個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所應堅持的狀態(tài)與所應選擇的位置？在此，我愿意以徐剛作為一種激勵。

還記得有一回，幾位朋友在我家聊天，徐剛在我家附近的朝陽公園踢完球后趕來，徑自到我家衛(wèi)生間洗了個熱水澡，然后容光煥發(fā)地出現在眾人面前。他頭發(fā)濕漉漉的，坐在我家陽臺上與花兒們合了影。我將照片命名為《花兒與少年》。愿他永遠是少年！

（饒翔，光明日報社）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壇》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