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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淑穗，廣東番禺人，1931年生于北京。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1949年考入輔仁大學心理系，后轉入經濟系。1951年參軍，到解放軍后勤學院任教。1956年到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曾任資料組組長、文物保管組組長，長年從事魯迅文物的征集、保管和研究工作。著有《魯迅手稿經眼錄》《從魯迅遺物認識魯迅》（與楊燕麗合著），參與編纂《魯迅博物館五十年》《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魯迅手稿全集》等書。

我和葉淑穗先生相識于兩年前。兩年來，圍繞著她的人生經歷，我們聊了很多，聊得最多的，是她一輩子的事業——魯迅和魯迅文物。

大時代中的一葉扁舟

葉淑穗1931年1月生于北京，父親葉梯云學習鐵路專業，母親姚秀貞畢業于廣州夏葛醫學院，是中國最早的一批醫學女大學生之一。母親在其表兄詹天佑的幫助下，成立了北京最早的私人婦產科醫院“秀貞女醫院”。從葉淑穗記事起，母親就一直在忙碌，不分白天夜晚，不分嚴寒酷暑，只要有婦女臨產，母親便匆匆離家趕赴醫院。母親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在她的嚴格教導下，葉家大哥葉紹蔭畢業于燕京大學化學系，五哥葉紹勤畢業于北京大學地質系，大姐葉郇愛則繼承母業，也成為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母親的自立自強和敬業精神，為葉淑穗打下生命的底色。

1937年夏天，葉淑穗隨二哥一家到武漢游玩，“七七事變”恰在此時發生，她被迫和母親分離了八年，直到抗戰勝利才得以團聚。這八年，她跟著哥哥嫂子輾轉于重慶和貴陽，讀完了小學，又進入戰時中學讀書。這所戰時中學的很多老師是進步知識分子，班主任李輝老師給學生們講抗戰形勢、講國民黨的腐敗，還給葉淑穗介紹了一些蘇聯小說閱讀。這是她最初接觸文學。

1948年，葉淑穗回到北京，考入志成中學讀高中。在這里，她遇到了一位溫婉美麗的老師——葉嘉瑩。幾十年后，葉淑穗還清晰記得當年上課的情景：“她當時很年輕，很有風度。我只覺得這個老師講課和一般人不一樣，她講詩歌、分析文學作品，朗誦得特別好，講起話來很動聽，甚至讓人感動。”與葉嘉瑩的相遇，讓葉淑穗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在志成中學讀書時，葉淑穗先是參加了民主青年聯盟，后又參加學生會做干事，還被選為識字班夜校的校長。一年后，她考入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為何沒有像母親一樣學醫而是選擇了心理學？我很好奇。葉先生說，那會兒，她覺得母親作為婦產科醫生非常累，學醫對于文化課成績要求又高，她有點畏難，于是報了心理學系，成為該系12名女生之一。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打響，葉淑穗給組織寫信申請奔赴戰場，因當時的男朋友反對，她的申請沒有被批準，兩人也因此分手。1951年，她又報名參軍，還寫了一封長達7頁的決心書，這次被順利錄取。家人十分支持她的決定，在北京市召開的歡送會上，姚秀貞作為家長代表致辭，她說：“我很愛我的孩子，但是，我更愛美麗的祖國。我們的兒女在新的教養下能走上光榮的崗位，也是我們母親的光榮！”

在軍事干部學校集訓三個月后，葉淑穗被分配到解放軍后勤學院任助教，并參加后勤學院的籌建工作。當年，后勤學院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給參加過長征和歷次革命戰爭的同志補習文化課。葉淑穗做了一個班的班主任，還負責教語文課。班里的學生有參加過長征的，也有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最初上課時，她很緊張，擔心自己講不好。課間休息的時候，學生們就來鼓勵她，說：“老師啊，你別害怕，你就大膽地講吧！”她當班主任那個班的班長叫孫日修，年歲不大，卻參加過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是個老實忠厚的人，因為班級事務，和葉淑穗接觸較多，后來成了葉淑穗的丈夫。

幾年后，葉淑穗從部隊復員，被安排到一家銀行工作。那家銀行離她家很遠，而她的孩子才三個月大，不得已，葉淑穗申請調換工作。恰逢正在籌建的北京魯迅博物館招人，經由學院一位老師推薦，葉淑穗最終選擇了魯迅博物館。自此，文物成為葉淑穗終生的事業。

魯迅文物的“活字典”

1956年7月，葉淑穗正式調入北京魯迅博物館，最初在陳列組，負責組織、布置展覽。文物資料室負責人許羨蘇看她工作認真細致，就把她調到文物資料室，做文物保管工作。

到魯迅博物館工作前，葉淑穗雖有一定文學基礎，但對魯迅作品并不熟悉。為了保管好魯迅文物，她通讀了魯迅作品，對資料室收藏的眾多魯迅藏書、手稿和各式文物也慢慢熟悉起來，憑借著勤奮和好記性，逐漸成為魯迅作品與文物的“活字典”。一次，魯博開會征求專家對魯迅文物展覽的意見，葉淑穗負責向與會學者介紹情況，這次講解讓魯迅好友、翻譯家曹靖華印象深刻，“葉淑穗對魯迅了解得很多、很全面，并且有系統”。后來，曹靖華寫文章的時候，如果想不起魯迅先生某句話的出處，就打電話問葉淑穗，她馬上就能做出準確的回答，“當一些學術界的朋友就研究魯迅先生的一些問題來問我，而我又記不清時，就介紹他們去找葉淑穗。因為葉淑穗對魯迅先生原著、資料都很熟悉，全裝在她的心里。”

葉淑穗不僅為學者們提供咨詢服務，每當在魯迅文物中發現了新材料，她也會主動提供給相關領域的專家，為研究提供幫助。有一次，葉淑穗在整理許廣平送來的信札時，發現了一封敬隱漁給魯迅的信，就將這個線索告訴了翻譯家戈寶權。敬隱漁是最早把《阿Q正傳》翻譯介紹到法國的翻譯家，與創造社的郭沫若等人來往密切。魯迅生前一度以為：敬隱漁回國之際，羅曼·羅蘭請他給自己捎了信，托創造社轉交，但創造社并沒有轉交給魯迅。通過這個史料，戈寶權進一步考證后認為，羅曼·羅蘭并沒有直接給魯迅寫過信，其對《阿Q正傳》的高度評價是在給敬隱漁的信中陳述的，且并沒有公開發表過。這就澄清了當年魯迅對創造社的誤會。在后來完成的專著《〈阿Q正傳〉在國外》這本書的后記里，戈寶權特意感謝了葉淑穗。

博物館最重要的工作是文物保護，作為一個保管員，葉淑穗有著高度的責任心，用她的全部心力守護著文物的安全。20世紀80年代，館里庫房條件不好，有一次雨后，庫房滲水，葉淑穗和同事及時清理了積水才下班回家。不料，晚上又下起了傾盆大雨，她從萬壽路的家里趕赴魯博。夜深雨大，她懇求路過的車輛捎她一段，一位司機師傅禁不住請求，把她帶到復興門，再不肯往前走了。葉淑穗就在大雨中步行兩公里，走到了位于阜成門的魯迅博物館。把庫房打開一看，萬幸，雨水沒有進到庫房，可是她的衣服都濕透了。

保護文物之外，葉淑穗的日常工作還包括征集文物。魯迅博物館組織編纂內部資料《魯迅手跡和藏書目錄》，其中的《魯迅手跡目錄》部分由許羨蘇和葉淑穗負責編輯。為了解魯迅手稿收藏情況，在許羨蘇帶領下，葉淑穗開展了廣泛的征集和訪問工作。她走訪了魯迅的許多學生、摯友和一些魯迅手跡收藏者，只要有線索，就一追到底。上海有位顧家干先生，他家的魯迅手稿《天上地下》是藏在地板下保存下來的，已經霉爛，葉淑穗也將其征集過來。后來才發現，這兩頁手稿非常寶貴，上邊有魯迅在文章發表后補寫的一小段文字，這一小段文字在當年已有的《魯迅全集》中并沒有收錄，后來全集出修訂版時作為注釋加上了。還有一次，甘肅臨洮發現一個手稿線索，葉淑穗獨自長途跋涉到了甘肅，征集到兩封魯迅致王熙之書信。1960年前后，她還曾拜訪過一位叫張勉之的收廢品的先生，從他那收集到魯迅在北大領薪金的收據和一頁《會稽郡故書雜集》手稿。為了表達感謝，葉淑穗從館里申請了十幾元經費，還自己掏腰包，另給了他幾斤糧票。

在跟隨許羨蘇征集文物的工作中，葉淑穗了解到許廣平、曹靖華、章廷謙等人保護魯迅文物的經歷，深受觸動，對館里的文物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充滿自豪：“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很偉大的，因為我所保管的是中華民族一代偉人的遺物，無論是大還是小，它們都是我們全民族、我們子孫后代不可多得的瑰寶。”

因為征集文物，訪問一些和魯迅有過交往的老人成了葉淑穗的日常工作之一。與此同時，館里也希望葉淑穗可以通過訪問弄清一些有關魯迅的史實，作為研究資料保存。為此，葉淑穗近距離接觸了眾多知名文化人，和魯迅的親屬許廣平、周海嬰、周作人、周建人、周豐一等也建立了聯系。

1956年，因為交接文物的關系，葉淑穗第一次見到魯迅夫人許廣平，她在文章里詳細記述了那天的場景：“許先生將我們讓到客廳，自己搬出一個大箱子，將手稿一件件地交給我們，并對每件手稿的來歷或特殊經歷做了詳盡的介紹。在介紹一頁《表》的翻譯稿時，許先生生動地向我們講述了當年蕭紅、蕭軍意外發現魯迅手稿的故事。”許廣平是廣東人，葉淑穗也是廣東人，作為老鄉，她們天然地有親近感。除了文物交接工作，許廣平會和她講家鄉話，也會向她說一些對館里工作的不滿和心中的苦悶。1961年的一天，許廣平特別高興地把葉淑穗帶到臥室，告訴她，自己已經被批準入黨。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對葉淑穗也十分信任，兩人經常交談。在周海嬰那里，葉淑穗既是“秘書”，也是朋友。遇到一些不想處理的信件，他便交給葉淑穗處理，有些人事信息需要問清楚，就打電話給葉淑穗，請她幫忙查找信息。許廣平去世后，有時候家里的事弄不清，他便直接問葉淑穗：“我媽媽怎么說的？”一些不好出面的事，周海嬰也找葉淑穗幫忙。周海嬰曾讓她幫忙詢問周作人兒子周豐一家的家庭情況，因為和周豐一聯系也比較緊密，葉淑穗就去找了周豐一。周豐一給她寫了一張詳細的單子，一一標清子女姓名、年齡和工作單位。

葉淑穗曾和同事拜訪過魯迅二弟周作人，周作人對她們非常客氣。后來遇到魯迅手稿、照片搞不清楚的地方，她就請教周作人，周作人會托魯迅的學生常惠帶回解釋的字條。葉淑穗和魯迅三弟周建人也有聯絡，并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初，周建人的女兒周曄整理周建人的口述《魯迅故家的敗落》，手稿最初寫得比較亂，需要找人謄抄，周曄找到葉淑穗，葉淑穗自己忙，就讓愛人幫她抄了一份字跡清楚工整的書稿。周曄特別感動，送了葉淑穗好幾斤毛線作為謝禮，葉淑穗婉言謝絕了。

葉淑穗還拜訪過馮雪峰、曹靖華、胡風、徐梵澄、戈寶權、章廷謙、江紹原、唐弢、胡愈之、蕭軍等人。她特別尊敬這些老先生，在向他們請教的同時，也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并力所能及地給予幫助。她的真誠贏得了這些先生及其家人的信任和尊重。她和曹靖華、曹蘇玲父女及江紹原、江幼農父子等都保持著友好的關系。曹靖華先生1965年給魯迅博物館捐獻了71封半書信。曹先生去世后，曹蘇玲又將曹先生自己留作紀念的9封魯迅書信捐獻給了博物館。

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文物保管員的崗位上，葉淑穗堅守了幾十年，成為學界公認的“經眼經手魯迅手稿第一人”。即使退休了，館里的年輕人遇到搞不懂的問題，還常常向她咨詢。

從文物理解魯迅

1976年2月，魯迅博物館成立魯迅研究室，下設《魯迅研究資料》編輯部、年譜組、手稿組和日記組四個部門，新任館長李何林兼任魯迅研究室主任，葉淑穗也轉入手稿組從事研究工作。多年的文物保管工作，對魯迅作品、文物、交游的熟稔，為葉淑穗從事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手稿組的主要任務是為出版《魯迅手稿全集》做準備，具體工作非常繁重，首先是需要將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魯迅手稿全部復印，此外還要向全國各地博物館、紀念館征集魯迅手稿的線索。在復印北圖所藏手稿時，他們發現了18篇魯迅佚文。當時，很多學者不知道《兩地書》還有魯迅、許廣平二人的通信手稿存世，他們及時傳遞了這個消息。1979年，手稿組搜集了當年能搜集到的所有魯迅書信手稿，編輯了《魯迅手稿全集·書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1年，《魯迅手稿全集·日記》出版。此外，手稿組還編注出版了《魯迅致許廣平書簡》。這些文獻為學界從事魯迅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資料。

有了扎實積累的葉淑穗，除了參與編纂集體研究成果，也開始在報紙雜志發表魯迅研究文章，直至耄耋之年仍然筆耕不輟。對于自己的學術研究，葉淑穗十分謙遜，認為自己只是在工作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就努力解決它們，“對于這個事業，我談不上有什么貢獻，就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總想發揮自己能力做些工作。”但在幾代學人眼中，葉淑穗的功勞不容忽視。北京大學教授高遠東這樣評價她：“葉淑穗先生悉心組織征求魯迅文物，魯迅博物館的文物大半都由她經手，她是魯博魯迅文物的‘活字典’。她對魯迅生平思想和生活的研究，以文物實物為依托，搞清其來龍去脈，為學習和研究魯迅提供了準確可靠的知識和背景性理解，使魯迅研究能植根于科學的基礎之上。”

葉淑穗經手了大量魯迅文物，對魯迅文物的考證是她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對北京魯迅博物館里“磚硯”“水盂”“書箱”“床鋪”“朱安居室”“故居改造”等文物的由來及歷史，她都下過一番功夫。為了介紹魯迅書桌上的小水盂，當年她曾向許羨蘇詳細詢問過，得知這是許羨蘇贈送給魯迅的。這方面的文章為學界提供了準確可靠的史料。這樣的文章，或許只有葉淑穗寫得出來，因為她既是這些文物的守護者，又是個有心人。

在工作中，葉淑穗接觸、訪問了許多和魯迅有關的文化人，也聽了許多關于文物保護、收藏和流轉的故事，她做了細心的觀察和詳細的記錄，從親身接觸和見聞出發，撰寫了一批文章，如《許羨蘇與魯迅文物——記許羨蘇在魯迅博物館的日子里》《千秋功業 永載史冊——記王冶秋先生與魯迅文物》《魯迅研究的開拓者 魯迅事業的建設者——紀念王士菁先生》《戈寶權與魯迅研究》《蠟炬竭身明遠志，春蠶盡處系真情——馮雪峰先生二三事》《胡愈之二三事》等。她真誠地記錄下和這些人的交往，給我們提供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史實，也豐富了學術史上眾多學者的形象。

對魯迅手稿的介紹、闡釋和解讀，是葉淑穗研究工作的重點。她以自己的工作積累為基礎，撰寫了不少文章介紹魯迅手稿的來龍去脈，如《蕭軍為魯迅博物館注釋書信的一段往事》《魯迅手稿在“文革”中遭江青劫掠》《幾部魯迅手稿影印出版的緣起及其歷程》等。除了對魯迅手稿予以事實性介紹外，她也對一些手稿做幽微細致的解讀，每每有獨到發現。如《魯迅的家用帳》一文將魯迅的三冊《家用帳》和《魯迅日記》對讀，析出魯迅在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這段時間日常生活里的種種細節——經濟拮據，生活節儉，用蠟燭照明，卻還在年節之際給女工發賞錢，從而豐富了我們對魯迅早年人生的了解。《一份魯迅關于古錢幣的手稿》理清了魯迅對古錢幣逐漸產生研究興趣繼而大量搜購古錢幣和有關錢幣專著的過程，從中探察出了魯迅對兄弟的深厚情誼。而尤讓人感慨的是她的這個發現：

1913年8月魯迅從紹興回京后就四處奔波，不辭辛勞地購買古幣，購買有關古幣的書籍，并且寫了這份有關錢幣的手稿，因而在購買古幣上收獲不少。但魯迅不忘他兄弟們也正喜愛這些古錢幣，為了與他們共享，魯迅就將自己收集到的古幣一批一批地寄回紹興。

此外，《魯迅遺編——〈漢畫像考〉初探》《〈六朝造像目錄〉和〈六朝墓志目錄〉考釋——魯迅石刻研究成果之一斑》《魯迅手繪漢畫像圖考》等文章對魯迅整理古籍、研究金石和漢畫像的工作做了深入考察。寫作這類文章，既要有對手稿的熟稔，又要具備相關領域的豐富知識，還需要極大的耐心去多方查證、校驗原始資料，故尤為學界所稱道。

葉淑穗先生性格率真，為人、為學皆講究實事求是，不論是退休前的日常工作，還是退休后對館里事務的“參政議政”，都是懷著一腔熱忱，經常直率地提出各種改進意見。對外界研究文章、圖書中涉及魯迅史料的訛誤之處，不論撰述者的身份地位如何，她都直率地提出質疑和批評意見。為此，她撰寫了《大型畫冊〈魯迅〉的失誤與失范》《對〈一篇新發現的魯迅手稿〉一文的質疑》等多篇批評文章。在和我的聊天中，她多次提到《魯迅》（北京魯迅博物館編，河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這本畫冊，對其出現的眾多訛誤痛心不已。

20世紀80年代初，有人把一本從造紙廠廢紙堆中找到的日記交給葉淑穗，希望對她的魯迅研究有所幫助。多年來，葉淑穗一直想讓這本寫于1922年的日記物歸原主，但因為不知道日記的作者是誰，未能如愿。2020年，她在媒體上發表文章，為這本日記手稿尋找主人。這本民國文人日記在當前價值不菲，她卻千方百計想讓物歸原主。我讀后深受感動，于是做了一點考證工作，推斷出日記主人是商務印書館元老伊見思先生，后又幫助聯系上伊先生的親屬，并建議她舉行儀式進行交接。2020年9月10日，葉淑穗先生和伊葆茱先生（伊見思之子）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舉行了日記交接儀式。儀式上，90歲的葉先生發表了口頭演講，其流暢的語言、敏捷的思維和博大的胸懷，讓在座之人都深受感動。

葉先生今年92歲了，會用微信，仍然在寫作。這兩年，我們斷斷續續地在做她的口述自傳的工作，她的狀態一直很好，也很關心魯迅研究的前景。前幾天，她告訴我：“我還想盡力寫一些關于歷史的回顧文章，想給魯迅研究界留一些東西，這也是我這輩子尋求的價值。”

（作者：費冬梅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