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老話說：“拜年拜到初五六，有魚就沒肉。”這是上海地區的講法，北方社會的生活或許要艱困些，流傳的是“拜年拜到初五六，又沒餑餑又沒肉”。如今人們生活富足了，魚肉已成為百姓餐桌上的家常便飯。我家但凡有點好吃的，母親就要問孫子是否會來。“好吃的”標準很寬泛，飛鴿走雞、粗魚笨肉等皆在其列。前天我終于忍不住戲言：“杜甫‘一飯不忘君’，您是‘一飯不忘孫’啊。”說罷也就付之一笑，但笑過之后還是讓我陷入思考。“一飯不忘孫”的說法雖然有點搞笑，但這一行為本身既是自然的，也是有情的；“一飯不忘君”就有點做作、虛偽。繼而再想，誰說杜甫“一飯不忘君”呢？ 杜甫自己嗎？ 沒有。同時代的友人嗎？ 沒有。杜家后代嗎？ 還是沒有。我的印象中，最早說這話的人是蘇軾。但是，他有依據嗎？

杜詩中寫到君王膳食的，記憶中只有一句，出自《病橘》，把前后幾句一起引錄如下：“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諗罪有司。”從字面上的意思看，這是說因為寇盜作亂，凡遇天災人禍皇帝要素服減膳聊表自責，此時這棵橘樹病了實在也是天意（無須進貢），但我擔心因此而罪及相關的官員（潛臺詞是：因為罪及官員，官員就會進而害及百姓）。所以緊接著后面的四句是：“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以安史之亂前涪州向皇宮獻荔枝以滿足楊貴妃嗜欲，勞民傷財、馬死人乏之事為比。這首詩雖然寫在杜甫流落成都之時，但主旨是對君王的諷諫，所以黃生說此詩是“諷時君不能減膳也……當寧聞之，能不心動”（《杜詩說》卷二），與“一飯不忘君”的意思可謂牛頭不對馬嘴。

也許東坡看到過什么秘籍，這也說不準，他曾舉出若干“子美逸詩”，說是“得之于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逸詩以外的“其余諸篇，語多不同”（《題跋·記子美逸詩》）。唐代日本僧人圓仁曾經將《杜員外集》二卷帶回日本，北宋王洙編輯杜詩，奠定了杜甫傳世作品的規模，他利用的諸本首列“古本二卷”，很可能就是《杜員外集》，和圓仁、蘇軾所見相同。總之，無論是王洙編本，還是蘇軾舉出的“逸詩”，都看不到這方面的影子。那么，蘇軾憑什么在元豐六年（1083）黃州貶所寫的《王定國詩集敘》中說杜甫“一飯不忘君”呢？ 這話影響太大，還是引錄幾句吧：“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東坡在宋代名氣太大，所以有人曾假托其名撰寫《東坡杜詩事實》（一名《東坡杜詩故事》）和《杜陵句解》流傳于世，這些偽書尚且風行，何況確切無疑出自東坡說的話，仿佛親眼所見一般，將杜甫作為天下第一偉大詩人的原因歸結為“一飯未嘗忘君”，也就成為后來的一句套話，不管杜甫是否真的如此。杜甫忠君愛國是事實，但他“忠”的是像堯舜那樣的圣君，如果遇到庸君、昏君、暴君，他定會展現批判的鋒芒，這樣的作品大家也不該忘記。當然，這也因為大唐是真正的盛世從而少忌諱、能容納之故（參見洪邁《容齋續筆》卷三“唐詩無諱避”條）。說他“一飯不忘君”簡直夸張到變形，若坐實理解，只能見出一個愚昧、荒唐的形象，這是對杜甫的歪曲。即便將蘇軾的話看作一種修辭，但據以放大形容的原貌失真，也違反了“立其誠”的原則。杜甫理想中的君臣關系是一種雙向度的“遇合”，所謂“古時君臣合……進退固其宜”（《述古三首》之一），因為“以道事君”，其理想狀態就是“君臣重修德”（《傷春五首》之五）、“君臣當共濟”（《諸葛廟》），臣對君的關系是“可則進，否則奉身以退”（郭知達注語）。所以，杜甫對待唐玄宗、肅宗、代宗的態度不是始終如一的。大家也許很熟悉他“致君堯舜上”的句子，而對后來的“致君堯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致君時已晚”（《贈比部蕭郎中十兄》）等句就不甚留意。東坡對杜甫形象的建構，是單向度的、一成不變的，哪怕“流落饑寒，終身不用”，他也還是死心塌地地忠君、愛君、戀君，無視其出于愛國愛民的忠義感憤之心，對時局憂患、對時君批評的作品。其評論之誤不在夸大，而在失實。令人嘆息的是，這個變了形的杜甫在文學史上因蘇軾的評論成為固定的樣子，就是忍著饑寒捧起飯碗便想到君王沒飯吃而憂心垂淚的樣子。所以夏敬觀批評說：“蘇子瞻以三百篇止乎禮義為不足，而推子美詩止乎忠者以序王定國詩，可謂開惡文之例。”（《唐詩說·說杜甫》）真是一語中的。

要我說，蘇軾這句話是杜撰的。杜撰不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想象力豐富，而是別有其目的。東坡宦海浮沉，屢遭打擊。在一人專制的社會中，皇帝是最高權威，只要還能得到皇帝的認可，即便受到貶謫，也不至于腦袋搬家。所以東坡在貶所寫這些話，也只是在委婉地向神宗表忠心。按照圖像學的理論，你所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一切注意都以不注意為背景。杜甫是否“一飯不忘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東坡通過對杜甫的“注意”傳達至少是顯露了其自身的“忠君”“愛君”也“不忘君”，事實上他如愿收到了期待的效果。東坡熙寧九年（1076）中秋寫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一詞，在元豐七年傳唱至京都，宋神宗問外面流行什么小詞，內侍將它抄錄進呈，神宗讀到“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時感嘆道：“蘇軾終是愛君。”并且“量移汝州”（《歲時廣記》卷三一引《復雅歌詞》），使其處境得以改善。就連死后宋高宗追贈的謚號中，也還有個“忠”字哩。

其實，蘇軾作文杜撰事實，算得上一種慣用。當年東坡的科舉文《刑賞忠厚之至論》，煞有介事地引經據典道：“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諸試官皆不知其出處，歐陽修還不恥下問，東坡笑曰：“想當然爾。”（《侯鯖錄》卷七）有的書里記載，東坡的“想當然”是援用孔融調笑曹操之例。不管怎樣，這是他的為文機杼之一。羅大經《鶴林玉露》還追蹤其淵源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并舉其《刑賞忠厚之至論》《武王論》《范增論》等文作“以無為有”之例，最后引用葉適的話為結論：“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杰也。”（乙編卷三“東坡文”）這樣看來，東坡在行文之際把杜甫說成“一飯未嘗忘君”，乃“想當然爾”的故伎重演，恐怕不足為奇。就連他標榜杜甫為古今詩人之首，也恐怕未必是由衷之言。不然，他何必對杜詩“挑刺”（參見其《題跋·記子美陋句》），又何必對杜甫極盡揶揄呢（參見其詩《續麗人行》）？他在與阿弟蘇轍說“私房話”時，就變成了“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蘇轍《和陶淵明詩引》引）。所以，東坡講杜甫“一飯不忘君”乃別有用心，實在是不可據以為實的，我們可不要因此誤解冤枉了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