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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機哀吟再也聽不到故鄉的鶴鳴聲。若比照同為吳人、亦赴洛陽的張翰的“莼鱸之思”，他的遭際則愈顯悲劇化。李白在《行路難》中，有感于這位亂世英才的人生悲劇，曾發出“陸機雄才豈自保？”這樣的惋嘆。

一

松江別稱“云間”，這是很氤氳的文氛，出自才高洛下的陸云之口。那是他在西晉名士張華家作客，被要求用自己的籍貫作自我介紹，遂脫口而出“云間陸士龍（陸云字）”。松江又稱華亭，早在公元前585年，吳王壽夢就在此筑華亭；至唐天寶年間，吳郡太守趙居貞奏請以嘉興縣東部、海鹽縣北部、昆山縣南部合為華亭縣建制。縣西三十五里的華亭谷，三國時即為孫吳宰相、華亭侯陸遜故宅所在地。此地泉清林茂，因多有鶴鳥棲息繁衍，被稱“鶴窠”。但這個詩意的名稱，在陸遜嫡孫、也是東吳大將陸抗之子陸機的遺言里，卻透出一股悲涼之意：“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這是游子客死異鄉前悵惘的哀吟。若比照同為吳人、亦赴洛陽的張翰（字季鷹），陸機的遭際則愈顯悲劇化：“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莼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晉書·張翰傳》）這便是“莼鱸之思”的典出。可張翰回得來，陸機卻回不來，確切地說，回來的只是他的遺骸。后來“華亭鶴唳”這個成語，被人引申為誤入歧途的寓意。

西晉滅東吳時，陸機剛及弱冠之年，眼看祖先創立的偉業、一向優渥的待遇和受人尊崇的地位瞬時灰飛煙滅，按一般規律，這樣的前朝遺少就此屈沉無聞應屬大概率事件。果然，“少有文采，名馳三吳”、被《文心雕龍》稱作“機云標二俊之采”的“二陸”兄弟，選擇退避華亭故里西平原村，開始了不問世事、十年苦讀的隱居生活。但二十來歲的才俊，面對一落千丈的困境，真能做到跟“沒事人”一樣嗎？實際上，對于國家的淪亡，陸機可謂痛徹肝腸，一腔的孤憤，只能傾注于文字之中：“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遍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夫四州之萌非無眾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還不乏無奈的嘆惋和悲楚的詰問：“大司馬陸公（指陸抗，陸機之父）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

（《辨亡論》）。由此可以看出：“二陸”回到故里隱居，雖然是一種退避的姿態，卻并不意味著生命的安頓。他們才高若此，本不該瘞玉埋珠，久困牖下。晉時有人將“二陸”比作美玉，有“玉出昆岡”之擢贊，鐘嶸的《詩品》也譽其為“太康之英”。唐太宗李世民在《陸機傳論》一文中，甚至稱其“百代文宗，一人而已”。這么峻拔的高士，又是累代簪纓，即便皇尊如李世民者，也對其難抑景慕之情。

晉武帝太康十年，縱道阻且長，“二陸”依然跋山涉水、先后赴洛。誘因乃西晉平吳后，為了“綏靜新附”，頒出“隨才授任，文武并敘”（《晉書》）的國策以招攬南士，詔令“舉賢能，拔寒素”，特別籠絡江東才士。“二陸”即應此詔來到京城洛陽，隨即拜見曾官居太常的西晉文壇領袖張華，彼此都有相見恨晚之感。張華稱“二陸”為“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且逢人說項，廣為薦舉，使二陸名聲大振，故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指張載、張協和張亢）之說。不久，太傅楊駿任用陸機為祭酒，先后擔任太子洗馬、著作郎、郎中令、尚書中、轉殿中郎至平原內史等職，史稱“陸平原”；陸云先后任浚儀令、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至清河內史，史稱“陸清河”。

二

“二陸”雖為不世出的大才子，卻并非從政的好“材料”，針對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我粗略地歸納為“三不適應”：

其一，人際環境的不適應。吳國被西晉所滅，使得中原人士頗為輕視吳人。如太康中，刺史嵇紹舉揚州華譚赴洛陽應舉秀才，即遭晉文帝司馬昭之婿王濟的奚落：“吳楚之人，亡國之余，有何秀異而應斯舉？”陸機拜訪他時，王濟竟指著羊酪輕蔑地說：“卿江東何以敵此？”不過是羊酪，又不是什么稀罕物，竟也拿來譏諷物華天寶的江東，好像沒有什么可堪比的美物。陸機乃東吳前貴，哪受過這等奚落？但寄人籬下的處境，只能有所隱忍。還有一次，成都王司馬穎的謀士盧志，當著眾人的面侮辱陸機：“陸遜、陸抗，是君何物？”古時公開提及別人父祖名諱，實屬有意冒犯。如果說王濟的無禮，陸機尚能忍，那么盧志的輕薄，陸機即便想忍，卻也忍無可忍，于是用七個字，即直呼對方父、祖之名加以還擊：“如卿于盧毓、盧珽（盧志的祖父、父親）。”人際環境險惡如此，陸機的內心定然充滿苦澀。

其二，文化環境的不適應。陸機乃吳中人士，秉持的是傳統儒家思想，十分注重禮教人倫及行為規范。而當時的中原，玄學思潮占據主流，士子們言行狂誕、漠視名教的現象比比皆是。比如，陸機曾造訪當地的名士劉寶，不僅受到怠慢，且見其居喪不哀、飲酒如常，絲毫不受喪儀葬制的約束，陸機無奈地搖搖頭，遂拂袖而去。

其三，政治環境的不適應。西晉在武帝司馬炎崩殂之后，進入極為動蕩的時期。朝堂之上，諸王之間，殘酷的權斗伴隨著相互的傾軋，可謂國無寧日，人皆股栗，史稱“八王之亂”。就連被視為“德范”、對陸機有知遇之恩的張華和與陸機并稱“潘才如江，陸才如海”的潘岳等名士臣僚，也在這場混亂中被無情誅殺。

事實上，上天曾給過“二陸”一次逃生的機會：永康元年（300），趙王司馬倫誅殺賈后一黨，主朝政，命陸機為相國參軍，后遷中書侍郎，由此卷入“八王之亂”。次年司馬倫篡位被殺，齊王司馬囧輔正，懷疑陸機參與撰寫《九錫文》和《禪詔》，認定其為司馬倫的心腹，遂議為死罪。在成都王司馬穎、吳王司馬晏的營救下，才改判流放邊地，后遇大赦。這時同在洛陽的吳人勸其趕緊還吳避禍，如果陸機夠明智，抓住這次僥幸得來的機會，不失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至少還能茍全性命于亂世。但書生氣十足的他，顯然對局勢的崩亂仍抱燃灰之想。在他的文字中，這種徘徊和糾結也有所反映，一方面猶存“富貴茍難圖，稅駕從所欲”這樣的放曠之念；另一方面也流露出“扶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這般的經世志向。矛盾嗎？不矛盾！誰讓他是一個抱定匡難理想而非逐熱之徒的儒生呢？只可惜陸機缺乏識人之明，被司馬穎引為平原內史后，欲報知遇之恩，滿心希望司馬穎能夠復興晉室，平定天下，卻不曾想太安三年（303），一項引來殺身之禍的人事任命誕生了：陸機任先鋒都督，率20萬大軍進逼京洛，征討長沙王司馬乂。表面上看，他得到了重用，可以建功立業了，實際上卻因身為吳人卻居諸將之上而引火燒身。《太平御覽》引崔鴻《三十國春秋》說：“機吳人，而在寵族之上，人多惡之。”一股惡濁的勢力，如鬼魅之影在陸機身邊聚攏。先是前文提及的盧志向司馬穎進讒，接著部下孟超不僅當面辱罵陸機為“貉奴”，并造謠陸機有謀反之心。在戰事方面，雖然陸機在父親陸抗死時，14歲即統領父兵為牙門將，但客觀地講，他是文曲星，而非將星，當陸機率部與長沙王大戰鹿苑、諸將卻不受節制的情況下兵敗時，部屬王粹、牽秀等齊齊誣陷陸機陰有異志。司馬穎竟然偏信偏疑，也不反省自己的用人失當，竟下令立即誅殺陸機并夷三族（他的兩個兒子同時遇害，因受牽連，陸云也被斬，死時43歲）。

據《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列傳》記載：“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

三

陸機剛到洛陽那會兒，因才高見嫉，不受待見；到了生命的盛年（43歲），卻成為西晉政治集團權斗之下無足輕重的犧牲品。李白在《行路難》中，有感于這位亂世英才的人生悲劇，曾發出“陸機雄才豈自保？”這樣的惋嘆。

我曾兩度訪謁松江的“二陸”讀書臺，不過“二陸”當年的故居遺址，似乎至今未能確詁，只能借助陸機詩句“仿佛谷水陽，婉弈昆山陰”而加以縹緲的游思了。據傳蘇東坡曾來過“松江九峰”之一的小昆山，今崖石上刻有“夕陽在山”并署“子瞻”二字。拾級而上，一座掛有“二陸草堂”牌匾、紅漆木門的草堂現于眼前，繞至屋后，又見“太康之英”的懸匾，內里即為圖文展示“二陸”生平的場所。“草堂”上下錯落之間，尚有清和堂、谷風廳、婉孌廳等，其簡樸端莊的仿古建筑樣式，頗引人遐思。不由想起唐人韋應物的兩句詩：“浮云一別后，流水十年間”，“二陸”不正是在此“屏居讀書十載”后，才應詔宦游洛陽的嗎？也正是在這里，“二陸”遺世獨立，肥遁鳴高，陸機還在此寫下了不朽的傳世經典《文賦》。當然《文賦》寫于何時何地，有不同的見解，我傾向于是在小昆山寫的，何故？試想陸機赴洛后，政務軍務繁忙，心情也時感壓抑，安能靜心于楮墨？不能不提的，還有現存年代最早的陸機傳世墨跡《平復帖》，巴掌大小，寫于麻紙之上的很平常的一封私信，被稱“法書之祖”。1700年來，經歷代跌宕傳緒，如今被稱“九大國寶”之一，由最后一位藏家張伯駒先生無償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

對于“二陸”的赴洛，有不少人認為是明珠暗投，一心想著建功立業，最后卻落得屈死異鄉的下場。作為兄弟才子書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韓愈）難道不香嗎？干嘛非得趟那“八王之亂”的渾水？但假設、愿望與史實相比，總顯得那么蒼白無力。倒是還有一處敏感點，頗使人困惑：陸機非常推崇孔夫子“渴不飲盜泉”的氣節，并做了“熱不息惡木蔭”的延伸，那為什么受到那么多的擠兌，非但飲了“盜泉”還棲了“惡木”呢？我想，和那個年代的士人普遍抱有匡扶濟世的從政熱情有關。他們才華驚人，志向遠大，尤其在西晉滅吳之后，所缺者，惟一方可供施展的平臺。陸機滿懷家國淪亡之痛，十年避世隱居，卻心有不甘，以為入洛可以一展平生之志，但復雜的現實環境，量士人之所愿，只能演變為飛蛾撲火般的宿命。所以，陸機腳下的這條離鄉出仕之路，竟成了他的人生不歸之路，著實令人痛惜。可嘆的是，距“二陸”罹難僅隔數年，便出現了史上第一次晉人“衣冠南渡”，中原縉紳士族相繼南逃，致使文化重心和政權南遷。回頭再看“機云”的赴洛，倒像是一種陰差陽錯、時不我與的“捉弄”。

記得大秦名相李斯死前曾言“牽門東犬，豈可得乎？”位極人臣的他，到了生命的盡頭，也才有了這樣的一番遲悟：即便是平平常常的出門遛狗，竟然也是一種幸福；而陸機那句“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全無《文賦》中“收百世之闕文，采千載之遺韻。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那般的藻采飛揚，惟余一份以鄉井為念、含不盡之意于言外的哀吟，其“復得乎”和李斯的“可得乎”不僅句式相同，在精神基調上亦無二致。若說不同處，還是在于陸機的詩人本色，即便在行刑前還流露無遺，明知到了生命的盡頭，終不能再回到“華亭”，可陸機還在魂思故鄉，怎不令人為之扼腕？故而對于陸機，我們權當他就是一只白鶴，雖曾誤入塵網，但他天籟般的歌喉，終究還是要浮于白云、鳴于九皋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