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海飛：這是我跟蔡駿第二次對談，我記得上一次還是在三年前，那時候是在你《無盡之夏》的杭州發布會上，從小說談到影視。這一次，我策劃的“故事海”系列《神探華良》剛剛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想和你探討和討教關于懸疑小說的種種，我想知道蔡駿和懸疑小說的淵源？

蔡駿：我很小就開始讀那些被認為適合大人閱讀的文學及歷史作品，老師和同學覺得我與眾不同。2000年，我在“榕樹下”第一次發表短篇小說《天寶大球場的陷落》，那是我最早開始寫小說。剛開始都是些中短篇小說，現在來看更像純文學，而不是懸疑小說。2001年的春天，我寫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病毒》，那是因為2000年底，我與在“榕樹下”網站結識的一位名叫“23”的女作者網絡聊天，“23”建議我寫一些可讀性更強的作品。于是便寫下了《病毒》，那可能也是中國互聯網上的第一部長篇懸疑小說。

海飛：我最早接觸到懸疑偵探小說的概念，是通過程小青的《霍桑探案集》，主人公霍桑也成為了我那個時期心目中神探的代名詞。后來讀你的作品，我曾經形容為“上一秒平和如常，下一秒就全身冒雞皮和冷汗”。

蔡駿：謝謝。你策劃的《神探華良》系列，也讓我有了久違的閱讀的舒暢感。后來我說華良是城市的巡行者，他在以利刃般的推理切割真相。很多人提到類型文學，會先天地判定這個作家很會寫故事，很擅長用技巧，然后忽略了類型小說內在的表達。在《神探華良》這套書中，我覺得讀者難以忽略小說中書寫的人性和社會深處的疼痛、現實等。

海飛：你覺得懸疑小說要以純文學作品為基礎嗎？你眼里的純文學寫作和懸疑小說寫作又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蔡駿：我覺得不論是懸疑小說還是純文學作品，核心都是人物。人物是作品的靈魂。如果一部小說人物塑造得不好，故事會遜色很多。純文學寫作和懸疑小說寫作，在我這基本上是并行的，當然相互也有一點影響。我的純文學寫作里也有懸疑小說的影子，比如我的純文學寫作《春夜》，就設計了一個托夢的情節。這在中國人的傳統中很常見。同時，這個情節在這部小說中也起到了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這部小說是一部現實題材作品，并不是一部靈異小說，只是利用了這樣一個文化背景，那么這樣處理可以增加小說亦真亦幻的懸疑氣氛。

海飛：作為標桿性的懸疑類型作家，在你眼中，國內的懸疑類小說存在什么問題？

蔡駿：首先，自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面世以來，拍檔探案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推理小說家，然而我越來越發現許多懸疑推理小說只有情節，沒有人物，人物淪為推動情節發展的奴隸，曇花一現，尤其是短篇。這一點我覺得陳東槍槍的《神探華良》做得不錯。雖然也是拍檔探案模式，但破案過程像一出上海孤島時期的罪案浮世繪，黑白不斷閃現，光暗來回對決，更驚喜的是主線之余衍生出委婉遼闊的感情，罪愆與溫情共存。再者，小說背景設置在民國的上海，更賦予了人物非常時期的非常魅力。三個主角從有弱點、有害怕，到站在家國立場有血性地對抗，張力十足的人物弧光霎時變得親切異常、真實異常。

海飛：你提到小說中非常環境的非常魅力，我深感認同。我審美中的好的懸疑小說除卻要行走在詭計當中，也是走在細雨凄迷與霓虹輝煌的交錯之中，讓人意識到涉案小說可以寫得比散文還美。人說上海城孕育著半部民國史，這樣風云際會、各方交匯、風光旖旎的地方最適合上演英雄主義與摩登傳奇，滄桑的傳奇和美麗伴著《上海灘》的旋律“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似乎可以生生不息地流傳下去。你的書里就常常有這樣特殊的設置。

蔡駿：的確，我寫的《鎮墓獸》時代背景就在民國，《春夜》故事也發生在上海。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樁大事件是發生在上海的，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重大的歷史事件，都可以用非常宏大的歷史敘事視角，生出獨屬于中國的氣息。某種意義上，我認為這是中國懸疑小說本土化的途徑之一。歐美懸疑小說有一百多年歷史，日本懸疑小說有將近一百年歷史，中國是最近這不到二十年發展起來的。某個層面上可以說，我國近現代的懸疑小說是舶來品，從模仿歐美古典解謎、黑色懸念、哥特、日本社會派、新本格等，到形成本土化模式是必然的。

有一點很有意思，無論是我的《病毒》《鎮墓獸》，還是陳東槍槍的《神探華良》都采用了中國民俗、民間文化、知識元素、盜墓等東方元素的添加，而最后又都歸于同一河流，融入中國傳統道德和傳統價值觀。而這些我認為都是懸疑類小說本土化植根的土壤。另外，中國本土懸疑小說還有一個得天獨厚之處，就是傳統文學作品的有力引導，如《山海經》《搜神記》《聊齋志異》以及眾多的公案小說都為本土的懸疑推理小說家提供了不竭的靈感源泉和取材富礦。

海飛：你從2011年的《謀殺似水年華》開始，就轉向了“社會派懸疑小說”領域，更加關注人性和社會現狀，有人說你變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如果懸疑小說不吸引人了，還剩下什么？

蔡駿：還有更真更深的東西。反而我覺得我是在尋求自我的突破和變化。現實中的案件大多時候并沒有那么復雜，反而是人心更加幽微可怕，我覺得不應該為了懸疑而懸疑，我有很多現實主義作品，現實主義永遠是文學的主流。如東野圭吾講，“這世界上不能直視的，一個是太陽，一個是人心”。我逐漸意識到，懸疑不僅是一種寒噤徹骨的感受，而是生活現實的另一種可能。而類型劃分只是一種敘述容器，在極端情境的構造下展現善惡的交鋒。比如我再閱讀到《神探華良》第二卷《狼人》，其中故事之外痛訴了比真正的狼人更殘忍的是，用病毒將人感染成狼人的日本兵。理應如此，作家應該更加關注現實世界、干預現實世界，這是作家的責任。

海飛：這也是懸疑小說作為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的平衡點嗎？你曾把自己定義為“闖入者”：“在類型文學的圈子里，我太文藝；在純文學的圈子里——也許還只是在門口晃悠，我又太類型。”那么你認為未來懸疑小說的道路是寬闊還是狹窄？

蔡駿：類型小說如若能深刻地刻畫人性、反映真實，也可以成為不朽經典，擔起文學的重任，用文學的語言，寫文學的境界。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擺脫外界將“懸疑小說”等同于“感官刺激的驚悚故事”的偏見。懸疑這個命題是多元化的，不是大家常說的狹義的定義，它除了有邏輯思維、人性升華，它渾然天成的抽絲剝繭、發現真相的魅力更像是人性的探測器。很多時候，懸疑只是外殼，如《肖申克的救贖》《閃靈》都是借了懸疑的外衣，助力其取得更大的成功。同時，類型小說中的特色、技巧，也可以融入到純文學之中。尤其是懸疑小說中人文環境影響下的犯罪動機和人際關系問題，這既是對現實的重現，也是對當下的警醒。并且你會發現，最近很多熱門大IP，都是改編自類型小說，類型小說將會是大勢所趨，而類型小說需要好的故事。這與你一直在提的“故事海”的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

海飛：越來越多好的作品不僅在經歷時間的檢驗，也在經歷IP改編的檢驗。我知道你的很多作品都在進行影視、游戲領域的拓展合作。珠玉在前，《神探華良》也在IP開發的路上，以八卷本的完結以及番外《千燈鎮》、“古代華良”的陸續創作來看，可以說“神探華良”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偵探小說和影視劇體系。但同時有另外一種聲音，作為一種走向成熟的模式，你怎樣看IP改編的未來？

蔡駿：“內容為王”依舊是我奉行的準則。我時常想起20年前，國內懸疑小說剛剛興起，20歲出頭的我，和許多的年輕文學愛好者一樣，敲擊鍵盤，讓自己的文學夢想隨著閃動的光標緩緩流出的年華。所以，在我看來寫作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寫出優質的小說永遠是我的第一目標。而IP延展則是一個錦上添花的事情，可能市場上有些IP是過熱，有些是被高估，但真正優秀的作品，可能不太容易被埋沒。我覺得內容創作者沒必要過于糾結受眾的口味變化，小說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扎扎實實把內容做好，才有可能被錦上添花。但同時，不可低估影視改編對當下文學作品的正向引導，希望未來在IP改編之路上，文學與影視能夠更加相得益彰，相互璧照。

海飛：當下，視聽媒介無疑是把小說原著傳達得最深廣的途徑，希望不斷涌現的懸疑小說在影視化的呈現下，可以開出簇新的懸疑之花。在我所知，2004年《達·芬奇密碼》開啟了中國圖書懸疑年。只是現在懸疑小說市場逐漸趨向浮躁、血腥、暴力、怪力亂神等元素，好像這樣似乎更具吸引力。但我依然相信，不變的是作家的責任，不變的是每一位認真的讀者都想經由真實、沉重，走向美好、希望的期望，相信這也給所有內容創作者指引了方向。

蔡駿：中國本土懸疑小說已經用十幾年時間走過了西方上百年才走過的路，但懸疑小說的發展水準歸根結底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影響，我覺得這個發展是相對迅速的，這正是中國社會經濟飛躍進步的表現。如今中國本土懸疑小說創作正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青年讀者逐漸成為本土懸疑嶄新的正向推動力，接下來會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斷涌現，一波一波形成優良的循環，中國懸疑小說無疑有一個空間巨大的未來。

海飛：在你看來，中國本土懸疑小說未來的發展趨勢會是哪個方向？應該在哪個方面更有突破？

蔡駿：中國畢竟是一個人口大國與文學大國，大國意味著就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人才，多元化的類型和風格，可以囊括西方的犯罪小說、驚悚小說和哥特小說，以及日本的推理小說，只要我們的創作者有足夠的耐心，市場和大環境足夠寬容，自然就會有優秀的作家和作品問世。如果在哪個方面會有大的突破，我看好兩個領域，一是直面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題材，中國仍然處于社會轉型期，呈現出光怪陸離的風俗畫面，各種矛盾與沖突會給小說家們提供天然的素材，大時代就會有大作品問世。二是植根于中國本土歷史文化背景的作品，歷史相當于中國人的信仰，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以及傳統文化是取之不盡的文學資源，荷蘭漢學家高羅佩的狄仁杰系列小說也是從中國文化中取材，還有太多的歷史和文化盲點沒有被我們關注到，值得深入挖掘。

海飛：近年來，類型小說出海逐年增加，你的《詛咒》系列、《荒村公寓》系列等作品很早都譯介到了海外，類型文學在講故事優勢和全球性話題背景下是否更順暢收獲國外讀者市場？

蔡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是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目前我的作品《生死河》已經被翻譯為英、法、德、韓、日等多個語種，最近《宛如昨日》的法語版即將問世。我也接觸過許多歐美的評論家和媒體，他們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有許多奇怪的先入為主的意見。但類型文學的敘事，或者說“好故事”正是全球通行的語言。雖然我們仍然必須克服許多的文化障礙，比如我的作品翻譯過程中就有部分的損失，但路總是人走出來的。

海飛：在這個資訊如此發達，幾乎是人人自媒體的時代，小說家如何保持創作的“真”與“新”？

蔡駿：“真”與“新”是文學永恒的難題，因為文學上的“真實”從來沒有標準答案，有時候看起來的真實并不經得起現實的考驗，有時看起來天馬行空的荒誕卻又抵達了另一種“真實”。“新”也是同樣的問題，尤其是類型小說經歷了上百年來的大師作品，如何創新如何不重復前人，成為一項巨大的挑戰。目前國內的推理小說創作就在這方面受到了極大的限制。所以每一代作家都會要求“真”求“新”，這取決于你有沒有一雙敏銳的眼睛，有沒有一顆與大地緊緊相連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