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1年年底的一個月，急景流年唉，時間在混沌宇宙與疫霾世界嘩嘩流淌。我沉浸在蔡駿兄的新作《春夜》里，幾不可自拔。自《荒村公寓》之后，我重新來研習他的文本，其間已逝去十多年，經過十余部長篇小說與四五部中短篇小說集、四五百萬字西游取經般的艱辛磨礪，他已經由一名嶄露頭角的網絡青年作者，成長為殿堂級的小說家之一，足以代表我們“70后”一代人的文學創作實績。圍繞著“愛與墳墓”這個人類永恒之主題，他的文學畛域，也由唯美感傷的懸疑墓園出發，如息壤一般，成長為悲欣交集的婆娑世界，終得破除所謂純文學與類型小說畫地為牢的自限魔咒。我是在湖北鄉下老家的燈下，讀到《春夜》的最后一頁的，目光在強迫癥般的五次改稿的記錄上停留了半天，然后推開椅子，披好棉衣，上到三樓的陽臺上抽一支煙。樓臺之外，是云夢澤的寂寂冬夜，草木荒荒，天上寒星歷歷，不停地有飛機閃著尾燈，在群星中間，螢火蟲一般，南來北往。我在手機上寫微信給蔡駿：“《春夜》既是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小說，又是都市小說、懸疑小說、自傳體小說，將中國的古典傳奇傳統和西方的長篇小說傳統結合起來，我在老家讀完，振奮，祝賀駿兄，雖然有點遲。這是我們這代人，能夠寫出的杰作。”

我們行內的人，都明白工業題材的可貴。究其實，還是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國家，進入工業社會晚，又時間短促，由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由燎原的星星之火，到門類周密的全工業體系，大概是花掉一百年左右的時光，歷經三四個世代。一百年后，我們又因為技術的飛躍，向信息工業與數字化社會狂飆轉進，不出意外的話，以重型機器為中心的社會形態，可能也只好封閉在區區一個世紀了。這是一個短暫的鋼鐵的春夜，降生在這個春夜里的作家，自然是稀少的，也是有福的，是喜悅的，也是痛苦的，他既要寫出贊歌，又要致上悼詞。蔡駿是工人之子（父親指甲縫里常年有機油），由工人的社區醫院里出生，在蘇聯式紅磚樓工人社區里度過完整的童年與少年。與進城“50后”、下鄉的“60后”比較，他們是避開鄉村桃花源，在工業的烏托邦，傾聽著機器的轟鳴，撫摸著冰涼的鋼鐵，嗅聞著機油氣味，全天候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就像我小時候，從來沒有想到過會離開鄉村，夢想是忙時種地、閑時做一名木匠一樣，忙著裝配礦石收音機的少年蔡駿，也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一名作家。他的夢想，大概是造出汽車與永動機之類。這樣沉浸式的人生體驗，與道聽途說、田野調查，甚至是人類學的深描都不同。作家被命運拋入工人社區，他的上手世界、周圍世界、生活世界首先被機器所主導，他首先要回應的，是“春申機械廠”這個已經在此的鋼鐵大他者。

所以在《春夜》里，機器也是主角。機器由精通車銑刨磨的、有男性氣質的、義結金蘭的工人師傅們制造、裝配出來，又去生產更多新的機器，再生產出工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以子女、師徒為次序的代際傳承。機器是工具，是象征物，也是工人敘事的線索。蔡駿小說中的機器還不僅如此，它們承載著祝祭的功能。死于1990年春申廠語焉不詳的謀殺案的建軍哥哥，將他的青春獻給了永動機。這在后來的《蜀山劍俠傳》與《射雕英雄傳》里都有回應，所謂的人劍合一、人車合一，并非是升級出善良的鋼鐵俠或者邪惡的機械怪獸，而是要生成技進乎道的共同體。所以機器有靈，工人有義，這可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們工業化進程中最迷人的地方：狂暴的機器沒有被資本掌控，將工人們推向異化的悲慘境地，而是與工人們互為主人，結成了靈與肉的同盟。當然，這也是蔡駿的工人敘事最迷人的地方，他將這一段靈光寫出來了，充滿了由無意識之海里涌現出來的脈脈深情。

由這個工業的無意識之海里，涌現出來的還有蔡駿精湛的敘事技藝。蔡駿默默研究古今中外小說家、導演們的文本，大概有很多年，在他列出來的名單里，有蒲松齡、徐邦維、程小青、孫了紅、陸澹安、江戶川亂步、橫溝正史、森村誠一、夏樹靜子、鈴木光司、松本清張、東野圭吾、斯蒂芬·金、丹·布朗、愛倫·坡、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高羅佩、卡夫卡等，可以見證一個作家在書房里漫長孤寂的學徒生涯，一如張海在工廠車間中的學徒期。公案、推理、偵破、懸疑小說，固然有“破案”“解謎”“破譯密碼”“捉拿兇手”等程序化的、交給讀者去同中求異的路數，但蔡駿對這些中外師傅們玩轉的線性敘事顯然并不滿足。他談到過他對博爾赫斯“圓形廢墟”結構的欣賞：“在我的許多小說里，故事都像是博爾赫斯筆下的圓形廢墟，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任意地在故事的軌跡上截取一點，都可以為你打開一個秘密的暗門。”這樣無數條“貪吃蛇”一般構成的圓環，通過倒敘、預敘、閃回等策略，回旋在逐漸展開的故事中，將人物與事件卷入其中，將之前的線性推理故事綜合成循環往復的懸疑簇集。

但我還是懷疑，這些后天對敘事技術的學習，真正的作用，大概還是激活了一個工人的孩子對機器結構的先天領悟能力：與其說他在用“圓形敘事”的技法講故事，不如說他在用設計復雜機器圖紙的能力講故事。“我”組裝的礦石收音機，是依據電路的原理，將各種電子元件通過縱橫的路線連接起來。當這個結構通電之后，它就有收納全世界的消息的能力，再向前一步，甚至可以超越共時的局限，接收到過去或者未來的消息。“我”的欲望對象小荷，雖然也有蔡駿“聶小倩”式女主角的影子，但這個聶小倩畢業后入職江南造船廠，能夠畫出“好望角級游輪、10000TEU集裝箱船，也有國產導彈驅逐艦”的設計圖紙。“我”父親老蔡師傅，領著工友與徒弟修理已經嵌入老廠長魂靈頭的“紅與黑”：“用一臺焊接機，將紅顏色車頂，紅顏色引擎蓋，ABC六根柱子，焊接上黑顏色車身。車禍撞爛的進氣格柵，前擋板，車側擾流板，保險杠，電路，等等，汽車墳場淘來替換。”這輛涅槃重生的桑塔納，成為春申廠的“廠魂”，也成了這部《春夜》的“文膽”。“我”的好友張海，父親的徒弟，實際上是“我”的另外一個分身，他送給“我”的禮物行星齒輪，是春申廠最后一件產品，汽車變速箱配件：

在我手掌心轉動，太陽貼貼當中，儼然是哥白尼的上帝，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由近及遠，各司其職……張海的行星齒輪，發出咯咯咯聲音，齒輪與齒輪摩擦，每一顆行星都掉轉方向，圍繞太陽轉動，也圍繞著月亮轉動，圍繞地球轉動，圍繞上海轉動，圍繞巴黎轉動，圍繞蘇州河轉動，圍繞塞納河轉動，圍繞春申廠轉動，圍繞我爸爸轉動，圍繞廠長轉動，圍繞紅與黑轉動，變成一顆隕石，穿破大氣層，跌跌沖沖，打了地球一拳頭，冒了火星，哧啦哧啦，呼呼燙燙。張海從未消失，他一直在我眼前，一直在轉動，如星辰，如濃霧。

我們可以將《春夜》的結構看作是“我”的收音機線路，或者老蔡師傅重建的紅與黑的結構圖，也可以看作是小荷畫出的船艦的圖紙，但它最接近的，可能就是張海的這個“行星齒輪”。作者正是這樣，通過對近百年時間的壓縮，對以春申廠為核心的世界空間的壓縮，對春申廠三四代人并與之相關的全世界的人們的壓縮，來建立起飛快旋轉的敘事結構。《春夜》的敘事，也特別具有回旋的速度感，一種強大的內爆的力量，也因此成為一個以春申廠為核心，向宇宙展開的召喚結構。

順便說一下。我引用的這一段，也可以成為分析《春夜》語言特色的例子。這些句子短促、精確，來歷不明，有一種加速的速度感。評論家劉艷說《春夜》是“文學實驗”，由語言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量子加速器的實驗吧。她說《春夜》“如漢賦般華麗鋪排的流暢敘事，與小說暗蘊和層疊的隱喻、象征和復雜意象俱在，并且交相輝映”，指認的正是這個“五星齒輪”敘事技術。她說《春夜》“如漢賦般鋪排富麗的語言，多是短句，幾乎顛覆了你對于紙上閱讀小說的所有既往經驗”，并引用已故評論家黃孝陽的話：“感覺句子好像大珠小珠落玉盤，是有清脆聲響的。”大珠小珠落玉盤也好，漢賦般鋪排也好，其實都還沒有將這樣一種量子加速一般的文字內爆的力量描寫出來，因為這樣的文字，不是詩經楚賦，也不是唐詩宋詞，它已經離開了田園牧歌，是一種工業的、機器的、粒子的、電流的語感，它有一點像當年惠特曼詩中寫的：“我歌唱帶電的肉體。”這是一種靈與肉，田園與機器交會的新的漢語。

話說回來，“行星齒輪”并不是《春夜》里最高級的“構形”技術。“我”的最初的使命，其實是要接受建軍哥哥設計永動機的任務。“費文莉打開抽屜，翻出一卷圖紙，也是復印件，我慢慢交打開，像荊軻刺秦王，一點點暴露出督亢地圖，密密匝匝線路圖，寫滿數字跟英文，蠅頭小字說明，直到圖窮匕見，永動機，像一只摩天輪，掛了幾十只吊廂。”“電唱機里，意大利語歌詞，拆分成蠅頭小字，重新排列組合，一點一點印到圖紙上，繪圖筆勾勾畫畫，空白幾塊，填得撲撲滿。建軍說，贊。永動機轉起來了，卻沒有發動機聲音，轉得安靜，速度卻是飛快，好像吃了槍藥，趕了要去投胎。圖紙上的汽車，由二維升到三維，真的變成一部車子，跟紅與黑一式似樣，進氣格柵上車標，變成春申廠的廠標。建軍坐上去，點火發動，揮手說，再會。我說建軍哥哥，你去啥地方？建軍說，來世。永動機的紅與黑，撣破小房間的墻壁，沖出春申廠大門，渡過忘川水，踏上奈何橋，去吃孟婆湯了。”所謂的永動機，就是機器憑借復雜結構最終獲得了主體性，得到了解放，與制作它的人，達成了主體間性。

小說里，這樣非凡的機器，作為新中國一代代工人們的最高夢想，現在已經交給了“超導托卡馬克可控熱核聚變（EAST）”團隊，這個模型能否成功，事關地球的命運。原力與欲望裹挾著我們，加入這個無比復雜的敘事機器，在其中演繹我們的命運。

在《春夜》里的“我”，可能沒有辦法完成永動機的設計，但是，《春夜》之外的作者蔡駿，卻創造出了這樣一個“永動機”般的文本，它是一個壓縮時間與空間的非凡的結構，精微而復雜，玄之又玄，以非凡的速度在旋轉之中，在這機器的春夜，“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桿”，一種奇觀文本，已經被這個大師們的刻苦學徒創造出來，涌現出全新的詩意。至于這個機器與“都市”，與“懸疑”，與“自傳體”的關系，新年里，我們得空繼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