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老牌文學期刊的編輯，《十月》雜志副主編季亞婭常常為新世紀文學場域話語權的爭奪感到“憂慮”。在日前于江蘇南京舉行的，以“新世紀文學二十年：回顧與前瞻”為聚焦話題的論壇上，她談到有的出版機構依靠資本的力量，買斷了余華等著名作家的版權，也有的拿下了新銳作家不經雜志發表的獨家版權，經由大量市場營銷，推出的文學作品可以達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冊的銷量。與此同時，一些原創文學作品幾乎是毀滅式的“不被看到”，或者僅僅在朋友圈里被看到。她不由感慨：“資本也在制造他們的文學標準，當資本在為大眾定義‘什么是好文學’的時候，傳統的文學雜志挺渺小的。”

讓她更感憂慮的是，如今，各種文學獎項、推薦書單與作品排行榜蜂擁而至，閱讀信息似乎極度泛濫，但真正有效的閱讀引領卻十分可疑。“我經常在想，我們要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把我們文學的標準真正對接到閱讀市場中去？”

現實主義依然是文學的主流，同質化寫作源于缺乏與現實的“搏斗”

如果把視線轉向新世紀初，各大期刊的編輯還無需為此焦慮，那時主要是雜志，尤其是頗具探索性的雜志，在“制造”文學的標準。華東師大教授黃平表示，新世紀文學二十年的歷史邏輯或許可以從1998年談起。那一年，上海《萌芽》雜志創辦了新概念作文大賽，后來獲得大賽一等獎的韓寒、郭敬明因此成為“80后”一代文學代表人物；另一邊，在距離上海一千八百公里外的沈陽，雙雪濤這一代東北青年正面臨九千元擇校費等一系列困頓，而這個“九千元”后來成為了雙雪濤小說里不斷浮現的意象，這也同樣出現在班宇和鄭執的小說里。

有意思的是，因為出道時間不同，在讀者的直觀感覺里，雙雪濤與郭敬明是兩代作家，其實他們都生于1983年。但就像黃平說的那樣，新世紀的頭十年在相當程度上屬于以郭敬明等一批青年作家為代表的青春文學浪潮；而最近幾年，尤其是2016年以后，以雙雪濤、班宇、鄭執為代表的新東北作家群的小說越來越受到青年讀者的歡迎。

在黃平看來，這批東北作家的小說在今天尤其受青年讀者喜歡，是因為他們書寫中那種落寞、失敗的感覺，比起彼時的“小時代”，能擊中更多的青年人。由此他認為，從青年作家的層面看，二者在今天已經隱隱形成了一種結構性的張力關系，它們之間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錯綜糾葛。這種張力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文學對于新世紀二十年來社會生活變化的一種回應。

由此可見，當我們把“新世紀文學二十年”作為整體打量時，不能不意識到不僅是相比新世紀前二十年，文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二十年內，生活也發生了超乎我們想象的巨大變化。2004年讀研的時候，季亞婭是“北大評刊”的一員。在她的閱讀印象里，那時還有很多作家在進行鄉村寫作，她也經常讀到不少有著北方敘事調性的鄉土文學作品。但等到2014年做文學編輯，她發現作家們寫鄉土文學作品少了，即便有鄉村敘事，也往往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回望鄉村。“我的感覺是，新世紀以來，文學從鄉村到城市的空間位移已經基本完成了。”

雖然如此，以季亞婭的觀察，現實主義傳統依然在新世紀二十年中得以接續。僅就“70后”作家而言，石一楓的幾乎每一部小說都與二十世紀現實主義經典有所對話，徐則臣筆下的“北漂敘事”也是如此。“同時，‘非虛構寫作’更是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出現。以梁鴻的《梁莊》為代表的非虛構作品不僅在文學界備受關注，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

實際的情況是，現實主義傳統，或者說文學要表現現實的訴求，在新世紀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占了主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徐剛表示，2001年，批評家李陀引發了一場純文學反思的討論，李陀當時認為，純文學已變得越來越脫離現實。與這種反思相呼應，后來的文學作品也開始積極尋找它們與現實生活的關聯。“2005年前后出現的‘底層寫作’，2009年前后興起的‘非虛構寫作’，其實都可以被視為‘純文學反思’這一話題的回應和實踐。”

這一徐剛眼里“來自文學界內部的自我反思”，到底產生了多大的成效，實際上還有待觀察。這是因為新世紀以來文學界發生了諸多變化，網絡文學和科幻文學的興起，更是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文學的格局，還因為作家，尤其是不同代際作家“面對現實”的態度也頗為不同。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梅蘭表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圍繞貼近現實、反映現實的思路去寫作，大多使用的還是權力話語，他們在寫作中，讓自己表現得像精神導師一樣，要給世界找尋一條出路，告訴大家該怎么辦。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她尤其欣賞“70后”作家路內2020年出版的小說《霧行者》的話語方式：“這部小說寫底層，寫邊緣人群，寫文學青年和世界的關系，但核心并不是處理人和現實的關系，它講的是一個文學的人怎么用文學去觀察、理解、抵抗甚至修改現實的殘酷和瘋狂，里面一切的意義都指向文學世界，那是一個比現實更為真實可靠的存在。”在梅蘭看來，不管選擇什么主題人物故事，話語方式才是真正的文本現實。當代文學的問題也許不是如何去表現現實，而是在文學的幫助下對那個權力之人進行全面解構和松綁，對于文學文本來說，這首先意味著文學話語的去權力化。“這部小說讓我意識到，中國當代文學終于‘當代’了。”

但就像吉林大學教授李振說的那樣，同樣是在新世紀之交進入文壇的“70后”和“80后”作家，面對相似的生活或精神困境，也是表現出很不一樣的態度。前者筆下的人物更多選擇了出走或逃離，而后者卻是更多選擇了承受。而“90后”作家更是如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所說，對現實沒有認同，也沒有超越。在他看來，也許是這一代青年生活的處境以及整個社會大環境造成了這樣一種寫作現象，但這不能成為他們不與現實搏斗的理由。“新世紀以來，我覺得最有價值的，還是那些與現實發生搏斗的作品。尤其是近十年，作家們的寫作越來越轉向城市題材，但這些寫城市的小說也是越來越同質化，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真正和城市發生肉搏。而很多作家的現實書寫不讓人滿意，歸根到底不是現實本身的問題，而是他們沒能處理好現實。”

當下的寫作者，更需要思考“文學的精神”“文學的本質”

新世紀以來的詩歌寫作同樣存在這個問題。浙江工業大學副教授顏煉軍直言，信息社會的全面來臨，歷史經驗的變幻與龐雜，給詩人的寫作帶來了巨大壓力。不同代際、不同身份的寫作者，在如何平衡語言技藝與經驗幻象，如何介入現實等方面有很大分歧，他們或者過于貼服瑣細的經驗，甚至被其左右，缺乏超越性；或者沉迷于空疏的語言構架，也就很少能看到具備總體象征力量的優秀作品。

如今詩歌的邊緣化處境，亦如南京大學教授李章斌所說，對詩歌寫作帶來了某種隱形的“傷害”，使得詩歌寫作彌漫一種跟社會中心話語的對峙性心態，一種在反抗當中慢慢形成以自我為中心的保守性心態。這種保守性，反映在詩歌生態上，就像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茱萸說的那樣，越來越少出現“野生”。“現在，我們很難看到有一定知名度或者被大家認可的詩人是突然冒出來的，或者說像1980年代那樣通過各種各樣的在野的方式得到大家的認知。如今出現在各大刊物上的年輕一代詩人，好像一層一層地被什么嵌套住了。雖然他們由此獲得了一些扶持與幫助，但也被戴上了很多枷鎖。”

那么，這所謂“枷鎖”從何而來？或者說究竟是哪些因素，塑造了新世紀以來文學的總體面貌？資本當然是一方面，卻未必是全部。此次與論壇同時進行的，還有由《鐘山》《揚子江文學評論》兩家文學雜志共同主辦的“新世紀文學二十年20家/部”評選活動，計劃選出“青年作家”“青年詩人”“長篇小說”與“非虛構作品”四大榜單。其中，“青年作家”與“青年詩人”限定為1970年后生人，長篇小說及非虛構作品限定為2000—2020年內首次出版/發表的作品。山東大學教授馬兵也正是以這個榜單為依據認為，盡管資本介入了嚴肅文學的場域，但這份介入或許并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多。“雖然差不多自‘80后’作家出場開始，年輕一代作家看似已經甩開了常規的作協系統、出版流程、批評場域，但對比此次‘青年作家’入圍名單，與十年前由《人民文學》雜志和盛大文學共同評選的‘未來大家top20’，我們就會發現有的作家已然不見，有的作家依然在榜，這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于，這十年的文學思潮與讀者趣味發生了變化，另外一方面，傳統文學機制依然是有力的，還在發揮著主要的作用。”

何況如吉林大學副教授張濤所說，對文學而言，資本未必是糟糕的東西，像“底層文學”“非虛構寫作”這類能喚起讀者共鳴與共情的作品，同樣受到資本青睞：“其實我們應該比較一下各類評獎的結果，比如傳統文學機制里長成的作品和由資本打造出來的作品，到底有何區別，哪一種更好，這個比較也會很有意思。”《南方文壇》副主編曾攀就特別強調當代文學在多重話語中的博弈與增益。“文學單打獨斗的階段似乎已經過去了。所謂文學的力量，是在文學認識到自己的瘦弱、虛胖甚至是無力之后，依然透露出來的頑強和堅韌。從這個意義上說，易烊千璽等明星薦書也好，像脫口秀這樣的新娛樂形式也好，這些新的社會元素與文學的關系未必是排斥與對抗。或許我們需要包容，需要與不同的話語、不同的力量進行周旋。找到一種眾聲喧嘩的文學的聲音還是很重要的。”

問題是新世紀以來的文學界找到眾聲喧嘩的聲音了嗎？或許存在更多的是如復旦大學教授金理所說的“圈地自萌”現象。以他的觀察，如今科幻文學、網絡文學、影視文學、純文學等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不同的文學圈很少對話。“比如科幻文學，最早是被分在兒童文學類目下的。但如今兩者已經沒什么關聯了。眼下我們已經很難忽略科幻文學，但這次評選‘長篇小說20部’入圍名單里，《三體》是唯一的一部科幻文學作品。”金理更多把這部作品視為具有“對決性質”的文本。“在日本學者竹內好那里，“‘對決’指不固守于自身身份的同一性，以開放和靈活的戰略將‘敵人’的性質、位置和力量納入自身的視野之中。我們研討新世紀文學，其實也很有必要多找一些對決性質的文本。”

而從更長的時間段看，文本或者作品的質量，才是衡量這二十年取得何種成績的決定性因素。無論是否有疏漏，入圍本次評選的長篇小說里只有兩部是“70后”作家的作品，“80后”作家的作品，更是一部都沒有，這也似乎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世紀之交步入文壇的作家交出了怎樣的答卷。而他們以及剛開始起步的文學新人的創作總體上不那么叫人滿意，也可以說是很多專家、讀者的共識，文學界普遍認為年輕一代寫作總體上存在文字表達粗糙、想象力欠缺、探索性減弱等問題。江蘇省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賈夢瑋直言，這二十年文學總體感覺比較平淡。“不能否認，年輕一代作家的寫作更為多元，也表現出了各自不同的個性，但只要深究，我們就會發現這種個性不太經得起考驗，他們的寫作也很可能會迅速地走向合流，甚至變得流俗。這是我看到的比較麻煩的問題。”賈夢瑋表示，相比“純文學”，他更贊同“文學的精神”與“文學的本質”的提法。“從文學的本質出發，想想這二十年孕育了什么，撒下了哪些文學革命的種子，這或許是更重要的。”

由《揚子江文學評論》雜志社主辦的本次論壇，共分“新世紀文學二十年的總結與回顧”“新世紀二十年重要作家作品討論”“新世紀二十年的青年力量”三大議題，分別由《揚子江文學評論》副主編何同彬、杭州師范大學副教授王晴飛、江蘇省作協創研室副主任韓松剛主持。在本次論壇上，與會青年批評家就像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汪興國希望的那樣，從不同的層面觀照新世紀以來文學場域的重大發展，總結近二十年中國文學的新變化、新現象、新收獲，展開了一場別具意義的回顧與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