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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現實主義的歷史與潛能”工作坊暨《現實主義的變奏》討論會在華東師范大學中北校區舉行。這次會議由華東師大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和國際漢語學院聯合主辦。

視頻會議 截屏圖

如何把握今天的現實、現實感與真實

“現實主義”近年來在學術界的討論持續回溫，和不斷更新的現實語境有著密切關聯。

北京大學賀桂梅教授認為，身處新媒介時代，“真實”不再是一個可以真的建立我們跟經驗之間的關系的自覺性概念，核心的問題變成了，我們如何創造一種可書寫和體會、能共享和交流的“現實感”。

“今天我們處于一種多維度的現實之中，我們面臨的最大困境可能是欠缺一種在不同現實維度中自由穿行的能力，一種揭示和洞察總體現實的能力。”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提出，或許在今天，真正的現實主義是具有未來性的，需要有關照人類遠景的維度，因此更需要建構一種總體描述和思考當今歷史現實的大框架，以此來同多維度的現實進行正面對決。

從現實主義出發，存在一條到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發展脈絡，但應該如何看待三者之間的關系？這涉及對“現實主義”這一概念的重新理解與打撈。《現實主義的變奏》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朱康副教授提供了一種用音樂學上的變奏來理解現實主義的方式，即無論是現代主義還是后現代主義，都是現實主義在不同的生產方式下、不同的時代中產生的變形效果。具體到中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其展開過程中一方面是對19世紀西方現實主義的繼承，同時存在一種同西方后現代主義的對位關系，因此朱康認為，可以在回應東西方地緣政治所形成的現實之中，反映和建構一種現實的可能。

陜西師范大學陳越副教授追溯了現實主義的哲學與美學脈絡，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現實主義概念有一種獨有的歧義性，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概念的發展中，“什么是現實主義”這個問題完全服從于“文學應該怎樣作用于現實”這一實踐難題的優先性。 

從李卓吾到趙樹理：中國鄉土現實主義

華東師范大學羅崗教授同樣關注到現實主義在中國的展開，他從李卓吾到趙樹理，牽引出一條更為悠久的中國鄉土現實主義的歷史脈絡。從晚明思想家李卓吾與東林黨論爭中涉及的“私”和“欲”，到作為中介的魯迅的一系列鄉土小說，再鏈接到趙樹理的相關創作，聚焦其中士紳階層的變化，它們包含著對鄉村共同體的持續關照。在這個中國傳統的脈絡中，羅崗指出趙樹理的小說將明清以來的變遷與土地革命的要求深刻地結合起來，顯示了中國式鄉土現實主義的獨特的歷史厚度。

在社會主義的語境中，現實究竟如何以現實主義的方式被感知？華東師范大學毛尖教授從《現實主義的變奏》中關于《我們夫婦之間》的細讀出發，提出一種空間上的觀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總是在室外產生，從未占據過室內空間。沒有室內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現實感”到底如何以現實主義的方式被感知，或者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否真正占領過“現實”，仍然是一個問題。

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難題性，上海大學朱羽副教授討論了無產階級針對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相比于資產階級針對封建階級的文化革命難在何處的問題，并從遠景疊合、政教機制、典型等維度進一步拓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潛能。復旦大學康凌博士認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存在一種符號與現實的錯位，這種語言符號與現實的二重性對分析工作的分寸感提出了極高要求。

當下需要怎樣的文學批評？

我們應該如何處理和把握紛繁復雜的現實，又應當如何面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難題性？具體到文學實踐中，這關系到當下需要怎樣的文學批評的問題。

吳曉東教授借由《現實主義的變奏》提供的批評范式，討論了“辯證批評”的可能性。他引用西方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杰姆遜（Fredric Jameson）的觀點，提出當我們身處的時代中，作品不再自帶解碼系統時，辯證批評就充當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起到“評論、釋義、破譯、診斷”等重要的功能。

賀桂梅教授則認為，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都面臨這樣的困惑：我們如何使我們感受到的這些東西變成可理解和可交流的現實主義？在這個層面上文學批評不再是向著過去的對真實性的制定，而是對我們的時代的可理解性的建構。這里文學批評包含一種理論的總體性，對歷史不同層面的勾勒，也包括對文學潛能的釋放，而在這個意義上《現實主義的變奏》展示了對多種可能的嘗試，為我們打開了不同和視野和面向。

日本東京大學王欽教授分析寓言批評作為杰姆遜的方法論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隱喻才能表達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斷裂關系。因此，寓言批評仍是一種通過文本的當下性把握世界的重要方法，并可以重新喚起文學的強度。

上海大學蔡翔教授以“現實主義向我們提出了什么”作為本場會議的閉幕發言，他總結為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聽與看的關系問題”，聽是傾聽群眾的聲音，而看是指向未來并且改變現實的展望。聽與看的辯證難題反映在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中，表現為聽的強化與理論先于實踐的矛盾，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理論與現實的斷裂。第二個問題是現實主義如何處理政治空間、經濟空間與生活空間的差異關系，而在這三個空間中，十七年文學對生活空間的描寫是不夠的，一方面是作者出于對私人性的疑慮，另一方面則是對改造生活世界的分歧。第三個問題，蔡翔認為是最難的問題——實事求是。中國作家的寫實離不開對“是”的關注，而“事”與“是”的糾結也構成了作家問題分析的困境。現實主義一定會導致實事求是的問題，而對于這個問題的關注，也助于我們思考作家與中國革命的內在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