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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家、北大教授費振剛先生是我的恩師，亦是我的朋友，去年3月他走完了86年的人生歷程。

在北大中文系上學期間，費先生是唯一一位大家可以直呼老費的教授。一是因為同其他老先生相比他要年輕得多；二是因為他多年做學生工作，心胸開闊，謙虛隨和，待人敦厚，深得同學們擁戴。這些年來，我回北大差不多每次都能見到他，前幾年，特意到他的府上做了拜訪。

費老師1994年出任中文系主任，脾氣非但沒長，而且越發謙和了。畢業留校任教的同學不止一次對我說，費先生是擔任系領導時間最長、人緣極好的老師。他是遼寧省遼陽人，1960年北大中文系畢業，歷任該校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61年他就同他人合作主編了《中國文學史》，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特別獎，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紅皮文學史。他也是《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撰稿人兼編委會委員，秦漢魏晉南北朝分類編寫組副主編，他領銜撰寫的《全漢賦校注》，極大推進了對漢賦的研究。

1970年初冬，北大組織全校師生進行千里拉練。我和費老師分在一個排，背著行李，沿懷柔、順義、密云，奔延慶、八達嶺，環北京繞了一大圈。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常常躺在老鄉家的土炕上，天南地北地嘮嗑，一聊就是大半夜。我喜歡寫詩，把自以為得意的拉練詩草念給他聽。他聽了之后，說了三句話：“感受尚深切，詩味不濃郁，表達欠含蓄。”關于詩的問題，我們時有爭論，最終，我不得不承認，費老師是對的。坦率真誠，直抒己見，這不是容易做到的。

我沒有把時為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的費老師當成領導，什么話都敢和他說，不設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安全感。聊起系里的人和事，費老師和同學們沒有師生之分，促膝暢談，其樂融融。他說中文系有兩大難，一是青年教師找對象難，條件不高，簡明扼要：政治可靠，讀書看報，自帶飯票。盡管如此，人家一聽，還是免談。二是結了婚生了孩子起名難，怎么起都不滿意。我那孩子叫燕梅，在燕園出生的，許多人一聽便知其意，這之后起名就難了，不能土又不能洋，不能俗又不能晦澀。后來有人想出個辦法，鋪開一張報紙，讓孩子用筆在報上點，點到哪個字，就用那個字做名。聽了費先生的一席話，我在系里逐一進行對號，還真是起單名的居多，不知其意。由此想到，現在無論大學還是中小學的學生，單字名的實在太多，不知何故，但可以肯定，家長們不會讓孩子用筆去點報紙起名，而是另有深意在焉；研究語言文學的學者給孩子起名尚且順其自然，不去苦思冥想，而眾多的家長何必絞盡腦汁，一味起單名？

迎北大百年華誕，我曾和費老師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問問學校和系里的情況。得知校慶期間，將舉辦規模宏大、碩學云集的“漢學研究國際會議”，中文系的林庚先生是本次會議顧問之一，袁行霈教授擔任會議主席。我們不無感慨地說，系里的老先生差不多都不在了，楊晦、王力、魏建功、吳組緗、朱德熙、川島、王瑤、季鎮淮……而吳小如、嚴家炎、陳貽焮、謝冕、孫玉石、馬振方等諸先生，年紀最小的也過了花甲之年。在電話里，我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但愿人長久”，費先生幾乎和我同時吟誦出下一句——“千里共嬋娟”。

我深知，費先生有濃重的難以釋懷的故鄉情結，常回遼陽老家。他如愿以償在老家走了，終于葉落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