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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五年（1866），在法國巴黎，19歲的張德彝（1847—1919，祖籍遼寧鐵嶺）有幸目睹了這樣一種神奇的物件，“將是物冠于龍陽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間”。作為一名勤于思考的青年學子，他在質疑其“雖云卻病，總不如赤身之為快也”的同時，小心翼翼地將其命名為“腎衣”。這樣雅致的稱謂，較之后世通俗的學名——避孕套，文化底蘊不可同日而語。

青年張德彝

有理由相信張德彝只是紙上談兵，他不會也沒有機會嘗試這一新鮮洋玩意兒，在斌椿（1804—1871）團長的嚴格調教和指導下，他除了認識到腎衣可以“卻病”，還可避孕。這個年輕的學子再次開動腦筋，運用儒家思想進行抨擊：“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惜此等人未之聞也。要之倡興此法，使人斬嗣，其人也罪不容誅矣！”

正是因為自覺維護綱常，凡事認真鉆研，張德彝以后仕途坦蕩，不僅被清政府先后派駐英、比、意任公使，還一度成為“帝師”——光緒皇帝的英語老師。

對一個貧寒旗人子弟來說，這樣的修為，足以光宗耀祖，他最應該感恩的，當是一個人和一所學校。沒有這個人，他不會走上外交之路；沒有這所學校，一切都無從談起。這個人，便是斌椿使團的推手赫德（1835—1911，英國人，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司長達45年）；這所學校，便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京師同文館。

赫德

一個洋人，肩負著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重擔，卻與一所學校有著如此深厚的淵源，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還是在咸豐十年（1860）簽訂《北京條約》時，由于缺乏合格的翻譯，只得依靠外國人來充當，以致恭親王奕訢被洋翻譯忽悠，在《中法條約》中攙入了不少關于傳教士特權的內容，“這使大清帝國處于屈辱的處境”。

吃了這樣的大虧，恭親王及其僚屬便在1861年1月提議設立總理衙門的奏折里，建議“設立外文學館，培養熟諳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依照俄羅斯文館的先例，從八旗子弟中挑選天資聰慧，年齡在十三四歲以下者入館學習”。清廷很快就予以批準，英國公使館參贊威妥瑪推薦傳教士包爾騰擔任教習。1862年7月11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張，15歲的張德彝，成為同文館首屆10名英文生中的一員。次年，法文館和俄文館同時開學，又各派10名八旗子弟入學。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資料圖）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在北京東堂子胡同原蒙古族大臣賽尚阿的府第內，正院為衙門大堂，東院即為同文館。這樣的格局，注定了同文館從老師到學生都備受榮寵。按規定：洋人教習領取高額俸銀，學生根據成績的不同，每月酌給膏火銀3兩至15兩不等。所謂“膏火”，是書院時代的名稱，意為燈油費，就是每月發給幾兩銀子，作為獎學津貼，以此鼓勵“西學”。

彼時一兩白銀的購買力，約合現今人民幣300元左右。這大筆白花花的銀兩，都由總理衙門從船鈔收入中提取三成支出，換句話說，統統是海關買單。

1861年夏天，赫德第一次到北京時，就從恭親王那里聽說了這所新誕生的學校，并馬上被它潛在的能力所打動。不過那時的赫德只是代理總稅務司，而學校尚未開學，且海關事務十分繁忙，他意識到自己無法發揮積極作用。

轉眼就到了次年秋天，赫德第二次到北京時聽說同文館開學了，他的興趣也就更大了。“他不須別人提醒，便意識到，如果引導有方，這所學校不僅可以在促進中國和外界的友好關系的發展方面，也可以在同樣重要的方面——中國本身的內部發展，起積極的作用”，但是海關事務仍然占用了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直到1865年8月，恭親王奕訢召赫德進京并在京定居，“從那時候起，赫德才能夠，也的確熱情地投身于支持和發展這所新生學校的工作之中”。

開辦同文館的本意是將西學的新芽嫁接到中學的砧木上。但事實上，中學與西學依舊分為兩途，“中學唯我獨尊，西學被排斥于華夷之辨的文化壁壘之外”。因此，大多數人還是希望遵循舊例，沿著科舉體制的階梯向上攀援。

為此，同文館章程不得不做出妥協規定：“遇鄉會試年份，學生有愿應試者，準給一個月假期。”這樣，有些同文館學生便不愿專心攻讀西學，特別是那些官宦子弟，拿著學校每月發的薪水，不是遛鳥斗蛐蛐，就是逛八大胡同。而張德彝是出身一般的漢軍旗子弟，平時求學刻苦，很快就在學生中脫穎而出。

學生跟洋人教習學外語

春去秋來，在收獲的日子里，三館學生迎來了畢業季。大臣們眼見中國近代第一批翻譯人才成長起來，由衷喜悅。“于十月十一日至二十一日按館分日由臣等在大堂公同面試……因洋文非臣等所習，特飭總稅務司赫德與各館外國教習會同閱看，分別名次高下……其翻譯各文雖未能通體貫串，亦尚有相符之處，外國語言亦多吻合”。對其中6人授予八九品官銜，其余記優、記過再留館學習，劣者退回本旗。

張德彝便是經此1865年大考后，被奏保為八品官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僅僅半年之后，他能和這次大考的閱卷老師赫德一起，同船前往歐洲游歷，自此開啟了他夢幻般的外交生涯。

原來，這年冬天，赫德擬請假半年，回英國省親并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他決定利用這個好機會。啟程前，他向總理衙門建議，“為了見識見識中國以外的世界，應該指派一名稅務司帶領一些同文館的學生和他一道旅行。還有，應該授權讓他招聘外國教授到同文館來教授西方科學。”這兩個提議都得到恭親王的支持。

1866年3月，赫德帶著張德彝等三位同文館學生離開中國，為防止他們少不更事貽笑外邦，由斌椿（赫德的秘書，時年63歲）帶領前往，這樣就“不稍涉張皇，似乎流弊尚少”。為壯觀瞻，朝廷賞給斌椿三品銜，同文館生賞六七品頂戴。如此，寸功未立的張德彝又進步了。

9月，赫德閃婚后攜夫人返回中國，同行的有為同文館聘請的5個歐洲教習。這些洋教習受到奕訢的重視，他奏請開設天文歷算等自然科學課程，信心滿滿地想把同文館辦成一所近代綜合性大學。

事實上，由于缺乏合格的領導人，以及頑固派的抵觸，同文館隨時可能觸礁。而赫德也根本不可能抽出充足的時間，為學校提供足夠的管理措施。于是，任命一個合格的、負責任的總教習來管理和協調，便顯得尤為重要。“赫德相信，丁韙良博士正是這個職務的合適人選”。

丁韙良

美國人丁韙良（1827—1916，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62個年頭，是個“中國通”）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學校的需要和能力。他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校務，先后設置了8門課程，包括一種西文及數學、物理、化學、地理、國際法和政治經濟學，后又開設了解剖學和生理學。在他的悉心關照下，同文館穩步發展，學生多達百人。但這個謙虛的總教習卻將功勞歸給賞識他的赫德。據丁韙良回憶，1869年9月赫德要丁出來主持館務，“他決計每年從海關方面撥給我一筆整款，以供學院之用。當時我就答道：‘擦擦燈臺，我是愿意的，但是你得供給燈油。’他答允了。自此二十五年間，踐行約言，未嘗或渝。”

正是這個踐行了25年的諾言，令丁博士無限感慨：“就同文館說來，赫德是父親，我只是一個看媽（保姆）而已。”

1902年，同文館終于具備了升為大學的條件，并入京師大學堂。也就在這一年，張德彝達到了他外交生涯的頂峰——出任駐英公使。一直關注著他成長的“父親”赫德，在前一年的10月18日便得到了消息，他在給金登干的信中寫道：“（駐英公使）羅豐祿的繼任人可能是德彝——現在人稱張大人——他在1866年曾隨我赴歐洲。他在此并非‘權臣’，但他為人和善，這對同文館來說，將具有獎賞之意，我為之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