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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嚴家炎:“文學是癡情者的事業”
      來源:北京青年報 | 王勉  2021年11月05日08:44

      原標題:“嚴家炎學術思想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紀實:他最喜歡一句話——“文學是癡情者的事業”

      “全集出版時,要為嚴老師辦一個研討會。”這是北大中文系眾多師生的愿望。10月16日,在北京大學人文學苑,“嚴家炎學術思想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召開,滿了師生們的愿。

      陰雨后的晴天,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嚴家炎和夫人盧曉蓉很早就來到會場,由人攜扶著與眾人合影,神情安然,目光明澈。會議滿集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頂尖學者,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北大黨委書記邱水平、副校長王博,謝冕、錢理群、陳平原教授等中文系教師,以及來自清華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新星出版社等單位的領導嘉賓、專家學者等出席了研討會。

      北大中文系黨委書記賀桂梅在主持詞中說,嚴家炎先生在21世紀主編出版的《20世紀中國文學史》,深刻推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發展,樹立了學界的研究典范。學術研究之外,嚴先生也深度參與并主持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的建設。今年8月《嚴家炎全集十卷本》出版,收入了除《中國現代文學史》《20世紀中國文學史》之外嚴先生寫作的代表性學術著作和文章,凝聚了他一生的學術心血和精華。對于此次會議,賀桂梅更加感慨的是,在北大人文學苑舉辦,是北大中文系的光榮。

      與會者的發言中,融匯著對嚴家炎先生的尊重,以及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希望,令人心無比溫暖。

      “嚴上加嚴”先生還有一個綽號叫“過于執”

      中文系主任杜曉勤首先說,翻看嚴老師的全集,令他尤為感動的是,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嚴家炎老師始終堅持求實、求新的精神。他也從嚴家炎的論著中得到一個啟發,那就是嚴老師始終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中心,同時一直都有溝通古今中外的氣象。

      北京大學主持文科工作的王博副校長對研討會的召開表示了祝賀,從北京大學的學科布局及中國學術的高度,對嚴家炎先生的學術和教育成就做出了高度肯定。他感慨,自己在閱讀嚴先生的相關作品和訪談時,特別注意到嚴先生很喜歡的一句話:文學是癡情者的事業。他覺得學術領域的所謂癡情,就是義無反顧的執著。他記得嚴先生講過一段話:告別講臺是告別人生的第一步,但我總想在舉行告別儀式之前,仍繼續在學術上盡力爬坡,一息尚存永不止歇。他也認為嚴先生最喜歡的稱呼應該是“嚴老師”,幾十年的教學生涯,弟子眾多,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欲與天下英才而成就者,是一個學者最大的榮耀。

      謝冕教授和嚴家炎先生的關系有點復雜。1956年,24歲的嚴家炎以同等學歷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為攻讀文藝理論的研究生時,謝冕已于1955年入讀北大中文系。1958年嚴家炎留校任教,謝冕還在做學生。他們一起編寫了《五四文學史》,此后先后留在中文系供職,至今,他們的教齡都超過了一個甲子。

      謝冕代表學界發言,他稱嚴家炎引領了一門學科。嚴家炎留校任中文系教師后,開始了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一直是唐弢先生的有力助手。在這段時間,社會動蕩,嚴家炎沒有中斷研究工作,他的豐厚學養和優良工作,也給北大和學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9年12月13日,王瑤先生病逝于上海。1990年,在杭州舉行的中國當代現代文學研究會上,嚴家炎以杰出的貢獻和影響力被選舉為會長。嚴家炎秉承唐弢、王瑤一代宗師的傳統,開始立足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學術領域。

      謝冕認為,嚴家炎鮮明的治學風范,就是嚴謹、嚴密、嚴格、嚴證,一個“嚴”字貫穿著他的為人、為文、立論。嚴家炎常告訴學生,做學問不能討巧,必須下真功夫、苦功夫。嚴家炎總是對學術充滿信心,總是說真誠永遠不會老,嚴寒過后是新春。

      謝冕透露,除了大家熟知的“嚴上加嚴”,嚴先生還有一個綽號,叫過于執,簡稱“老過”。過于執是當年流行的戲曲中的人物,遇事直白固執,這正好套上了“嚴上還要加嚴”的嚴先生。對于這個稱呼,謝冕充分理解,嚴先生的行事過于執,只是有時錯把人事當成了學術研究。謝冕與嚴家炎共事數十年,深深了解他是言必嚴行必決的人,無論在學術上還是社會責任上,他都始終平靜地走在隊伍前面。

      李敬澤是北大中文系80級的學生,他代表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向嚴家炎先生致敬。他說自從1985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起,嚴家炎就一直熱情推動現代文學館的創建和發展。近幾年來,特別是今年5月,嚴家炎分兩次將自己的書信、手稿等捐贈給了現代文學館,這是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

      作為1980年的學生,李敬澤的現代文學史課是由嚴家炎老師教授的,后來的學生很少有機會聽到嚴老師親自講課,所以他感到特別幸運和奢侈。雖然當時年紀輕,又懶惰又貪玩,有時還翹課,但現在想來卻是滿懷幸福和感恩之心,因為在嚴老師的引領下,自己領受了最初最基本的中國現代文學,因此而受用終身。

      嚴家炎在致辭中提出三點期望

      在會上,嚴家炎同時獲得一項大獎: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頒發的中國現代文學學術貢獻榮譽獎,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的最高獎項,嚴先生是第一位獲得者。獎杯的形狀是一座冰山,寓意著博大精深。

      嚴家炎先生的夫人盧曉蓉女士透露,嚴家炎為此次會議修改發言稿數日,因身體抱恙,由其代讀。

      嚴家炎的致辭中說:感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對我研究工作的肯定。1956年國家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北京大學以同等學歷接納我讀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60多年來,無論是教學還是學術研究,我所取得的每一點進步、每一個成果,都與北大和中文系寬松的人文環境、濃厚的學術氛圍密不可分。

      嚴家炎先生表示,時代催生了文學的現代性,歷史悠久、傳統深厚的中國文學到晚清時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開始與西方文學、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匯,使五四文學革命興起達到高潮,從此中國文學進入一個明顯區別于古代文學的嶄新階段。我有幸在新文化運動搖籃的北大成為中國文學新階段的見證者和探索者。天津出版社剛出版的《全集》是我在北大學習、工作和成長的結晶,也是我對中國文學現代化進程的探索與思考的記錄。即為全集,也就意味著它也進入歷史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還要做哪些開拓拓展,這是新一代研究者所要面臨的問題。

      嚴家炎先生同時提出了幾點期望:

      第一,現當代文學無論從深度、廣度和時間的跨度上看,都有很廣闊的空間,值得我們去發掘、探索、梳理和研究,而由現當代文學研究,幾代學人共同傳承的認真嚴謹、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是不可或缺的。

      第二,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發展帶來了各種信息的廣泛交流。雖然會對閱讀原著和材料產生一些不良影響,但同時也能使我們更快捷、更全面地獲取原始資料。我們可以揚長避短,推動現當代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創新。

      第三,文學是人學的理念,尚待深入人心。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有待更新鮮和深入的解讀。文學史研究的歷史原則和美學原則應該并重。這都是值得我們重視和警惕的問題。

      被中文系眾人稱為師母的盧曉蓉讀畢,嚴家炎略略俯身向聽筒,聲音低緩地道出:謝謝大家。熱烈的掌聲中,因身體緣故,嚴家炎、盧曉蓉夫婦提前退場,在眾人簇擁下相攜相扶著步出教室。

      學生代表錢理群想當面向嚴老師表示感謝

      隨后,學生代表錢理群發言。賀桂梅戲稱這是超規格的,雖然嚴、錢兩人的歲數只相差五六歲,但錢理群確實是學生。錢理群教授頗為遺憾地說:“本來想當面向嚴老師表示個人的感謝,因為很難有這樣的機會,但是他要先走,我心里非常不安。”

      錢理群將嚴家炎稱為自己學術生涯的“保護者”,在回顧了自己從學生到入職北大的幾個關鍵節點后,他坦言,自己這一輩子有驚無險,原因是有許多高人相助,而高人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嚴老師。

      “是嚴老師最早發現我。1978年我考研究生時已經39歲,是最后一次,而且準備時間只有一個星期。情急之中,我把在‘文革’時期寫的關于魯迅的論文托人交給嚴老師,他認真看后推薦給王瑤先生,王先生由此對我留有了印象。”后來,錢理群被王瑤錄取到門下讀研究生,嚴家炎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又特地介紹錢理群,這個小地方的普通教師一下成為那個年代的研究生,引來一些人的記恨,有人要批判他,甚至準備將他除名。在這個關鍵時期,王瑤先生和嚴家炎先生都出面保護了他。錢理群說,這是第一次對我的保護。

      第二次關涉到錢理群的畢業論文。論文主角是周作人,因錢理群將其與魯迅并提,這在那個時候是非常犯忌的,所以這篇論文能不能順利通過,老師們非常在意。“當時王先生、嚴老師精心策劃了我的這次論文答辯,他們首先請唐弢先生擔任主答辯。唐弢先生在答辯一開始就宣布同意我的論文觀點。”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位與會者在會上嚴厲指責錢理群對周作人的評價,這個時候嚴家炎站出來說,你這個問題下去再說,現在開始投票,少數服從多數,投票通過。

      第三次是在錢理群聘任教授的時候。評選前,一家報社發表了一篇文章,是一位著名學者抓住錢理群一篇文章中的一處常識性錯誤,說這樣的人能當教授嗎?這個時候,又是嚴家炎,當面找到這位學者,說我們應該全面科學地來評價這個人。

      錢理群坦言,他所經歷的這些事使他想起北大的一大批教師,他們對學生的保護,不僅有季羨林、朱德熙、王瑤等第一代老學者,也有嚴家炎、樂黛云、孫玉石等第二代學者。他認為這里體現著一種人格的力量。

      “我們這些學生在私下里經常談到,嚴老師最讓人敬佩的地方,不只是他的學術成就,更是他的為人。因此我想起來,現代文學界經常提到第二代學人中有三個奇人:樊駿、王信、嚴家炎。”嚴家炎曾經評價樊駿是一位律己極嚴的人,律己到不近人情,同時人們通常難免在意的名利好像與他無緣。錢理群認為這其實也可以用來評價王信和嚴家炎。在他們那里,一心只是為學生,毫無私心,他們體現了學術的公心和正氣,這就構成了學術的進步。正因為有了這樣純粹的學術公信與成績,他們成了學術的組織者、學術研究的開路人、學術后人的培育者和保護者。

      陳平原教授的主題發言

      錢理群教授的發言引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陳平原教授的主題發言隨后開始。陳平原首先談及,因為去年已經寫過專業論文,論文中小說史研究專門講了一章。文章發表后盧曉蓉老師念給嚴老師聽,嚴老師很開心,要求盧老師念了一遍又一遍。而因為嚴老師已經聽過多遍,自己便不再贅述。

      提到嚴家炎的嚴謹,陳平原認為這是第二代學者的共性。嚴謹之外,他們還有開拓和創新,尤其是在若干關鍵點上,他們站出來,做出貢獻,留下了基礎。

      陳平原說,《全集》拿到手,就給盧老師發了信,說有點可惜,因為對于他們來說,當年的《知春集》和《求實集》是現代文學在轉折關頭的代表性文獻,這是第二代學者80年代初期最早出版的著作,在《全集》中嚴老師為了求全,把文章全部打散了,把不太好的文章寧可不要,加一些新文章進來,還叫《求實集》,但時間打亂了。陳平原認為,其實作為歷史文獻,應該保留原貌,讓大家知道這兩本書在80年代初期的樣貌。

      陳平原提出嚴老師本人的貢獻大于《全集》,因為他的很多主要工作沒有在《全集》里體現。最重要的是,嚴老師的整個學術生涯中,他所編的兩部文學史是他的最大的貢獻,那就是早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后來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可以看出。如果單純從專著的數量來看,嚴老師并不多。出《全集》時遇到一個困難,兩部文學史不好收進《全集》,可是不收進去的話,它真正的學術意義就會打折扣。

      陳平原說,自己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話說:說實話對嚴老師全力以赴、花那么多精力主編教材,我是不以為然的。因為教材編寫受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必須不斷妥協,不太可能寫得很有學術分量,但嚴老師告訴他,就對一代學生的影響而言,個人專著無法同教材比。

      陳平原認為嚴老師是對的,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有能耐編教材,他自己也曾經想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最后發現自己沒有這個能力。他認為長期主編教材的人,知識面要廣,視野要開闊,而且要有耐心協調各方的立場和利益。掌控局面的能力也很重要,論述又穩妥,領導又放心,群眾又接受,出新而不違規,推進而又有序。加之教材推廣時,會有很多技術性、經濟上的復雜問題,調控起來需要很大能耐。

      “回過頭來想想,從專業評價角度來說,專業著作做得好,當然貢獻很大,可是教材本身在總結一個時代的學術成就方面,它的意義值得肯定。”陳教授認為,北大中文系其實是靠幾套教材撐起來的,對于他們這些喜歡單打獨斗、缺少掌控局面能力的人來說,對能夠編教材的人很是羨慕,在座的很多人都了解嚴老師在編寫教材上所作的貢獻。

      嚴家炎的律己嚴,陳平原也深有體會,但他補充一點,那就是在律己嚴的同時,嚴老師對別人能允許稍微走不一樣的道路。這一點他有比較切身的感受。隨后,他講述了三個自己的故事。

      “我不能算嚴老師的正式學生。我來的時候就跟著王瑤先生,畢業后留在北大中文系工作,所以嚴老師從來不把我當學生,他的學生編紀念文集也把我排除在外。也正因如此,他對我其實是比較客氣的。”

      陳平原特別感慨的一點是,嚴老師對同事的信任。我們今天看到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只出了第一卷,陳平原著。實際上當時有六卷,分別由六位學者完成,第二卷由嚴家炎執筆。“我們開了多少次會,做了很多工作,但只出了我一卷,因為嚴老師當初沒審我的稿,他說我們都是獨立的學者,每個人對自己負責。”陳平原當時35歲,只是一位年輕的講師,“但老師允許我按照自己的興趣寫,寫完后不審就這么出來了,能夠比較好地保持我的個性。可是書出來以后跟他自己的風格太不一樣了,嚴老師說接起來很麻煩。我說其實沒關系。但嚴老師說不行。”陳平原坦承,以嚴老師對五四小說的熟悉,這對他來說是很簡單的事情,但他就是沒有妥協。

      第二件事陳平原教授覺得特別能體現嚴老師的另外一面。2010年前后他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到學術評獎的時候,老師們都提交論文和著作,嚴老師也提交了論文。“我看了很為難,因為學校有名額限制,嚴老師提交的論文無法和大部分老師提交的著作相比,我特別為難在于,如果投票的話,嚴老師的論文很可能會被投下來,我覺得有點不太好。所以我跟嚴老師說,嚴老師了解后立刻說,沒有關系,你跟我說就行了,我是怕沒人提交,所以我才交,既然有那么多年輕老師,當然是年輕老師先上,所以他不再參加評審。”

      第三件事,在座的中文系老師都知道,是在嚴老師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出版以后,在現代文學館開了討論會,很多老師給予很大表揚。“嚴老師問我,中文系能不能要求大家用這個教材?我說中文系的傳統是主講教師有權選教材,所以我們沒有權利要老師就用這一套。嚴老師說我理解,那能不能開一個討論會?”

      討論會上老師們都不同意嚴老師關于現代文學起點的論述,嚴老師和大家辯論。會議紀要本來要發表,記錄稿整理后發給每個老師,老師們堅持自己的觀點。陳平原又為難:作為一個學術座談會,本來是要表揚嚴老師的,最后卻批評了嚴老師。文章整理好也發給嚴老師,他遲疑了兩個月,最后告訴陳平原說,年輕老師有他們的學術立場,我們不要改也不要發表,因為如果發出來對雙方都不好,好像內部不和似的。

      陳教授說到此,坐在旁邊的錢理群不禁發出感嘆:這也只有在北大才能做得到。陳平原答:是的,北大這些人不是不尊敬老師,但他們寫論文照樣說自己的觀點,這或許是北大值得尊敬的另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