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15年，陳濤去往池溝村掛職“第一書記”。池溝村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治力關鎮，其風土人情與陳濤之前所處的北京迥異。陳濤在甘南度過了兩年時光，像許多奔赴貧困鄉村的“第一書記”一樣，將一段青春、汗水與熱情留在當地。不過，與大多數“第一書記”不同，陳濤是一位文學博士。深厚的文學功底與敏銳的文學目光，讓陳濤得以將一路的坎坷與收獲落于筆下、集結成冊，于2020年出版隨筆集《山中歲月》。2021年，《在群山之間》問世，是對《山中歲月》的延續。這兩本書文學性與紀實性兼具，娓娓道來，滿紙皆是對甘南村鎮的真摯關切，對扶貧工作的深入思考。在任職“第一書記”的過程中，陳濤著眼的不僅是山村經濟上的貧困、自然環境的惡劣。他以文化工作者的敏銳目光，對甘南鄉村的民俗文化特色進行挖掘，對甘南文化的問題與傳承進行思索。

一、文化發掘與融入

位于青藏高原東部的甘南，有著與外界迥異的民俗文化。陳濤所處的小鎮保留著甘南農業文明的痕跡，居民的思維模式與其息息相關。一個小鎮便是一個“熟人社會”，對外來者難免客氣冷淡。然而，作為“第一書記”，只有真正融入民眾之間，才能更好地理解民眾需求、展開扶貧工作、促進鄉村振興。初來乍到，陳濤“聽不懂小鎮的話”“適應不了當地人的思維”，孤獨且不便的生活讓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與居民間的距離。他沒有對此心生抵觸，也沒有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俯視這一欠發達地區。陳濤借用丁玲對作家學員們的談話，指出自己不會“像欽差大人一樣下去調查一番”。他要以平等包容的視角看待甘南，去“鍛煉自己”、接觸“一些新事物”。因此，陳濤從自己的生活工作與人際關系出發，一步步發現甘南文化、融入甘南村鎮。陳濤對甘南文化的發現與發掘表現在方方面面：當外來師生為池溝村畫墻繪時，陳濤堅持去做一些有關“民風民俗、地方典故、自然風景”主題的繪畫。他將全鎮愛好書畫的人組織成書畫學會，定期舉辦活動。在文學采訪中，他參觀甘南的寺廟，了解甘南的喪葬習俗，思考當地的生命哲學。他還請作家們書寫當地的世情民風、發表到報刊上，讓甘南的文化風情走出高原，為外界所欣賞，促進甘南當地的文化振興。

在努力認識和發掘甘南民俗文化的過程中，陳濤對甘南文化的理解和融入，貫穿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飲食素來與民俗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費爾巴哈指出，被人類吃喝的食物反映的是人的本質。我國著名作家汪曾祺擅長用文字去描繪飲食與生活。他認為，若是想要研究民族文化，便可以從生活的深層去找民族文化的根。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飲食塑造著民族文化，也是反映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陳濤意識到飲食、生活與文化之間的緊密關系：“真正要深入生活才能真正做好文學工作”。《山中歲月》與《在群山之間》包含大量有關甘南飲食的記敘。陳濤適應甘南飲食、參與飲食活動的過程，也是他真正融入甘南、融入人民生活之間的過程。

因地理與氣候所致，甘南的飲食結構以面食、肉食為主，黃瓜加蒜瓣往往就是飯桌上僅有的蔬菜。很多小孩甚至分不清蔬菜與水果，在上學的間隙以單調的饃饃充饑。從北京來到甘南，陳濤在文章中并不避諱對于蔬菜的渴望，坦誠“吃不慣小鎮的食物”。然而，他馬上就讓自己的飲食習慣融入當地，發掘當地的食物之美。“啤特果”“羊湯面片”“拉牛”……這些或陌生或具有地域風情的食物與稱呼，讓讀者在眼前一亮的同時，對甘南的飲食和生活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門口有著二十多年歷史的牛肉水餃小店，好吃到讓人念念不忘。農家大盤的炒雞，于情感于身體，都是支持扶貧干部忙碌工作的能量。還有那共聚在一起吃肉飲湯、親近自然的“浪山”活動……陳濤一邊記錄甘南物質的匱乏、扶貧的迫切，一邊也書寫甘南人民在有限的物質條件下創造出的特色飯食，飽含著人們對安居樂業、幸福生活的美好又樸素的愿望。同時，甘南的酒文化也別具特色。馬清虎在研究中指出，喝酒是社會關系的媒介，甘南藏族將喝酒視為交朋友的方式，認為喝酒意味著敬重。甘南當地特產青稞酒，人們的酒局往往并非規矩的邀約，帶有一種不期而至的熱情。書中作者與朋友快意共飲的片段，與作者初到時孑孑獨行的悵惘形成鮮明對比，正是陳濤融入當地的見證。

除此之外，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陳濤將自我與甘南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新的文化成果。在甘南這個與快節奏都市生活脫節的地方，陳濤擁有了一段獨特的鄉下時光，得以“在一個時間尚未變成碎片的地方學習與思考”。我國具有悠久的茶文化。于中國文人，茶常常與文學結合在一起。明代陸樹聲認為，“翰卿墨客，緇流羽士……超軼世味者”適宜飲茶，飲茶時則以“涼臺靜室……清潭把卷”等自然素凈、富有文學氣息的場景為佳。小鎮居住條件艱苦，沒有過多的娛樂方式，陳濤便自行燒水煮茶。“水仙”“肉桂”“石瓢”“建盞”等茶葉茶具，是陪伴陳濤靜靜思索、進行文化活動的伴侶。陳濤將生活情趣與文學融為一體，顯示出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對自古以來文人情結的呼應。在甘南寂靜的品茶時間里，他就這樣抄寫喜愛的字句，完成自己的博士論文，還將自己的所見所感記錄為這兩本“甘南行記”。這樣靜心品茗，感悟生活、感悟文學的機會，得益于甘南獨特的生活方式；那些讓心湖泛起漣漪的哲思、娓娓道來的文字，也映照了甘南的風土世情。在陳濤心中，甘南的時光為文學賦予與之前截然不同的意義。可以說，當外界知識分子真正融入甘南，便能創造出一種既屬于知識分子本身，又屬于甘南的文化結晶。它們是本土與外界的結合，現代文明與農業文化的碰撞，是我國扶貧文學的優秀成果。于甘南文化，于中國當代文壇，都是一抹斑斕獨特的色彩。

二、文化缺失與反思

“治貧先治愚，扶貧必扶智。”在欣賞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的同時，陳濤沒有忽視甘南鄉村文化的一系列問題。他時常騎著摩托在小鎮與村間穿梭，敏銳地意識到小鎮正處于傳統農業文化與現代文明交錯的階段。甘南多民族并存，經濟貧困，為讓地區穩定發展，扶貧制度“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然而，甘南復雜的情況，導致當地存在著一部分劣象惡俗，缺乏文化信仰。作者借尕泰之口指出：“現在農村精神文化缺失，有些人除了錢什么都看不到。”陳濤敏銳地意識到，物質上的幫扶相對易于量化，文化上的幫扶卻難以把握，文化缺失也為扶貧工作的展開帶來許多阻礙。《山中歲月》中記錄了三個典型事件，揭露文化缺失與扶貧困難之間的復雜聯系。

第一件是修道的補償費之爭。在陳濤的一次工作中，由于修道占用村民用地，需要工作人員依照國家政策計算征地面積，予以補償。許多村民富有集體意識，在工作過程中，陳濤看到他們的品格與信仰，看到“仁、義、禮、智、信”的傳統精神。然而，也有一部分村民讓這一工作變得極難推進。比如，基層工作者與村口人家商議好補償400元，對方卻輕易反悔，不得不追加一倍補償。又比如，基層工作者與馬大爺定好補償范圍，卻因為馬大爺家妻子、兒子的不同意見，本可以順利推行的事情變得一波三折。工作人員敲定補償方案，依據的是村民實際情況與國家政策。低保等扶貧制度是解決貧民真切需要的有力措施，然而馬大爺的兒子僅因不滿足修道補償，便要求全家享受低保待遇、用別塊地換取村里宅基地。這在客觀上難以完成，也與政策沖突。配合修路工作本是利國利民的好事，馬大爺家的兒子卻不考慮現實公允，只按照個人的喜好求圖個人利益最大化，言語間信仰全無：“我給別人方便了，誰給我方便？”這樣的爭端，往往需要扶貧工作人員投入大量的時間去協商。由于馬大爺的家庭成員輪番上陣，基層工作者在吃飯時依舊需要苦苦勸導，對工作者的精力是極大的耗費。這類爭端也往往以追加賠償而告終，于經濟上加大消耗成本。另外，在雙方交流時，陳濤只能聽懂20%左右的內容。語言不通，對于外來干部又是額外一重考驗。書中對于修道一事的詳細記敘，是陳濤對農村文化信仰缺失的嘆惋，也反映他對扶貧工作障礙的認知。不過，陳濤清楚地意識到，不能簡單地將這些村民的行為歸咎于他們的“低素質與劣根性”。基層扶貧工作者要保持耐心，樹立良好榜樣，積極溝通、以誠取信，喚起農村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才能真正幫助扶貧工作的推進。

第二件是《山上來客》一文中記錄的拿錢事件。由于工作人員的失誤，在繳費找零過程中，一位農村婦女多拿了不屬于自己的600元。雖然對此心知肚明，她卻抱著僥幸心理，將錢花銷出去。即使工作人員上門她也不愿歸還，且屢次鬧事，要求補償，甚至不惜裝暈，顯示出道德文化的缺失。由于該婦女的貧窮和好面子，整件事越鬧越大，而扶貧任務繁重，沒有多余精力處理這些瑣屑爭端，工作人員往往只能賠錢了事，甚至登門道歉。對于基層工作者，《山上來客》詳細記錄了他們的煩惱，同時反思工作方式、呼喚解決之道。對于拿錢的婦女，陳濤沒有一味批判，而是思考問題的根源。如前文所提，水果與蔬菜在甘南是高價珍惜商品。在拿到意外之財后，婦女的第一個舉動是大方買下各色美味食物，剝開香蕉給小孫子吃，足見對孫子的疼愛。失去這份不義之財后，婦女為買四個啤特果討價還價，兩歲的孫子不慎摔壞一個，她便干脆利落地“狠狠打了他一下”，讓孩子大哭不止。這一前一后兩段情節，看似只是不經意的幾筆勾勒，實則在與生活化的散文語言融為一體的同時，構建出鮮明而深刻的對比，彰顯文章精巧的文學結構。它自然卻有力地點出該婦女道德和信仰缺失的根源：貧窮。扶貧工作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就這樣被凸顯出來。

第三件事是羊德才棄母的故事。尊老敬老原本是我國的優良文化傳統，然而在文化信仰缺失的情況下，一部分老人作為弱勢群體，被家人肆意虐待，成為暴露文化問題的一大窗口。在《山上來客》里，陳濤以寥寥幾筆勾勒出一位老人的悲慘遭遇：低保卡被未婚大齡的兒子偷走不還，她只好走二十里路來找干部解決家事。《芒拉鄉死亡事件》中，陳濤對這類事件進一步展開描述。羊德才一家是2014年確定的精準扶貧戶，但是據村民反映，他們生活相對閑適，孩子也有義務教育補助，三類低保已足夠，不應申請一類二類低保。羊德才申請不成，竟借口三類低保讓他無錢贍養老母，在雪天將八十一歲的母親棄至鄉政府院子的水池旁。被眾人勸說帶回母親后，他還疑似故意餓死老人，拍視頻到鄉政府鬧事，索要賠償。賠償到手，羊德才卻變本加厲地追要更多，讓事件久不平息。羊德才的惡劣行為，是農村惡俗和信仰缺乏的集中反映：許多村中的年輕人在政府的幫扶下建起新房，卻“分戶趕出老人，再讓老人跟政府提條件要補助”，攀比風氣愈發嚴重。他們買房買車后仍舊要補貼政策，認為是“不給白不給”，不合意便鬧事。在這種情況下，重孝敬老的文化蕩然無存，仁、義、禮、智、信的品德喪失殆盡，于社會主義信仰和榮辱觀也是嚴重的背離。羊德才的行為助長農村的不良風氣，擴散的視頻也帶來惡劣的影響。村干部面對這種局面也頗為受制，最后往往只能通過處罰工作人員、對鬧事者進行補貼或冷處理來平息爭端。

根據這三個典型事件可以看出，文化缺失與貧困互為因果。貧困容易帶來文化和信仰的缺失，導致農村的惡俗風氣。而在物質條件得到一定滿足的情況下，文化的缺失也會加劇一部分人的貪婪。他們脫貧后不去積極生活勤奮工作，而是好吃懶做、鬧事求財。因此，經濟扶貧與文化扶貧都不容忽視。為了鄉村脫貧、鄉村建設的順利進行，扶貧工作也呼喚著更多相關政策和保障手段。

三、文化傳承與建設

王蕾蕾在研究中指出，2014年開始，隨著“精準扶貧”的實施和關注，文化精準扶貧受到高度重視。文化滋養著人們的精神、提升人們的學識，為社會未來建設輸送人才。想要從根本上脫貧，不僅要著眼于短期的經濟效益，還需考慮未來的長遠發展。

特殊的地理風貌、氣候與混雜的民族成分，讓甘南孕育出別具特色的文化活動與文化技藝。《“浪山”》一文便是對“浪山節”文化活動和相關技藝的集中記敘。“浪山節”又稱“香浪節”，是甘南藏區獨有的傳統節日，起源于僧侶夏季的采薪活動。在浪山節上，人們選好一處平坦的野外空地，圍聚在一起載歌載舞，飲酥油茶、青稞酒，吃羊肉。在陳濤的描繪中，“浪山”活動給人一種進入世外桃源之感，讓人們得以拋卻俗務，親近自然。這一充滿歡聲笑語、彰顯民族文化風情的節日頗為知名，各平臺不乏相關宣傳與游客見聞。這可以被視作當地旅游文化建設的成果，從中可見甘南藏區對傳統文化活動的推廣傳承。然而，“浪山節”背后的相關技藝，卻并不為大眾所知。

在《“浪山”》一文中，陳濤介紹了一位與“浪山”活動密不可分的手藝人——老穆薩。在浪山節中，羊肉要預先處理，當場切肉烹飪。這一吃羊肉活動看似簡單，實則在選羊、宰羊、燉羊湯上皆有講究。想要品嘗到美味正宗的羊肉，需要老穆薩這樣的工作者一手把持。然而，這門手藝卻面臨失傳的問題。全鎮一萬多人，像老穆薩這樣以幫人“浪山”為業的卻僅有一位。在老穆薩看來，年輕人都喜歡去發展前景多的大城市，不愿意學習這些平常的傳統技藝，也不愿選擇宰羊和烹飪等看似平庸的職業。以老穆薩為代表的傳統手藝人，哪怕年紀漸長、精力下降，也只能為了不讓技藝消失而繼續工作，心中滿是后繼無人的辛酸無奈。時至今日，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已頗見成效，但像“浪山”宰羊、烹飪等更加平常且貼近生活的技藝，依舊尚待挖掘與扶助。它們或許不如一些非遺文化精巧獨特，卻依舊充滿生活的智慧，是當地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當地居民的日常需要。如何保護這些傳統技藝、吸引年輕人去從事這些技藝，是陳濤在書中留給讀者思考的問題。

如上文所述，甘南村鎮的青壯年人口流失較大，許多年輕人選擇去城市求學或謀生。而留在小鎮的青壯年，雖然往往具備一定文化水平，在小鎮卻郁郁不得志，以“瓶子里的蒼蠅”自比：前途一片光明，卻不知出路。他們或是苦于復雜冷漠的人際關系，或是身懷抱負卻無法在職場伸展。與外界滿懷夢想、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不同，這些小鎮青年過早地品味到人生旅途的苦澀無奈。在陳濤看來，甘南小鎮年輕人的困境，固然與個人性格有關，卻也與甘南小鎮艱苦的環境、逼仄的生存空間難以脫開關系。如何為甘南的青年知識分子提供更好的發展前景、預防青壯年人口流失，讓他們在美好生活的同時充分發揮所學、推進甘南建設，成為書中引起讀者思考的另一大問題。

值得欣慰的是是，面對許多文化傳承與發展的困境，扶貧工作已經“在路上”。陳濤充分意識到自己作為一個文化工作者，于文化建設上的優勢。在任期內，他走訪全鎮村小學與幼兒園。由于地理位置和貧困等原因，許多孩子甚至不知道火龍果為何物。面對茫然的孩子們，陳濤認為，智育固然重要，德育、美育、體育也不可或缺。于是他力所能及地為孩子們開設書法課、提高孩子們的欣賞能力。同時，他強調閱讀的重要性，希望與外界脫節的孩子們能通過閱讀豐富人生。為此，陳濤與同事精心挑選書籍，宣傳助學活動，在社會的幫助下，建立和完善了三所村小學的圖書室。教師是培育祖國花朵的園丁，是孩子成才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前提，是教育未來長遠發展的保障。然而，陳濤注意到甘南鄉村教師薪水的微薄，生活的艱澀。因此，陳濤的助學活動不僅限于幫助學生。他同樣注重對家長的教育宣傳，對教師、教學管理者的培養。只有重視教育的家長與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協力，才能更好地保證一屆又一屆的孩子持續接受教育，從根源上解決教育難題。

助學活動僅是陳濤的扶貧成果之一，他在甘南地區進行的文化扶貧工作囊括各方各面。上文征地事件中，基層干部組織的修路，通向的目的地之一便是文化廣場。陳濤在任期結束后離開甘南，待到他重回治力關，村中的白墻上已全是展現歷史典故、民俗民風、文化活動的油畫。

陳濤對甘南治力關池溝村的扶貧工作與文化建設所做的貢獻，讓他成為一個優秀的典范，無愧于他2021年獲得的“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他同時也是無數奔赴一線的“第一書記”的縮影和代表，勤于工作、善于思考，在推進國家鄉村脫貧建設的同時，為促進鄉村發展、完善扶貧工作帶來啟示。陳濤在甘南大地上灑下的辛勤汗水、取得的豐碩成果，是對他人生的豐盈，也是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宏大樂章中的組成音節。《山中歲月》和《在群山之間》將這些音節譜寫記錄而下，創造和期待一個更加繁盛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山東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