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偉大實踐，催生了一大批以此為題材和主題的多種樣式的文學作品，陳濤講述自己到甘南山村掛職兩年生活經歷的散文集《在群山之間》（遼寧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初版，以下簡稱《群山》），便是其中的一部。不過同樣是聚焦鄉村建設和掛職生活，《群山》自覺注入了作家獨特的精神思考與文心構建，以致全書形成了明顯的個性化的藝術取向和審美風致，從而為同類創作乃至更為開闊的文學時空提供了多方面的啟迪與借鑒。

以“全知”視線，鎖定一方地域、一項工程或一眾人群，展開過程性講述與外向性描摹，就中傳遞時代脈跳和社會心音，這是近年來脫貧攻堅散文以及一些非虛構作品常見的審美形態與結構方式。這樣寫成的作品固然擁有脈絡清晰、主旨集中的天然優勢，但也很容易造成材料擁塞、內蘊不足的“疾患”。陳濤應當意識到了這點，他筆下的《群山》基于自己掛職生活的體驗和認知，當然也基于一個文學博士的眼界和修養，在藝術構思和敘事邏輯上，選擇了另外一種路徑——作品雖然也設置了“生命中的二十四個月”以及“回望”“當時”等有跡可循的時間線索，但支撐起這時間線索的，卻不是嚴密的“故事”鏈條或機械的因果關系，而是作家內心本真化的思緒流動與情感起伏，即一種斑駁搖曳的精神圖景和變幻演進的心路歷程。

你看：最初抵達小鎮時，作家并非沒有短暫的茫然無措，但當他看到學校里簡陋匱乏的教學設施，以及老師和孩子們艱苦寂寥的學習與生活情景時，便立即發起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助學活動，給山村教育帶來了新氣象；聽尕泰講述芒拉鄉意外死人事件，作家不是沒有“迷惘”的產生，卻硬是帶著這“迷惘”在工作中“量力而行，盡力而為”，最終融入山鄉，不辱使命；窗外的核桃樹下有“我”寂寞的身影，而山村小路上摩托車的奔馳何嘗不是“我”激情的綻放；在寫給女兒的信里，爸爸固然懷有缺少陪伴的愧疚，只是這種“缺少”一旦同時代的重托聯系起來，由衷的愧疚便化作深長的期許……所有這些飽含著時代的光影，也體現了人性的底色，它們相輔相成，進而將一個富有理想、激情，同時又不乏生命意趣的青年掛職干部的價值觀念和心理邏輯，原汁原味，不加修飾地敞開在讀者面前。

置身甘南小鎮的日子里，陳濤的內心世界是豐贍的、繽紛的、變化的，而這多彩的心靈風景中有兩種精神色調又是始終在場，貫穿如一的，它們很自然地滲透于《群山》的敘事之中，構成了作品重要的思想原點。

第一，陳濤的家庭和親人中多有質樸善良的普通勞動者，他們以先入為主的身教深深影響了作家，使其對人世間的同類人群懷有近乎天然的親近與悲憫。正因為如此，作家誠摯擁戴國家實施的脫貧攻堅，振興鄉村的戰略；對于自己能有機會直接投身于這場偉大實踐，到基層的山村擔任“第一書記”，亦有著充分的認識，甚至感到了一種榮幸。正是帶著這樣的精神與情感，作家想方設法，克服困難，積極投入到從助學支教到修路安燈的一系列實際工作中，努力為群眾造福；還是因為這種精神和感情的驅動，作家不辭辛苦，走家串戶，了解民意，掌握民情，謀劃脫貧致富，結果他同養蜂人龍聃、牛人何暖陽以及許多小鎮人交上了朋友，以致在他離開小鎮之后，依舊頻頻收到來自小鎮的祝福和問候。“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先生這句曾經感動了無數人的心靈告白，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想象一下作家在小鎮時的內心世界。

第二，陳濤是職業文學工作者，認真而投入的創作和研究實踐養成了他觀察、感受和分析問題的習慣與能力。他把這種習慣和能力很自然地帶到了掛職生活中，于是，他充分領悟到山鄉的美麗與魅力，但同時也敏銳地發現了其中尚存的某些遺憾與欠缺。對此，他以簡約而有力的筆墨做了勾勒與點染：《小鎮一日》傳遞出小鎮生活與城市文明的落差與距離；《小鎮青年、酒及酒事》披露了基層干部發展空間的逼仄，以及不少人都存在的各個不同的困境與無奈；而一篇《山上來客》則通過一位農家婦女試圖順走他人錢財的偶發事件進而提醒人們：在脫貧致富奔小康的路上，引導和教育一部分農民消除自身殘存的小農意識和不良習慣，提升其公民覺悟和道德水準，仍是一項無法忽視的重要任務。應當承認，作家堅持如此客觀冷靜地審美態度和書寫方式，殊為難能可貴——它揭示了當下中國在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很容易被遮蔽被忽視的某些生活現象，從而又一次彰顯了文學現實主義的力量所在。

《群山》以“我”的掛職扶貧生活為表現對象，但沒有將既定的對象做簡單化和封閉式的處理，而是以此為基點進行了有目的和有意義的拓展與延伸，其中用墨較多也很是出彩的一個向度，便是對甘南人文地理和文化生活的體察與狀寫。譬如《甘南漫行》記述作家從容不迫，漫不經心的甘南行旅，其妙筆生花處既有自然景觀帶來的賞心悅目，也有民族文化釀成的耳目一新，其中最具有震撼力和蕩滌性的，則是甘南大地雄奇大美帶給靈魂的反省與修復，是自我與自然從未有過的貼近與合一。這應當是“我”在甘南的別一種收獲。而一篇《“浪山”》一方面介紹了“浪山”在甘南藏區作為一種習俗、一個節日的來龍去脈，以及其中包含的語詞奧妙；一方面激活了“浪山”特有的熱鬧場景，和“我”參加“浪山”所遇到的奇人趣事，以及所產生的奇思妙想，從而繪制出一卷栩栩如生而又生趣滿滿的“夏日浪山圖”。這樣的文字書寫，猛的看來似乎偏離了脫貧攻堅的主題，只是如果想想文化開發原本是新農村建設的應有之義，那么，誰又能說它們與《群山》的構思和追求無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