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茅盾和沈霜的合影

1930年，沈霞、沈霜姐弟在一起

文學巨匠茅盾的家庭是個小家庭，盡管人口不多，卻充滿和諧與溫馨。雖說茅盾是浙江烏鎮人，但他的女兒和兒子都在上海出生、長大——1921年4月，女兒沈霞出生；1923年2月，兒子沈霜出生。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前五年，是茅盾最為忙碌的一段歲月。1921年，茅盾開始主編《小說月報》，一個人又編又寫，同時聯絡各界作者，業余還撰文抨擊舊文化勢力。而從1920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后，茅盾一直參加黨組織的活動，他說自己一開始是“白天搞文學，晚上搞政治”，到后來變成“晚上搞政治，連白天也搞政治”。此時，茅盾的夫人孔德沚也被茅盾等人的革命熱情感染，積極投身革命，一邊補習文化知識，一邊在上海從事地下女工工作，所以尚年幼的女兒和兒子，全都交給茅盾的母親陳愛珠來照料。

在兒子沈霜幼時的記憶里，與父親最親近的時光，是大革命失敗后茅盾隱居在上海家中的閣樓上寫《蝕》三部曲的那段日子。但當時茅盾對兒子的教育方式，用沈霜自己的話來形容就是“放羊式”的，他鼓勵兒子自由發展。后來沈霜上了小學，喜歡看“閑書”，例如《西游記》《水滸傳》《封神榜》，現代小說方面則鐘情于巴金的《滅亡》以及新近出版的武俠小說；茅盾寫的《子夜》，沈霜還看不懂，勉強讀到一半就放下了。茅盾書柜里的武俠小說不多，據說只有《江湖奇俠傳》等有數的幾本，沈霜看后不過癮，便到租書攤租連環畫來看。當時茅盾已經從日本歸國，看到兒子喜歡武俠小說，他并不反對，只提出了三個要求：一是看文筆好的書，二是看口碑好的書，三是看武俠小說不能太入迷。除了武俠小說，沈霜還看了不少通俗的社科類書籍，他晚年回憶自己少年時代的看書經歷時說：“記得有一本美國房龍著的《人類故事》，這是一本故事性趣味性都很強的世界史著作，我看得入了迷。父親發現后就又悄悄地買了一本同一作者著的關于世界地理知識的書，《我們的世界》，我同樣讀得津津有味。”據說當時茅盾發現兒子在數學上很有天賦，這讓他十分欣慰，他曾悄悄地對夫人說：“看來我爸爸的遺愿要在阿霜身上實現了。”

沈霜讀小學六年級時，在進步老師的影響下，參加了救國會組織的游行活動，這讓茅盾夫婦既高興，又擔心。游行歸來，沈霜興高采烈地向父母講起自己參加游行時的興奮和激動，茅盾遂以兒子參加游行的故事為原型，創作了小說《兒子開會去了》，惟妙惟肖地刻畫了父母復雜的心理活動和兒子向上的精神風貌。

可是沒過多久，這個其樂融融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毀了——“八一三事件”后，茅盾夫婦安排母親陳愛珠回到家鄉烏鎮，自己帶著一雙兒女開始長達八年的流離失所的生活。這期間，他們輾轉長沙、香港、迪化（烏魯木齊）等地，吃盡逃難之苦，還經歷了生死離別的人間苦難——困在新疆度日如年之時，茅盾忽然接到二叔從上海淪陷區發來的電報：“大嫂已于4月17日在烏鎮去世。”這讓事母極孝的他悲痛得不能自已。借此機會，他護著妻子、兒女逃出虎口，到達革命圣地延安。此時，沈霞十九歲、兒子沈霜十七歲。后來，茅盾奉周恩來之召離開延安，將一雙兒女留在延安讀書。

沈霞和沈霜在延安這片革命熱土上迅速成長，沈霞于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沈霜于1945年加入共產黨，并在大生產運動中被評為勞動模范。傳說沈霜和當時的許多革命青年一樣，想走一條自力更生的人生路，他擔心沈霜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父親沈雁冰，便自作主張改名“韋韜”；他認為“韋”帶有韌性，“韜”有內斂不外露的含義。正因如此，有時候連給父母寫信也需要由沈霞來催促他。茅盾夫婦經常是通過女兒來探聽兒子的行蹤的。

正當抗戰勝利之時，一個晴天霹靂打來——年僅二十四歲的沈霞因術后感染，于1945年8月20日去世，這讓茅盾夫婦留下一輩子都無法平復的痛！不過解放戰爭期間，茅盾夫婦仍然將自己的兒子送進革命隊伍，沈霜在《北平解放三日刊》《遼寧日報》《安東日報》《沈陽時報》《東北日報》《長江日報》等報刊任記者、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茅盾擔任新中國的第一任文化部部長，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學成畢業的沈霜被分配到南京軍事學院任翻譯、編輯，后來調到北京的軍事院校任編輯。深受父親影響的沈霜堅守信仰，為人低調，他從不以名人之后、革命有功者自居，始終保持樸素的本色。沈霜的夫人陳小曼老師告訴我，當年她和沈霜結婚后在南京工作、生活，他們和一般干部一同吃“大灶”（即普通食堂），后來有人告訴陳小曼，以沈霜的革命資歷，按說是可以吃“中灶”的，但他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

粉碎“四人幫”后，在黨中央的關懷下，茅盾的回憶錄寫作節奏加快了，沈霜被父親“借”到自己身邊當助手——這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父親要“借”自己的兒子當助手。當時，茅盾正式向中央軍委和中央統戰部提出申請，經組織同意，沈霜才回到父親身邊，協助父親查找資料，回憶往事。1980年7月，沈霜放棄了自己的工作，提前從軍事院校辦理離休手續，專心致志幫助父親。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在此之后，有關茅盾的一切事務，都落在年近六十歲的沈霜的肩上。他不為名不為利，為父親的事不停奔波。茅盾逝世后不久，中央書記處明確了三件大事：一是要成立“《茅盾全集》編委會”，出版《茅盾全集》；二是要成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中國茅盾研究學會（后更名為中國茅盾研究會）；三是確定北京交道口南三條13號的茅盾晚年居所和浙江烏鎮觀前街的茅盾出生地為茅盾故居。1983年3月，全國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召開，中國茅盾研究學會成立，不久，《茅盾全集》的編輯工作正式啟動，茅盾故居的修葺工作也有序展開。當沈霜接到中央認定交道口南三條13號為茅盾故居后，立刻搬出與父親朝夕相處多年的住所，遷至新街口外大街的公寓房，并將茅盾生前用過的物品都留在故居內，茅盾故居得以保存了茅盾生前的氣息和模樣。

記得當年我參加完首屆全國茅盾研究學術討論會后，專門和桐鄉來的有關同志到茅盾故居搬運沈霜捐獻的幾大箱茅盾遺物，送至烏鎮的茅盾故居。如今烏鎮茅盾故居展示的茅盾遺物，都是沈霜當年無償捐獻給烏鎮茅盾故居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茅盾全集》陸續出版后，沈霜又做了大量搜集補遺的工作，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兩大冊計七十多萬字的《茅盾全集》補遺卷。再后來，他又將新發現的茅盾文稿、書信等重新編入黃山書社版《茅盾全集》，并具體指示插到何卷何頁，交由我把關。當我看到他認真書寫的幾十頁編輯意見后，深受震撼。沈霜不僅用自己的生命保護父親的文學遺產，還與夫人陳小曼合作出版了《父親茅盾的晚年》《我的父親茅盾》等著作，為讀者和文學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真實可信的史料。

八十多歲時，沈霜將家中所藏茅盾的手稿、照片、書籍等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將革命烈士、姐夫蕭逸的書信無償捐獻給蕭逸的家鄉江蘇南通，將最后一批上千件的珍貴文物無償捐獻給桐鄉市檔案館。他曾對我說：“現在父親留下來的東西處理妥當了，都有了合適的歸宿，新版《茅盾全集》，出版社也落實了。”言下之意，他對自己幾十年來的努力，頗感欣慰。

2011年的春天，米壽的沈霜回烏鎮掃墓，他走到父母的墓前，恭恭敬敬地把花籃放在墓碑前面，凝視著父親的銅像，深情地說道：“爸爸、媽媽，阿霜來看你們了。你們在地下還好吧？我想應該很好的。這里的環境很好，許多人都來看你們，可是兒子來得就少了，有三四年沒來看你們了。你們在地下是不是和姐姐在一起啊？姐姐的骨灰還沒有找到，不過我相信姐姐的靈魂一定和你們在一起，你們一家三口一定很高興，有時候還可以到旁邊看看娘娘（祖母）。兒子現在也老了，八十八歲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兒子也到你們那里去了，再一起把姐姐拉著，然后我們去看娘娘，恢復我們三十年代這樣一個小的家庭生活，好不好啊？”

2013年7月14日，沈霜在北京逝世。這一年的冬至，遵照遺愿，沈霜的骨灰安放在茅盾夫婦的墓側，而他生前托付的四十二卷的《茅盾全集》，已在2014年3月由黃山書社出版。清風滿華夏，遺澤惠后人，沈霜對茅盾文學的貢獻，必將惠及千千萬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