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青藍讀書會，于2020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山大學中文系郭冰茹教授倡議發起，帶領碩士、博士生每月閱讀一本當代有影響力的、新銳的小說，并深入討論。書籍深富，辭理遐亙。皓如江海，郁若昆鄧。欲青出于藍，唯求新意而發心聲。

@廖文娟：探索寫作的原初動力

莫言在這部集子里一直在“處理”他的獲獎問題，并思考寫作的價值、動力，如何看待寫作以及與寫作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這本小說集中不少作品都寫到了寫作所帶來的巨大能量。《晚熟的人》表達對蔣二的“晚熟”理論和社會上投機經濟的譏諷以及對獲獎所帶來的“名利泡沫”的自省。莫言也從記憶深處中打撈起童年里對寫作威力的初體驗：在《詩人金希普》和《表弟寧賽葉》里，一個是披著“詩人”面皮的騙子，一個是以“文學”做幌子的混混，寫出了文學作為自我標簽的包裝作用，而他們打著文學的旗號所做的種種事情暴露出人性中的丑惡部分。

其次，小說敘事人身份發生了細微改變。在《晚熟的人》中，“敘事人莫言”不再以兒童或少年的身份出現，而是與現實莫言的高度重合，如《左鐮》中“在這篇歇筆數年后寫的第一篇小說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寫了鐵匠”。其二，在《晚熟的人》中被客體化的還有寫作這一行為本身，主要表現為作品中對寫作過程的暴露。一方面是小說集最后附上的作品創作年表，另一方面是作品文本結構本身的斷裂，不少作品都有一個“2017年的續”，如《等待摩西》中“現在是2017年8月1日，我……找出2012年5月寫于陜西戶縣的這篇一直沒有發表的小說”。

@顧萌萌：反差敘事風格與“晚熟”的人

關于“晚熟的人”的含義，我認為有兩個：一是不斷創新，超越自己；二是認清周圍的環境現狀，擺正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能力范圍內的事情。但在小說中，出現了另一類“晚熟”之人，他們大都借勢發力，看似強大、成熟，實則很虛。蔣二非法用地，他的擂臺和展覽館要被政府拆掉了，他急忙打電話向莫言求助，莫言回道：“繼續晚熟吧。”晚來的發育也不一定就是成熟的。十二篇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有“晚熟”的跡象：招搖撞騙的詩人金希普，潑辣無賴、巧舌如簧的覃桂英……他們大多年少歷事，或被卷入歷史大潮，或平庸平常，但隨時代的發展變化，他們都開始“晚熟”了。在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浪潮中，這些人看似走向了成熟，實則幼稚、荒唐、極端。

此外，小說中充滿了反差對比，比如《等待摩西》中，柳衛東一開始對爺爺柳彼得和自己的名字恨之入骨，在“文革”時期批斗自己的爺爺，改革開放后，他投機從商失敗，遠走他鄉，最終落魄回到家，卻堅定地信仰起了“摩西”這個名字。很多反差之下形成一種悖論，呈現出現實與理想落差之下，作者的一種精神失落。小說看似非虛構作品，卻又帶有一些虛構色彩。也許作者正是為了形成這樣的“反差風格”，在非虛構的故事中，添加了虛構的內容，使小說更加飽滿。

@曾笏煊：文學傳統的延續

《晚熟的人》中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在小說的那場“表演”中也扮演著“幫閑”和“從犯”的角色。我覺得小說中的擂臺可以被視作一個重要的空間，是暴露罪惡、裁決刑罰的審判場所，小說中應被審判的不是臺上被指有罪的人，不是“他者”，而是觀眾席中的蔣二和“看客”，是群體性的“我們”，當然，“我”作為“共犯”同樣難辭其咎。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傳統來看，我覺得上述諸多細節都與魯迅式的自我審視、自我批判的目光以及“我也吃了人”“我也有罪”的愧悔意識暗合。莫言試圖指出，有時迫于壓力，人會說謊、妥協，但即便為勢所迫，也不能失卻做人最基本的底線，否則即便逃脫了外在、世俗的懲處，也無法洗凈自己的罪惡，無法逃脫精神層面真正的“罪與罰”。我認為，這種“罪”的意識和對有良知的“人”的呼喚實際上通向的是“現代個體”的發現，曹禺《原野》中的仇虎亦是如此。相較于魯迅和曹禺而言，莫言在小說集中的思考沒有那么深沉、痛苦，但他也反思了個體在集體性事件中的歷史責任問題，正如阿倫特所說的，要反抗“平庸之惡”。

@張詩瑤：一幅素描，落筆輕盈

如果說《紅高粱》是一幅油畫，那么《晚熟的人》更像是素描，落筆輕盈，這部作品繼承了以往作品關注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左鐮》里寫田奎被他爹砍掉了右手，追溯原因是劉老三的兒子喜子被欺負，來“我”家質問，“我”說是田奎領的頭，行文直接跳到“很多年以后”，其實這里略去了很大一部分，想來應該是“劉老三怒氣沖沖地跑到田奎家質問，田奎父親和“我”父親是一樣的反應，生氣至極砍掉了他扔泥巴的手，留下了慣用的左手。按照以前莫言的書寫，這段應該是大加渲染，如果類比《檀香刑》就應該是施刑者父親的憤怒與不忍，是受刑者田奎的委屈與痛苦，觀刑者劉老三的快慰與冷漠。小說集還呈現飛速變換時代里全新的社會問題，可通常省略濃墨重彩的鋪陳，敘述中都有一種話到嘴邊留七分的含蓄克制。從此也能看出莫言貼近時代且關注新生事物的努力，不斷地調整角度，借外物觀照內心，借內心觀照外物。

@任赟：“離去—歸來—再離去”

我在莫言的書寫中看到了一種鄉村地區對于現代性的迷戀和崇拜，而這種迷戀和崇拜以對現代科技的迷信為重。如《紅唇綠嘴》當中，所謂的高參覃桂英以“微信營銷號式”的形象出現，還能夠在鄉下的文化空間當中獲得極高的話語權。而以網絡科技為代表的鏈接，看似消弭了城鄉之間的差異，但是事實上，這種對于網絡話語的盲目崇拜存在著許多的問題。

隨著網絡科技的普及，信息流動的壁壘打破，城鄉之間的信息來源形成了一種表面上的平等和同質性。對于長久以來一直滯后于城市的鄉村而言，網絡帶給他們一種站在時代潮頭的錯覺。通俗文化即便能夠占領部分空間，如果想要真正進入主流話語空間，還是需要一些外力的確認，比如官方權威的蓋章，又或者文化精英的關注。顯然，“我”這樣的文化精英是不欣賞所謂的“高參”的。

莫言文本中略帶夸張的對互聯網的盲目崇信和依賴其實體現了鄉村民眾的一種從邊緣進入中心的渴望。作家采用知識分子還鄉視角，看到了與記憶中的故鄉所不同的荒誕和現實。知識分子還鄉之后的不適應感自然是存在的，否則，也不會“離去—歸來—再離去”。

@楊淑芬：命運中的韌性

我認為《晚熟的人》與魯迅小說，無論是小說的知識分子還鄉的視角，還是小說中的人物，都有一些相似之處。

魯迅筆下的故鄉是與封建傳統的陋習、非現代的愚昧聯系在一起的，故鄉呈現出麻木的國民劣根性，充斥著一種現實主義色彩的悲劇意味。同時，魯迅建構了一個與現實故鄉相對立的理想故鄉，存在于魯迅回憶中的理想故鄉民風質樸、融洽協調，與現實中的破敗與閉塞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當“我”這一個積極而奮進的知識分子返回故鄉，表現出來的更多是一種啟蒙者的孤獨與悲哀。而在莫言的筆下，無論是回憶中的故鄉，還是現實中的故鄉，都充滿著暴力、冤屈、傷痕和悲劇。與以往的高密東北鄉的故鄉書寫不同的是，這一次的莫言以沉著、冷靜、理性的筆觸敘述了他的返鄉經歷，描繪了現代化社會裹挾下各色各樣的小人物，也呈現出他鮮明的道德立場。與魯迅筆下人物的悲憫與絕望不同，《晚熟的人》中的人物都呈現出一種生命的韌性，在厄運的折磨中有韌性的掙扎。如《左鐮》中的田奎在被“誣陷”的暴力懲罰中失去了右手，但他變得什么也不怕，只愿討得一個有過兩段婚姻的女子安安分分地過日子。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1年10月25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