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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省作協主席、著名作家關仁山的長篇小說《白洋淀上》，在雄安新區和北京分別召開了新書發布會和研討會，引發廣大讀者和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白洋淀上》是一部與時代同行的現實主義力作，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創作導向的生動實踐。該作品以白洋淀王家寨幾代村民為書寫對象，百科全書式地呈現了白洋淀地區的風土人情，展現了風云際會、時代變遷的重大主題，塑造了新的文學典型形象和新的文學地標。《白洋淀上》既是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同時也洋溢著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氣息，文化韻味濃厚，地域特色鮮明，開創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新境界。

在即將迎來雄安新區設立六周年之際，本報記者對話作家關仁山，同他一起回顧創作歷程、探析小說特色，并聆聽他筆下白洋淀這個大舞臺上，已經奏響的雄壯而激越的新時代交響。

——編者

雄安新區白洋淀旅游碼頭全景圖

■“我對白洋淀有敬畏之心，對白洋淀懷著無限的愛。”

記者：《白洋淀上》共三卷本洋洋灑灑，117萬字，為讀者構建起一個白洋淀上的水鄉王國——王家寨，也書寫出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的鮮活一頁，您是從何時關注它，又是怎樣謀劃、組建起如此宏大的結構？

關仁山：我關注王家寨是從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區設立開始的，那時全世界的目光都移向了美麗的白洋淀，我們的文學也要跟上。對作家來講，不去選擇題材就會被題材所選擇。這部小說是我主動選擇的題材。

構架多卷本長篇小說《白洋淀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隨著生活積累和藝術想象的豐富，一步一步深化的。

首先，作品要傳達出時代的精神，寫出新時代的筋骨和溫度。我應該對白洋淀百姓生活給予尊重，同時我又想要一種新的結構統領這些故事和人物——《白洋淀上》的情節發展和人物行動安排，是旋轉舞臺式的結構。

白洋淀就像一個巨大的舞臺。王決心、喬麥、楊義成、王德、趙國棟等幾條線索，人物不同、反映的主題不同，保持相對的獨立，又相互關聯，不斷交匯融合。歷史仇怨和情理，愛情與欲望，倫理與道德，守舊與建設，都尖銳地在沖突中“立”起來。

小說反映人的命運變化，雄安新區設立成為人物命運改變的基本依據。幾條線路上的人物，因白洋淀這個舞臺或沖突、或融合、或戀愛、或有工作關系，疏密相間，錯綜復雜，用富有煙火氣的生活細節演繹出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這對我的創作的確是一次嚴峻的挑戰，我把對新生活的體察整合補充到情節中去，讓小說構架更恢宏，又具有飽滿的細節。

王家寨是小說的基點，漸次延伸到白洋淀以及北京、深圳、張家口和太行山，勾勒出一幅全景式山鄉巨變的社會風俗畫卷。當初我的創作意圖是明顯的：以小見大，關注社會變革中人的命運變遷，傳達我們對現實世界的憂思和對未來生活的美好期待，書寫道德文化的重建與人的新生。

記者：白洋淀是有故事的地方。從孫犁筆下《風云初記》，再到徐光耀的經典書寫，白洋淀的故事既詩意浪漫又風云激蕩。當下，“白洋淀上”呈現出前所未有生機勃勃的景象，《白洋淀上》既有對祖輩的仰望和繼承，又有現實的觀照與融入，您如何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

關仁山：白洋淀是有故事的地方，她的前世今生都蘊含著文學的意象。但是，萬事開頭難，我開始寫了一個三萬字的提綱，提綱出來，朋友讀了不滿意，我也否了這個提綱。然后就開始讀書，一邊讀一邊走進生活，我想，生活是新鮮而豐富的，一切都要在深入生活中破解。

機會終于來了。我到雄安新區采風，認識了白洋淀的朋友阿民，他是基層作協主席，也是著名詩人，他和安新縣文化和旅游局局長王迦梁帶我走進了純水村王家寨。自古王家寨人能說會唱，我們走村串戶，現場感油然而生。大清河、萍河等九條河從這里入淀，有許多傳說故事，我聽到“九朵荷花祥云”的美麗傳說，忽然覺得打開了寫作的“天窗”……

浪漫的東西固然美好，但雙腳還要站在大地上，堅定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于是，生活中的各種人物走進了我的視野，寫作時，我選定了九個人物的敘述視角，后來開了頭，寫了王家寨好多風土人情——沒有人物出現。我就繼續尋找，終于找到了小說的第一句話：“為了等一朵祥云，王決心錯過了最佳婚期。”有了這句，就有了講述白洋淀故事的意趣。因此小說的整體視角，是以白洋淀純水村王家寨的視角，看雄安新區的誕生和成長，看新時代的波瀾壯闊。

我越走近白洋淀百姓的生活，就越有壓力：我的寫作不僅要承受得住當代讀者的評論，還要經受歷史的檢驗。我的藝術素養能交一張合格的答卷嗎？最終，還是葉綠花香、水秀人靈的白洋淀，給予我源源不斷的靈感。水有靈魂，人有風骨，要真正寫好白洋淀，必須熟悉白洋淀悠久歷史——沒有歷史縱深，就寫不好今天鄉村的意義，更把握不好當下城市的未來。我在雄安新區深入采訪期間，反復查閱歷史資料，熟讀地方志。

我對白洋淀有敬畏之心，對白洋淀懷著無限的愛。走進白洋淀人民中間，與他們朝夕相處，和他們一起乘船打魚、談話聊天，我看到白洋淀上的鄉村面臨著挑戰和轉型。我們不能以摧毀和掏空鄉愁為代價發展城市，城市生活是廣闊而壯麗的，而農村生活也在演變，其細節耐人尋味。這里沒有虛無縹緲的行走，也沒有獨立于生活之外的幻境，就白洋淀來說，如果生活是創作的源頭，小說就是入淀的河流，河水在淀口激起了美麗浪花。我們從源頭吸收營養，文學必須與時代和人民走到一起才有生命力，文學既要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要擁抱現實，但又不能粉飾太平和圖解概念。

但離生活越近，越意味著某種不確定性、不安全感。每個作家感受生活的方式不同，就白洋淀而言，有些生活是過去我所熟悉的，今天又帶來一種全新的感覺。這讓我的創作充滿了風險和挑戰。但正因為這種挑戰，創作才充滿了激情和魅力，我要將這宏闊、沸騰的建設場景和富有煙火氣息的百姓生活，上升為成熟的藝術想象。

怎樣認知、概括這個新時代？怎樣直面現實、直面靈魂，把握好批判和謳歌的尺度？這些問題都督促我們努力在新時代創作中實現藝術創新，在新時代創作中完成主體性建構。

關仁山。河北日報記者耿輝攝

記者：《白洋淀上》故事生動曲折，人物繁多且個性突出。請您談談在人物塑造和情節設置方面獨到的心得和秘訣？

關仁山：我在《白洋淀上》的寫作沒有什么秘訣，如果有一點靈感的話，那可能是源于對新時代的認知，源于對人物細致觀察和真情投入的創作態度。故事可以編織，作家對人民和土地的深情不能編織。生活的真情實感，彌足珍貴。這部小說的主要人物王決心、喬麥、王永泰和趙國棟等性格各異。雖然，這些人物經歷不同，但他們在白洋淀上生活和工作，并不斷成長。他們身上有缺點，同時也有好多優秀的品質，他們人生的大船從白洋淀駛來，沒有停留在溫馨的港灣，而在新區建設和鄉村振興中再次揚帆起航，駛向生活的驚濤駭浪。他們戰勝了自己，超越了平凡，贏得了輝煌，身上閃耀著理想之光。所以我認為，講故事是小說家的基本功，但是小說不能僅僅停留在講故事的層面，還要對生活做廣闊的描繪和深刻的解釋，這樣的故事才是有價值的。

記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經典。《創業史》《山鄉巨變》《鐵木前傳》和《平凡的世界》都是相應時代在農村和農民題材上的經典書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呼喚著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您的這部小說面向新時代，在塑造鄉村新人、描繪鄉村新氣象上有較大突破，這些都與您長期下基層體驗生活有關，請您談談關注現實對于文學寫作的重要性。

關仁山：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卻常談常新。這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們常說文學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源于生活”的生活是哪一部分，怎樣“高于生活”？怎樣透過現象看透生活的本質？這是涉及作家的認知能力、文學功力和想象能力的問題。現實生活豐富多彩，賦予了文學作品的豐富性。比如柳青的《創業史》，梁生寶、梁三老漢等藝術形象，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在多年農村題材的創作中，也一直在尋找新時代的“梁生寶”。再比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寫孫少安、孫少平的命運故事，他們平凡的人生經歷和坎坷的人生道路耐人尋味，生活的挫折和苦難沒有把他們嚇倒，他們化苦難為動力、化苦難為精神，找到自己奮斗的方向，這樣的經驗里蘊藏著深刻的人生哲理。

所以說，作家隨著歷史的變遷，用作品對時代發言，實現對當代生活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創作僅靠作家的想象是不夠的——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面前，想象力永遠是渺小的；廣闊的社會由普普通通的人組成，他們的勞動、他們的生活，平凡又偉大。

比如雄安新區，那里飛速發展，人們以不同的形式參與進來，那里每天發生變化。近六年的時間，我不敢說對現實把握得完全到位，因此還需要繼續深入生活、搜集素材，把雄安人民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只有真正走進生活的深處，創作之路才能越走越寬廣。

■“作家要有勇氣為新時代的中國農民畫像”

記者：您是享譽國內文壇的河北文學“三駕馬車”之一，向來以“關注農村、書寫農民”為己任。從《大雪無鄉》《九月還鄉》到《白洋淀上》，關注的多是農民尤其是青年人回到農村創業的故事。回顧這么多年的農村題材創作，您覺得有什么變化嗎？當下鄉村振興的新圖景，在您眼中又呈現出哪些新特色？

關仁山：河北文學的“三駕馬車”形成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的小說從寫渤海灣到冀東平原的《大雪無鄉》《九月還鄉》《天高地厚》，到今天反映冀中平原畫卷的《白洋淀上》，有不變的東西，也有變化的東西。我越是走進雄安生活的深處，越有感觸：不管城市化進程多么快，認識中國必須認識中國的鄉村社會——這考驗著一個作家的認知能力。

如何認知今天復雜的鄉土中國？自然離不開中國經驗，一個好的作品要有對中國經驗的書寫。有評論家說，中國經驗包含這樣幾個維度：一是傳統性，作品應表現出具有中華民族傳統意味的文化經驗；二是對本土性的具體闡釋，即地方性和地域色彩，如引入方言、民俗等；三是具有中國美學神韻，因為傳統的意蘊和神韻，多源于我們的傳統文化；四是中國在巨變中的文化經驗——這是一個新課題。

所以說，作家要清醒、冷靜地面對當下現實。世界處于大變局中，城市化進程中鄉村振興怎樣推進，現代農業朝哪里去？都是新的課題。雄安新區與全國一樣面臨這些問題。作家關注和思考的，除了農民現實物質生活、外在生存形式的變革之外，更重要的是鄉村精神文化傳統與鄉村傳統秩序被打破之后的迷茫，以及重建與堅守傳統之間的兩難窘境——這同樣也是一種巨變。

我一直認為，作家要有勇氣為新時代的中國農民畫像，努力表現這一代農民獨特的生活感受和精神軌跡。我們要從司空見慣的現實生活中，發現人性的內涵，挖掘生活的本質。以這種理念澆灌出來的作品，才能充滿詩意與溫暖，才有可能創作出中國經驗與世界經驗接軌的大作品。

記者：雄安新區設立六周年即將到來，這里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矚目的焦點。《白洋淀上》可以說是對雄安新區火熱建設的文學記錄和書寫，書里有白洋淀水鄉人家的歷史變遷、華麗蛻變，以及新區人民幸福生活的新畫卷。請您談談如何以文學的形式展現新時代的雄安風采？

關仁山：雄安新區題材比較適合寫報告文學，用小說來表達是有難度的。但我喜歡為創作設立新的標高——深刻而廣闊地再現當今社會生活風貌，這是作家應該思考的問題。對于雄安新區設立和鄉村振興這樣的重大題材，文學特別是小說，怎樣才能藝術地表達？

剛開始，我是由于激情和沖動，想寫這部作品的，一旦觸及真實的文本，我開始束手無策了。因為離現實太近了，沒有拉開時空距離和審美距離。寫一部新時代生活長卷，客觀、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全貌，這又讓我感覺非常困難。在創作之初，我簡直是一籌莫展。

這部小說要在5年到6年的時間里展開故事書寫，王決心等主人公的生活發生了巨變，按照普通農村的發展常理，這么短的時間完成人物塑造有些緊張。但是，隨著雄安新區的設立，白洋淀一下子成為世界熱點，它不再是相對封閉的世界，這種“中國速度”使得許多事從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當我走進白洋淀的時候，雄安新區已設立，后來鄉村振興也開始了。近六年里，我在新區建設中，目睹了一座新興城市的誕生和崛起，也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物和事件，形形色色。溫暖、美好、奮斗和迷茫、失落的景象都是真實存在的。

貼著生活寫、貼著人物寫。剛開始創作的時候，我還沒有放開思路，自己給自己定下了調子。后來，廢掉了第一稿的部分文字，當我走進白洋淀王家寨采訪時，我欣喜地發現，景觀和人物都漸漸向我走來了。我只要按照人物性格，讓他們在新時代中展開命運故事、情節鋪展和精神交流，白洋淀的自然意趣和情境就會躍然紙上。白洋淀的環境帶著溫暖的詩意，那里的人，也給我一種溫馨的感動。新時代的巨變必然影響世道人心，不寫出人物巨大的情感潮汐，就不可能打動讀者的心。

■“我是農民的兒子，永生永世為農民寫作”

記者：提起白洋淀的文學書寫，大家首先會想起著名作家孫犁筆下的唯美浪漫的“荷花淀”，他擅長以濃郁雋永的詩意筆觸，通過細膩白描的藝術手法描寫人物和環境，給讀者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間。《白洋淀上》也借用了這一手法，是在向孫犁先生致敬嗎？請談談前輩作家對您寫作的影響。

關仁山：孫犁“荷花淀派”的文學經驗，對河北作家、全國作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白洋淀這片地域有著響亮的文學標識，我要向作家孫犁致敬，他的作品書寫了白洋淀的美，極富浪漫主義氣息和樂觀主義精神，語言清新、樸素、雋永，描寫逼真，心理刻畫細膩，抒情意味十足。這些在我的寫作生涯中，令我受用無窮。深究這部小說追求的風格，那就是：既具有白洋淀地域特征的人性美、風情美，又具有雄安新區設立之后，一種具有現代感的溫暖的現實主義。我選擇的敘述語言，既要清新雋永又要壯闊厚重，是兩種風格雜糅后出現的“中間道路”。

記者：《白洋淀上》是中國作協“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出的首部作品，在創新寫作、記錄新時代鄉村振興等方面，您對這一計劃有哪些感觸和認識？

關仁山：這部作品經過了五年創作，數易其稿。去年五月，《白洋淀上》列入中國作協啟動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并成為該計劃推出的首部作品。對此，我很榮幸，同時也很有壓力。我有一種感覺，這不僅僅是一個創作計劃，同時也將推動現實主義鄉土文學美學原則的崛起。去年夏天，作家出版社召集在北京的著名編輯、評論家為我的這部作品召開了專家論證會，與會專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促使我進行了近半年的修改，直至拿出第四稿。這一稿刪減了六十萬字，增補了三十萬字。艱巨的修改和創作過程，令我重新煥發了創作激情。好作品是改出來的，作家應該有接受批評的胸襟。

特別是從美學角度而言，讓我有意識地追求藝術創新，以大美白洋淀為底色，學習借鑒荷花淀派的藝術特色，增強作品感染力。在創作修改中，我對主要人物的塑造和精神高度的提煉，下了更多功夫，語言上也有所突破，注意從白洋淀方言土語和百姓口語中提煉屬于新時代的好句子。我希望自己的作品令讀者產生美妙情思，如同精神旅途中的一碗甘露。

記者：您寫的《白洋淀上前傳》已經完成，作為《白洋淀上》的姊妹篇，二者風格有何差異？又有怎樣的關聯和淵源？

關仁山：你說到了《白洋淀上前傳》（以下簡稱“前傳”），此書32萬字，獨立于《白洋淀上》之外，已經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前傳在武漢的《芳草》雜志已發表，可以說是三卷本《白洋淀上》的精神底色和磁場。兩部小說的人物都是有家族傳承的，特別是百歲老人鈴鐺奶奶。如果說到風格差異，前傳采用了鈴鐺奶奶的第一人稱敘事視角，后三卷則是冷靜的現實主義敘事，用的是全知全能的視角。前傳語言風格頗具浪漫主義色彩和抒情意味，歷史的斗爭故事比現實部分更曲折、更傳奇。

記者：聽說您又要投入到對滹沱河畔古城正定的書寫了，請您談談燕趙大地新時代的火熱生活實踐和厚重的歷史文化，是如何滋養您的文學創作的？

關仁山：最近，我又接到一個新任務，就是書寫滹沱河畔正定古城的百年生活變遷史，暫時定名《太陽照在滹沱河上》。

燕趙大地歷史悠久，給我的文學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滋養。滹沱河流過西柏坡，帶著紅色文化流經古城正定。正定是一方神奇的土地，我到過塔元莊，那里不僅歷史悠久，而且還有小麥文化的積淀，書寫空間很大，我很快在這里找到了藝術感覺，正打算整裝出發。作家的勞動是平凡的勞動，與農民種地打糧相比沒有什么更高明之處，借用前輩畫家鐵揚老師的話“藝術家都是勞動者”，其實，作家也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永遠不能丟掉勞動者的本色。我是農民的兒子，永生永世為農民寫作——這是我一生樸素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