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對工業題材的小說創作一直有極大的閱讀興趣，主要的原因是這個領域非常難寫。當代文學70多年，可能只有“喬廠長”一個時代，其他時代的文學幾乎沒有工業題材的份額。這也從一個方面證實了這個題材難寫的程度。大概是在上世紀80年代，水運憲創作了中篇小說《禍起蕭墻》。小說甫一發表便引起強烈反響，水運憲和他筆下的人物傅連山，發現了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這篇小說也使那時引領文學風潮的“改革文學”一改人物的“強勢”或“超人”模式，在豐富和扎實的現實生活中，表達了新時期工業題材進入文學縱深的可能性。這一點，水運憲是有文學史貢獻的。

《戴花》是水運憲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這是一部講述20世紀60年代末期中國現實的作品，其寫作難度是可以想象的。但讀了這部作品之后，我還是被小說的故事和人物所打動。小說寫這個年代一群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德華電機制造總廠學習實踐。按照當時的政策，無論他們學的是什么專業，一律要下到車間當學徒工。主人公楊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車間熔爐班，成為車間老工人莫正強的徒弟，也成了一名勞動強度最高、危險最大的爐前工。莫師傅文化不高，大大咧咧，幾乎“乏善可陳”；一個大學生成為一個大老粗的徒弟，楊哲民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楊哲民發現師傅并非等閑之輩，他外粗內細，為人善良；再相處一段時間后，楊哲民又發現，莫師傅不僅主觀武斷，而且爭強好勝。他內心里真實想要的，是戴一朵大紅花。在勞動節的晚會中，他傾情領唱《戴花要戴大紅花》，唱得熱淚盈眶，甚至感染了所有的人，臺下臺上兩千多人一起合唱。莫師傅也一樣，他剛見到楊哲民時喜歡得不得了，“民兒民兒”地叫著，甚至請他到家里吃飯。倒是莫師母看出了些許端倪：收一個正規的大學生做徒弟，說不定哪天就打你的翻天印——“翻天印”就是徒弟造了師傅的反。莫師傅喜歡楊哲民是真實的，他忌憚楊哲民打他的“翻天印”也是真實的。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想過，楊哲民“你到底是革技術的命，還是革我的命”？他怕的是楊哲民趕上自己，成為勞模。于是，他甚至在楊哲民成長道路上設置障礙。他們是師徒，但也是對手。在這對師徒身邊還有各種不同的人物，有同學之間產生的情感關系，有陷入不可理喻的復雜糾紛等。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但對于楊哲民、姜紅梅們來說，那是一段揮之難去的青春歲月，也是充滿了理想和激情的過去。《戴花》主要故事展開的空間并不大，基本是在一個車間里。但對小說來說，這個車間就是一個“小宇宙”。在這個“小宇宙”里，“戴花”是響徹時代的主旋律。但是，水運憲仍警醒地說，他的小說不是要向年輕人傳遞什么“精神”，盡管那個時代已經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他就是要寫好故事，寫好故事里的人物。

應該說，小說主人公對職業精神的專注、對實現自我價值的追求，以及人與人之間基因復制般的真心相愛，也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和共鳴，這一點，從另一個方面證實了它的價值。特別是小說結束時，當楊哲民從市勞模會上回來后，他第一時間就去了師傅莫正強的墓地，將自己身上的綬帶和大紅花一起系在了墓碑上，師母讓毛妹子將印有勞動模范的搪瓷缸子和白毛巾也都放到墓碑底下。用榮譽祭奠一個心心念念不忘當勞模的師傅，是所有人對莫正強的尊重，也是小說體現出的最鮮明的時代性。

最近，批評界在討論文學性的問題，這非常重要。雖然文學性從喬納森到雅各布森都沒有說清楚，而且至今仍是一個不明之物，但是，文學性肯定是存在的，就像現代性、歷史性、音樂性、戲劇性等一樣。文學性應該是一個場域，在這個場域中，我們將文學中有內在力量的、有生氣的、有潛力的存在呈現或打撈出來。這個過程當然是一個對話過程。在我看來，文學性雖然有很多可以闡釋和添加的新的元素，但也有不變或相對穩定的文學元素，比如典型性、情感性和時代性。《戴花》中鮮明的時代氛圍，應該說是小說文學性的一大特點。上世紀60年代已經是遙遠的歷史，如何書寫或還原時代氛圍，是對作家的一個極大的挑戰。水運憲雖然是這段生活的親歷者，但是，講述話語的年代，畢竟不同于話語講述的年代。特別是經過半個多世紀以后，那段歷史被各種敘事描摹得色彩斑斕，油畫般地涂抹了無數層油彩，這一“歷史化”過程也一定會影響到作家的思緒和立場。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水運憲在最大程度上保有了他對那個年代的原初記憶。這個時代氛圍是在會場、車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物件、獎品、飲食、衣著、節慶中得到呈現的。那個時代存在著極大的問題，改革開放就是對那些問題的修正。但是，作為文學作品，對那個時代生活的反映、表達，對作家來說同樣義不容辭。這也正如水運憲所說：“戴花要戴大紅花”，這句話反映的正是那個年代人們萬眾一心、奮勇爭先的精神氣質。雖然歷史不可復制，但那個時代的雄偉進程、人民大眾艱苦創業的燃燒歲月、改天換地的豪邁氣魄，永遠值得激情書寫。講好那個年代生動鮮活、感人肺腑的中國故事，應該是一代作家責無旁貸的歷史擔當。

在《戴花》的精細描摹中，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不同的生活面相。一方面，是莫師傅對楊哲民說的“一起進步”，不能說不誠懇。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師傅沒有太深的心機，他只能用時代的流行話語表達他在“時代中”，類似的場景或對話在小說中無處不在；另一方面，莫師傅與家人和其他人的關系，比如駱科長、姜紅梅，特別是姜紅梅對楊哲民的愛情，小說寫得酣暢淋漓。或者說只要回到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語言方式和行為方式就是過去生活的自然延續，衣食住行依然如故。這又告訴我們，生活的觀念是頑固而難以改變的。觀念意義上的生活，只改變了生活的表面而不能改變生活本身。這是《戴花》的一大發現，也是小說的力量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水運憲的小說就是植根于生活的小說。如果是這樣的話，與其說《戴花》是書寫歷史的小說，毋寧說是水運憲是在誠懇地與歷史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