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 摘 要

本文簡要梳理了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文獻，初步呈現其基本形態和歷史脈絡，嘗試分辨不同學術語境下，海外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闡釋和定位，與本土學界之間所存在的觀念、材料、方法和價值四個維度的分歧，指出對于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理解，離不開中國性辯難、當代性辯難、文學性辯難與世界性辯難等基本問題的思考。中外當代文學研究的視差之見，一方面啟示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基礎背景傳播、更多譯介本土研究成果、推動中外成果比較研究、深入追蹤體制問題，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四種可能的研究理念，即作為文獻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作為學科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作為方法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和作為機制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這將有助于我們深入思辨中國當代文學的特質及其當代文學的世界化與經典化，也有助于推動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術共同體的形塑。

● 關鍵詞

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歷史描述；理論反思

一

佛克馬的《當代中國文學的形式和價值》（“The Forms and Val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1973）是此時海外當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佛克馬作為駐華外交官，能夠接觸到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實際狀況，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觀察相對客觀，敏銳指出了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在形式上對悠久的文學傳統有所繼承，并對其價值進行了再評價。谷梅（Merle Goldman）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文學異見》（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1967）一書，借用“異見文學”概念，梳理1950年代的一系列文學政治活動。瓦爾特·梅澤夫（Walter Meserve）和魯斯·梅澤夫（Ruth Meserve）的文章《受迫害的中國劇作家》（“China’s Persecuted Playwrights”，1970），聚焦“文革”時期受迫害的劇作家及其作品，拉開了海外學者研究這一時期文學的序幕。

二

第三階段是追蹤總結期，時間大概從1977年至1999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全面進入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期，當代文學也由此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隨著當代文學的復蘇和發展，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也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學者們有機會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社會和歷史，從而對中國文學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進行廣泛的文化討論。這些討論突破了過去單一化的政治解讀思路，轉而叩求中國劇情和中國現實，賦予中國當代文學以更多面而立體的形象。這個過程不僅見證了研究數量的激增、研究范圍的拓寬和研究內容的深化，還伴隨著兩種“統合”模式的發生，一是中國文本和西方理論的統合，二是中國經驗和西方想象的統合。研究者嘗試在不同的范疇和對象之間做好統合與平衡，而不再是簡單的政治取舍。為了梳理得更加清晰，不妨以1990年為界，分別加以介紹。

首先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十七年”和“文革”文學及社會的反思；二是對新時期文學的追蹤式研究和總體性觀察。從反思研究來看，“異見文學”成為海外學者研究當代文學的重要視角，對“十七年”和“文革”文學的反思蔚為大觀。杜博妮的《異見文學：中國“十七年”間的官方和非官方文學》（“Dissent Literature：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Literature In and About China in the Seventies”，1979）從“異見文學”切入，回顧1949至1966年間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李歐梵《“文革”時期的異見文學》（“Dissent Literatur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79）指出，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作家，均不敢直接表達對主流話語的異見，陳若曦《尹縣長》代表了“異見”小說的崛起。金凱鑫（Luke Kai-hsin Chin）的博士論文《1949年以后戲劇革新的政治：再社會化的策略》（The Politics of Drama Reform in China after 1949：Elite Strategies of Resocialization，1980），以樣板戲為例，分析意識形態影響下樣板戲的表現策略。董保中和馬克林（Colin Mackerras）等人主編的《新中國的戲劇》（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87）分別從戲劇的歷史主題、戲劇思想理論、1976年之后的戲劇、外國戲劇在中國四個方面系統地考察了中國當代戲劇的發展。

從追蹤式研究來看，英語學界對“傷痕文學”“暴露文學”幾乎同步跟進。周玉山（音譯，Chou Yu-shan）的《共產主義中國的傷痕文學》（“Communist China’s ‘Scar Literature’”，1980）、趙令揚的《筆之鋒利過于劍》（“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A Study of the Wounded Literature in China Since 1976”，1981）等文章，對“傷痕文學”的興起、“傷痕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進行了論述。雷金慶的《“四人幫”倒臺后的暴露文學》（“Discussions of Exposure Literature Since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1979）和理查德·金（Richard King）的《傷痕和暴露：“四人幫”覆滅后的中國文學》（“‘Wounds’ and ‘Exposure’：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Gang of Four”，1981）都指出，中國當代文壇除了書寫“傷痕文學”來揭露“文革”留在中國人心中難以除去的“傷痕”外，還涌現了“暴露文學”，檢討195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長期存在的各種弊端。

從總體性觀察來看，海外學者在同步追蹤新時期文學之際，也開始從整體上觀察改革開放之后的當代文學。雷金慶的著作《Between Fact and Fiction：Essays on Post-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Broadway，1989.），論述了新時期興起的“傷痕文學”“暴露文學”“知青文學”“婚戀小說”等，試圖建立對新時期文學的整體論述，并由此觀照“文革”后的中國社會思想狀況。

其次是1990年代的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主要包括了三個方面內容，一是繼續研究“十七年”及“文革”期間的文學，呈現更為多元化的批評；二是“先鋒文學”引起海外學者的討論；三是借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等西方理論展開對作品的審美性解讀。

在多元解讀“十七年”及“文革”文學方面，威廉姆·約瑟夫（William Joseph）等人編選的《“文革”研究新視野》（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1）從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個部分，對“文革”期間的文學、思想文化等進行了全面回顧，重新分析了知青文學、樣板戲等文學類型。楊嵐的著作《“文革”時期的中國小說》（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8），從英雄人物的形象特征、小說的語言風格兩個方面對文革小說進行了系統研究。王斑的著作《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1997）設立專章，從崇高美學的角度探討了文革中“病態美”的形成。相比此前的意識形態關注，此時的研究更加注重文學和審美性解讀。

在關注先鋒文學及其現代派的寫作手法方面，楊小濱的《Maoist Discourse，Trauma and Chinese Avant-Garde Literature》（1994）認為，先鋒派作家如殘雪、余華等人均成長于“文革”時期，試圖在寫作中呈現“文革”創傷，暴力書寫其實是對“文革”主流話語的背離。新西蘭林敏（音譯，Lin Min）和瑪利亞·加里克斯基（Maria Galikowski）合著的《The Search for Modernity：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Post-Mao Era》（1999），以王蒙的小說、北島的詩歌為個案，討論了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和當代文化話語，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文化話語對現代性的表現和批判值得全球關注。

在以西方理論介入當代文學解讀方面，1990年代以后性別研究、新歷史主義等文學批評話語被廣泛運用于文學研究。呂彤鄰的《厭女癥、文化虛無主義和對抗政治》（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1995）認為，許多男性作家如莫言、蘇童、格非等人的小說都表現出對自由和男權的追求，用“厭女癥”式的話語將女性置于性別等級關系中。在連續出現的“暴力”男性話語下女性的聲音如何發出，是當代文學面臨的問題。澳大利亞安東籬（Antonia Finnan）、安·麥克拉倫（Ann McLaren）編著的《中國文化中的衣著、性和文本》（Dress，Sex and Text in Chinese Culture，1999），通過分析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身體、女性衣著等，討論女性地位的轉變和社會環境的轉變。文棣（Wendy Larson）的《從未如此狂野：欲望化“文革”》（“Never This Wild：Sex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99）指出，1976年以后的中國文壇，作家們開始以描寫性和欲望來替代社會主義話語。唐小兵《歷史之鏡與歷史奇觀》（“The Mirror of History and History as Spectacle：Reflections on Hsiao Yeh and Su T’ung”，1992）研究蘇童筆下虛構的歷史，認為蘇童回望過去，企圖抓住過去的歷史，作家的“懷鄉病”只有通過視覺化地呈現過去的片段而得到緩解。

第四階段是多元成熟期，時間從2000年一直到現在。21世紀以來，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主題、方法、取向方面都走向了多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這些成果大概可以分成三個方面：一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回顧和反思；二是對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當代文學特質的思考；三是對當代文學不同類型、不同風格、不同層次的作家作品的廣泛討論。隨著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廣泛外譯和國際認可度的提升，研究者進一步從表面的“影響—再現”論，進入內生的動態關系論，特別強調文學性本身的價值。這一階段的研究，不僅在內容上由多轉精，而且在理念上也主張以一寓多，強調中國當代文學的不同分布類型、時空形態和情感構造，把中國當代文學看成是具有輻射力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

從對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回顧和反思來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當屬齊邦媛和王德威主編的《20世紀后半葉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 Critical Survey，2000），收錄15篇文章，系統介紹1949年以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文藝論爭、作家作品，著力發掘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現代性因素。杜博妮的《虛構寫作與讀者想象：20世紀的中國文學》（Fictional Authors，Imaginary Audience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3）分別從作家與讀者、作家與性別、作家與權力三個方面對當代文學展開整體性思考，既考察作家寫作的接受情況與所受影響，也對王安憶等作家的寫作進行文本批評。此外，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張英進主編的《現代中國文學指南》（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6）、鄧騰克（Kirk Denton）主編的《哥倫比亞現代中國文學指南》（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6）、羅鵬（Carlos Rojas）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編的《牛津現代中國文學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6）、王德威主編的哈佛版《新編現代中國文學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等，都包括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性反思。

從對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當代文學特質的思考來看，海外學界不再以簡單的“共產主義文學”來稱呼當代文學，而是統一稱為“社會主義文學”，開始認識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特殊性。林培瑞（Perry Link）的《文學之用：社會主義文學系統中的生活》（The Uses of Literature：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2000），對中國社會主義文學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探討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國當代文學的背景、作家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與生活、文學傳播的媒介、不同類型的讀者群體，特別是“文學的功用”與文學進化的問題。馬杰聲（Jason McGrath）的著作《后社會主義現代性：市場中的中國電影、文學、批評》（Postsocialist Modernity：Chinese Cinema，Literature，and Criticism in the Market Age，2008）以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為背景，來檢驗中國當代文學與電影在改革新時代的轉變，以及這些轉變對于中國文學發展帶來的影響。張旭東的《后社會主義和文化政策：二十世紀最后十年的中國》（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2008），探討“后社會主義時代”中國的文化政策，對莫言等作家及其作品展開批評分析。由此可見，進入21世紀以來，作為社會主義文學的當代文學不斷引發海外學者的關注與討論，有效推動了社會主義文學形象的形塑與傳播。

從對當代文學不同類型、不同風格、不同層次的作家作品的廣泛討論來看，21世紀以來，海外學界對當代著名作家作品持續關注，同時也追蹤年輕一代的作家作品，與此同時，中國的科幻小說、網絡小說、法制文學等類型文學也逐漸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肖慧的《家庭革命：當代中國文學與視覺文化中的家庭沖突》（Family Revolution：Marital Strif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Visual Culture，2014）以文學和電影為研究對象，關注其中對男性“中年危機”等現代家庭問題的表現。澳大利亞凱薩琳·謝菲（Kay Schaffer）和宋賢林（音譯，Song Xianlin）的《后社會主義中國的女性作家》（Women Writ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2014），認為從魯迅到蘇童、畢飛宇等男性作家作品中的農村女性形象寫作，囿于男性中心的敘述策略，成為男性欲望對象、城市精英分子的“他者”想象。而女性作家林白、盛可以的寫作從形式和內容上都對上述寫作傳統發起挑戰。蔡元豐的《重繪過去：鄧時代的歷史小說，1979-1997》（Remapping the Past：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1979-1997，2008）探討莫言、劉恒、格非、蘇童等人的歷史書寫與身體寫作，認為小說作為歷史的一個側面，承載著個體經驗及其對過去的想象。

基于“從文學中研究社會歷史”的研究思路，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中國的正義與小說：現代中國的法制文學》（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2000）對中國當代法制文學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追溯中國當代法制文學的起源、對中國相關法律觀念進行歷史考據，并結合西方理論和中國社會政治加以研討。金介甫另一部專著《腐敗和現實主義中國小說：政治小說的回歸》（Corruption and Realism in Late Socialist China，2007）則聚焦當代中國的反腐小說，既對文本做解讀，也從中管窺中國社會。海外學界關于中國科幻文學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宋眀煒的系列論著，《中國科幻小說新浪潮》（“After 1989：The New Wave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2015）以王晉康《蟻生》，劉慈欣《中國2185》、《三體》為例，指出中國科幻小說包含一種自我意識，即有意識地激發“烏托邦”和“惡托邦”之間的變奏，而不是簡單地否認烏托邦思想、擁抱惡托邦。中國網絡文學的研究以賀麥曉（Michel Hockx）為代表，《中國的網絡文學》（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2015）梳理了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歷程以及審美的或意識形態的挑戰，認為網絡文學的興起，以新的形式、新的主題革新了中國文學及其美學傳統，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類型。

三

以上對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描述，相對于其多樣性與豐富性來說，實在是浮光掠影，掛一漏萬。但是，這樣的歷史描述提供了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線索和歷史脈絡。有了這樣的整體把握，就可以進一步從觀念、材料、方法和價值四個維度，具體把握中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差異，著重說明海外學界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實踐中的一些傾向性問題。如果把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本土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相對照，至少可以發現四個方面的差異。

一是觀念錯位。這主要是指中外學者在對具體的文學作品、文藝現象或事件的認定、分期、定性等知識層面上存在分歧與差異。以文類定性為例，中外學者在部分作品屬于散文還是小說方面，明顯存在不同。這種不同雖不直接影響對作品的價值判斷，卻有可能有助于重塑文類的當代內涵和民族特色。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的四分法來自西方，中外研究中的分歧，足以說明跨文化傳播中誤讀和悟讀交織并存的問題，這到底反映出了理解上的偏差，還是跨文化的主體參與？相應地，隨著后現代主義浪潮興起，文學書寫有志于打破畛域，調整文類界限，這種解構式的方案和中外認知的錯位之間又存在何種關聯？這種關聯是否表征了西方中心的潰散，還是其滯后性的在其他地區有了顯現？與文類定性相似的問題至少還包括了文學史的分期、文學對象的認定、藝術風格的劃分等等，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二是材料錯位。中外學者在材料的選取、信息類型的偏好，以及對相關研究成果的評說方面有著明顯的差別。盡管每位研究者都有可能受制于客觀因素，無法窮盡展示或表述對于材料的掌握，但是，海外學者的研究往往表現出幾個方面的取向：一是有時回避原始期刊和報紙材料，更多專注文本本身的內容；二是更重視海外學界的相關論述成果，而與中國同行對話不足；三是早期對翻譯作品的原版與譯本的比較意識相對不足。這些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海外學者的某些誤區或偏見，有時可能并非研究者的能力問題，而更多地是研究者的姿態和立場問題。

三是方法錯位。海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套“專屬性”的研究方案，研究者偏向于采用某幾種類型的理論或論述角度來進行文本解讀。盡管海外研究在理論方法上，較過去明顯地多元化，極大豐富了當代文學研讀的路徑，但是在諸多的理論方法中，有某些理論和方法被反復應用，如后殖民論述、文化研究，尤其是有關身份政治和文化認同的思路被慣性地使用。這并非是學科獨立化的標志，恰恰相反，它可能說明海外學者在一定程度上仍視“中國當代文學”為缺少身份意識和主體觀念的存在。這與海外學界極少將此方案施用于英美文學研究形成很大反差。這背后的意識形態色彩再一次提醒我們：文本和理論的二元對立結構，并沒有隨著“文本可以挑戰理論”的言說而自動告終，相反，它通過限制理論應用范圍的方式，已經率先將這些文本特殊化。

四是價值錯位。該維度的反思重在關注中外學界在文學作品和現象的是非判斷方面所存在的分歧，思考文學研究的倫理問題，澄清學術利益和學術創新的交纏關聯。海外研究者對部分中國當代文學的書寫時段、風格和群體存在過分夸大的傾向，以至會形成“為繁榮而繁榮”的學術假象。這種傾向的關鍵動力在于，由于作品所帶有的政治性，而過分強調了作品的美學或意識形態方面的表現。類似取巧的方案，部分地源自學者的政治立場和學術立場，并非以共情的方式看待中國，相反，為了在西方學界獲得關注，而采用一種先入為主的批判姿態。另一部分則源自他們缺少必要的中國經驗，僅僅從紙上文字了解中國，導致觀察問題有時因小失大、舍本逐末。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全面的研究語境，成為我們有效糾偏價值錯位的重要前提。

四

以上四個層面的錯位，可歸結為論證方式或認知前提方面的問題，其最終導向的是對研究對象本身的一些本質性認知錯位。對于“中國當代文學”而言，這種認知錯位，具體表現在概念本身的三重修飾和限定之上，即中國、當代和文學。由于是在西方研究中國當代文學，自然也觸及了世界性的問題。換言之，無論中外學者在取材、立意、方法或價值的設定方面如何不同，真正要解決的問題都在于：清楚地為中國當代文學賦予一定的形象、意義，分辨其特征、價值。具體可以從四個方面展開辨析，這些辨析無法提供有效的答案，只是提出方方面面的問題與思考。

一是中國性辯難。宇文所安（Stephen Owen）關于北島詩歌英譯問題的討論，激起了海外學界對“中國性”問題的關注。中國當代文學受惠于世界文學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否在一定層面上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缺少足夠的中國特色？中國作家該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而這些故事又何以被定性為是中國的？文化頻繁交互的時代，文學書寫存在共相，這些共相怎么和民族文學的特殊性產生對話？“中國”又在何種語義層面上理解“中國”，是地理的、歷史的，還是政治的、文化的，這些不同的層次，如何能夠達成一個基本的共識，推演當代文學的“中國性”所在？如果強調“中國性”不是一個定性概念，而是一種描述的方法，那么應該從哪些維度來開展這種描述？當代文學的中國性和現代文學的中國性、古典文學的中國性，是不是同質的，它們之間有何聯系與區別？以上這一系列提問，或許可以表明：“中國性”不僅是變動的、生成的，更是一個問題的集合，是一種提問的方式，應該成為我們思考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動力裝置。

二是當代性辯難。如果說“現代性”是評估和定義現代文學的重要指標之一，那么是否存在一種所謂的“當代性”可以來指代當代文學的特征。這種當代性本身由哪些指標、要素構成，與現代性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特別是考慮到當代文學中仍有一大批的作家、作品實踐著現代文學或現代主義文學的藝術方案，我們怎么看待這種延續性，以及如何分辨何謂現代，何謂當代？首先，當代性作為一個時間概念，表明的不再是主體的時間體驗或客體的存在形態，而是一種物我的關系結構。事件的發生離我們過于切近，因此未能得到充分的歷史化。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性代表了一種巨大的探索和試驗，一種積極突入未知的主體介入。但問題是，這種介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備其靈活性，是否受制于某些主客觀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性是否必須包含一種倫理的向度，即除了大膽地干預現實，它必須對其研討的對象有足夠的尊重，視介入為對話，而不是掌控？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性”代表了一種向“異”的絕對敞開，一種具備反身性的對話模式。

三是文學性辯難。隨著文學研究的文化轉向，以及當代文學向多元社會形態的敞開，文化屬性一度成為觀察當代文學的重要參數。“純文學”的觀念似乎搖搖欲墜。尤其是當學者們不斷地將研究目光聚焦到電影、電視、文化產業等領域時，這種對于“文學性”的定義就變得更加可疑。當代文學的文學性應該從什么角度來加以理解和定位？鑒于“文學”概念本身有非常復雜的變遷史，我們有理由相信“文學性”也不應該是某種恒定的范疇或指標。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性”首先是一種“語文學”，是一種讓文本產生意義的藝術。它不僅具備保存傳統、傳遞信息、啟示來者等重要的維度，也是維系社會運轉、認識自我的重要工具。盡管它缺少足夠的精確性和科學性，反而帶出了它非常“前衛”的未來面向。比如，我們如何理解“文學性”和“市場化”的關系？如何從文學書寫的語境和機制中找到其新的發展向度？“市場”所引發的問題，不僅有傳統的雅俗對話問題，也有面對新媒體崛起，全新的閱讀和消費習慣所激發的“文學數字化”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性”代表了一種無分軒輊的人文關懷。

四是世界性辯難。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不僅意味著其書寫的題材、技法、定位的目標群體有了更加國際化的表現，也表明它的經典化過程必須被放置在一個更為宏大的全球視域里來觀察。因此，當代文學的世界性論辯，不單單是關于文學自身特質和形象的調整、擴容問題，更涉及如何在世界文學經典之林積極尋求有效的自我定位，發展民族性與世界性對話、探索經典和經典化的關聯、思辨翻譯在文化走出去過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世界性”的生成本身同海外的各種研究、評獎機制存在重大關聯。如何正視各類評獎和研究機制在“世界性”生成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正視中國文學的世界性不是為了尋求高下之分，而是充分的文學交流。它敦促我們必須更廣泛地關注與處理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而不僅僅局限在對中國當代文學自我風格或成就的闡釋上。在這個意義上，“世界性”代表了一種腳踏實地的跨文化實踐。

五

以上對中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操作實踐和理念主張兩個方面的差異性分析，有助于啟發我們思考如何更為有效地提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糾正一些研究偏見，提高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的效率和精度。這些啟示既有彌補背景知識不足、強化學術溝通方面的基礎性建議，也有凸顯方法導向、深入制度等深層次的建制思考。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略加闡述。

一是重視基礎背景傳播。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比較強調理論的介入作用，依靠的往往不是全面而扎實的基礎材料，而是理論的大膽預設與假定。盡管跨學科語境下，歷史學的方法和成果常常被借用到文學研究中來，但往往只是提供社會、政治、經濟的背景知識，與具體的文學場域和話語環境仍有較大的落差，不足以對具體文學文本的語境進行充分的歷史化。因此，有必要加強對文學傳播背景材料的匯編譯介，建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歷史語境。

二是譯介本土研究成果。盡管西方漢學幾經范式遷移，但總體上是在其學科體系內部完成的。海外學者固然強調中國中心觀，但不過是對對象和材料來源的強調，而不是對中國學者研究觀點的借鑒。這種對中國本土成果的忽視，從根本上不利于學術交流，且容易帶來重復建設的問題。因此，應該積極將國內學者的相關成果介紹到海外世界，使研究成果能充分交流和對話，避免中外學術交流僅僅停留在西方理論和中國材料的層面上。

三是推動成果比較研究。海內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的比較研究可以是表面的異同比較，從思路、方法、取材到立意、結論有全方位的把握；也可以是成果間的影響研究，通過觀察中外學術交流的歷史，說明海外某些具有突破性的見解其實有其國際的奧援；更可以打破一對一的對比形態，探索各國學者同一主題研究的不同表現，在這些成果之間建立對話關系，豐富對研究對象的理解，深化研究層次。

四是深入追蹤體制問題。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成果的比較研究，深入到知識生產的結構性條件和意識形態思考之中。從琳瑯滿目的成果中，辨認若干認知模式，并注意清理這些模式生成的歷史機緣和現實環境，闡述學術源流之外的知識建構力量，提升研究的整體格局，變局部的現象問題思考，為結構性的學術制度形態反思。

不難看出，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是一個集“文學生產”“文學翻譯”“文學傳播”和“文學接受”為一體的系統工程。它不僅是當代文學充滿活力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返觀當代文學自身，推動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對話與融合的重要動力。透過“中國當代文學”這個共同的研究對象，不僅使得本土、海外學人的共同體意識得以形成建立，而且也催生了一個需要同時容納兩者進行研究的新領域。這個領域，既使得文獻的共享、學科的共建、方法的互鑒成為可能，同時也鼓勵我們深入彼此的內部，勘探差異和共性得以形成的關鍵，在機制層面做出解釋。在這個意義上，尋覓中外當代文學研究的差異，無異于提出了四種可能的研究理念。

一、作為文獻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海外世界的中國當代文學傳播蔚為大觀，成果豐富，形態多樣，數量龐大，全面而深入地收集、整理海外世界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的文獻，本身就成為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重要一環，甚至是最重要的基礎。只有通過紙質文獻與口述文獻、圖書館查閱與田野調查、國內資源與國外資源、傳統平臺與網絡資源等等方式，徹底摸清中國當代文學在域外的翻譯數量、研究情況、版本問題、中介因素等等，才有可能對當代文學傳播的整體面貌作出評估，進而對未來的發展提出對策建議。作為文獻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也延續了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傳統，拓展了當代文學文獻學研究的可能性。

二、作為學科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從學科發展來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和知識體系，其歷史沿革、代表成果、立場觀點，以及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內蘊的知識形態和權力結構、所提出的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問題，以及對知識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戰和質疑，都顯示出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已經成為當代文學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知識流通之中，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必然會“帶來材料、視野、方法以及結論方面的新拓展，如何將‘域外’材料和國內批評、研究以及文學史寫作有效地結合起來，將域外材料和視野引入本土的當代文學研究，就成為當代文學學科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考察對象是域外的，但是目標卻是發現差異，反觀自身，形成對話。因此，突破單一的譯介學式的研究，而把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視為當代文學學科的新興領域，努力探討和建立起一套更為專業有效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框架，從而建構起海內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共同體。

三、作為方法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不僅要把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新方向新領域，而且要高度重視它在“方法論”層面上的意義，把它變成我們認識世界與反觀當代文學的媒介和通道。“既關心海外漢學探討了什么、闡述了什么，更要闡明其挑動了什么、質疑了什么，又釋放了什么。特別是這些成果在反饋到國內時，對國內的研究格局和書寫形態，產生了怎樣的刺激和影響，又在何種程度上推動了文學研究的跨文化對話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海外世界的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研究，無疑也是跨文化、跨學科視野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它不僅有助于把握海外的中國當代文學傳播的學術史，而且也將建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關系，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走向更具創造性和世界性的闡釋方向。

四、作為機制的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不僅具有巨大的學術價值，也具有極大的社會價值和實踐效應。借著英語世界所呈現出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傳播面貌，可以反思和正視中國文學海外傳播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換言之，“它變身為一種指導機制和測試體系”，既可以幫助我們客觀地認識與評價中國當代文學之于世界文學的地位與價值，又可以“幫助我們不斷修繕、完備本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達到文化交流的和諧有序的狀態”。換言之，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不僅為中國文學走出去傳達中國聲音、講述中國故事，提供了知識背景與歷史語境，而且也清晰闡明了海外接受中國當代文學的認知模式、期待視野和市場機制，成為反觀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獨特審美經驗、建構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化視野的有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