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主持人：

歡迎肖龍老師做客本期“云客廳”。您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的，至今將近三十年，可以說是碩果累累。可否與大家分享一下，您當初是如何喜歡上文學，又受到了哪些作家、作品的影響？

肖龍：

我喜歡文學，和我母親有直接關系。

早前我姥姥家是村里的大戶，我母親受過良好的教育，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字。我父親當時是姥爺家的羊倌。兩個年輕男女不知怎么就好上了。后來，我母親嫁給我父親。我出生后，母親每年都帶我到姥姥家住幾天。那時姥姥家已經沒落，空蕩蕩的深宅大院，只剩下幾間雜草叢生的偏廈，和幾頭瘦骨嶙峋的騾子。這些騾子見陌生人就打響鼻。夜里我睡不著覺，母親就從書櫥里找出一本散發著淡淡霉味的書給我讀。

那是一套線裝繡像本《紅樓夢》。我剛滿七周歲時，就在母親的幫助下，通讀了《紅樓夢》。《紅樓夢》就成了我第一本啟蒙書籍，也在我心中深深地埋下了文學的種子。讀初中的時候，我開始動筆寫些有趣的故事，發表在當地的報刊雜志上。大學畢業后，我到《百柳》編輯部工作。編輯部在北京設立發行站。發行站坐落在北京東郊的金臺路，當時是國內最大的圖書批發市場，這里可以遍覽國內外出版的圖書及許多世界文學名著。在閱讀各種文學書籍的同時，我系統地讀了魯迅、沈從文、老舍，及福克納、海明威、米蘭·昆德拉、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懷特、西蒙等西方現代派作家的作品。這些文學巨匠的作品讓我開闊了眼界，給我輸入了新鮮血液。特別是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和西蒙的《弗蘭德公路》《農事詩》成了我愛不釋手的枕邊書，對我日后的創作產生重要影響。

主持人：

據我所知，您的生活經歷也同樣是十分豐富的，從事過多種工作。生活往往是作家創作的土壤。可否談一談這些生活經歷給您的文學創作帶來的影響？

肖龍：

文學來自生活，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創作積累大體通過兩種方式，一是書籍，二是生活。書籍是可見的，是前輩或同道把他們的認知用文字傳遞給閱讀者，讓讀者直接獲得經驗，體察人類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而生活是無形的，它隱匿在大千世界中。柴米油鹽醬醋茶，庸常生活是瑣碎的，這些細節圍繞在我們身邊，樣樣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和道理，需要我們去發現，去捕捉，去整理。書本知識和生活經驗二者結合，提煉出的屬于自己的真知灼見儲存在大腦里，就成為我創作的寶貴資源。

文學創作除了專業知識、靈感沖動和想象力外，人生經驗和社會閱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輕飄飄的筆觸寫不出厚重的東西。后來我就辭去工作，決定下海闖蕩。我做過很多工作，如圖書推銷、文史撰稿、雜志編輯、公司經理等。這期間經歷過的許多人和事，我都記錄在筆記本里。這些都為我后來的創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主持人：

可以看出，您對于生活非常細心，對于寫作也真的是非常熱愛啊。您是《民族文學》的老作者，在本刊發表過多篇作品，小說曾獲得過《民族文學》年度獎。感謝您多年來對我們刊物的支持與熱愛。可以談談您與《民族文學》的交往嗎？

肖龍：

我創作起步比較早，前期比較順利，作品逐漸往上走。短篇小說《鍋扣》，中篇小說《大山》《永恒的獵人》等陸續在《草原》等省級刊物上發表。1993年深冬臘月，大片雪花敲打著窗欞，我的一部中篇小說殺青了。我冒雪騎自行車到五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將這篇墨跡未干的小說稿子投進郵箱里。這就是后來哈聞老師從自然來稿中篩選出來，在1994年第1期《民族文學》刊發的中篇小說《黑太陽》。小說發表后，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反響，文學批評家金大中先生撰寫評論文章。同年，又被中國外文局選入“中國文學經典”翻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當時我還是個二十出頭涉世不深的小伙子。這無疑讓我看到文學創作的曙光，堅定了我在這條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文學創作三十余年來，我有七個中篇在《民族文學》刊發。《民族文學》是我起步的基石，也是我的精神家園。我的創作能走到今天，和雜志社領導及編輯們的扶持是分不開的。特別是前任主編葉梅老師和現任主編石一寧老師，給予我很大的支持和關照。石一寧老師推薦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介紹我到魯迅文學院學習。我還參加了《民族文學》作家培訓班的學習改稿。葉梅老師每次見到我，都會詢問我創作情況，鼓勵我“堅持！堅持！”，這親切的聲音至今猶在耳旁，成為我的創作動力。

主持人：

您于本期發表的小說《失憶癥漫記》是一篇精彩且富有特點的作品。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是：該小說在視角展開上，并非單獨用一個主角的主視角展開敘述，而是采用多個角色的視角從不同角度共同講述故事，形成了一種類似于“群像劇”的效果。這并不是一種很常見的描寫方式，可否談一談您在這方面的創作匠心？

肖龍：

《失憶癥漫記》這篇小說寫作周期很長，從動筆到小說完成，幾易其稿，斷斷續續差不多用了一年時間。讓我最費腦筋的還是人物進入故事的角度問題。開始策劃的時候，用的是傳統單線寫法，但是寫了幾章寫不下去了。感覺沉悶、單一、蹩腳，像個裹腳的老太太講故事。后來采用了復式結構，這樣看上去情節曲折豐富些，但總感覺故事還不能充分展開，顯得磕磕絆絆，疙疙瘩瘩。幾次調試下來，最后選擇了多視角共同推進故事的方法。讓人物都自由活動，站立起來，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后就豁然開朗，一切問題都順理成章，迎刃而解了。筆觸激情飽滿，寫作也順暢起來。在小說中，每一個人物都是獨立的一條河流，它們從遠山而來，穿過深澗幽谷、一路向前，匯聚成浩瀚的海洋。這樣處理不但使人物多彩紛呈，故事張弛有度、跌宕起伏，還深化了主題，并且產生了獨特的藝術效果。

其實，這只是還原了生活自然狀態的一種嘗試。世界本就是由無數個單元組合而成，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都是自己的神，擁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行為方式、獨立的眼光。因為人們進入事物和觀察事物的角度不同，事物呈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這才是完整的大千世界，真實的人間煙火。

主持人：

尊重人物的獨立性，也是這部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點。在小說中，“失憶癥”像瘟疫一樣在當地傳播開來，確實是十分罕見的現象。請問這一情節構思是否來源于生活經歷，有沒有創作原型呢？

肖龍：

小說來源于生活，但不是生活的照搬。這是小說藝術的規律。《失憶癥漫記》是篇象征意味較濃的小說，我追求的是生活折射的影像，而不是生活本身。

港臺泛情劇常常有這樣的情節：當劇情被推到崖頭，無法演下去的時候，導演慣常會安排一場車禍，或一次意外，使主人公昏迷不醒。等主人公醒轉過來，突然失憶了，頭腦變得一片空白，過去的愛恨情仇都化為烏有，身邊的親人也都成了陌生面孔……這是演戲，是導演為劇情想出的救場手段。那時我就突發奇想，如果這種事真正發生在現實生活中，那該是怎樣的情景呢？在頭腦中經過多次推演后，結果讓我驚出一身冷汗。

“遺忘”和“失憶”不同。遺忘是人的生理官能反應，而失憶卻是人心理的，也就是說人的意識形態出現了問題。在小說中，我引用了現代醫學對“失憶癥”下的定義：“‘失憶癥’患者雖喪失對過去經驗的記憶，但并無生理上的癥狀，失憶現象純系由心理原因所形成。癥狀初步表現為患者對發生前后數小時內的事件失去記憶，嚴重者前事悉數忘盡。”患了“失憶癥”的人不但數典忘祖、還會迷失自我，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記憶”對于小到個體的人，大到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何等重要！只有記憶才能不忘歷史，優秀的文明才得以薪火相傳，社會才能發展，民族才能自尊、自愛、自信、自強，才能高瞻遠矚，展望未來——這也是這篇小說的意義所在。

主持人：

象征、隱喻是您在小說創作中常用的手法。從近年您發表在《民族文學》的幾個中篇看，對女性描寫用墨很多。從情節與文字中，我們能夠感覺到筆觸飽含的深情厚意。《失憶癥漫記》這篇小說成功塑造了神秘豐滿的石榴這一女性形象，能否談一談您設置這個人物的初衷，“石榴”在小說中是否也被賦予了某種象征意義？

肖龍：

沒錯，在我大部分小說中，我都濃墨重彩地塑造著女性形象。這源于我的母親，在我心中，母親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最圣潔的，是神一樣的存在。

在《失憶癥漫記》這篇小說中，石榴是浪蕩的劁豬人阿爾斯帶回到村子的女人。石榴的到來，在村莊引起不小的波動。她用智慧和勤勞，不但改變著阿爾斯的陋習，使荒棄多年、破爛不堪的家有了模樣，還給沉寂的村莊帶來了活力。她勤勞、美麗、大度、通情達理，得到村里人稱贊，女人們圍著她探討衣服的樣式、穿著打扮；男人夸獎阿爾斯有眼力。在一次村里為逝者置辦的“殯席”上，石榴鼎力相助，在廚師缺席的情況下，親自下廚，做出豐盛的飯菜，為村長救了急，更得到人們的好評，成為男人心目中理想的追求對象；在村莊女人們醋意的非議中，頂住壓力，收養棄兒；更是失憶癥在村莊蔓延之際，舍小家顧大家，為進山尋找救治疾病的草藥而迷路失蹤。

作為植物的“石榴”是民族團結的象征。小說主人公“石榴”更是傳統美德的化身。細心的讀者會在小說中讀出這樣暗示的句子，第九章“跳兔子”中，“笛子”堂叔阿爾斯帶著石榴到“笛子”家做客時，這樣寫道：“‘笛子’堂叔阿爾斯帶回的那個叫石榴的女人在外屋擇菜。石榴摘了紗巾，一身束腰綠襖白長裙（后來我才知道女人穿的是當時流行的服裝），淡施胭脂的臉被手里拿的綠葉菜映襯得像盛開的花朵。”十二章“胡啵啵”中，石榴給大家敬酒：“石榴給大家敬完酒，朝大家抱抱拳，又返回灶房做飯炒菜去了。”等等。

為使小說中女主人公神秘化，我特意模糊她的身世。讓她從石榴中來，因石榴而去，為最后女主人公化身石榴回歸，治愈村民失憶癥埋下伏筆。

主持人：

在小說開篇，您談到過寫了一篇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稿子。“人類命運共同體”一直是當下備受關注的話題，可否與大家分享一下您在這方面的心得體會？《失憶癥漫記》這篇小說，是否也與這一主題有關？

肖龍：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內涵豐富、思想深邃的理念，是凝聚世界共識的大智慧。身負“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志，心懷天下蒼生，心系黎民百姓。如今世界局勢動蕩不安，世界格局急遽變化。團結與分裂、開放與封閉、合作與對抗，在這諸多挑戰關鍵時刻，需要一種超越地域與時空的智慧，方能在變局中，高瞻遠矚，洞悉大勢。從近年來世界發生的重大事件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越來越成為了一種世界共識，不僅成為深深融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文化基因，而且也成為引領世界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由此可見，在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交匯中，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去應對各種挑戰，相互尊重、彼此借鑒、和諧共存，這個世界才能多彩紛呈、平和安定。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可以把小說中描寫的村莊看成是人類世界的縮影。用“人類命運共同體”點題，并將這種理念滲透到小說的情節中，引導著故事的最終走向。小說采用象征、隱喻、魔幻等現代手法，用孩童視角，多條線索同時推進，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營造出撲朔迷離的藝術效果，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主題——雖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為雞毛蒜皮小事，相互算計，彼此猜疑，但到了共同命運相關的時刻，只有團結一致，共克時艱，才是人類走向未來的唯一途徑。

主持人：

尊重獨立性，同時又書寫團結一致、共克時艱，形成共同體。在多元化愈發盛行的當下，這可謂是大家都希望能達成的一種理想狀態，也體現在了您的作品之中。您這些年的文學創作有階段性變化嗎？比如題材、主題方面的變化。

肖龍：

我的創作到現在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縱觀我這些年刊發在《民族文學》的作品，便可以看出清晰脈絡。第一，感性創作階段：也就是我初始寫作時期，我把它叫作“后獵人時代”，那時候寫的多是以獵人為主的故事，其間也有故鄉人物命運故事。素材多來自長輩的講述或是家鄉人的道聽途說。比如20世紀末刊發的《黑太陽》《山林之秋》等。第二，經驗創作階段：我把它叫作“后城市時代”，這階段寫的小說多是以在城市闖蕩時的經歷、鄉愁，或是青春無忌時的離愁別緒為主，如《蟻群》《偶然事件》《牛糞》等。第三，理性創作階段：也就是近時期的創作階段，創作多以資本侵襲下對人的價值觀的重新確認，和變革時期人的生存狀態為主題，如《英雄》《榆樹》《舞蹈》《青煙》等。

主持人：

那么，您今后的創作方向是什么，您將從哪些題材入手書寫故事？

肖龍：

今后我會把更多的筆墨深入到我的故鄉。那片生我、養我的熱土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革。我將在不斷的回望中冷靜思考，挖掘出能感動人類靈魂的東西。

主持人：

從這次訪談中，我能深深感受到您對生活的思考以及對文學的熱愛，相信您一定能寫出更多優秀作品。感謝肖龍老師接受我的采訪，與我們分享感悟。祝您在今后的文學創作中收獲滿滿，再創佳績！

肖龍：

感謝《民族文學》！謝謝！

對談者簡介：

肖龍，蒙古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生于內蒙古喀喇沁旗，現居赤峰市。20世紀末開始文學創作，在國內各大報刊發表文學作品二百余萬字。曾獲百柳文學獎、《民族文學》年度獎、內蒙古 “敖德斯爾”文學創作獎、內蒙古 “索龍嘎”獎等，部分作品入選《中國民族精品小說選》《內蒙古新世紀詩選》等選本。

郭金達，男，蒙古族。《民族文學》編輯，北京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十八屆高研班學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