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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共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前提下的當代文學理論建設應筑基于多民族文學之上，形成對多民族文學的闡釋能力。為消除中國當代文論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隔膜狀態，應進一步重視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清它與中國當代文論的基本關系：（1）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是當代文論建設的重要資源，這是文學理論的生成邏輯和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現實狀態決定的；（2）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要在完善中國文學觀念、構建當代文學理論中不斷優化、提升自身理論品位；（3）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當代文論的交往融會是新時代文學理論發展的重要途徑，在此過程中,一方面要重視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主導作用，一方面要發揮好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積極影響，以進一步豐富完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學理論，促進多民族文學不斷發展。

關鍵詞：中國當代文論；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基本關系；理論構建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前提下思考中國當代文論建設與發展問題, 必須把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基本觀點、方法融會在探究過程中，充分注意到中國文學的實際狀態，特別是它的多民族文學特質，使文論體現出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對中國文學整體發展產生更具針對性的闡釋與引導作用。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學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學，與此相應，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應該是建基于多民族文學之上，同時對多民族文學具有闡釋能力的文學理論。由于歷史原因，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后才得到真正重視，逐步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重要部分；盡管這尚未達到理想的完滿狀態，但大勢所趨，共識已成，成果漸多。與文學實踐這種情形不同的是，在理論領域，少數民族文學并未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重要資源，文學理論話語也并未涵蓋少數民族文學，更未形成切合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規律和創作特點的基本范疇、理論邏輯與話語方式。可以說，直至今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間仍然是隔膜的，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當然，并不是說我們缺少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此相反，今天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日漸豐富，它涵蓋了所有族別文學，涉及了創作的多個環節。在觀念上，它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要求，也及時地汲取了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許多新成分，展示出闡釋的敏銳性和實效性，在中國當代（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研究格局中呈現出活躍的態勢。但事實的另一種情形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成果很少進入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視野，兩個本應緊密相連的領域在許多層面上往往分而治之，各行其是。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文學理論建設難以形成真正的中國文學特質，因為它或多或少忽視了少數民族具有差異的文學實踐和相應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由于缺少更為有效的理論支撐而難以獲得更深入的邏輯力量和更充沛的闡釋活性，某些研究要么套用既成的精英化主流化文論視角與話語，要么借用當下西方文論中某些新的概念術語和分析方式，其結果是大大耗散了研究的價值。基于此,我認為在深入思考中國文學觀念和狀態的時候，應進一步清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文學理論建設的基本關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更加開闊的視野中促進中國新時代多民族文學研究乃至整個多民族文學發展，也才能進一步豐富完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學理論形態。

一、當代文論建設的重要資源

文學理論產生于文學實踐,從發展角度看,更離不開實踐這個前提，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學土壤,從中汲取新養分，解決新問題,文學理論才能保持健康的生長活力,形成有效的理論邏輯和話語力量。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聯系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紐帶是文學現場的具體研究活動，它主要包括個體化的文學批評和相關專項研究等。文學研究總是在既有理論觀念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下探尋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的思想價值與藝術價值，釋放出理論的闡釋力量，同時又在現象中凝練出新的理論因素,使理論領域得到不斷豐富。這是理論由來已久的一種生長方式，也可以說正是這個過程才使理論演進獲得重要動力。誠如沃爾夫岡·伊瑟爾所說：“藝術作品為‘精神’注定要前進的方向給出了感官表達。美學變成了對表現的研究，將藝術看作是真理顯現的媒介。”當然，在這種狀態中,“與其說它關注的是藝術作品本身，不如說是作品之外的某樣東西，藝術只是對這種東西起到指示作用。”伊瑟爾在這里談論的是“怎樣做理論”的一種基本思維，“某樣東西”即指理論因素，它在與藝術作品的交互作用中展示了闡釋功能和自我豐富與完善功能。循此思路，具體到少數民族文學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基本關系之上，我們可以看到，正是理論生成的這種邏輯決定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在文學理論建設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為它在這里展示了雙重實踐意義，即相對于少數民族文學而言它整合了實踐，相對于當代文學理論而言它轉化為一種實踐，這正如盧卡契所說：“實踐與當前的過程的結合改變著自身的內容、形式、價值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實踐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個對當前的沖突加以意識并把這種沖突進行到底的工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正是這樣，它不僅是當代文學理論與中國多民族文學聯系的一個重要紐帶，也是它的一種重要資源。

在現實意義上，這是正在逐步明朗的中華文學觀念決定的。中國文學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學，離開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的完整性和文學理論建設的合理性是不可設想的。今天，人們對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預期是多樣的，但在核心問題上認識也有很明顯的一致性，即努力追求中國社會主義文論新體系。因此“對中國文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研究，讓它重獲生命力，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文論新體系的重要內容，是中國當代文論發展的主要目標；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新境界，努力使其在與中國社會實踐、文藝實踐緊密結合中實現民族化、時代化、大眾化和具體化，加強其對文藝領域一切工作的指導能力與指導意義，是我國文論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汲取西方文論的最新成果，根據我國文藝實踐與理論的現實需要，交往互鑒，有取有舍，使西方文論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文論的有益補充，是我國文論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徑。”可以肯定,要實現中國文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研究，必須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前提下處理好多重關系，其中之一就是要結合中國實際，充分注意到中國文學的民族化特質。這種特質當然與多民族文學創作的歷史過程相連，但更重要的是與多民族文學創作的當下狀態相連，因為這是最具活性的成分。今天，這種活性成分作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已經展示出巨大的研究價值，促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重要資源，并非僅僅只是邏輯推演的必然，它的現實存在才更為重要。

根據什么說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是一個具有積極成果和鮮明特色的豐富存在，并潛藏著值得重視的文學理論構建資源因素呢？從宏觀角度看，可從以下幾個方面理解。

（一）族別文學研究齊全

姑且不論由來已久的關于少數民族源遠流長的民間文學、口頭文學研究，僅就作家書面文學研究而言，今天每一個民族的作家文學都進入到研究視野之中，得到了不同層次的研究。像壯族、彝族、回族、蒙古族、藏族、哈尼族、白族等民族，其文學創作成果豐碩，文學及其相關現象研究豐富多彩，這是不爭的事實；而塔塔爾族、珞巴族、赫哲族、獨龍族、鄂倫春族、門巴族、裕固族、德昂族等民族，人口總數少，作家作品不多，但文學創作情況也同樣進入到理論關注之中，如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多人的塔塔爾族，早在1983年格拉吉丁·烏斯滿就寫出《新疆塔塔爾族文學概況》，由新疆社會科學院刊印面世；只有六千余人的獨龍族，里介筇保·阿圖在《剛剛起步的獨龍族文學》中就分析了阿柏、李新明、李明元、迪新榮等獨龍族文學作者在新時期創作的具有濃郁邊地特色和強烈民族意識的文學作品。迄今關于少數民族文學的研究已經形成浩大狀態，有了可貴的成果。族別文學研究的豐富性正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成就的重要體現之一。

（二）文學要素研究充分

目前，除少數民族文學觀念、時代社會效應、文學史構成等民族文學發展整體研究外，少數民族作家作品及各種相關文學現象研究已經豐富多樣，它涵蓋了題材、主題、形象、體裁、結構、語言及創作過程所有微觀因素，還涉及了創作方法、藝術風格等宏觀層面。這些研究往往歸結于少數民族文學的思想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效應分析判斷，其中的精粹之論，可以為中國文論的豐富完善提供許多特色鮮明的民族文學原創因素。

（三）觀念演進研究深入

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已有70年歷史，其時代特征和民族意蘊不斷增強，原因正在于研究的理論觀念隨時代不斷演進而提升。整體看，近70年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總體觀念實際上是基于三大背景之上形成的，一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唯物辯證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會主義政體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制度；三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現代國族觀念以及各民族共同發展的政策導向。這是十分恰切的總結。但在具體歷史時段研究觀念又有不同體現，譬如，20世紀90年代以前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研究都體現出明顯的現代性傾向，創作主體和研究主體都以融入統一的民族國家整體為思想與藝術價值圭臬，并沒有真正意義的身份意識和認同問題等帶來的復雜情況。90年代以后，受西方后現代思潮的影響，首先是少數民族文學范疇意識發生深刻變化，中國文學是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學這種意識增強，少數民族作家身份意識在理論視野中越來越突出，文化交融與價值選擇變得十分復雜，其結果是加大了民族文學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觀念的變化，導致少數民族文學的內涵也有了新的理解和變化，其中利弊雜陳，意義多樣。總的說來理論觀念的演進及其相關研究的開展具有積極意義，它可以為我們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化前提下構建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當代文學理論形態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和具體材料。

二、朝向理論形態的優化提升

今天，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雖已蔚為大觀，有許多可以稱道的成果，但要在完善中國文學觀念、構建當代文學理論中發揮更大作用，有賴于自身優化和理論品位進一步提升。文學評論與文學現象的具體研究只有既保持鮮活的即時性、在場感又沉潛于規律與邏輯，才能使研究對象和自身理論話語具備更大價值。在這方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可以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很大。

正如黑格爾所說：“本質的觀點一般地講來就是反思的觀點”，規律與邏輯的沉潛有賴于對研究狀態的反思。實際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伴隨著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工作的展開，對研究存在問題的反思就已開始，特別是新時期，反思的層面增多，針對性增強。1983年《民族文學研究》創刊號號召“開創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新局面”，隨即有學者針對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研究的薄弱表達了有價值的思考。新世紀之交，就此進行審視、反思的學者更多，譬如，曹順慶發現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有“三重話語霸權”；李曉峰意識到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缺失”；劉大先從“文學共和”角度致力反思與重建，就研究方法、立場和理論命題進行思考，并論及民族文學學科建設；李曉峰與劉大先合著《多民族文學史觀與中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倡導改變和推進研究內容與反思方式；姚新勇認為當代民族文學批評和研究的不足，具體體現為“三大癥候”：一是少數民族文學批評宏觀研究的系統性、理論性欠缺；二是少數民族文學批評的微觀性考察空泛；三是有關少數民族文學重要理論問題的思考存在著被動性、重復性和隨意性；羅慶春則認為民族文學批評的重大變革和轉向正在發生……這些思考說明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意識到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重要發展，就是要進一步增強理論性，要在發現總結規律與邏輯、形成強大的理論品質和理論闡釋力量等方面下功夫，最終在構建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道路上取得新成果。

上述研究者發現并提出的問題是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論化的一個良好開端，但要解決這些問題，抵達理論構建的目標則還需要艱難的努力，其中理論的提升力量是至關重要的。有學者認為：“宏觀地看，面對當今歷史語境、現實思潮和創作實際，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批評總體上表現得比較窘迫、被動，主體性回應和建構性理論基點都十分貧弱。”這個總體性不足，正是理論建設的難題所在，需要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念指導下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

那么，為什么我們需要一個“理論形態”來提升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價值？為什么“研究”本身的豐富性不能成就研究工作的完整意義而要由理論構建來達成？為什么少數民族文學理論構建必須在與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的交往融合中才能得以實現？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不斷發展的今天，這些問題內含著“理論自覺”性質，應該得到進一步重視，這是理論發展規律決定的。馬克思說：“正如從簡單范疇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群一樣，從群的辯證運動中產生出系列，從系列的辯證運動中又產生出整個體系”，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應該按這種方式實現朝向理論的自我提升，否則它只在現象中徘徊，很有可能會被現象淹沒。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只有實現了“理論自覺”，獲得理論品質，才能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從而在中華當代文化整體中展示出更大價值；與此相應，中國當代文學也才能在實踐和理論上獲得進一步充實，成為更加豐富多彩的中華多民族文學。

在此意義上回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狀態中情況就十分清楚。我們所說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習慣上是指對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的具體研究，它體現出明顯的文學批評（或文學評論）特征。少數民族文學史料乃至文學史的梳理編撰也帶著這種具體化的研究特點。一般情況下，這種具體化的研究當然具有支配性的觀點，有時這些觀點還很獨到很深刻。事實上正是依據這些觀點，才形成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與現象多種多樣的分析闡釋。但在這里，觀念總是與想象相隨，想象又與感覺相隨，文學評價因此無法離開體會、品味、領悟和鑒賞，批評家的個體藝術修養與個人嗜好扮演著這幕內心演出的主角。在這種狀態中，就研究主體心理而言，關于文學作品的理解可以達到絕對“自明”的境界，卻與其他人保持著間隔與差異。這樣的理解方式將理解者與作品緊緊捆綁在一起，并迫使他的闡述在總體上采用與作品相一致的藝術化方式，帶著想象和領悟特點，形成個性化的語言表達。這是筆者在《文學理論的實踐視域》中對文學批評方式及特點所作的概括。從某種角度不能否認，這是簡潔而有效的文學研究方式，被許多研究者不斷運用。問題是這種個性化的、與他者保持著間隔和差異的方式，因為缺少普遍性規約，在展示具體研究豐富性的同時必將帶來蕪雜與零散的負面效應。因此，有力度的批評總是要向理論索求支持，并努力使自己升華為理論，或帶上理論色彩，以增加研究價值。

但是，理論不會憑空而生，它有賴于時代的思想資源和思想環境。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領域，還有賴于研究主體的角色意識和對研究對象的思考、處置方式，也就是所謂“主體性回應”。它要求研究主體不滿足于“個人自明”的富有特色的解釋，而必須通過超越批評的方式向理論的普遍規律索求闡釋價值與話語品位。這兩種做法的差別在哪里？“要稱得上是一種理論，它必須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這還不夠，它還應該包含一定的錯綜性。”喬納森·卡勒在談論理論的基本特質時特別強調了這種“錯綜性”，認為這是使理論超越一望即知的推測形成自身張力的重要因素，有了這種“錯綜性”，“被稱為理論的作品的影響超出它們自己原來的領域”，因此“要證實它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具體研究方式如果達到這種狀態，意味著它實際上已經獲得了理論生命。因此可以說“錯綜性”不僅是理論構建的結果也是構建的一種基本方式。用通俗的話表達，“錯綜性”就是要求在豐富的現象之中凝練出規律性因素，首先獲得邏輯起點，進而形成整體邏輯自洽，以此奠定話語體系的理論合法性，最終具備理論的普適原則。在這種狀態中，思想和作品融為一體，達到了自為的存在狀態。在當代文論發展中，這種狀態被稱為一種“新的類型”。喬納森·卡勒引用理查德·羅蒂的話說：“從歌德、麥考利、卡萊爾和愛默生的時代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著作，這些著作既不是評價文學作品的相對短長，也不是思想史，不是倫理哲學，也不是關于社會的預言，而是所有這些融為一體，形成一種新的類型。”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說得更明確：“一代人以前，依然有職業哲學家的專門話語以及與之相應的完全不同的其他學科的話語，譬如政治科學、社會學、文學批評等。可是今天，我們有了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就叫做‘理論’的寫作，它同時涵蓋了這一切學科。”今天，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應該努力構建的正是這種新的理論類型。

用什么力量使研究涵蓋“一切學科”，獲得“錯綜性”，進而成為一種“新的類型”呢？從根本上看，回答只能是理性思維的概括方式或抽象功能。它拋棄個別追尋一般，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在文學現象深處搜尋本質與規律，避免過分沉浸于現象而讓就事論事的研究掩蓋了觀念和方法。也就是說，要用觀念和方法引導具體研究，去偽存真，在規律層面上形成更明晰的目標，產生更大的話語力量和言說自信。在這里，區分理論與批評的不同就變得很重要。我們不應該僅僅常識性地注意到文學理論與文學評論的差距，而是要在思維方法上深入理解文學理論的基本特性，正如西摩·查特曼所強調的：“文學理論是對文學的本質的研究。它不會為了自身而關注對任何特定的文學作品進行評價或描述。文學理論不是文學評論，而是對批評之‘規定’的研究，是對文學對象和各部分之本質的研究。”可見，將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混為一談實際上是取消了文學理論的功能價值，結果是仍然停留于無理論狀態。相反，肯定和突出文學理論的“決定性作用”可以給文學評論帶來積極的意義，它給予批評以工具和武器并優化提升了批評，同時又在這種批評中獲益，使批評成為理論自身完善的先鋒，為理論不斷提供新的養分。尤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具有重大文化意義——如果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能夠理解和調動理論即能使自己的實踐理論化，也就是在當代文化政治中為自己獲得了公民權。”在這種狀態中，理論的價值實際上也就超越了理論本身。換句話說，你不僅研究了“少數民族文學”，同時還使它在文化整體中成為不可忽視也難以忽視的存在，具有了“文化權利”，研究對象和研究本身的價值當然就會隨之得到巨大的提升與強化。

三、交往融會的理論發展途徑

進一步提升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理論品位，不斷推進中國當代文論建設，這是關系到新世紀中國文學和文化發展的重大課題，其內涵繁復，涉及寬廣。如果僅就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當代文論建設的關系而論，我認為，進一步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當代文論的交往融會，這是理論發展的必要和有效途徑。其中有兩個側重應予注意。

（一）重視當代文論的主導作用

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其理論發展（包括理論品位的逐步提升、理論形態的逐步形成等）不能離開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基本觀念和主導方向。這是中國文學整體狀態決定的。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只有上升到中國文學整體理論高度，不斷汲取中國當代文論的積極因素，才可能形成更為開闊的視野，獲得更大價值。

今天，世界文學理論多元多樣，中國文論也豐富復雜，但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主導下的理論建構是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主要力量，也可以說是主導力量，特別是新時代文學理論建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的理論觀念、方法，給予我們的不僅僅是文論建設的思路，更是文論建設的基點。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主流文論學習、借鑒西方和俄蘇文論，逐步建構了文學基本理論的框架體系，圍繞文學本質、文學創作、文學作品和文學接受等，形成了研究的基本范疇和邏輯理路。雖然不同理論家在具體觀念和研究方法上理解不同，差異很大，但并不影響這些基本范疇和邏輯理路作為理論結構的基本要素在文論構成與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每一種理論實際上都有著自己的內在規定性和建構方式，這是理論的“元語言”，文學理論當然要“致力于創造一種元語言，借此可以系統地探討文學問題，如果取消了概念和概括，如果沒有元語言的術語，對文學的組成因素和文學史的研究便不可能科學化。”可見，在這個方法層面，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理論必須首先滿足“文學理論”和“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種概念”要求，才有可能作為一種理論形成自身特點。理論總是要以這種強制方式促使現象顯示本質，促使個別走向一般，然后在普遍性上形成“理論自洽”狀態。在此層面反觀現象，方可達到視點更寬、層次更深的澄澈。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理論化過程，應當適應文學理論的構建規律，完成經由抽象概括達成的“錯綜性”，而不是被浩繁的現象淹沒。只有這樣，無論是繼續致力于批評化的具體研究活動，還是開啟少數民族文學理論的體系化書寫，才會形成新的視野和新的思路。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應該著重解決這六個基本問題及其相關指涉，形成理論取向與表達，以便為當代文論建設提供更多的民族文學新的理論因素。一是文學本體問題，即要探討“文學是什么”，這是文學理論作為理論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它涉及到文學的哲學意義和思想基點。二是文學的表現對象問題，即要弄清“文學寫什么”，文學與生活的基本關系要在這個范圍里得到闡明。三是文學創作主體問題，即要追問“文學怎樣寫”，要解密文學的創造性并展示出可以依循的創作規律。四是文學的文本問題，即要描繪“文學什么樣”，以語言符號為體現方式的文學“象”“意”體系必須在此得到清晰闡釋。五是文學的價值問題，即要探討“文學有何用”，這是從歷史文化層面對文學價值的再審視，它讓文學理論再次回到廣闊的外部世界。六是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問題，即將文學理論本身作為對象進行反思與探討，以此了解文學理論的科學屬性，促成深層的文學理論自覺。在文學基本理論的構建中，這六個問題構成了它自身相對的自足性、獨立性和有機性，“這是它作為一門學科的最大立足點”。離開了這個“立足點”，理論主干殘缺，理論之樹不能健康生長，理論話語就會蒼白散亂。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理論化過程繞不開這個框架中的上述基本問題，甚至可以說，這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融入中國當代文論的重要路徑。

在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中，這種理論構建工作實際上已經有了可貴的嘗試。比如，“20世紀90年代，梁庭望開始對少數民族文學理論進行深化探索，建構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首先是在研究生中開設《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講座，逐步積累研究成果。”1988年由梁庭望、張公瑾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概論》作為研究生教材面世，這“是迄今唯一一部從理論上論述少數民族文學的理論著作”，它在少數民族文學定義的基礎上，由“少數民族文學的起源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分類”“少數民族文學縱橫論”“少數民族文學與周邊國家文學的關系”“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方法論”“少數民族文學與當代社會”六章構成。在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論化過程中，這是一個重要成果，迄今這樣富有理論意識的少數民族文學理論著作并不多見。理論空檔引發了進一步思考，2007年劉大先從少數民族文學學科角度強調，需要進一步明確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領域、范疇、對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習焉不察的錯覺和由來已久漸成僵化的析解。還有學者認為應改變少數民族文藝理論與漢民族文藝理論之間的二元對立，少數民族文論研究要走出過去大而化之的空泛比較，走出為自己“正名”的初步階段，在時代精神關照下賦予新的闡釋。這些積極思考，是不斷推進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理論進程的重要力量，體現出對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主導作用的重視與認同。

（二）發揮民族文學研究的積極影響

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建設需要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提供更有價值的成分，以彌補、完善存在問題，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最終形成文學理論的中國特質。從主流文論角度看，雖然經歷了一個多世紀探索前行，但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高度完善封閉自足的中國當代文學理論體系，理論的生命總是在不斷發展中體現并壯大的。目前，中國當代文論在豐富多彩的文學現象面前，特別是在多民族多區域豐富多彩的文學狀態面前，理論觀念與研究方法其實都有許多開拓空間。因此，強調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中國當代文論的交往融會，首先意味著一種希冀，即當代文論建設必須重視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積極成分和影響，更多尊重、學習、借鑒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使理論自身獲得更大的生長動力。

在促進中國當代文論發展方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很多，無論是在文學本體與形態、創作與接受，還是在文學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等方面，其影響都是明顯而有力的。

譬如，關于文學本體和文學觀念，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就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視域和理解思路。不斷發展的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研究帶來的一個重大的文化影響力就是不斷擴大和增強了中國文學觀念的內涵。今天，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文學不僅僅是以漢族文學為主的精英文學，而應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多樣化文學，這樣的觀念已經逐漸得到認同。如果說當代文論不能再沿用過去的思路方法來理解“中國文學”的含義及其本質，那么如何調整角度深化認識，形成新的觀念和理解思路，這正是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研究工作提出的挑戰。在文學本體世界中，要概括、體現中國多民族文學的獨特性質和精神風貌，有效識讀與漢族文學不同的、多種多樣的少數民族文學是一個基本前提，也是擺在當代文論面前的一個難題。要解決這個難題，只能充分借鑒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成果。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多民族國家文學整體觀念的確立，將改變人們對整個中國文學的認識，包括它的歷史和現狀。回首過去，文學史書寫過程顯露了理論的乏力，迄今尚沒有一部充分融會多民族文學在內的文學史，“西方話語霸權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和研究，因為超過一半的文學史都建立在西方話語體系上。”審視當下，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很大程度仍然保持著精英視野和西化的價值標準，少數民族作家陣營雖不斷壯大，作品不斷增多，但仍然難以得到充分重視，仍然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不入流的邊緣寫作。這與尊重多樣文化、倡導多元共生的時代要求相距甚遠。因此，主動汲取多民族文學研究成果，更新文學理論觀念方法，實為當代文論建設的迫切使命。

再如，在文學形態方面，少數民族文學的語言狀態及其研究成果，可以為當代文論建設提供更豐富的內容。語言是決定文學存在的唯一的因素，被稱為“文學的第一要素”，只有語言才構成了文學的獨特魅力。民族文學帶來的是豐富多彩的民族語言，文學語言的深處是話語權問題，文學語言研究的價值往往會超過語言本身而具有深厚的文化意義。主要體現在無論從何種角度看，文學語言及其帶來的多樣豐富的話語方式都是文學乃至整個文化的幸事。中國當代文論在文學話語研究方面其廣度和深度都有欠缺，勢必影響對文學話語的充分闡釋，也難以為拓展文學話語的表達力度及多樣性豐富性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這在文學創作反抗西方話語霸權方面尤為突出。有人認為，這甚至導致“現當代文學處于西方話語霸權的壓迫之下，在反映本民族生存經驗的過程中表現得不夠出色，出現現當代文學的失語現象。”在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發展境況中，問題還有延伸的負面效應。因此，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總是徘徊在語言困境中，總是會在使用民族母語寫作還是漢語寫作中不斷糾結困惑。可見，文學語言問題中積淀著眾多文化因素，怎樣找到正確的處理方式，解決好多民族文學語言和話語問題，這是當代文論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及其研究中或可找到解決途徑和方法。

總之，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也存在理論拓展不足問題。除了爭取“必要的社會條件支持和其他學科的理論支援”之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前提下，強化文化尊重，積極與中國當代文論進一步交往互鑒、融會貫通，并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與理論品質的文論話語才更加重要。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文學的進一步壯大，必將是各民族文學共同繁盛的結果。這正是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與中國當代文論基本關系的起點與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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