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羅偉章的《誰在敲門》是一部在藝術形式設計方面多有用心的優秀長篇小說。通過對文本先后兩次的認真閱讀，我認為，借助于藝術形式方面的這些努力，羅偉章所首先試圖展示出的，就是一幅當下時代鄉村世界的浮世繪。一般意義上的長篇小說，差不多總會有幾個可以被看作中心人物的人物形象存在，但《誰在敲門》的情況卻并非如此。粗略計來，在這部長達63萬字的長篇小說中，先后登場的那些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160人左右。在其中，又有多達三四十位人物，能夠給讀者留下相對深刻的印象。但如果想進一步從中確定到底哪一位或者哪幾位算得上是小說的中心人物，卻又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即使是如大姐夫李光文這般重要的人物，也很難說就是作品的中心人物。由此即不難得出結論，羅偉章在《誰在敲門》中所實際采用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敘述策略。所謂“去中心化”，就意味著作家采取了散點透視的藝術聚焦方式，來面對回龍鎮的那些普通鄉民們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種藝術聚焦方式的背后，很可能潛藏著作家某種帶有一點“齊物論”色彩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所謂“齊物”，當然是從古老的莊子那里借鑒而來的一種說法，它很顯然意味著，在羅偉章這里，現實生活中那些地位身份不同的人們全都是不分高下，應該等量齊觀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去中心化”敘述策略的采用，才使得《誰在敲門》成為一部沒有主人公的長篇小說。在文本中陸續登場的那些人物，可以說都是小說的主人公，也可以說都不是小說的主人公。換句話說，每一個人物，都因此而獲得了現代意義上一種充分的主體性。而伴隨著小說人物主體性的普遍獲得，《誰在敲門》自然也就成了一部具有人物群像式展覽結構的長篇小說。我們之所以把《誰在敲門》判斷為一部當下時代鄉村世界的日常生活浮世繪，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謂“浮世繪”，按照《辭海》中的解釋，乃指“日本德川時代（1603-1867）興起的一種民間繪畫。浮世是現世的意思，故其描繪題材大都是民間風俗、優俳、武士、游女、風景等，具有鮮明民族風格。……浮世繪一般以色彩明艷、線條簡練為特色，因多數反映當時的民間生活，曾得到廣泛的流傳和發展，至十八世紀末期逐漸衰落。”這里，我們意在借用這一繪畫術語來指明羅偉章《誰在敲門》的基本思想和藝術風格。

既然是當下時代鄉村世界的浮世繪，那自然也就會有普通鄉民生存境況的真實呈現。比如父親許成祥，因為母親代珍的早逝，一個人拉扯七個子女長大。那一年，大哥春山19歲，二哥春樹17歲，大姐春紅12歲，二姐春花8歲，“我”也即三子春明5歲，幼子春晌2歲，最小的幼女春英還不滿3個月。在生存條件格外艱難的川東鄉村，一個單身男人，要想把這七個子女全都拉扯大，讓他們都成人成家，其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正因為生存艱難，所以，父親才被迫把幼女春英送給了別人家。但即使如此，許成祥肩上的擔子也談不上會有減輕多少。不曾想，等到他的七個子女都已長大成人，且成家立業之后，業已步入晚境的許成祥自己的養老反而成了一個問題。依照鄉村的社會倫理，既然父親育有四個兒子，那養老的問題就應該由四位兄弟來承擔。因此，他的三個女兒，尤其是家庭條件相對優越的大姐春紅，雖然也可以想方設法以貼補的方式各盡孝心，但卻不可能越俎代庖地替代四位兄弟。由于三子春明也即敘述者“我”，人在省城工作，家在省城，但父親卻在大城市里怎么也待不慣，所以，他先是跟著幼子春晌一起生活，沒想到的是，明明知道父親牙口不好，吃不了硬東西，弟媳卻總是故意煮鍋巴飯給他吃。這種情形被大姐無意間發現后，就硬是把父親拉到大哥家，讓他和大哥他們一起生活。但僅僅只過了一個月時間，父親就強烈要求還是要跟春晌一起住。大姐只好又把父親拉進了二哥家，沒想到，這一次，他只住了十天，就自作主張地一個人拖著拐杖跑到了春晌家。盡管敘述者沒有交代具體原因，但父親在大哥和二哥家無論如何都待不住，大約總是感到不舒服的緣故。問題是，跑回春晌家后，沒過多久，就又因為弟媳背著父親，獨自溜空兒在家炒肉吃而發生沖突，父親竟然提出要一個人去后山住巖洞。在“我”聞訊趕回去之后，經過一番協商，父親最終還是堅決表示，巖洞可以不去住，但卻一定要一個人單住。“誰知睡個瞌睡起來，我拎著包準備下山，父親卻又反悔，拉住我流眼淚，說他還是跟春晌。”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父親到最后還是選擇了和兒子一起住。問題的關鍵是，既然弟媳對父親并不好，父親卻為什么還是要堅執于此呢？原來，“他是擔心弟媳跑了，不要兄弟了”。因為此前發生沖突時，弟媳曾經說過想要離婚，所以，“離這個詞，像一把大鍘刀，沒把兄弟嚇倒，卻一直懸在父親頭上”。這樣一來，作家的筆鋒便由養老問題巧妙地轉向了對父親心理狀態的一種精神分析式挖掘。或許與春晌乃是父親最小的兒子有關，只要有一點可能，父親都會想方設法地盡一切可能去庇護他。正因為如此，村里人才會戲謔地說：“許成祥想照顧春晌一輩子，如果春晌活八十歲，許成祥要活一百三十歲才能丟手。”也因此，即使在弟媳那里受虐，父親也仍然要堅持跟著兒子一起過，其背后所深刻揭示的，就是他內心深處一種牽掛春晌的精神情結。與此緊密相關的，還有兩個細節。一個是，只要他和春晌住在一起，“我”每年給出的三千元，就可以貌似“合乎情理”地轉給到春晌手里。再一個是，在他80多歲的生日宴上，父親曾經一再強調，自己一定要爭取活到一百歲。因為按照縣里的規定，每位百歲老人都會獎勵一臺彩電，父親想給春晌掙回一臺彩電來。

比如，鄉村的普遍空心化。只要是身體條件允許的青壯年，都背井離鄉地去外地打工。先是“我們”家：“比如今年，大嫂跟她女兒在浙江，二姐一家在湖北，幺妹兩口兒在廣東，小字輩更是星散各地，別的小字輩倒還有個實在的去處，大哥的兒子四喜，誰也不知在何方落腳，他五分鐘前給這個打電話，說在北京，五分鐘后給那個打電話，就可能說在海南。”一個家族的人，大半都跑到外地去打工，肯定是因為在本地生活艱難，掙不下錢的緣故。正因為大家都一窩蜂地出去打工，所以，等到在燕兒坡為父親辦喪事的時候，要想找到能夠干體力活的青壯年，竟然也都成了一個問題。折騰來折騰去，能夠抬棺的壯勞力，也只是“特務”、許興、狗屁、石頭他們四位。以至于即使是“打井”（川東方言，意為挖墓）這樣的男人活，也只能讓如侯大娘這樣年邁的婦人們去干了。鄉村的空心化達到了何種程度，可想而知。但問題卻并沒有到此結束。關鍵在于，即使到了后來，打工已帶不來什么效益，“外面的廠子即使沒拆，沒垮，也只敢偷偷摸摸上夜工，做一夜躲幾天，無非掙個飯錢”，這些外出打工者卻也不回鄉。“老人倒麻稈似的死去，又不見年輕人回來安居樂業，即使外面的廠子垮了，不得已回到老家，也是打個響片，養兩天神，便又飄回城里；他們在城市里游蕩，聽此起彼伏的車聲，吹橫七豎八的風，一身的體力，不知去哪里出賣，便在風里耗散，或在風里變得凌厲。”在這里，很顯然還存在著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明落差問題。一個殘酷現實是，城市文明較之于鄉村文明總是要更高一個等級，想讓這些在打工的過程中已經充分感受到了城市文明氣息的打工者，舍棄城市重返鄉村，其實是難之又難的一件事。

再比如，精準扶貧中的某種滑稽亂象。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燕兒坡擔任第一書記的，來自省檔案局的華運翔。“燕兒坡第一書記華運翔，自己的家境并不好，老婆在省城擺地攤，晚上才敢擺出來，兒子剛上初中，正是用錢的時候，可一聽貧困戶哭窮，他就摸荷包。”想不到的是，他后來的一種莫名窘境，正是摸荷包給摸出來的。那一次，因為聽到一個名叫馬翠的婦人哭窮，華運翔心有不忍，馬上從荷包里摸出三百塊錢遞過去。這一遞，可就捅了個馬蜂窩：“剛遞出去，面前就是一堆手。他就一戶一百地給。那天，他身上揣了七百塊，都是百元券，給了馬翠三百，只能再給四戶。可在場的不下十戶。給完了，他兩手攤開，說沒有了。沒拿到錢的，先是失望，繼而懷疑，隨之變得兇狠。他清晰地看到了那眼神的變化，便把口袋翻過來，說真沒有了。可面前的手不僅沒收回去，還伸得更直。”就這樣，一場根本就料想不到鬧劇上演了：“‘不給錢，莫想走人！’他們喊著說。/華運翔打了個寒戰，別開眾人就走。/沒走幾步就被擒獲。/畢竟是軍人出身，脖頸和膀子一甩，再走。但已不是走，是跑。/卻又摔倒在地。是有人向前一撲，扯住了他的褲腿。/當他掙扎著向前跑，褲子就像被剝皮那樣剝掉了。/他是穿著內褲逃回村委會的。”這種場景的出現，著實讓人情何以堪。華運翔的本意是竭盡所能地幫助困難的鄉親，沒想到的是，被幫助的鄉親們卻不僅不承他的好意，反而變本加厲地把他最后剝得只剩下了一條內褲。出現于羅偉章筆下的這個場景，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魯迅先生當年對于所謂看客的揭示，以及對看客心理的洞察與批判。燕兒坡的這些簡直不知廉恥的吃瓜群眾，其實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看客，甚至較之于看客還要更等而下之一點。

以上種種遠不足涵蓋出現在羅偉章《誰在敲門》中的真實鄉村圖景，在其中，敏感的朋友當然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種犀利尖銳的批判目光的存在，因為優秀如羅偉章者根本不可能成為現實生活的粉飾者。但僅有批判二字，卻又不足以涵蓋羅偉章寫作的全部努力方向。某種意義上，包括批判在內的一種更富表現力的浮世繪式的世相呈現，或許更切合《誰在敲門》的基本面貌。然而，抓住了當下時代鄉村世界的浮世繪，卻僅僅是抓住了《誰在敲門》的一個方面，與鄉村世界的浮世繪相比，更為重要的，是羅偉章對曲折幽微的人情世故的深入理解與把握。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更愿意把《誰在敲門》判定為魯迅先生曾經極其稱道的以對人情世故的洞察和表現為顯著特色的“人情小說”。黃德海之所以會把《誰在敲門》與《紅樓夢》相比附，我想，這恐怕也是他的著眼點之一。關于“人情小說”，魯迅先生發表過極精辟的見解：“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并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為非王世貞不能作。”“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偽，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全書（指《紅樓夢》）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1]參照魯迅先生的精辟見解，在我看來，所謂“人情小說”，就必須在人情世故的揣摩和表現上下極大功夫，千方百計地運用各種藝術手段以曲盡人情世故之幽微曲折。

比如，關于何老三和大姐夫合作經營挖挖機和采砂船。作家先是描寫何老三一大早在大姐夫還沒有起床的時候，就趕過來給大姐夫付錢結賬，大姐夫的態度也非常坦然，問題在于，大姐卻忌諱：“大姐倒不忌諱我，忌諱父親。不忌諱我，是覺得我肯定比大姐夫掙得多，忌諱父親，是覺得我家那些兄弟姊妹，個個都沒個飽足，你掙一百塊，就恨不得你拿出九十塊給他用。”但大姐果真不忌諱我嗎？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等到何老三告辭出門后，大姐刻意對我解釋：“何老三昨年下半年就沒給過我們錢。”她的意思非常明顯，何老三之所以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幾捆錢來，是因為積攢了半年都未付賬的緣故。但其實，大姐夫早已對我說過，何老三堅持每月按時結賬，這是他雷打不動的規矩。大姐和大姐夫兩相對照的結果證明：“大姐到底是防著我的。”這里，肯定不能說大姐不信任我或姐弟倆的感情有什么問題，然而，雖是嫡親姐弟，但大姐卻偏偏就要這么說，甚至還不如大姐夫坦誠。這一點，或許可以用“防人之心不可無”來解釋俗語。別的且不說，單只是圍繞何老三一大早登門送錢這樣一件事，就搞出了這么多應該或者不應該有的彎彎繞，人心之叵測，人情之曲折幽微，于此可見一斑。

再比如，同樣是給妻家的兄弟幾位拿煙來抽，大姐夫卻對“我”明顯地青眼有加。對其他兄弟，給的是十五元一包的“巴香清”，雖然已經算是“巴香清”三種檔次里的上品了，但同樣是妻弟，只因為“我”不僅曾經上過大學，而且后來還在省城工作，所以，大姐夫便對“我”格外地另眼相看：“他就把我領進里屋，給我拿煙。打開櫥柜，滿滿當當全是煙，他給了我一條軟中華，便把櫥柜閉了。分明有整排大重九，還有南京、貴煙、黃鶴樓，全是極品的，為什么不隨便再給一條？我當時就是那樣想的。”明知道大姐夫對自己已經另眼相看，但“我”卻依然貪心不足，拿到一條煙后并不滿足，還想著為什么不再給一條。這種潛意識里的貪婪心理，很快就被大姐夫稍后的一段話驗證。那一次，在給了其他兄弟各自一包紅殼子后：“兄弟說：‘要拿多拿一包嘛，給一包，揣在左邊右邊翹，揣在右邊左邊翹。’大姐夫朝我眼睛一輪：‘我說啊！’是指他早上說的給外人拿煙和給親人拿煙的話，現在得到了驗證。”實際的情況是，一大早起來，大姐夫就針對親人和別人之間的區別發表過一番百試不爽的“高論”：“親人仗著是你親人，做起事來，拖工期，踩假水，總不盡心，問你要錢的時候，脖子卻比牛脖子還粗。找外人就不一樣了，一是一，二是二，不得把二說成三，也不得把二說成一。外人把事情給你做得巴巴適適，還對你恭恭敬敬，感山謝水。這好比你給外人拿包煙，外人對你有說不盡的好話，你給親人拿包煙，他心里卻在冒泡：為啥只給一包，不是給一條？——不如不給。”事實上，不只是其他的幾位兄弟，即使是被大姐夫高看了很多的知識分子“我”，在這一點上，也都如同其他兄弟一樣沒出息，都想著大姐夫為什么就不能慷慨一點，為什么就不能多給一條或者一包。一方面，大姐夫對幾位妻兄弟的區別對待，固然說明著人情世故的無孔不入與無處不在，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幾位兄弟“沒有出息”的表現，卻也從一個特別的角度說明著人性本能中貪婪心理的普遍存在。

事實上，在這部長達63萬字的長篇小說中，人情世故四個字幾乎是無處不在。比如，原本總是寡言少語的兄弟春晌，關于到底該如何辦喪事的一番長篇大論：“合伙辦有個毛病，就是將來分禮金的時候，又會扯淡話，鬧矛盾。誰家親戚送的，歸誰，這個很明白。誰結交的朋友，朋友送的歸誰，這個也很明白。不明白的，是那些百客，百客跟幾兄弟都認識，卻跟誰都沒有深交，他們送的該怎么分？按理該平分，但先前那些人家做事，可能甲去了，乙沒去，他是沖著甲來還情的，結果乙也得了；即使甲乙都去了，上禮的輕重也有別，回過來的禮，卻是平分了……”到底該不該上禮？到底該怎么上禮？收入的禮金又該如何處理？圍繞這一系列問題，一貫寡言少語的兄弟春晌，甚至可以說是干脆給我們上了一堂形象而生動的人情課。內里的那些細致和幽微，竟然讓“我”都會產生一種云山霧罩的感覺。說到底，特別看重現世人生、此岸世界，而多少有點忽略彼岸世界的中國，是一個非常看重人際關系與人際交往的人情大國。之所以是在中國而不是在別的國家出現諸如《金瓶梅》《紅樓夢》這樣杰出的人情小說，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從一種文學譜系的角度來說，羅偉章的《誰在敲門》也正是《金瓶梅》《紅樓夢》這種人情小說傳統在中國當代結出的果實。很大程度上，人物眾多的《誰在敲門》也如同《紅樓夢》一樣，作家能夠擺脫單一視角，深入體察不同人物的處境和性格，寫出他們各自的人情和道理。誠所謂大姐有大姐的道理，大姐夫有大姐夫的道理，大哥有大哥的道理，兄弟春晌也有春晌自己的道理。如果套用音樂術語來打一個比方，那羅偉章就像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家，正是在他掌控自如的悉心指揮調度下，大提琴、小提琴、長號、短號等一眾樂器一齊發聲，彼此錯落有致地構成了一曲雄渾的中國鄉村世界的人情交響樂。

大凡一部優秀的長篇小說，總少不了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畫與塑造。羅偉章《誰在敲門》也同樣如此。作為一部人物形象眾多的長篇小說，其中的很多人物都在讀者心目中留下了相對深刻的印象。惜乎篇幅所限，無法在這里展開進一步分析，但大姐夫李光文和身兼第一人稱敘述者功能的“我”（也即許春明）這兩個人物形象，卻無論如何都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先來看大姐夫李光文。作為一位生活中的強者，李光文在《誰在敲門》中所處的地位，相當于《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從人物形象刻畫塑造的角度來說，他毫無疑問也是小說中人性構成最為復雜，最具審美價值的形象。李光文的突出特點，就是各方面能力的非同一般。首先，他自己特別能掙錢：“大姐夫手頭，掙錢的活路多。經營挖挖機和采砂船，是他的私活，他還有公家活。”有了錢，才有可能去幫助家族以及周邊那些弱者，并建立起自己在生活中的權威。正所謂財大氣粗，大姐夫之所以在生活中有著一言九鼎的決斷權，其根本原因在此。其次，作為村干部，他對社會公共事務不僅葆有極大熱情，而且也有著相應的自我犧牲精神。“他在村民中的威信，不是搖旗兒搖出來的。全鎮沒通鄉村公路的時候，他就上下奔走，四處籌資，把李家巖的路鑿通了，非但不要村民出一分錢，還為他們掙好處……有年楊侯山遭雷劈，發山火，他一個晝夜沖在頭里，小腿和脊背都被燒傷，火救下來，卻沒休息，也沒去醫院，而是忙著安排受災戶，給他們找住處，籌米糧。”以上這些細節充分說明，大姐夫之所以能夠在村民中享有如此之高的好口碑，與他自己長期的努力付出是分不開的。他的生活威信，是自己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干出來的。第三，他善于處理和上級領導的關系。由于他總是能夠在各個方面幫著上級領導解決問題，所以頗獲領導的信任：“若干年來，歷屆鎮領導，都是我大姐夫的朋友。”

第四，能夠給讀者留下極深刻印象的一點，就是大姐夫極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的矛盾沖突。這一點，再突出不過地表現在鄢敏意外死亡事件的處理上。李家巖的村民鄢敏，偷偷跑去和情夫李保順幽會，沒想到，李保順只是去沖了個澡的功夫，她就因突發心臟病赤身裸體地死在了床上。事發之后，鄢敏的丈夫李財，便協同鄢敏的娘家人一起，大鬧李保順家。面對這個棘手的難題，大姐夫到底該怎么辦？他采取什么樣的方式才能夠很好地擺平這個事情呢？首先，他先“召見”李財。在搞明白李財因為鄢敏的偷情已經不喜歡她的情況下，大姐夫便對癥下藥地提醒他：“她死在李保順家，你正好脫手不是？你現在就回去，問都懶球得問一聲，讓李保順那龜兒子去收拾！”緊接著，他又“召見”了鄢敏的堂哥鄢發云，用犀利的言辭直擊他的軟肋：“是她自己拿起兩只腳跑來的，跑來還死在李保順床上，你們當娘屋人的，硬是有臉？想要賠償啊？看看這個家，能拿得出啥子來賠？……醫生說的你們也曉得，鄢敏死于突發性心臟病，是病死的，不是李保順整死的。”“就該你們賠她（指李保順的妻子施漱玉），不是她賠你們！何況你們還殺了她的狗，打爛了她的家什。”這一番話說下來，鄢發云原本氣鼓鼓的囂張氣焰，便消了一大半。接下來，被“召見”的，就是李保順。大姐夫一時變得咄咄逼人：“莫給我說她是心臟病發作，她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李財家住了十三年，沒見心臟病發作，跑到你家里來，就發作了。發作在一個好地方！還脫得裸兒精光的！”眼看著李保順被自己完全懾服，大姐夫緊接著做出了不容置疑的指令，讓李保順務必辦好鄢敏的葬禮。最后，大姐夫“召見”的，是李保順的妻子施漱玉。在給施漱玉講清了李保順的被處置和她之間的利害關系之后，大姐夫建議施漱玉，一定要想方設法積極配合丈夫把事情處理好：“事情是保順做出來的，你完全無辜，但賠錢的時候，保順的錢還不就是你的錢？另外呀，漱玉，你還要聽我說，鄢敏她再是個不爭氣的婆娘，再是個沒德性的三角貨，但死都死了，你就莫跟她一般見識，你就當做好事積德，把她的后事安排妥當。”就這樣，大姐夫憑借自己對當事人各自不同心理的精準揣摩與判斷，緊緊抓住對方的軟肋，憑借自己足夠豐富的社會和人生經驗以及三寸不爛之舌，以超強的控制力擺平了鄢敏意外死亡事件，沒有發酵出更為嚴重的事端。大姐夫在處理這件事過程中的表現，足可以讓我們聯想到《紅樓夢》里的王熙鳳協理寧國府那一段故事。如果說王熙鳳干練的處事能力在協理寧國府時得到了極其充分的展現，那么，大姐夫那應對處理復雜事件的能力，就在鄢敏意外死亡事件的處置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當然，身為強者的大姐夫，除了具備以上這些正向度性格特質之外，也還有一些負面性格特征存在。比如，他對于錢財的貪婪與報復他人的狠毒。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放高利貸上。吊詭之處在于，一方面，大姐夫是一個在錢財方面出手特別大方的人，雖不能說仗義疏財，但卻從不摳摳索索。無論是對家人、親戚，還是對那些干兒干女，甚至于包括像灰狗兒這樣的無賴懶漢，他都盡可能地在錢財方面施予援手。但在另一方面，他卻不惜違法，也要放高利貸給錢文這樣的人。之所以要放高利貸，肯定是為了獲取高額利潤。如此一種矛盾情形的出現，所說明的，正是大姐夫人性的復雜。又或許，正因為大姐夫總是出手大方，所以也才需要通過高利貸這樣的違法方式聚斂錢財？總之，因為錢文欠他高利貸還不上，大姐夫不惜動用類似于黑社會的殘忍方式整治錢文。這樣一來，他也就為自己未來的鋃鐺入獄埋下隱患。比如，他為了討好上級甚至不惜觸犯刑律。翻船事件的處理，就是極好的一個例證。那一次，回龍段的清溪河上翻了船，二十多人中有五人死亡。依照規定，類似事件中死亡人數只要超過三個，事發地鄉鎮以上的一把手就會被免職。回龍鎮的書記馮泉剛剛上任不滿八個月，眼看著就要丟掉烏紗帽。這時，“毅然”站出來替馮書記“排憂解難”的，就是大姐夫。因為其中有三位死者是李家巖村的，他就私下找到了三位遇難者的家屬。用許以重金的方式，迫使他們接受了“死亡兩人，失蹤三人”的定案結果。由于有大姐夫的拔刀相助，馮書記的官位也就保住了，事后兩人成了“死死的朋友”。但冥冥之中自有定數，大姐夫根本就不可能料到，若干年后，這件事情不僅再次發酵，而且還成為把他送進監獄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次，是因為他無意間得罪了回龍鎮新任韓書記的緣故。用大姐夫后來的話說，他之所以最終鋃鐺入獄，乃是因為中了韓書記的“連環套”：“韓書記恨他。/這恨，在韓書記當副鎮長時就種下了。……大姐夫從沒得罪過韓副鎮長，但那時候，他在書記和鎮長心目中的位置，超過了韓副鎮長，就為這個，韓副鎮長恨他。當韓副鎮長成了韓鎮長，進而成了韓書記，恨的種子就破土而出，長成大樹，枝繁葉茂，把大姐夫罩住。”雖然并不是完人，但大姐夫也實在算不上什么惡人。僅因為大姐夫各方面表現出色，便在無意間得罪了身邊人，讓身邊人不僅恨他，而且還想方設法地置他于死地而后快，這無論如何都是一件特別瘆人的事情。大姐夫的不幸之處，就在于他莫名其妙地就陷入如此悲催的境遇之中。誠所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正因為有韓書記在作祟，翻船事件和高利貸事件先后發酵，再加上莫須有的與黃二妹之間的“腐化墮落”，大姐夫到最后只能落得個鋃鐺入獄的悲慘結局。

但在結束關于大姐夫的全部論述之前，我們還得注意到他內心深處一種不容輕易觸碰的精神情結的存在。那就是，當年在新疆的時候，他已經因為“偷竊”而有過一次鋃鐺入獄的痛切體驗。那一年，因為自以為給表叔的兒子寄題有功，在誤信了表叔“你將來考上大學，學了技術，過來幫我撐持”的虛偽承諾的情況下，大姐夫帶著“我”大姐，千里迢迢趕到遙遠的新疆，去投奔這位一度“信誓旦旦”的表叔。想不到的是，等他們抵達新疆之后，卻發現實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表叔根本就容不下他們。但要想離開，就必須有路費，這對于兩手空空的夫妻倆來說，簡直比登天還難。萬般無奈之下，大姐夫只好開口向表叔借錢。但因為有表嬸的介入，借錢一事最終無果。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只好無奈“行竊”，“偷了”表叔家的三百塊錢。被發現并被抓獲后，大姐夫竟然被判處三年徒刑。自此之后，大姐夫就落下了終身都無法被治愈的病根兒。一個是見不得坐牢這個字眼，再一個則是，他總是怕“窮”。對此，知他甚深的大姐曾經有過一針見血的談論：“‘早曉得這樣，我不該撿了他的好酒。撿了他的酒，他每次回到家，都心慌意亂地站在酒柜前，東摸摸，西摸摸。你哥呀，’大姐抹了一下眼睛，‘他把好東西擱在明處，有時也不是顯擺，是窮怕了，窮出病根兒來了，要眼里光亮，他才心里踏實。想起來呢，也是可憐。”原來，在現實生活中強大如大姐夫者，也有自己難以超越的精神情結。寫出了這一點，作家羅偉章自然也就賦予了大姐夫李光文這一人物形象一種難能可貴的精神分析學深度。

大姐夫之外，另一個值得展開分析的人物，就是身兼第一人稱敘述者功能的“我”，那位在省城工作和生活的現代知識分子，也即父親許成祥的三子許春明。作為許氏家族，甚或說燕兒坡村多年來出現的唯一的一個大學生，許春明一向被看作是雞窩里飛出的鳳凰，被認為是許氏家族的希望。唯其如此，燕兒坡人才會把修好那四公里破爛道路的希望寄托在許春明身上，家里人一旦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的，除了強者大姐夫之外，就是許春明。即使強勢如大姐夫者，也會沒有多少道理地把一些渺茫的希望，寄托到許春明身上。關鍵的問題是，明知無濟于事，但大姐夫卻偏偏就是丟不掉自己這方面的“幻想”：“往后的日子里，每當想起這件事，都覺得大姐夫是被我害了。他不如當了礦長的燃燈村支書有錢，但跟瑞松的弟弟比，他的原始資源只有好的，沒有差的，可為什么人家能擠進那道門，他卻不能？是他口拙、人笨、舍不得出血？都不是。唯一的原因，是他心里有依賴，以為內弟在省上，縣里自有內弟幫忙打理，且比他本人出面好得多。后來他知道內弟靠不住，卻照舊抱著幻想。人一旦有了依賴心，就很難根除，分明靠不住，也用幻想去支撐。”如此強要內弟支撐的結果，就是大姐夫最后的鋃鐺入獄。即使在大姐夫已經入獄后，除了借助朋友的關系去探望一下大姐夫之外，許春明也仍然還是無所作為。

依照敘述者的交代，許春明的正式職業，是畫報編輯部的一位編輯。編輯畫報之余，許春明的其他時間主要用來寫詩。雖然文中沒有做更進一步的描述，但根據敘述者說自己曾經隨同中國作家代表團到國外去訪問這一細節來判斷，許春明應該還算得上是在國內文壇有一定影響的詩人。實際上，許春明的影響力，也僅局限于詩歌領域。一旦超出了這個范圍，他就會變得無能為力。作品中一個似乎能夠凸顯其能力的細節，就是他曾經給大姐夫的女兒麗麗在州城“解決”了工作問題，謀到了一個職位。但只有身為讀者的我們才知道，真正替麗麗解決工作問題的，不是許春明，而是大姐夫打給“我”卡上的那五萬塊錢。那時的許春明，正在為麗麗的工作問題而焦頭爛額。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去州城開會，碰到了一位姓向的大學同學。這個向同學，剛好是一位以“幫人牽線搭橋”為生計的職業掮客。既然是硬通貨發生了根本作用，那也就沒許春明什么事了。關鍵的問題還在于，這位許春明，是一個明知自己沒有什么能力，卻又還特別好面子的“濫好人”：“不管別人托啥，先都不好拒絕，結果最終被拖進泥潭。”對于這一點，許春明自己可以說心知肚明：“像我這種，在大學生還很稀缺的年代上了大學，畢業后去了省城，雖沒當官，也沒發財，卻被尊重，自己也習慣了被尊重，誰知突然改了道兒，那道上花團錦簇，金銀鋪地，你這邊更漏沉沉，窘聲敲窗，就不尊重你了。你心里免不了難過，于是裝出神秘相，讓人摸不透，繼續把那份尊重拽過來，也是好處。”這里面，無疑存在著一個時代變遷的問題。所謂大學生還很稀缺的年代，當指改革開放初期，知識分子被社會尊重的時候。那時，許春明已經習慣了接受來自包括親戚朋友在內的他人的尊重。沒想到，伴隨市場經濟時代的到來，社會的價值觀發生變化，財富成為重要的衡量標準。這個時候，如同許春明一類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失衡，遂成為一種不爭的事實。雖然已經得不到，但許春明早已習慣于這種尊重，他只好裝腔作勢，“于是裝出神秘相，讓人摸不透，繼續把那份尊重拽過來”，以如此方式求得某種精神平衡。也因此，雖然做了很多年的“濫好人”，且吃了不少“濫好人”的虧，但許春明卻依然習性難改：“可我就是狠不下心，砰一聲把門關死。在我這里，門不只是門，還是態度，一個陌生人從門外過，我也要等那陌生人走過之后，才把門輕輕關上，生怕關出響聲，對人家不禮貌。”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這種強烈的心理暗示，才致使許春明雖然一開始就清楚地知道事情肯定辦不成，卻似乎永遠也學不會（毋寧說是不愿意）拒絕。這樣一來，一種必然的結果，就是誤人誤己。一方面，耽誤了別人的事情，另一方面，遭致別人對自己日益嚴重的不滿。如此情形，真正可謂是“百無一用是書生”。明明無用，卻還總是想證明自己并非無用，許春明深深陷入其中的，就是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思維與生存怪圈。說到底，身為現代知識分子的許春明，其實是一個缺乏擔當勇氣和擔當能力的“多余的人”：“我從中看到了自己的深淵。其實也算不上深淵，很淺的，說白了，就是不敢承擔。我這個把同情的觸覺伸向大地萬物的人，是一個世界主義者，面對身邊人身邊事，立即將自己變成聾子，變成瞎子；不聾不瞎，也是站到遠處去，能撇清最好。別的不說，今早五更天里，秋月躺在達友身旁，如果我硬將她拖走，恐怕也不會有眼下的深淵。但我沒有。我只是那么喊了一聲，就認為盡了責任。”大約也正因為如此，羅偉章才會借大姐夫和二哥之口，給予許春明以嚴厲的指責和批判：“大姐夫見我不回言，說：‘春明哪，你呀，當說不說叫啥子？叫懦！’/我想起二哥曾經說過，懦弱比暴虐更壞，心頭一震。”但請注意，因為《誰在敲門》采用的是以許春明為敘述者的第一人稱敘述方式，所以，所有對許春明的批判，也都可以被看作是許春明的自我批判，或者干脆說，這也能夠被理解為是身為作家的知識分子羅偉章的一種自我反省和批判。

羅偉章對現代知識分子許春明的挖掘和批判卻并未到此為止。除了懦弱無能，百無一用之外，他還有著難以示人的精神猥瑣的一面。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兩個細節中。一個發生在他在縣城里接受文友們宴請時：“男男女女，十多個。我的左右，各坐了個寫詩的女子，都把我叫哥哥。她們為哥哥夾菜，為哥哥斟酒，對哥哥說些尺度之內又意味深長的言語。”緊接著，就是一段帶有議論性的敘述話語：“所謂文明，就是曲折，就是曖昧，這些東西，山里是不會有的，山里樹就是樹，草就是草，巖石就是巖石；城里人偶爾去趟山里，只是為了知道曲折和曖昧的好處。”毫無疑問，許春明非常享受這種雖在底線之內但卻又稍有突破常規的“曲折”和“曖昧”。他之所以不僅要急急忙忙地趕到縣城來，而且接到大姐夫關于父親病倒的電話之后也不愿意離開，從根本上說，正與這種享受與沉迷緊密相關。再一個，就是對待醫院里的“神秘”女護士程芳兵。父親住院后，為他服務的，就是這個漂亮美貌的女護士：“那護士是個苗條女子，胸牌上寫著‘程芳兵’。”“幾分鐘后，她又從辦公室出來，這時候脫了白大褂，穿著月白襯衫，肚臍眼處打個結，下身著白底黑花波希米亞長裙，挎著一個淡藍色坤包。看來她是要下班了。她不像她了。/她的私底生活，陡然間成了謎，海一樣深。她真美。”盡管許春明清楚地知道自己到醫院來的使命，就是陪伴父親，但他的注意力，實際上卻從一開始就盯在了漂亮美貌的女護士程芳兵身上。從根本上說，一貫沒有什么耐性的許春明，之所以在父親住院后表現那么好，能夠長時間地守在醫院里，其實與程芳兵對他的強烈吸引有關：“她怎么也不會知道，我正一面想著父親的病，一面想著見程護士。”吊詭之處在于，等到父親出院之后，那個名叫“程芳兵”的護士，卻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蹤影，醫院的護士欄里倒是有個人叫做“程芳兵”，但看照片卻是一個發福的中年婦人。也因此，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這個名叫“程芳兵”的護士到底是不是實有其人呢？難道說，她竟然會是許春明臆想出來的一種存在嗎？因為羅偉章沒做更進一步的交代，所以，“程芳兵”的存在與否，在小說中也就真的成了一個無解之謎。又或者，羅偉章描寫這個“神龍見首不見尾”人物的本意，就是試圖通過這個神秘的人物尖銳犀利地揭示許春明一種潛在的情欲，從而寫出他“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也未可知。無論如何，在一部旨在關注表現當下時代鄉村世界的長篇小說中，能夠順帶成功地塑造許春明這樣一個具有相當人性深度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也是羅偉章一種意外的藝術收獲。

注 釋：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分別見《魯迅全集》（第9卷），第187、189、241、24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