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話】

羅偉章：四川到重慶，是我深入現實肌理的機遇

“作家如果不與時代同行，并借助時代的洪流，沖破自身的狹隘，就很難完成對情緒、心靈和人生的真正表達。采訪毛相林，正是我深入現實肌理的一個機遇。”6月的一天，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和羅偉章面對面談起他的最新報告文學《下莊村的道路》，他道出了這樣的創作初衷。

新長篇寫重慶

川渝作家應該共同書寫

記者：此前，川渝作協簽署了“文學交流合作框架協議”。這個新作，您作為四川作家，去書寫重慶人重慶事。對于這樣的嘗試，您有何感想？

羅偉章：這是一種更加深入的交流。書寫的前提是理解，四川作家去寫重慶，重慶作家來寫四川，有助于相互間進行精神層面的溝通。對文學而言，建立在精神層面的合作，才可能產生真正的價值和意義。我除了《下莊村的道路》這個長篇報告文學寫的是重慶，長篇小說《太陽底下》寫的也是重慶——大轟炸時期的重慶。

記者：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大背景下，您覺得哪些題材值得四川和重慶的作家去發掘和書寫？

羅偉章：多得很。不限于“經濟圈”。我們提政治、經濟、文化，是為了表述的方便，其實沒有一個概念是孤立的，“美好生活”當然離不開這些。所以你說寫作題材的挖掘，那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廣闊的。當然作家離不開特定地域的養育，現在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說“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但對作家而言，養不活的是你的視野，你得盡可能拓展自己的寬度；另一方面，要特別懂得珍視能養活你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才是構成你寫作說服力的核心。

記者：您寫重慶的脫貧攻堅，四川另一位作家盧一萍曾寫過湖南十八洞村的脫貧報告文學《扶貧志》。是不是像這種跨地域寫作對作家并沒有太大難度？“異鄉寫作”和“故鄉寫作”有什么聯系和區別？

羅偉章：如果只是完成任務似的寫作，也就是呈現事件似的寫作，確實沒太大難度，但如果要寫出深度，寫出何以如此、有沒有別的可能、又是怎樣的可能，就一定要進入內部，進入性格和倫理，那就難了。好在一萍和我去的地方，與四川有非常緊密的地緣聯系，這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和闡釋的方便。其實距離不是本質的，觀念才是。

從懸崖峭壁進入文學現場

對疑問進行最好的作答

記者：其實毛相林帶領村民修出的路只有8公里，還只是刨出了機耕道。可能很多人會不理解毛相林何以感動中國，對于這樣一個疑惑，您的書寫會不會有好的回答？

羅偉章：那也正是我的疑惑，我不好好回答，就等于沒有寫。當年的下莊村，出村只有一條便道，便道不便，去那道上走，一不小心，不僅人會摔死，連猴子也會摔死。毛相林作為村干部，去鄉上開會，去黨校學習，所見所聞讓他再也無法安之若素。他對村民們說：“我們已經落后得太遠了，再不進步，我們就成原始人了，就要拖新中國的后腿了。”而且，毛相林心目中的路，不是人行道，是能跑車的公路。四面石山，絕壁垂落，飛鳥也膽寒，怎么可能修公路？要修路，只能靠自己。這簡直是瘋狂的想法。但毛相林帶領下莊村人，動手了，刨出了8公里的機耕道，后來在當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得以拓寬、硬化，成為真正能跑車的公路。毛相林和他的村莊，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可能只是一粒草芥，卻承載了奮斗、堅韌的氣質，鑄就了感動中國的精神力量。

記者：去到下莊村和見到毛相林，在這個過程中，有什么最打動的您的真實故事？

羅偉章：有的。首先是看到一段他們修錯的路。那是在懸崖絕壁上修路，工具是鏨子、鐵錘等原始工具，修一寸也備嘗艱辛，錯十幾米，想想那種感覺，可他們居然沒有沮喪，更沒有停步，錯了，改過來就是。再就是看到犧牲的那六位村民的名字，六個呼嘯的生命，都很年輕……這些雖然談不上故事，但背后隱藏著豐饒的故事。有了這些，我心里就有了場面了。

記者：上一次關注您的報告文學作品，還是2020年的《涼山敘事》。《涼山敘事》的書寫，把面鋪得很開，很多人很多事。這次《下莊村的道路》是不是以毛相林為主要對象？在敘事手法和文學語言上，有什么突破和創新？

羅偉章：毛相林當然是主角，但群像也很重要，潮頭身后是水和更多的水，才形成奔涌的河流。兩天前收到《光明日報》付小悅的信，說：“讀了你最近的兩部新作，《隱秘史》和《下莊村的道路》，很是感慨……兩部作品，兩樣體裁，兩種風格，但都如此無愧于‘作家’的職業，和文字的榮光。而它們在最深邃的地方，又是有勾連的，共同構成了一個對當下農村真誠關注極其了解的作家的立體的行與思……”小悅的表揚雖然沒專門談及敘事和語言，但她揭示了報告文學對敘事和語言所要求的尺度。

打破束縛解除“病灶”

讓“報告”和“文學”共存

記者：《下莊村的道路》時間跨度很長，毛相林43年初心不改，如何在那些茫茫舊事中打撈出歷久彌新的記憶，如何面面俱到卻不陷于記流水賬式的羅列，換句話說，您如何讓這部作品既“報告”又“文學”？

羅偉章：你說得非常好，當下的報告文學的確有兩種“病灶”，一種是只有報告沒有文學，另一種走向反面，文學有了，卻沒有報告。前一種直接驅離了書寫對象的主體性，把書寫對象和寫作者自己都工具化了，因此完全談不上藝術性和感染力；后一種又削弱了來自生活中的真實力量，無法滿足讀者對報告文學的期待。《下莊村的道路》這部作品，修路是整個事件的綱，綱舉目張。萬物都有時間性，唯心靈沒有，精神沒有，當心靈和精神得到充分發掘和呈現，就永遠是新的。寫作者要有一種能力，就是把逝去的時光和生命叫答應，與他們對話。

記者：您曾說過，寫報告文學，對小說家而言其實是不小的挑戰。那么，從《涼山敘事》到《下莊村的道路》，您是如何解決那些矛盾的？

羅偉章：小說家以虛構為食，并且借助虛構的手段，探究最本質的真實。報告文學卻先就對你說：這里有一個真人，有一件真事，你要寫出來。當報告文學這樣要求你的時候，你就成了證明真，而不是探究真。“證明”暗含著任務性、強制性。這本身就是一種矛盾。所以要打破這種矛盾，報告文學作家同樣得具有“探究”的熱情、勇氣和本領，要你寫眼里的真，而不是別人給你的真。

無論鄉村還是城市

深入內里窺見的都是時代

記者：近幾年來，對于鄉村的書寫，您一直筆耕不輟。無論是小說還是報告文學，您始終堅持待在山野田間？

羅偉章：也不一定。前面說到的小說《太陽底下》，就是寫城市，那是十多年前的作品，讀過的人都比較喜歡，上海批評家程德培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里，還稱其為“出眾之作”。近年來，我的一些中篇小說，比如《月光邊境》《鏡城》等，同樣寫城市。當然鄉土是我書寫的主體。所謂鄉土，并非純粹意義上的鄉村，城鎮化進程走到今天，已經很難談到純粹意義上的鄉村。作家不管寫什么題材，都一定投射著時代的影子。

記者：寫鄉村最終探究的還是人性。是不是放在鄉村這個環境中，人性更突出？還是說，您其實沒有刻意去圈定故事的生發地？

羅偉章：人性是共通的，城鄉都一樣。從根本上說，我選擇鄉土是因為我對鄉土有更深的感情投入，也更熟悉鄉村人的所思所想。我的大部分生命是在城市度過的，但鄉村是種子發芽的地方。人的記憶很多時候如同植物的記憶，在哪里發芽，就認定了那里的氣味。寫作者都有自己的氣味。如果辨識不出作家的氣味，證明這個作家太淡。

記者：所以，無論鄉村還是城市，您并沒有停留在表象，而是深入到內里，從鄉土的裂變來窺見時代的變化，您書寫的本質始終是時代。

羅偉章：是的，作家在面對時代的時候，一面審視，一面撿拾。而作家本人也是時代下的一個個體，個體與時代，就像水滴與河流，所以個體在時代面前是脆弱的。卡夫卡據此認定，作家都是弱者。這個弱者在滾滾洪流中前行、擦拭和書寫，就成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