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城鄉原本是割裂的，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二者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正所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通過梳理一系列統計數據以及呈現出來的一般現象可知，在信息共享上，農村和城鎮實際處于同一平臺。從這里面能提煉出來的人生觀、價值觀和理想預期，從大的方面來說，大體屬于同一范疇。作為單獨的個體，很難從這種錯綜復雜的文化語境中弄明白，自己到底是現代的還是傳統的，也很難搞清楚自己究竟傾向于現代還是后現代。因此，當我們介入農村題材寫作的時候，面對的不是純粹的農村、封閉的農村，而是與城鎮相雜糅的農村。

我們在閱讀一些關于城鄉關系的敘事作品時，可以粗略得出一些顯而易見的結論：“二元對立”思維以及套路化的敘事模式，并沒有從根本上被消除，而是轉化得更深更隱秘了。在一些故事中，有的人想方設法擺脫農村的背景，以進入城市既定生活流水線為成功。相反地，有的人生活在城市里，感受到城市生活的速度和壓力，于是在腦海中將鄉村無限詩意化。在這樣的視野中，城鄉之間是對立的、割裂的。這樣寫出來的城與鄉，是想象意義上的，而非真實的、可信的。

當前，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推進，鄉村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需要寫出真實的農村，描繪出農村世界的復雜性，呈現城鄉之間的緊密關聯。在此背景下，作為一種價值和思想敘事，當前農村題材創作究竟應該如何推進？我們應該怎樣理解以往典型農村題材文學敘事及其理論批評標準呢？這都是我們必須要深思的問題。

二

要判斷去往哪里，首先必須了解來時的路。改革開放40余年，農村題材文學創作也伴隨著農村政策的變化、農村現實的發展而自我調整了40余年。作家們以各自的筆墨記錄了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發生的一輪又一輪變遷：由公社化大集體、“大躍進”，再逐漸走向聯產承包責任制、新農合、新農村以及美麗鄉村建設道路。農民的命運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題材文學作品，正是如此忠實于此段農村歷史，它的鏡鑒價值就更值得重視。無論當今的學者對它有著怎樣不同的理解和評價，它都早已鑲嵌進文學史中的重要位置，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農村社會的發展變遷。

在十七年階段，作家們有著令人感佩的寫作態度，他們把自己定位成時代的書記員。不管在什么時候，這種寫作姿態都值得我們后人反復琢磨。他們以自己的作品反映農村世界的深刻變化，塑造出一個個具有時代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從這些人物身上，我們能夠感知到前輩公而忘私、以身作則、顧全大局、任勞任怨、勇于犧牲的精神。當然，站在今天的視角上，我們也要深刻地意識到，在這一階段的農村題材創作中，有一些作品與農村政策走得太近了，成為了國家政策的簡單圖解。此外，有些人物的刻畫過于刻板化，缺乏人情人性的維度。有些作品的社會學、史學價值超過了審美價值。因此，對于這一階段的創作，我們不能滿足于向后看的“知識梳理”，還要深思它對當下農村題材創作的或正向或反向的借鑒意義。

隨著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思想解放被全面推開，農村題材文學也就不止一種聲音了。其中特別耀眼的是同思想文化界“新啟蒙”一起興起的致力于描述社會轉型與農村改革的敘事取向，底色多有“啟蒙”氣質。新時期以來，作家們以文學的形式關注“三農”問題，其中既有對共同奮進新生活的歌頌，也有對貧富差距等現實困境的描摹，觸及了農村改革中出現的多種問題和復雜矛盾。強調真實，強調人情人性，強調反思性，成為這一時期農村題材寫作的重要特征。當然，其中有些作品的反思，是有限度的。這體現為：更多地是對社會的反思，缺乏對自我的反思，特別是對自我與社會關系的反思。

進入1990年代，詩意浪漫的農村，構成了很多農村題材作品的主題。在這些作品中，雖然也不免旁敲側擊地論及城鄉的差距和農村社會的凋敝與艱辛，但其建構農民主體性的主旨卻是不變的主線。這時候，農村自然物質的主體化、功能化和詩意化，農村動植物的主體化、功能化和詩意化，農村日常生產生活用具的主體化、功能化和詩意化，以及農民與莊稼從肉體到精神的同一性，以及“主客不分”的哲學觀、“天人合一”的道德觀、“物無貴賤”的平等觀，是支撐起關于農村社會詩意想象的基本框架。彭維鋒的《“故鄉”鏡像的文學建構：當代農村題材文學中的家園書寫》、江勝清的《論當代農村題材文學中“新農村”的書寫》等文都對此有精彩論述。

真正的農村題材文學，必須先把自己浸泡在世俗的農村現實醬缸里，方能比別人更多地看到物質現代化背后人的現代化程度。按照文學的詩意浪漫敘事，那樣的農村當然高度契合我們對“美麗鄉村”的表述。問題在于，勾勒美麗藍圖并不難，不就幾行文字嗎！然而，“三農”問題的中心乃農民主體性的生長，而且是一個個具體個體的成長。這并非那種整體化的詩意想象所能呈現出來的。

作家們并不像有人指責的那樣，不了解一撥一撥的農村政策，而是太了解了。非但如此，對政策的了解，遠勝于其對切實現實社會運行紋理的熟悉。他們都知道也都在踐行寫農村政治、經濟、文化、教育，最終是為了寫農民的現代化這一命意。但他們普遍忽略了在現代社會機制中，寫農民如何緩慢成長為具有主體性的自我這一關鍵環節。所以，有些作家圖省事，他們筆下的“現代農民”，不是吃苦耐勞的帶頭人、能人、鄉紳，就是嚴格執行上級政策的基層黨員干部。這些人物當然也非常重要，但我們在很多作品中看不到人物（特別是普通人物）的自然成長，看不到主人公在現實境遇中的真實掙扎，更多是一種臉譜化的描寫。這道理正像1963年嚴家炎對《創業史》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判斷：“梁生寶在作品中處于思想最先進的地位，但思想上的最先進并不等于藝術上的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就能決定形象本身的藝術價值。”（《關于梁生寶形象》）

三

結合我本人在基層農村無數次的調研實際，我認為，在農村題材文學寫作中，最需要的并不是簡單的解構，也不是省事的建構，亦不是作家懂多少政治學和經濟學知識的問題，而是要有一種自覺的文化現代性思想。

其一，急需用文化現代性思想重建故事題材。經典人類學和社會學分析指出，只有積極干預人的不自覺狀態，才能把人從渾蒙世界中解放出來。在脫貧攻堅、美麗鄉村、城鄉融合發展迅速推進的當下，大多數故事仍然以傳統農耕文化秩序的超穩定性來嘲諷流動城市人生的欲望與灰暗，這顯然是視野局限所致。引入現代性思想，就是希望文學敘事擺脫對宗法宗族文化程式的依賴，從更自覺的層面反觀、審視傳統農耕文化惰性，推進審美模式、情感結構、形象體系整體完成現代性轉型。

其二，急需用文化現代性視角調整故事的講法。文學故事的確有詩意浪漫的人文情懷，然而當情節、細節僅僅屬于特殊個體所獨有、所獨信，就很難上升到時代的高度。因此，只有把講好故事認同為一種知識分子的公共參與行為，內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思想言說，才能從主體性本身避免把客觀主觀化。

其三，急需用文化現代性思維打破故事的二元價值模式。農村題材文學作品之所以多含二元思維模式，是因為它們只是在農耕文化內部看待農耕文化，在城鎮文化內部看待城鎮文化，或者以傳統農耕文化看待新型城鎮文化、以新型城鎮文化看待傳統農耕文化，在價值取向上尚未走出非此即彼的循環慣性。引入文化現代性價值，是希望農村故事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審美慣性，以整體的成熟的視野來看待現實，從而建構新時代農村題材的新型敘事模式。

（作者系寧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