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文學精神品質的重視

祁春風：感謝賀老師接受這次訪談。我想從您的評論集《重建我們的文學信仰》談起。在當前社會語境中，仍有許多人對文學葆有崇敬之情，但把文學提升為一種獨特的“信仰”，卻比較罕見。此書同名文章中，您明確地主張“尋求文學的理想主義方向和超越精神”。那么，您的文學觀是如何形成的，為什么對文學有如此高的評價和期待？

賀仲明：一個人的文學觀是逐步形成的。從童年、青少年時期的文學閱讀，到大學、研究生時期專業的文學研究，自己的文學觀逐步建構了起來。

從源頭來說，我對文學的理解與最初的文學閱讀狀況有關。越是匱乏的時代，文學的意義更重要，也更讓人珍惜。甚至一些文學性并不強的作品，對我們的成長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在農村生活到11歲，渴望閱讀的時候，卻處在“文革”后期，文學作品非常匱乏，想找一本文學作品都很難。有時幸運地讀到一些文學經典，比如《水滸傳》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裴多菲詩選》，不知怎么流落到我們家的一部殘本，封面已經沒有了，但是這本書對我有很大的文學啟蒙作用，書中詩歌表達的對生活的超越和追求，讓我感受到了文學的魅力。因為童年時期文學作品的稀少，我對文學的敬重和向往也就更深。我覺得這是個人文學觀的源頭。

后來在大學讀書、讀研的過程中，逐漸了解前人對文學本質的各種見解，以及各種文學觀的更迭和并存，比如說形式主義的、側重于社會的、世俗的、理想主義的等等。我之所以會將文學視為“信仰”，原因之一是對中國社會的認知。中國社會一直以來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我們民族的信仰基本上建立在倫理層面，倫理承擔著宗教的作用，而文學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精神支柱的力量，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很高的地位，歷代享有尊崇。在當前中國社會，尤其是近三十年，變化極大，社會群體的信仰存在著某種缺失，這個情況體現在多個方面，也體現在各種人身上。我們現在看很多罪犯對生命缺乏敬畏，他們傷害了別人的生命，在接受審判時內心卻沒有任何敬畏感、悔罪感。這種反常表現從根源來說就是缺乏最基本的信仰，缺乏對生命的尊重。

從文化上說，曾有某些學者主張引入宗教精神來彌補我們的文化缺陷，這一點我是不認同的。我認為從民族文化的內部改善，才是擺脫文化困境的最有效的方法。這是比較復雜的問題，不是說我們要簡單地守舊，復古。我們既不能引進宗教，也不能復歸新儒家。我不贊同以儒家作為宗教信仰，我們應該更為綜合地、更為人性化地結合現代和傳統，或者說建構一種泛文化的信仰，其中文學應該承擔重要作用。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文學有非常豐富的精神內涵，既有超越精神，也有現實的關懷、人性的關懷，要看我們如何追尋和理解。在這方面我們不需要依靠宗教，重建儒家也不現實、不可行，當然也達不到這個效果。我比較認同文學的價值，依靠文學承擔起文化的使命。我覺得蔡元培先生的美育思想對我有一定的影響，他的觀點是很有價值的，美育不是依靠狹義的抽象的美，是廣義的，以審美為中心，文學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蔡元培提出以美育改造中國文化，實際上就是以文學等審美文化“化”人，改變我們的民族精神，這是很有深度的思想。這就涉及對現代文化的深入思索，比如啟蒙文化、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能不能融合蔡元培的美育思想。這是比較復雜的問題，但也有一定的關聯性。

以上主要講匱乏的層面，從文學的匱乏、精神的匱乏引申出我自己的希望和渴求，也是對文學提出的一個基本要求。與其說是對文學的評價，不如說更多地是一種期待。從人類文化史看，確實有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對人類的貢獻不低于宗教，甚至可以發揮廣泛的作用，比如西方19世紀人道主義思想，它對人類的貢獻是超越國界、超越民族的，因此我認為文學是值得我們期待的。

祁春風：您的第一部專著《中國心像——20世紀末作家文化心態考察》和文學史著作《理想與激情之夢1976-1992》，對20世紀80年代文學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但我感覺您不像一些親歷的研究者那樣緬懷和堅守其價值立場，而是既闡發八十年代文學的理想主義氣質，又能冷靜客觀地反思其缺陷。您對八十年代文學的研究為什么能夠保持適度的距離？

賀仲明：我是1960年代出生，1981年上大學，應該說是比較完整地經歷了1980年代的文化，感受很深，也經歷了從1980年代初期理想主義興起到1980年代末幻滅的過程。現在很多人把1980年代作為“黃金時代”。實際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時期，往往對此有比較深的感情，就像很多人對1950年代也很有情感，這是一樣的。1980年代從“文革”結束后緩慢而堅定的蘇醒，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中間有很多欣喜，很多值得記憶、懷念和肯定的地方，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感覺到檢討1980年代和懷念1980年代應該并行不悖，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理想主義有可愛的一面，也有值得檢討之處。

我一直以來的觀點是，我們這些在1980年代成長的人，身上肯定殘存著理想主義色彩，這個與我們當前的時代可能格格不入，但文化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一方面它彌足珍貴，但另一方面如果整體檢討1980年代的話，也會發現它的缺點。文化檢討的問題涉及很多內涵，不僅是文學，也涉及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層面，這里不多講。作為我個人來說，也是努力想克服自己的這種文化懷舊心理，保持冷靜、理性的態度來認識1980年代。更年輕的世代，比如80后、90后，我的學生這一輩，他們的思想文化跟我們完全不一樣了。這種思想狀況一方面是受當前解構潮流的影響，另一方面，一些學生和年輕學者，能在更加理性的角度來看待1980年代文化。我覺得這種理性和客觀是我們這一代人不具備的，應該學習他們的態度，克服自己認識的局限。

祁春風：您一直堅持自己的文學理想和原則，對當前文學有很多針砭，對于具體作家作品也不乏中肯的批評。您能談一下自己的文學批評觀嗎？

賀仲明：我從事文學批評有20多年了，寫過不少文學批評文章，出席過許多作品研討會，也被多次邀請談文學批評相關問題。這個過程中我的觀點有一些發展和改變，可能跟時代環境有關。

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如同文學的“兩翼”。好的文學批評應該跟文學創作并行，可以真正促進文學的創作，能幫助作家認識到自己的特長、弱點，使其揚長避短，也能更好地幫助讀者理解和鑒賞文學作品，這也是文學批評的基本功能。但當前文學批評在社會上、文學界的評價不是特別好，尤其近年來在商業文化的影響下，很多文學批評甚至等同于文學贊揚，批評活動已經成了一種形式，成了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歌頌儀式。文學批評只說好話，很少批評，這是不太正常的。

真正的文學批評應該充滿善意，但又是真誠的，有獨立見解的，甚至可以偏激、有鋒芒。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的現狀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但每一個批評家應該要自覺地改善這樣的環境。我們跟作家交流、跟批評家交流，其實他們也都很反感只說好話和一味吹捧的文學批評，真正的好作家并不喜歡這樣的批評。當然也有些作家聽不得批評，只希望聽好話，但這不是好的作家。真正的好作家希望能在批評中受益，能聽得進批評，這也是創作自信的一種表現。我從事文學批評這些年，覺得還是要有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在一些場合可能話不會說得那么全面透徹，但不應該說假話，不應違背自己的文學和學術良知。

作家和批評家應該保持怎樣的距離和關系，這個問題也有爭議。跟作家關系比較近能更好了解作家，有益于對作品的解讀，但有意識地保持距離也是必要的。一般來說，對于比較熟悉的作家，我很少寫評論，而相對有一定距離的作家，我寫文學批評會更自如，更得心應手，比較少地受到拘束。這也跟每個人的性格、習慣有關，很難簡單地說好或不好，但基本原則就是不違背自己的文學良知，不說假話。這并不是很難，如果批評界能形成這樣的氛圍，作家也能接受和理解。現在很多批評都是一團和氣，表揚歌頌，作家也就自然將研討會等于歌頌會、表揚會，一旦在研討會上聽到批評意見反而不適應。這就是不好的氛圍造成的不正常狀態。

二 鄉土文學研究的現實關懷

祁春風：除了銳氣的批評，您還以鄉土文學研究名世。您在專著《一種文學與一個階層——中國新文學與農民關系研究》的后記中說“希望暫時離開這一問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而您又接著開啟了鄉土小說的鄉土倫理、審美變遷研究，以及目前在研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鄉土小說與鄉村文化變遷的關系、啟示研究及文獻整理”。鄉土文學為什么成為您無法“暫別”的研究對象？

賀仲明：我的學術重心基本在鄉土文學，之前說想離開鄉土文學做一些其他研究也是真心話。這本書出版于2008年，當時剛結束“新文學與農民關系”的課題。我選擇鄉土文學作為研究對象，出于自身的鄉村關懷、鄉村情感。我的祖父母是農民，我們家當時是“半邊戶”，父親有工作，母親在農村，我的童年基本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對農村很有感情，對農村的寧靜和溫馨也有很深的記憶。

進入學術研究后，我的博士論文不完全寫鄉土，但涉及一些鄉土作家，后來不自覺地開始以鄉土文學作為研究重心，從1999年畢業到2008年大概做了十年的鄉土文學研究。當時感覺到了瓶頸期，想尋找新的研究領域拓展豐富自己。后來回到鄉土文學研究，一方面有現實考慮，因為積累比較多，更容易出成果，所以在這領域做了又一個十年。實際上，在這期間，由鄉土文學延伸拓展到了文學本土化問題，在最近十年也花了不少功夫，可以說60%在鄉土，40%在文學本土化問題。這兩個問題并不矛盾，是相互關聯的，對本土化的思考也是由鄉土文學的一些問題、癥結生發出來的。

另一方面，鄉土文學領域的確可以被一個學者終身研究，它牽扯的問題很多，包括與現實的鄉村建設、鄉村文化、鄉土文化等之間的關系，非常豐富復雜。一個學者完全可以在這個領域專研一輩子。我之所以曾想脫離，也是因為不得不涉及由鄉土文學生發的一些問題，但我的興趣點更偏向文學本身，就像我前面談的文學理想問題，文學的價值意義等。我更看重的是文學審美問題，而不是局限在社會文化層面，所以后來不太愿意花過多精力在鄉土文化上，而是以鄉土文學作為起點和契機，回到文學本身，探討文學的基本命題。現階段還有一個重大項目在做，所以近幾年還會持續關注鄉土文學，甚至整個學術生涯都可能不會完全離開這一領域，但也努力逐步拓展，向新的領域轉移。近期思考的問題就不局限在鄉土文學領域了。

祁春風：您對鄉土文學研究的農民主體、鄉土倫理、審美變遷、鄉村文化等角度的變化，除了不斷的學術創新使然，還有沒有社會現實和時代問題的促發？

賀仲明：肯定是有關系的。作為一個有鄉村記憶、鄉村情感、多年關注鄉村的學者，肯定會關注鄉村社會現實問題，也會隨之反觀鄉土文學研究。作家的創作跟現實有密切關系，這是不言而喻的。其實，學術也是如此，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更是如此。

鄉土文學研究主要以鄉土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作品的發展自然會引起我們的思考。我一直對當前鄉土文學創作感到不夠滿意，很多作家對當前鄉土社會發展缺乏更高的、全局性的、前瞻性的表現，他們的觀點、思考，以及那種憤懣、絕望的情緒跟一直生活在農村的農民想法差不多。我認為一個好的作家應該站得更高，優秀的作家要能超越大眾的觀點。這并非要求作家成為導師、預言家，而是他的思考要有獨特性，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有前瞻性，能揭示一般人看不到的潛流，在某些方面給我們啟示。這是好的作家、學者應該具有的品質。任何作家都是時代文化的產物，優秀的作家、學者能比一般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清醒冷峻，不被時代裹挾。我的研究可以說更多地表達了對當前文學的不滿，但自己作為學者在這方面也沒有什么突出貢獻，這也是一個遺憾。我的反思是批評性意見較多，建設性意見較少，這種情況在以后研究中希望有所改變。

祁春風：您的鄉土文學研究蘊含著深切的現實關懷。對于學術研究而言，現實關懷具有怎樣的作用？您是否期待學術研究產生現實影響？

賀仲明：現實關懷對學術研究的影響應該說是雙刃劍。真正客觀的學術研究應該較少受到情感的影響，但現當代文學跟現實關系比較密切，很難做到完全客觀。并且，現實關懷有一定積極作用。我是研究當代文學為主，實際上現當代文學是一樣的。前些年我們說研究當代文學要有現代文學的根底，研究現代文學要有當代關懷。自然，關懷當下現實更是對當代文學研究的要求。這種關懷使學術不僅僅是干枯的理論，而是具有現實的豐富內涵，也讓我們更深刻地看到一些現實變革中的問題，比如社會問題、作家問題、學者問題等。在一個變化的環境和激烈的氛圍中，人性暴露得更徹底。現在處于社會轉型時代，很多問題、真相顯露出來。如果我們有現實關懷，就能夠發現很多問題，有很多新的思考。但也不能為現實情感拘束限制，剛才我也說要努力克服自己情感的制約。學術研究不要被它局限，這是很有必要的。

學術研究想對現實產生影響比較難。剛才也說過我的研究批判性比較強，建設性比較弱。文學研究本身跟現實關系比較遠，現當代文學研究還是局限在學術圈里，進入社會非常難。而當前思想文化研究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比較大一些，做鄉土文學研究，如果脫離文學本身的限制，進入社會學、文化學方面的思考，肯定會產生更大的影響。當前學術界也有很多人做鄉土政治、鄉土社會、鄉土思想方面的研究，我們能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很多啟發。這個涉及不同研究領域，我們的文學研究特別是現當代文學研究可能注定只是在學術圈里，很難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如果我們的文學研究者能夠突破限制，進入文學社會學、政治學、思想史等層面，將其融合起來、綜合起來，當然也可能產生大的影響。但目前我個人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三 新文學本土化的理論思考

祁春風：您很早就在《無“根”之累——中國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精神關系試論》中指出新文學的薄弱之處，之后又寫了許多文章論述新文學與文學傳統的關系，如《五四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重構》《傳統文學繼承中的“道”與“器”》，等等。您為什么重視新文學對傳統文學、傳統文化精神的繼承？而在繼承的基礎上，您認為新文學應該如何創新？

賀仲明：《無“根”之累——中國新文學與傳統文學精神關系試論》是我在讀博士的時候寫的一篇文章，發在1998年的《社會科學輯刊》上，還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了，但是現在看起來還是很膚淺的。這篇文章是我自己的一些不成熟、不深刻的想法，作為博士生談這么大的問題不可能談得很好很深。新文學和傳統的關系是很宏大也很重要的問題。王瑤先生在1980年代就寫了幾篇文章談新文學與傳統的關系，我看了后很受啟發，開始斷斷續續地思考這個問題。

這種關系牽扯很多方面，比如對“五四”文化的認識問題、文學的繼承和批判問題、中外文學關系問題等，千絲萬縷，直接關系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成長和未來。文學本身是不可能斷裂，也不應該斷裂的，這是很多人的看法。客觀上“五四”文學實現了現代的轉型，與傳統文學有比較大的轉變。我一直覺得從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來看，“五四”文學的偉大是不應質疑的，必須經過這樣一個階段，一個斷裂的過程，傳統文學不可能再按照慣性發展下去。但我的觀點是，這種斷裂應該只是階段性的，不應該成為方向。這方面陳思和老師的觀點對我也有啟發，他認為“五四”文學是“先鋒”文學，這意味著它不是常態。我也是這樣的看法，“五四”作為“先鋒”的狀態非常有必要，但“五四”之后，后來的作家和批評家不應再完全沿著“五四”文學的反傳統方向進行，而應該有所扭轉。就像魯迅說過的，在中國要改革必須要用極端的方式才有效果。“五四”時期很多極端方式是一種策略、一種措施，沒有這種方式很難達到效果。事實上“五四”時期很多學者自己的內心并不如口號、宣言那樣極端，“五四”高潮過后很多人對自己的觀點有所修正，甚至否定，比如胡適到了“五四”后期，更多地尋求新文學和傳統的關系，不再完全反叛。甚至魯迅也是如此，魯迅后來的很多觀點比“五四”時期更客觀、中庸，這是一種集體狀態。也就是說，這一代人的很多真實的想法可能出現在“五四”后期，所以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流動的五四與傳統的甦生》，認為不應該把“五四”文學固化，更不應該固定在高峰期，或者說開始的那幾年。這幾年是“五四”的“先鋒”時期，不是成熟狀態，是青春狀態，作為“先鋒”很有價值意義，但一直沿著這個道路往往會走向極端。事實上，我們的新文學基本上延續極端的方式，原因有很多，比如社會文化影響等。我一直覺得新文學繼承“五四”的發展，只是繼承了“五四”的青春狀態和方向，而沒有繼承完整、全面的“五四”。因而新文學對傳統缺乏繼承，在一個漫長的時段一直以批判為主，后患非常之大。很多人談“五四”，指出“五四”一代反傳統，但實際上還在依靠、得益于傳統。但后來的人就沒有這么幸運了，因為他們的文化根基薄弱，反傳統只是口頭反，自身并不具備批判傳統的基礎、能力。特別是像我們這一代在“文革”中出生的人，以及比我們更早的在“文革”中度過學習生涯的人，完全沒有傳統的素養，甚至不知道傳統究竟是什么，到底什么值得繼承、什么應該批判。可以說，幾代人都是如此，只是口頭上反傳統，想繼承都無法繼承。

“五四”的價值絕不應該否定，“五四”是偉大的，偉大的一個表現就在于創新、開放精神。不能與傳統斷裂，但繼承傳統并不意味完全回歸，一定是有創新、有批判意識。一方面，創新要開放地借鑒，學習和吸納外來思想文化。西方在近代化時，中國一直處于封建專制時代，清代兩百多年落后很多，文學也是如此。弱者向強者學習是自然規律，新文學應采取開放態度在文學文化上借鑒西方。另一方面，創新也需要對傳統的繼承。學習的目的是創新，不是模仿，怎么才能與被學習的一方形成對話關系，而不是僅做跟隨者，就需要我們的主體性。主體性的建構就要依靠傳統，從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所以繼承和創新是相互關聯的。

祁春風：您不僅重視新文學與文學傳統之間的關系，而且實際上以“文學本土化”為方法，建構了文學本土化理論。您的文學本土化主張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賀仲明：“本土”涉及外來觀念思想怎樣在中國土壤中扎根。我們的文化需要開放和學習，不可能停留在表面的模仿，要學以致用，做到化為己出才是真正的掌握。現代作家的思想受外來影響，但是表現的生活是本土的，就有了二者如何自然融合的問題。傳統文學中，表現民族生活的文體是古體詩、說書、民歌，這是中國本土的形式。但要用西方形式如話劇、新詩等表現本土生活，形式和內容之間就有一個本土化過程，從而做到熟練、無間。

另一方面，“化”就是需要一個選擇、融合的過程，不是無甄別的吸納。選擇不是排外，客觀來說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弱點。西方文學總體上更現代，但不是完美的，西方的現代化思想、發展主義思想也有巨大弊端，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后現代主義也在反思西方自身。另外，“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不同的土壤、氣候會使同一物種有不同結果，思想文化也是一樣。很多在西方背景下比較合適的思想，到了中國就不一定合適。我寫過一篇討論個人主義的文章，西方個人主義、個性解放非常有意義，甚至發展得比較極端可能都沒問題，因為西方文化有比較強大的宗教背景，這個背景像屏障一樣起著保護作用。但中國不同，中國本身沒有宗教，維系社會的是倫理文化，它相對于宗教來說力量更為薄弱。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主義到了中國社會就有可能造成極端后果。我們當前就存在這樣的問題，我一直覺得“文革”十年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確實是一場浩劫，“文革”結束后社會文化處于一個極度匱乏狀態，倫理文化受到很大沖擊，沒有重建起來，個人主義一進來，無所阻攔、所向披靡。這個情況下，我覺得現代文化和新文學發展都需要本土化的過程。通過選擇和甄別，選擇適合中國的，適合我們民族語境的。我們也需要個性解放，但這里存在一個度的問題，不能是完全極端的方式，這是本土化“化”的方面。

祁春風：您的文學本土化理論，不僅是對于新文學史的統攝性研究視角和方法，而且體現了您對中國文學現狀和前景的憂思。那么，您認為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學應該如何健康發展？

賀仲明：我曾經寫過兩篇文章談到了一些，其中觀點可能不一定得到很多人認可。文章對中國當代文學和日本文學進行了一個比較，這兩個近鄰文化基本同源，日本現代的文學藝術，已經形成了它的獨特特質，有鮮明的個性和審美特點，但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形成了什么樣的特征呢？我覺得根本無法概括。當然不是要否定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成就，但就這一點而言，它的缺陷是毫無疑問的。民族文學要在世界文學中有自己的地位，必須有自己比較鮮明的形象和特征。這個特征是非常個性化的，又是深刻的，與其他民族文學不一樣的。這個特征也不是由一個作家構成的，至少是由一個群體、一些優秀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作品共同建構完成的中國文學形象，但是我們目前來說還沒達到這一點。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影響力比較弱，如何更廣泛地傳播到西方，走向世界文學舞臺，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這也涉及文學跟傳統的關系問題。如何借助傳統文化文學的審美特征，建構起中國當代文學鮮明的民族文學特征，這是中國當代作家和學者需要應對的。

四 現當代文學經典建構與文學教育

祁春風：我注意到您近期主編了《中國鄉土小說經典導讀》，以及合作主編了“當代文學經典研究叢書”。您認為文學經典的標準是什么？您怎么看待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

賀仲明：經典和傳統的關系密切。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五四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學經典的重構》，思考了這個問題。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都面臨經典化的過程，文學經典的標準是什么？這是目前爭議比較大的問題，有永恒經典的標準，有相對經典的標準，兩者之間各有理由。我個人認為文學有基本標準，但更主要的內容是相對的，受時代、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影響。永恒經典和相對經典的標準也不同。談到當代文學經典化，按照以往的說法，文學經典需要一個長時段的檢驗，有一個經典化過程，而當代文學才70多年，不太適合以經典命名，還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經典。但我并不排斥當代文學使用經典這個詞，這個經典是相對的。當代文學經典的建構是漫長的過程，有其階段性。因為經典是不斷被建構的，同時代的文學批評、遴選，文學史書寫等等，是不可缺少的環節。當代文學的經典化過程非常有必要，還要非常認真地對待。當代文學需要科學化、學術化。當代文學與創作同時代，同時代的批評不可避免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往往情感色彩比較濃。建構經典要盡可能客觀，祛除外在因素，要學術化、科學化。這個漫長的經典建構過程是必不可少的。

祁春風：您作為大學教師一直從事文學教育，也寫了一些有關文學教育的文章。您如何評價當前的大學文學教育？

賀仲明：不僅是大學文學教育，從小學基礎教育開始，都存在許多問題。我在山東大學任教時跟溫儒敏教授是同事，他擔任了部編本中學語文教材總主編。我們討論中，他也談過一些設想。關于文學閱讀的重要性及其限度、當下中學語文教育改革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思考。很多人針砭中學的應試教育，認為大學文學教育應該加強文學閱讀，實際上是為了沖淡應試教育。但他們沒注意到大學教育也存在應試模式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不像中學那樣顯著，但同樣存在，比如各種各樣的等級考試，大學本身的課程考試，等等。有些當然很有必要，但是考試太多的話，占用學生很多時間，也導致很多大學生，包括中文系大學生作品閱讀量很少，這是普遍的現象。前些年個別高校完全以研究生應試教育為目標，鼓勵學生背教材，不看作品，引發了廣泛關注。現在這種極端情況少了，但是“考研”學習方式更普遍了。當然，很多大學生看的作品相當少，也與信息化時代有關，手機普及，新的信息目不暇接，很多學生已經不習慣閱讀紙質書籍，文學閱讀也是如此。雖然閱讀形式不重要，但用在文學作品閱讀上的時間的確很少。這種閱讀現狀，對整個文學研究、文學鑒賞等都有很大影響，目前還沒有完全表現出來，但確實已經產生初步影響。

教育改革是非常復雜、艱難的問題。在文學教育上，要強化文學閱讀，這方面尤其值得重視。作為老師，要倡導學生閱讀，考試不要過于呆板，多將學生閱讀和主觀能動性結合起來，減弱對考試形式的重視。體制方面，教學培養方案改革也同樣重要。

（作者單位：賀仲明，暨南大學文學院；祁春風，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整理者：李珍妮。原載《當代文壇》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