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中國文學專業的重量級學者，陳平原在主業“文學研究”之外，還不時涉足“大學話題”，從1996年與夏曉虹合編《北大舊事》算起，在二十余年間，探尋百年中國大學的歷史與精神，關注當下教育改革的方向與進程，叩問理想中的“大學之道”，不斷為學界貢獻新作，也帶動了相關領域研究的推進。這些作品，包括經過修訂和重排，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集中推出的“大學五書”系列（《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老北大的故事》《大學新語》），以及《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歷史、傳說與精神——中國大學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花開葉落中文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懷想中大》（花城出版社2014年）、《閱讀·大學·中文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等多種著述。其中既有專業論作，也有隨筆小品，以及兼而有之的“第三種筆墨”。借由這些文字，與歷史進行對話，也展現出人文學者的社會觀察與自我期許。

陳平原自我定位為“低調的理想主義者”[1]，他的大學研究，也兼有理想主義色彩與現實社會情懷。他的系列文字，歸結起來，是“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等層面，思考‘大學’作為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是什么、有什么、還能做些什么”[2]，一面追摹過去，體悟老大學的魅力和精神，接續教育和學術傳統；一面指向未來，努力介入當下的教育改革，思考中國大學的發展走向。在故事與學問、理想與現實之間，書寫中國大學的學術風景與文化情懷。

一、從學術史進入教育史的研究思路

根據陳平原的自敘，其關注大學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博士論文中對新教育與新文學關系的討論，雖然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一書中未及展開，但這一思路，成為其日后涉足教育領域的潛在線索。1993-1994年，陳平原赴日訪學期間，閱讀東京大學百年紀念畫冊，內心有所觸動，希望對即將到來的北大百年慶典有所貢獻，“從學術的角度，來閱讀、敘述、品鑒、辨析這所大學的歷史，并借此凸顯某種精神價值”[3]，先是編寫《北大舊事》，借助幾代北大人的書寫，通過“校史拾零”“紅樓掌故”等文字，重讀老北大的光榮與夢想、溫情與記憶；繼而從問題意識出發，推出《老北大的故事》，考訂“舊事”背后的歷史細節與思想傳統，講述官方話語之外的“大學敘事”。兩書一編一撰，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陳平原的大學研究，也由此正式起步。

陳平原對大學話題的持續關注，并不是游離于其專業本行之外的。對于一位中文系教授來說，涉足這一領域并將其作為一個長期的學術課題，雖帶有某種偶然性[4]，但也正因為以文學史、學術史為起點，跨入教育史場域，使他獲得了不同于教育學、歷史學的別樣視野。20世紀90年代初，除去“結緣武俠小說”之外，陳平原和友人創辦《學人》集刊，從事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研究，所著《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一書，對學術思想和教育體制的關系問題即有所切入；在此基礎上進入教育史研究，借魯迅的話說，可謂“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5]。在探討大學問題的同時，陳平原也時常返回文學研究，思考文學史的書寫與學科史的建構。北大百年校慶之后，陳平原曾對自己的相關研究作一小結：

我之關注北大，從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學，到近年撰寫現代中國學術史，再到逐漸逼近作為現代知識生產基地的大學制度。文學史——學術史——教育史，這互相制約的三角關系，是我目前最為關注的課題。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糾葛復雜，而且影響深遠，特別適合作為我的研究個案。[6]

近代以來教育制度的變革，包括科舉取士的停廢、西式學堂的建立、書院傳統的失落等，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讀書秩序，也影響到士人的身份地位與話語姿態。梁啟超曾引用犬養毅的說法，將學堂、報章和演說合稱“傳播文明三利器”[7]，而在此三者之中，陳平原尤其看重學校的關鍵作用。[8]以學堂為中心，理解現代知識的生產、傳播方式的變遷，以及學術制度和學人性格的型塑歷程，不只是教育史的課題，也延伸到學術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等領域。陳平原以北大為個案，“討論中國大學百年的得失成敗，進而理解中國現代思想與學術之建立與發展”[9]，這一研究策略，既體現出北大學者的個人色彩，同時也極具延展性。從北大出發，在政治史的維度之外，重新解讀大學這一“知識共同體”的角色和定位，進而論及西南聯大的文化生態、中央大學的地位沉浮，這些“別有幽懷”的觀察，也與通常充滿了“硬邦邦的論說與數字”[10]的教育史論著拉開了距離。因此，陳平原雖在北大校史方面下過許多考訂功夫，但從不以“校史專家”自居[11]。而正是這種在教育史、思想史、學術史脈絡中展開的“大學想象”，集中了史家眼光與文學旨趣的“人文學”情懷，凸顯出其獨到的價值判斷與學術追求。

二、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多重關注

在“大學五書”系列的《小引》中，陳平原自敘“我之談論大學問題，縱橫文學與教育，兼及歷史與現實，包容論著與時評”[12]，點出自家獨特的研究取向與著述風格。他的大學研究，從“返回現場”和“觸摸歷史”出發，尋找教育史上的“關鍵時刻”，談論真真假假的“校園傳說”，“以考據出故事，以故事出思想，以思想出文章”[13]，但這并非簡單的懷舊與紀念，其一系列研究，最終還是指向當下乃至未來。陳平原的述學文字一向以問題入手，不囿于具體學科的邊界，這兼及“文”與“學”、打通“詩”與“史”的寫作，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是有情的歷史，也是有精神的故事。

和金耀基談劍橋（《劍橋語絲》）、黃進興談哈佛（《哈佛瑣記》）、孫康宜談耶魯（《耶魯潛學集》）相比，陳平原談老北大和西南聯大，在欣賞“詩性”的“風景”之外，更加注重蘊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史線索，在充滿溫情與想象的“傳說”中，觸碰大學的脈搏與靈魂。從《老北大的故事》到《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陳平原始終格外重視“逸事”的魅力[14]，以“生氣淋漓”的大學敘事，與校方所修“正史”保持距離。在政治史的宏大敘事框架之外，借助回憶錄、信札、日記等私人書寫，兼及報刊、檔案與文學作品，從微觀史學和日常生活的層面重新閱讀老大學的辦學傳統和精神氣質，以筆底的溫情，鋪寫出立體的、有生命的大學形象。這一策略，不但表露出人文精神與學術趣味，也使他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取得顯著突破。例如，“五四”成就了北大的光榮傳統和歷史神話，而這一敘述如何進入歷史，一直缺乏具體的學術闡釋。陳平原所作《五月四日那一天》，從“花開春日”的天氣入手，根據種種細節，考辨游行當日學生們的心情變化和行動路線，關注“瞬間”“私人”與“感性”[15]，向讀者呈現出“五四”現場的鮮活圖景，在挖掘史實的同時，兼顧趣味與心情，因而在林立的相關研究中，別有一番風情。

在陳平原看來，“校史的寫作，既指向過去，更指向未來”[16]，他的大學研究，并不是為了沉湎、流連于過去，締造理想中的“民國神話”，而是力倡對老大學保持“了解之同情”[17]，借助歷史的梳理，從中汲取經驗，“為目前的大學改制尋找方向與動力”[18]。有鑒于此，他積極介入當下的教育改革，不斷奔走和發聲，以一系列評論文字，反思和叩問21世紀的“大學之道”。陳平原把身處的北大作為理解世紀中國命運的一個窗口，由此個案，考察中國的思想和教育。[19]他一邊在時空中散步，借助老北大的故事，傾聽前塵往事中的歷史弦音，抒寫“校園里的真精神”，追懷失落了的教育傳統；一邊直面現實社會，通過對港中大等高校的觀察和比較，在全球化的視野中，思考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大學未來將往何處去。對于教育改革究竟“路在何方”的問題，陳平原謙遜地回答說“不知道”[20]，但這種力求學術“致用”的努力，彰顯出人文學者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清醒冷靜的發言姿態。在如火如荼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浪潮中，陳平原一再以“殺君馬者道旁兒”的古訓，提醒“大學膨脹”背后的陷阱與隱患[21]，并對大學排名、國際化指標等問題提出質疑。他強調“第一流的大學，不只出成果，出人才，更應該成為整個國家的‘思想庫’與‘實驗室’”[22]，在努力適應時代變化的同時，也要堅守大學理念，“在過去與未來、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張力中，盡可能兼顧知識生產、社會效應以及精神價值”[23]。

三、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

中國歷來有崇文重教的傳統，《孟子》即倡言“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24]，至漢設太學，隋立國子監，唐宋以后書院盛行，以迄于清。然而，明清以來，雖“國有大學，省有學院”，但“問其所以為教，則曰制義也，詩賦也，楷法也”[25]，讀書進學唯以八股取士為鵠的，與歐西“一國一郡有大學、中學，一鄉一邑有小學” [26]的教育制度全然不同。晚清以降，現代西方大學制度作為舶來品被引入中國，與傳統中國的教育譜系形成了鮮明對照。來華傳教士對西洋教育思想的介紹和教會學校的辦學實踐，也為清代教育改革提供了可資參照的文化資源。

京師大學堂的開辦，雖設想過“上法三代，旁采泰西”[27]，但既然無法查考三代之法的準確面目，在歐風美雨的影響下，具體落實起來，只能是“仿各國大學堂章程，變通辦理，以切實用”[28]。19世紀后半葉，登州文會館、北京匯文書院、通州潞河書院等一系列教會大學陸續創立，其章程設計、功課安排，均與中國傳統書院迥異。京師大學堂分設中西學教習，西學教習最初多由傳教士充任，百年中國大學的歷史，自開端即帶有“西化”的印記。因此，陳平原在校史考辨中，堅持以戊戌年歲末大學堂的正式開辦作為北京大學的歷史起點，而不是上溯千年的太學傳統。在他看來，這一敘事框架的確立，既是尊重客觀事實，承認現代中國大學教育系自西洋移植而來，“往昔太學國學，其性質范圍，均與北京大學不可同年而語”[29]，同時也凸顯北大“引進西學的開路先鋒”角色，將其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原動力”。[30]

北京大學于西學東漸的浪潮中誕生，在其成長過程中，也長期以西方大學作為參照。1917年，蔡元培提出“本校二十年之歷史，僅及柏林大學五分之一，來比錫大學二十五分之一，茍能急起直追，何嘗不可與平行之發展”[31]，以德國大學作為標尺；1921年在加州伯克利大學演說時，再次強調“大學教育應采用歐美之長”，以中國的孔墨精神、德法之研究學問、英國之陶養道德、美國之社會教育，共同組成理想大學的基石。[32]“五四”以來，蔡元培引進的德國大學風格及其兼容并包精神、蔣夢麟倡導的美國教育模式及其規范化管理制度，對北大的發展都有深遠意義。從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的講學，到葛立普（A.W.Grabau，1870-1946）、鋼和泰（A.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的就聘，北大不斷與世界對話，同時保持“清醒的自我估價與自強不息的精神”[33]，其獨特意義不在于如何追趕西方高校的步伐，而是凸顯了北大在中國歷史坐標中的特殊位置。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北大引領了百年中國的思想文化走向，直接介入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34]。在這一意義上，陳平原提出，“百年北大，其迷人之處，正在于她不是‘辦’在中國，而是‘長’在中國”[35]——現代大學雖是西化的產物，但并非西方教育制度的簡單移植和嫁接。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大學的成長，與整個民族命運聯結在一起，“在一個東方古國崛起的關鍵時刻，一所大學竟然曾發揮如此巨大的作用”[36]，這是很多西方大學所無法比擬的。因此，陳平原強調，現代中國大學雖從“旁采泰西”起步，不斷學習西方知識和經驗，但絕不是“歐洲大學的凱旋”。

陳平原的大學研究以出訪日本為契機，其二十余年的教育觀察，也與其遍布全球的文化足跡密切相關。他曾先后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香港中文大學和臺灣大學等校從事研究或講學，在寫下《大英博物館日記》（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日本印象》（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等文化隨筆的同時，也得以近距離閱讀東西方大學的歷史與特色。有此經歷，既能體貼彼時蔡元培考察歐美教育的心情，亦可在不斷的比較和闡釋中重新定位北大。在他看來，“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37]——中國大學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強調和國際接軌，但“相對忽略了傳統中國的教育精神”[38]。陳平原在關注中國現代大學開風氣之先、引領學術潮流的同時，也不忘留意書院傳統的存續轉化、民間講學的興衰變遷，重視大學與社會、時代之間的血肉聯系，充分體現出學者的家國意識。“北大不僅是西式的現代大學，它還有彌漫在傳統書院中的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39]這種“當仁不讓”的氣概，也使他在現今社會“唯哈佛劍橋馬首是瞻”的大學排名焦慮中，提醒國人不要喪失自家立場與根基，亦步亦趨地復制美國大學的模樣，而應建立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40]，從而在全球化大潮中站穩腳跟。

四、從治學到講學

陳平原曾坦言，和中文系主任等行政頭銜相比，自己更看重北大教授這一身份，并始終對講臺保持熱情和敬畏。“所謂當老師，第一位工作就是教好書。”[41]在追懷晚清以來“課堂內外”的大學故事、鉤沉教育史上的人物與精神的同時，他也將學術研究和課程開設相結合，不斷推陳出新，經營出別具特色的文學課堂。借由這一路徑，學問上的開拓疆域和教學中的引領風氣得以同步進行，其對教育史問題的持續關注，也影響并啟發了學生們的思路，從而為學生打開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初涉老北大研究之時，陳平原就意識到，“這是一個能夠調動研究者的激情與想象力、具備許多學術生長點的好題目，即便山路崎嶇、前景也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嘗試”，并由此激發起“學術野心”。[42]而這“閱讀大學”時產生的強烈興致[43]，也很快突破了與自身經歷有關的北大、中大等校的范圍，進而拓展到東南大學、南開大學、無錫國專，乃至延伸到錢鍾書小說里的三閭大學、鹿橋筆下的西南聯大。如此豐富的研究對象和觀察角度，很容易帶動學生的興趣，吸引年輕一代涉足這一領域。

在北大，陳平原長期為研究生開設各類課程，包括常設的中文系專題課“學術規范與研究方法”，以及數種時常翻新的現代文學專業課。“學術規范與研究方法”始于2006年，至今已經講過16回。該課每次設計八個專題，內容逐年更新，“上及精神境界，下至操作技巧，虛虛實實，逐漸展開關于‘學問與人生’的討論”[44]。在具體的學術道德、引文規范、注釋體例等“操作技巧”之外，有關“學問與人生”的對話，往往最為精彩。既然是面向所有中文系研究生，自然不能限定在某一學科，而從大學話題切入，則可引起文學、語言、文獻各專業學生的共同興趣，因而成為該課的常設欄目。雖說“常設”，每回的具體題目卻并不固定。2012年春季學期，講的是“何為‘大學’——閱讀《蔡孑民先生言行錄》”和“永遠的‘笳吹弦誦’——關于西南聯大的歷史、追憶及其闡釋”，而2021年秋季，則是“現代中國大學的歷史、傳說與精神”和“人文視野以及中文系的命運”。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講述大學的故事與精神，但始終在帶領年輕一輩，“既思考學問，也思考人生”[45]。

如果說面向全系的通選課相對關注“精神境界”的引導，而現代文學的專業課則更強調學術路徑與方法的啟迪。將“新教育”引入現代文學，不僅是研究視角和文本材料的拓展，同時也顯示出“現代中國研究”的多重視野。

多年來，陳平原開設的專業必修課“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中，都有“現代性視野中的‘學堂’”這一專題，所涉文本包括葉圣陶《倪煥之》、柔石《二月》、錢鍾書《圍城》、鹿橋《未央歌》、楊沫《青春之歌》、阿城《孩子王》，以及汪曾祺關于西南聯大的散文，宗璞“野葫蘆引”系列小說，還有自家編選的《北大舊事》。時段上從現代一直延伸到當代，關注范圍兼及小說、散文乃至電影，呈現出“大學敘事”的豐富向度。陳平原早就著有專文《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46]，但講課并不是文章內容的重述，而每每有新的發揮。在這些學堂故事之外，聲音的抑揚頓挫，語氣的張弛拿捏，本身也是一道課堂風景。如此精彩的演講，配合令人目不暇接的PPT，足以讓臺下的聽者沉浸其中，跟隨講者穿越時空，體味故事內外的文學與人生。

另一門專業選修課“北京大學與新文化運動”，更能體現陳平原在治學與講學之間的騰挪功夫。早在1998年，他就提出“理解百年中國的‘光榮與夢想’，‘北京大學’，絕對是個很好的敘事角度”[47]，而將“北大故事”系統帶入北大課堂，在個人趣味之外，也體現出學者的“人間情懷”。根據2015年秋季課程提綱，該課共設十個主題：“中國大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北京大學的歷史、傳說與精神”“‘關鍵時刻’與‘思想操練’”“‘新青年’與‘老革命黨’”“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早期北大的文學教育”“三位校長眼中的學潮”“報刊研究的視野及策略”“‘演說’如何傳播‘文明’”“大學故事的魅力與局限性”。從教育史問題出發，最終落腳到現代中國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等具體話題。這一系列講題以老北大為中心，輯合起講者多年來相關研究的思考，同時融入對報刊、聲音等問題的關注，在傳道授業的同時，也金針度人，起到個案研究的示范作用。這門課期末要求選課學生“任選一所大學或中學，討論其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表現，以及由此發生的變化”[48]，從日后推薦發表的九篇作業[49]中，足可見課程的導引用心。學生們對“五四”時代國立大學、教會大學、專科學校、師范學校乃至中學的關注，體現出彼時教育場域多重話語的變奏；這種鼓勵學生舉一反三、自選題目的訓練方式，也蘊含著師者對后輩的關懷與期許。

陳平原多次在著作中援引梅貽琦《大學一解》中的一段話：“古者學子從師受業，謂之從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間嘗思之，游之時義大矣哉。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50]這種“從游”的教育方式，帶有某種傳統書院的色彩，“大魚游，小魚也游，游著游著小魚就變大魚了”[51]。陳平原對“從游”模式的推崇，源自其追隨王瑤先生治學的經歷，即所謂“煙斗里熏陶出來的學問”[52]，而這種師生之道，也影響到他和弟子的相處方式。二十多年來，在授課之外，每星期選定一個中午，和指導的研究生在辦公室見面，一邊吃飯一邊聊天，談學問中的人生，也談人生中的學問。在快節奏的當下社會，陳平原仍堅持這頗具八十年代風格的培養方式。在他看來，“理想的博士生訓練，不只是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包括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53]，而正是在這“從夫子游”的過程中，學生耳濡目染，確定自己的論文題目和未來方向。陳平原延續了王瑤先生“不給學生出任何題目，只負責首肯或否定選題”[54]的做法，從不指定學生選題，而是通過言傳身教，做好“大魚前導”的角色，至于日后有人走東，有人奔西，則由學生憑興趣發揮。在其指導的研究生中，不乏圍繞教育史話題作學位論文者，例如季劍青《大學視野中的新文學——1930年代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2007年博士論文）、傅宏遠《1930年代前期青島的文學生態——以國立青島/山東大學為中心（1930-1937）》（2011年碩士論文）、康宇辰《大學的詩與史——宗璞及其〈野葫蘆引〉研究》（2020年博士論文）等，筆者也受此影響，以《燕京大學與國文教育》作為博士后報告選題。這些題目反映出師生之間學術趣味的聯結和傳承，但學生的發展并不限定于老師的研究疆域。這一“學術引路人”的定位帶有若干書院傳統，在制度化日趨嚴格的現代大學體制下，凸顯出人文學者的魅力與精神。可以說，陳平原的大學研究，是“但開風氣亦為師”。

注釋

[1][4]陳平原：《初版后記》，《大學有精神》（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336頁。

[2]陳平原：《自序》，《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1頁。

[3]陳平原：《我的“大學研究”之路——代自敘》，《大學有精神》（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4頁。

[5]魯迅：《華蓋集續編·不是信》，《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頁。

[6]陳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記》，《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75頁。

[7]任公：《飲冰室自由書》，《清議報》（第26冊），1899年9月5日，“中國近代期刊匯刊”本《清議報》（第2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1680頁。

[8]陳平原：《現代史視野中的教育與文化》，《依舊相信》，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9年版，第176頁。

[9][11]陳平原：《辭“校史專家”說》，《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08、308頁。

[10]陳平原：《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頁。

[12]陳平原：《“大學五書”小引》，《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

[13]陳平原：《小引》，《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14]陳平原：《校園里的真精神》，《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頁。

[15]陳平原：《五月四日那一天——關于“五四”運動的另類敘述》，《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4頁。

[16]陳平原：《北大校史：怎樣溯源？》，《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頁。

[17]陳平原：《我眼中的內地與香港的高等教育》，《大學新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頁。

[18]陳平原：《作為一種文化景觀的百年校慶》，《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頁。

[19]陳平原：《有容乃大》，《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89頁。

[20]陳平原：《中國大學百年？》，《大學有精神》（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頁。

[21]陳平原：《現代中國大學的六個關鍵時刻》，《大學新語》，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頁。

[22]陳平原：《大學有什么用》，《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293頁。

[23]陳平原：《大學公信力為何下降》，《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頁。

[24]朱熹注：《孟子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頁。

[25]梁啟超：《變法通議?學校總論》，《飲冰室合集·文集1》（第1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15頁。

[26][意]艾儒略：《職方外紀校釋》，謝方校釋，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2頁。

[27]康有為：《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二），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頁。

[28]孫家鼐：《議覆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頁。

[29]蔡元培：《序》，《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國立北京大學1918年版，第1頁。

[30]陳平原：《校園里的真精神》，《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9頁。

[31]蔡元培：《蔡校長元培之演說詞》，《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國立北京大學1918年版，第5頁。

[32]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國學生會演說詞》，高平叔編：《蔡元培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頁。

[33]陳平原：《老北大的自畫像》，《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頁。

[34]謝興堯：《紅樓一角》，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44頁。

[35]陳平原：《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頁。

[36]陳平原：《北大與五四精神——答〈東方早報〉記者胡攀問》，《閱讀·大學·中文系》，廣州：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第327頁。

[37]陳平原：《自序》，《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38]陳平原：《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82-83頁。

[39]陳平原：《北大：一個話題》，《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8頁。

[40]陳平原：《中國大學的獨立與自信》，《大學小言：我眼中的北大與港中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96頁。

[41][51]陳平原、林崢：《北大精神、中文系定位以及教師的職責——陳平原教授訪談錄》，《社會科學論壇》2021年第1期。

[42]陳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記》，《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77頁。

[43]陳平原：《閱讀“南開”》，《大學有精神》（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頁。

[44][45]陳平原：《“學術規范與研究方法”小引》，《社會科學論壇》2007年第5期。

[46]陳平原：《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大學有精神》（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245頁。

[47]陳平原：《作為話題的北京大學》，《老北大的故事》（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頁。

[48]陳平原：《“新文化與新教育”專題小引》，《云夢學刊》2016年第3期。

[49]分別是：《啟蒙與革新——新文化運動前后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高思）、《從清華校園的風氣轉變看“五四”的轉捩點意義》（李辰）、《年青的嘗試者與“土壤”問題——以20年代初的北京曦社為例》（蕭雯佳）、《教會大學：五四時期學生運動中的“邊緣空間”——以上海圣約翰大學為例》（宋爽）、《試論“浙一師風潮”中的青年問題》（周旻）、《學生與社會教育——以“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役夜班為例（1918-1921）》（劉凱健）、《改造社會的訴求與實踐道路的分化——五四前后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活動考察》（殷婉瑩）、《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平民教育社研究》（趙陜君）、《齊魯大學與五四運動考論》（宋雪）。

[50]梅貽琦：《大學一解》，《清華學報》13卷第1期（1941年4月），第4頁。轉引自陳平原：《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頁。

[52]陳平原：《為人但有真性情——懷念王瑤師》，《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期。

[53][54]陳平原：《“好讀書”與“求甚解”》，《大學何為》（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4-225、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