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6月初，我的長篇紀實作品《革命者》（俄文版）獲得俄羅斯“2021年度最佳圖書”獎。很多朋友通常會有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俄羅斯把這個很高的榮譽給予了一位中國作家？有諸多原因，我想，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社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取得的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場社會變遷和進步，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所以這種經驗值得人們學習和效仿。《革命者》居于這樣的時代背景，它能夠受到中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國家的讀者關注也是必然的。

這些天也有讀者向我提出問題：你寫《革命者》的創作經驗是什么？

怎么說呢？對一個成熟的寫作者來說，其實并沒有多少所謂的“創作經驗”，因為所有的“創作經驗”早已在過去的每一部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呈現了，而現在所寫的每一部新作品則都是在把已有的成熟經驗進一步成熟和完美地發揮而已。我所要說的是：寫《革命者》僅僅是一個“心理歷程”，而這個“心理歷程”是全書形成的關鍵所在與核心及靈魂，沒有這個“心理歷程”，就形成不了現在的《革命者》精神。

我寫《革命者》，經歷了四次“心理歷程”：

第一次是看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陳獨秀一家人在大革命低潮的1927年至1928年的悲慘命運，它掀起了我心底的巨瀾：初次到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當我看到陳獨秀大兒子陳延年和二兒子陳喬年英勇犧牲的事跡后，久久不能釋懷：陳延年當時28周歲，英俊朝氣，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在黨內的地位與周恩來不相上下。當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不得不轉入地下。可是這時的黨，需要有一個“執行機構”來繼續同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斗爭，于是中共江蘇省委由此而誕生。誰來出任江蘇省委第一任書記？陳獨秀的大兒子、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陳延年被調到上海，出任這一職務。然而上任的第一天開會，就被國民黨警察與特務盯上。赤手空拳的陳延年等同志與全副武裝的敵人肉搏起來，然而，最后還是被全部抓捕。敵人對陳延年用盡酷刑，但陳延年寧死不屈，最后壯烈犧牲。

陳獨秀的長女陳玉瑩，也是陳延年的妹妹、陳喬年的姐姐，在安徽安慶老家聽說哥哥在上海被害，趕緊到上海尋找和打聽哥哥的下落，最后是好心人告知她：你哥哥被敵人殘害后，裝在麻袋里扔進了黃浦江里……陳玉瑩悲痛欲絕，只能在黃浦江岸邊，為哥哥燒了幾把紙，不得不帶著悲傷回到老家。但誰也不會想到，才過去幾個月，又傳來不幸的消息：弟弟陳喬年被捕。陳玉瑩趕到上海，得知弟弟已經在前幾天被國民黨特務殘害了。連連打擊，讓陳玉瑩最終在上海灘悲憤而死。

陳獨秀當時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不到一年間，三個兒女忠烈而亡，一個28歲、一個26歲，女兒27歲。其中兩個兒子，都是我們黨內年輕有為的優秀領導者、中央委員。

每當我站在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的遺像前，我的心一陣陣痛楚，內心總在輕輕地呼喚：一定要把他們的事跡宣傳出去。

這是我的第一個“心理歷程”。這個“心理歷程”，奠定了一部作品的思想之根，即革命者的精神必須得到公正的張揚。

陳延年作為中共江蘇省委第一任書記在上任第一天就被敵人抓捕后，中共中央特別著急，立即任命另一位中共中央領導趙世炎“代理”江蘇省委書記，然而在那個嚴酷的年代，共產黨人的命運面臨著今天不知明天的不測后果。果不其然，在陳延年犧牲不久，趙世炎被敵人抓捕殺害。趙世炎曾是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是陳延年的入黨介紹人，他原本與周恩來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但由于中途遙遠，他們沒能回國參加“一大”。在任江蘇省委書記之前，他與周恩來等一起領導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從他被敵人抓捕入獄到犧牲，不到20天。

趙世炎犧牲后，中共江蘇省委幾任書記連續被敵人抓捕而犧牲。后來中央不得不請求共產國際從莫斯科調回一位叫許包野的中共高級干部回國任江蘇省委書記。許包野在國外留學11年，是早期中共領導中學歷最高的一位，雙博士學位。奉命回國前他化名“保爾”——因為他太崇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所以后來改名為“保爾”。這位杰出的革命者，回國后經歷了嚴酷的地下斗爭，后任江蘇省委書記。因工作出色，又調任湖北省委任書記，可不久又被敵人殺害。許包野犧牲后，家人一直不知他的情況，由于他用的代名，組織上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一直到幾十年后，廣東省委在研究黨史過程中，通過艱苦的調查搜尋，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證實了“保爾”就是許包野。而此時，不知其丈夫去向53年的許包野的妻子已是病重在臥。當革命烈士證書送到其床頭時，痛失了丈夫53年的老人老淚縱橫。半個月后，老人家抱著丈夫的《革命烈士證書》，與世長辭。

從陳延年、到趙世炎、到許包野……這些年齡都在二十七八歲就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他們的事跡，以及為革命無私奉獻的精神，讓我的靈魂一次次受到震蕩……于是也就有了發誓要為革命者名留青史的第二個“心理歷程”。

這個心理歷程解決了一個作品的思想升華問題，即革命者的前赴后繼精神超越了我們普通人的精神價值觀。這是最可貴的民族精神和人類文明精神的最崇高之處。

第三個“心理歷程”是我看到了非常有名的上海“龍華二十四烈士”中最年輕的一位烈士的事跡。這位烈士叫歐陽立安，犧牲時才17歲。他是湖南人，跟著父母從小就參加革命。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灘上，中共地下黨的行動已經非常受限，成人們的行動隨時受到敵人的識破和被捕、槍決的威脅。怎么辦？歐陽立安憑借著年少、個頭矮又機靈等不被敵人注意的獨特優勢，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出生入死，為黨完成了一個又一個傳遞情報和重要文件的艱巨任務。后經何孟雄介紹，15歲的歐陽立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1年1月17日，歐陽立安在參加中共江蘇省委的一次會議時被捕，1931年2月7日晚，歐陽立安在龍華監獄英勇就義，年僅17歲。

歐陽立安的犧牲，以前很少有人提到。他的青春生命呈現的光芒一直令我感動。同時也想到了許多現實中的問題：比如有一部分年輕人，不懂得珍重歷史和珍惜當下，自我膨脹，缺乏奉獻精神等。我想，歐陽立安的精神代表了中國革命者中極其可貴的一代少年英雄的形象，宣傳好他們，對今天的年輕人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特殊教育。

這是我的第三個“心理歷程”。它使革命史的文學書寫找到了一種與現實的契合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現實意義”。

在寫犧牲在上海解放前8天的黃競武烈士時，我發現這位哈佛大學高才生的父親竟然是著名的黃炎培先生。黃炎培是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主要發起人之一。后來他跟隨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毛澤東、周恩來的摯友，投身革命陣營。兒子在上海犧牲時，黃炎培正在北京協助毛澤東、周恩來籌建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那天，是黃炎培的七十大壽之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見到黃炎培，毛澤東欣喜地說：也祝賀先生生日快樂！黃炎培激動萬分，同時也感慨萬分。當日晚上黃炎培回到家里，接到一份從上海寄來的“大公報”。那上面正好有兒子黃競武的遺體被公安人員發現和挖掘出來的現場照片……黃炎培當場老淚縱橫，揮筆疾書，寫下“我們每一回走過北京天安門，望見高高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想起千千萬萬為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的革命者，中間有一個是你……”這樣的詩句。黃炎培父子的不同命運，讓我對“革命者”的概念和本質有了徹悟與升華……

這是我誓言要為“革命者”立傳的第四個“心理歷程”。這個心理歷程超越了階級的概念，此時的“革命者”所呈現的精神，是屬于人類進步勢力和思想崇高者的了。

關于《革命者》的創作，如果可以總結的話，那就是這樣一句話：一部好作品，創作者的技巧實際上對一個成熟作家而言，已并不重要。情感和思想上的升華才是根本的，因為它是作品的根脈與思想的光芒點。文學講求作者的精神追求，好的作品首先源于作者的思想格局和精神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