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前些日子整理舊書，從中掉下一張紙，拾起一看，是一張中國作家協會發傳真專用的32開辦公紙，上寫：

今收到巴老為《育才圖書室》工程捐款貳萬圓整。

育才圖書室、中華文學基金會 孫仲秀

2004年7月5日

一張收條，上面沒有公章，也沒有私章，書寫也不規范，不是正式的票據，可能沒有什么法律效力，只是收訖證明而已。其中的巴老，是巴金，而這“貮萬圓整”現金，是我從上海帶來，親手交給孫仲秀的。

這張收條幫我打開了記憶的閘門，一下子涌來好多關于巴老的回憶。

中國現代文學館常設展覽“中國現當代文學展”中的巴金展板（局部） 賀同越/攝

巴金與本文作者（左）合影，由本文作者提供。

巴金（左）與日本作家井上靖 資料圖片

一

2004年7月2日我陪緬甸作家團到上海，下午2點半，與上海作協徐鈐一起到華東醫院去看望巴老。

走進巴老的病房，我先到洗手間，仔細地洗了手，之后站在客廳里，遠遠地凝望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前幾年來，還能走到巴老身邊，鞠躬問好，拉拉手，說說話。巴老聲音雖然微弱，話語不清，但還能聽懂一些。而此時巴老已經氣若游絲，弱不禁風，不能說話了，而且時刻有走到生命盡頭的危險。我怕身上帶有病菌，影響巴老，不敢近前，與巴老保持四五米的距離。巴老靜靜地、直挺挺地躺著，插著鼻飼管、氧氣管、導尿管，墻上還掛著四個電子儀器，也不知是干什么用的，還有一臺呼吸機，擺在旁邊。但巴老還有知覺，聽見說話聲還有反應，只是身體不能動，有話說不出來，默默地忍受著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痛苦，一呼一吸，都很艱難，一分一秒，都是熬煎，看著讓人揪心難受。

老徐說最近巴老的情況比較穩定，沒用呼吸機。一天二十四小時，有三個人輪流值班，兩個護士，一個護工。值班時，必須時刻注意病情的變化。巴金的女兒李小林與兒子李小棠姐弟倆商量，一切特別的醫療手段都不要用了，保持目前醫療水平即可。護士過來給巴老翻身，用手輕輕地拍打巴老身體，促進血液循環。巴老1999年住院，已經四五年了，一直躺在床上，沒有長褥瘡，完全靠護士的精心護理，細致調養。

這時，李小林與女兒端端來了，大家坐在客廳里聊天。老徐說：“你寫的那篇《佐藤大姐》，我給巴老念過了。巴老聽得很用心，一直聽完。巴老愛聽的文章，他就靜靜地聽著。不愛聽的文章，他就閉上眼睛。過去每天聽廣播，看電視，現在體力不行，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我很驚訝，那么長的文章，巴老能一直聽完？《佐藤大姐》是我前一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第十一期上的一篇散文，約七八千字，寫了一位心地善良、脾氣火暴的日本友好人士。巴老1961年訪日時，就認識這個梳著大辮子、剛剛大學畢業的佐藤姑娘，如今她也是滿頭白發，垂垂老矣，但依然為日中文化交流而奔波。我想，巴老關心這位把終生獻給中日友好事業的朋友，所以才忍著病痛，堅持把這篇文章聽完。

小林說：“中華文學基金會來了封信，為西北兒童募捐買圖書。你給他們帶兩萬現金，說是我爸捐的。”我說：“是否要收據？”小林說：“不要，交給他們就行了。”我說：“那可不行，你不要我要。這樣吧，我叫他們收到后，給你打個電話，說一聲。”

我回到北京后，馬上與中華文學基金會聯系，請他們來取錢，并寫了這張收條。一晃，十八年過去了，收條已經發黃。但看到它，還是心里一熱，想起了許多往事。

二

其實，我經手辦理的巴老捐款，不只這一筆。

1984年5月9日，巴老作為特邀嘉賓到東京參加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大會，我們三個隨行人員（巴老女兒李小林、上海作協外聯室主任徐鈐和作為翻譯的我）同機到達。

巴老到東京后，日本媒體紛紛要求采訪，巴老先后接受了日本廣播協會、時事通信社、朝日新聞、京都新聞、《昴》雜志、《圖書》雜志等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的采訪。這種采訪，與當時國內不同。第一，它不是由主持人包打天下，而是由文化名人自由漫談。賓主興之所至，信馬由韁，天南地北，海闊天空，花鳥蟲魚，詩詞書畫，創作計劃，身體狀況，說什么都行,完全是無主題協奏，氛圍輕松自然，話題親切活潑。現場的編輯記者們錄音錄像拍照記錄，之后剪接編輯整理成視頻、文章，在電臺電視臺播出，或在報刊上發表。第二，這種采訪是“有料”的，而且是“有價”的，要向被采訪者付不菲的采訪費，理由是他們付出了時間和勞動。但采訪費似乎與談話內容多少、時間長短無大關系，主要取決于被采訪者的知名度和采訪機構的經濟實力。電視臺、大報很高，雜志、特別是純文學雜志，相對較低。以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采訪為例，巴金與日本作家井上靖對談一小時，扣除翻譯時間，實際談話僅為半小時，付巴老62萬日元，當場扣除稅金12萬，巴老實際收到50萬，按當時匯率約合人民幣4萬元。估計井上先生的采訪費也應為62萬，一個小時的世界名人采訪，成本為124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萬元左右。

我不知道有采訪費，更沒想到如此之高，替巴老簽收后，興沖沖地拿著一個厚厚的信封回來，交給巴老說：“您老人家每月講兩次話，就有100萬日元收入，完全可以養活我們三個小字輩的了。”巴老笑著說：“老講就沒人聽了。”

巴老在日本訪問期間，大約收到了100多萬日元的采訪費，扣除所得稅外，約剩80萬日元。

當時巴老已經80歲，體弱多病，常常住院，親友們為他的健康擔憂，不贊成他出國開會，怕他身體吃不消。巴老也猶豫了好久，他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信心，害怕病倒在日本給朋友們添麻煩。但如果不去，又怕會使日本朋友們失望，辜負他們的一片熱忱。兩難中，醫生的支持給了他信心和勇氣，于是決定東渡訪友，出席會議。

從上海出發時，帶了許多藥，都是巴老每天要用的。還有一個笨重的鐵盒水銀血壓計，他們的箱子裝不下，放在我的行李箱里。到了東京，我發現箱子底下滾動著好多閃亮晶瑩的銀色小球，仔細一看，原來是野蠻裝卸，把血壓計摔壞了，水銀都流了出來。

巴老是不拿國家工資的作家，完全靠稿費生活。這次訪日，巴老和李小林的往返機票、在日的食宿交通費也均由日方負擔，所以采訪費是巴老勞動所得，應該由巴老自由支配。我和老徐商量：首先應該給巴老買一個操作簡單的電子血壓計，每天測量血壓方便些；日本的藥品質量不錯，應該買些日常必備的藥品帶回去；還有一些輕便的醫療器械如手杖、助步器、電子體溫計等也可考慮……可是，還沒等我們的“如意算盤”打完，巴老就說：“小陳，你和小林把這筆錢給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送去。他們二十多年來，為中日友好事業艱苦奮斗，經濟上靠會費和募捐維持，一直很困難，這筆錢送給他們，可以幫助他們多少解決一點問題。”

巴老心里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日本朋友的困難，我只好把原來的打算咽到肚子里，馬上和李小林一起到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臨時設在飯店里的接待辦公室，把錢交給佐藤純子，并轉達了巴老的意思。

佐藤說什么也不收，她說：“這是巴金先生的勞動報酬，心意我們領了，但錢無論如何不能收。”這樣推來推去，不可開交，最后我們把錢放在桌子上就急忙溜走了。過了一會兒，佐藤又叫人把錢送了回來。巴老叫我們對佐藤說：“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要客氣。我知道這點錢解決不了什么大問題，但這是我的心意，不收就見外了。”巴老心誠意切，佐藤不好再推辭，最后由事務局長白土吾夫出面，正式接受了巴老的捐贈。

去銀座散步時，大街上有擺攤賣玩具的，出售一種塑料做的小妖怪，嘴里裝著打火石，下面安著輪子，往前一推，小妖怪就跑起來，嘴里吐火，每個售價400日元，大概是玩具中最便宜的。巴老的口袋里沒有大把的外匯，和我們一樣，只有公家為臨時出國人員發的二十美金零用錢。他看見那小妖怪，怪模怪樣的，很可愛，就花了800日元，為他的外孫女和剛剛出世的小孫女各買一個。

這兩個“小妖怪”，大概是巴老最得意的禮物。

三

1990年9月，日本授予巴金福岡亞洲文化獎創立特別獎。同時獲獎的還有日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英國的中國科學史權威李約瑟博士，泰國著名作家、前總理克立·巴莫，日本研究東南亞政治文化的著名學者矢野暢博士。

福岡是日本南部瀕臨博多灣的一個古老而美麗的城市，自古以來，就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國《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東夷傳》中，都有關于福岡地區的記載。

福岡市政府為了振興福岡文化，把福岡建成現代的國際文化城市，利用舉辦亞洲太平洋地區博覽會所獲巨額利潤，設立了亞洲太平洋地區博覽會財團，獎勵為亞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為人類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貢獻的作家、藝術家、學者。

評選委員會為巴金授獎的理由是：“代表作《家》《寒夜》等作品，充滿了深厚的對人類的愛和人道主義精神，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一貫主張中國現代化；‘文革’后，在批判社會的同時，誠實地批判自己，其文學活動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深遠影響。”授獎證書上寫道：“您長期的文學活動，為亞洲的智慧、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授獎儀式之前，評選委員會派遣四人小組專程到上海，邀請巴老出席授獎儀式。巴老的好友井上靖先生聞訊后也邀請巴老到東京小住，會會老朋友。但巴老身體不好，不能出席，最后決定由他的兒子李小棠代他去，并叫我與小棠同行。臨行前，巴老囑咐我們在授獎大會后，到東京去看一看井上靖先生，對他的盛情邀請表示感謝，并帶給他一套宜興紫砂茶具作紀念。

李小棠代表巴老在授獎大會上接受獎章、獎狀、獎金（支票）、紀念品，宣讀了題為《我與日本》的講稿。巴老說：“我首先對福岡市授予我一九九〇年度福岡亞洲文化獎創立特別獎表示衷心感謝。我對亞洲文化的發展沒有做出什么貢獻，得此殊榮，我認為這是福岡市和福岡市人民對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的尊重，對中國人民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以愉快的心情接受這一榮譽。”

巴老回顧了自己六十余年的文學生活，以及六次訪日與日本作家結下的深厚友誼，最后說：“我今年八十六歲，生命即將走到盡頭。我愿把余生獻給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事業。即使我的生命化成了灰燼，我那顆火熱的心也會在朋友們中間燃燒。”巴老的肺腑之言，贏得了會場暴風雨般熱烈的掌聲。

福岡授獎儀式結束后，我與李小棠去東京，由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橫川健先生陪同，去拜訪井上靖先生。

走進那花木蔥蘢的小院，我不由得放慢了腳步。眼前的景物是那樣熟悉，就連那帶著花草清香的溫煦的風，都有一種似曾相識的親切。我曾隨巴老、張光年、嚴文井、茹志鵑等作家多次來這里拜會井上靖先生。前一年夏天，還與蔣子龍、管樺、林希等在先生的庭院漫步，參觀先生的藏書樓，聽先生講孔子……

橫川健先生把我們領進客廳，但我發覺客廳里的氣氛與前一年大不相同，門窗緊閉，陰暗潮濕，悶熱異常。井上夫人走進來說，先生一會兒就來。又說，屋里很熱吧？但先生總說冷，不讓開窗開空調，最近他飯量很小，每天只吃一點水果。

這時，樓上響起了腳步聲。井上先生來了。他身穿銀灰色和服，上面加了一件玫瑰紅毛背心，銀發斑斑，面色蒼白。先生是個細心人，看我們汗水涔涔，和氣地說，不必拘禮，寬寬衣吧，并叫夫人把門窗打開。我們怕先生著涼，連說不必不必，但門窗還是打開了，明麗的陽光和帶著花香的風，頓時充滿了客廳，一下子涼快了不少。

小棠轉達了巴老的問候和謝意，呈上宜興紫砂茶具。先生詳細地詢問了巴老的身體情況后，當場打開了茶具，一件一件地把玩，欣賞，愛不釋手。他叫夫人拿來他收藏的一套紫砂茶具，細細比較一番后說：“還是這套好，精巧，細膩，造型別致，古拙樸實率真，氣韻生動，是難得的珍品。”

井上靖先生一再表示感謝后，轉身上樓拿來了兩本精裝的《孔子》，戴上花鏡，題字贈書。這本書1989年9月出版發行，到1990年3月，已再版23次。先生為寫這本書，嘔心瀝血，不僅在史籍中鉤沉，還先后六次到中國山東、河南考察，了解春秋時代的地理歷史，尋訪孔子的足跡。先生說：“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動蕩年代，《論語》是孔子對亂世發出的主張和吶喊。只有把《論語》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體會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論所具有的生命力，否則就難以正確理解《論語》的深刻思想。”

先生手里握著一枝特大號勃朗牌鋼筆，正襟危坐，在扉頁上寫下幾個蒼勁大字：“陳喜儒先生惠存，井上靖一九九〇年九月五日。”我坐在先生旁邊，他看我名字中有個儒字，就問我，陳先生也是孔子的信徒吧？我說，不敢當。名字是家父起的，他尊孔，能背誦論語，可能希望我也成為尊崇信奉儒家學說的人吧。先生點了頭說：“尊崇信奉孔子，好。”

在回來的路上，我對李小棠說：“井上先生的身體比去年弱多了，臉色也不好。屋子里那么熱，他還說冷，可見極為虛弱。不過，我們回去，還是報喜不報憂吧，免得巴老掛念。”

回到上海的當天，我當面向巴老匯報了大會的情況。巴老說：“你辛苦了，謝謝你。”接著便問：“錢捐了沒有？”我一愣，感到莫名其妙，因為行前巴老并沒交代捐錢的事兒。我這才想起在日本期間李小棠跟我念叨過，巴老肯定又會把獎金捐出去，真是“知父莫如子”啊。我說：“巴老，這是支票，不是現金，聽說要過些日子，錢才能從日本匯到上海，而且必須由您親自簽名才能取出，要捐的話，也要等錢到了再說，現在還辦不了。”巴老聽后不再說捐錢的事，“賞”我已出版的《巴金全集》前十二卷。

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就聽說，這五百萬日元獎金，巴老捐給現代文學館三百萬，上海文學基金會兩百萬，自己分文沒留。但我沒看見有關報道，估計是巴老不許聲張，悄悄捐的。

四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現代文學館。他說：“文學館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個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它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

他不僅提議、呼吁、號召、上書，而且身體力行，為籌建文學館捐款捐資料。他的第一筆捐款就是15萬元，占他當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不僅如此，他還在1981年7月7日致孔羅蓀的信中說：“我還想把今后出書所有的稿費都送給資料館，還準備為它募款。總之，使這個事業早日辦起來，大發展。”1982年2月19日他在致孔羅蓀信中又說，“最近給寧夏出版社編了一本《懷念集》，給四川人民出版社編了一套十卷本《選集》，大約都會在年底出版。我已對出版社講清楚稿費全部送給文學資料館。”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巴老用“中國作家協會”的信紙打印了一張致出版社的通函，請各家出版社以后將付他的稿費徑寄中國現代文學館。

巴金還叮囑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給我寄稿費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譯的稿酬，新出的書如《回憶與探索》和十卷本《選集》的全部稿費一律贈現代文學館，已出各書如有再版的機會，稿費也送給文學館（蕭珊的譯著也包括在內）。以后請一定照辦。”

另外，《隨想錄》日譯者石上韶病故后，他的妻子根據他的遺囑，于1989年4月，攜帶《隨想錄》等五本書的全部版稅1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萬元），專程來上海華東醫院面呈巴老，巴老當場把這筆稿酬交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楊犁……

五

巴老逝世后，在上海作協吊唁大廳的留言簿上，有一行醒目的大字：希望工程的孩子們永遠懷念巴金爺爺。落款：上海市希望工程。

1994年3月，上海市希望工程辦公室成立。沒過多久，一位年近六旬的男子，提著包來到辦公室，對工作人員說：“我替一位老人來捐款。”隨后，他在登記簿上寫下“李堯棠”3個字。工作人員看著這3個字，覺得好像在那里見過，但想不起來。回到家里一查，知道這是巴金先生的本名。他設法找到了來捐款的上海市作家協會的徐鈐，確認捐款人是巴金先生，但徐鈐叮囑他，千萬不能說出去，因為巴老說過，他的捐款不留名、不宣傳、不報道。

從此，巴老向希望工程捐款，主要由徐鈐代辦。1998年華東水災，巴老最擔憂的是那些失學在家的孩子們。于是，原本已在上海、杭州捐過款的巴金，又向上海市希望工程捐出9萬元，用于孩子們上學。1999年以后，巴老病重，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都是由其子女將錢交給徐鈐去辦。據知情人透露，巴老生前十分關心教育事業，連續27次為上海希望工程捐款達56萬元。

2005年10月，巴金先生去世，他的子女根據其遺愿，將其稿費及家人的捐贈共計130萬元，設立了以巴金二哥的名字命名的堯林教育助學基金。2006年、2007年兩年中，堯林教育助學基金先后資助了10余名貧困大學生和云南寧洱地震災區100名受災學生。

四川汶川地震后，巴金先生的家人十分關心災情，他們從堯林教育助學基金中捐出25萬元，用于在四川災區建設一座希望小學。此外，李小林、李小棠還以巴金先生的本名“李堯棠”的名義，分兩次向上海市紅十字會秘密捐款10萬元，救助災區孤兒。捐款中，有一部分是兒女們所湊，其余的則是巴老的稿費，由于負責代辦的人員走漏了風聲，此事才被外界所知。

巴老的愛心，在繼續，在生長，在蔓延。

六

巴老一生向希望工程、中國現代文學館、災區、上海文學基金會、紅十字會、浙江省民政局、日本友好團體等總共捐了多少錢，可能是一本糊涂賬，沒人說得清楚，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記得1998年9月28日，我陪東京都社會文化代表團到杭州，住在西子賓館，正好巴老也在那里休養。我去看巴老，向巴老匯報說，這個代表團都是友好人士，在日本時，他們已經為中國災區捐了款，到北京后，又捐了一筆。他們都不是有錢人，這份心意，令人感動。這時，徐鈐說，巴老也捐了12萬，但他不讓講。我說，巴老，這是好事，報道一下，讓更多的人為災區分憂解難不是更好嗎？但巴老說，我病了這么多年，花了國家很多錢，災區有困難，捐點錢是應該的，不要報道。巴老的聲音雖然不大，但清楚，明確，堅決。

還有一次，我應《文藝報》編輯之約，寫了一組有關巴老的短文，當時文藝報是月刊，決定發表在第七期。我給巴老寫信時，順便說了這件事，但巴老捎話說“不要宣傳我”，還希望我把稿子撤下來。我雖然不贊成這是“宣傳”，但也只好忍痛割愛，把稿子撤回。這組短文，在我的抽屜里睡了十多年，后來柳萌兄對我說，巴老的人品文品，是一面明鏡，你這不是宣傳，是實話實說。在他的催促鼓勵下，我才找出舊稿，投寄報刊，但沒敢告訴巴老。我這篇文章，倘若巴老在世，肯定也不同意發表。

巴老不善言辭，但在他身邊，不時也能從他的片語只言中，知道他在想什么。

比如那年隨巴老訪日，住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39層。這座酒店聳立在新宿西口，素有“日本的紐約”之稱的超高層建筑群中。巴老腿腳不便，一般足不出戶，沒有日程時，我就陪他坐在窗邊看風景。這一帶飯店酒樓、商店超市鱗次櫛比，車水馬龍，人潮洶涌，是現代日本繁華的象征。

一天晚上，巴老默默地看著窗外，若有所思，之后轉頭對我說：“戰后，東京是一片廢墟，他們的日子很難過。我六十年代來過三次，那時沒有這些高樓大廈。這次來，簡直認不出來了。日本地震多，房子不好蓋，過去都是些木頭房子，很小，現在他們敢蓋這么多高樓，說明他們的科學技術已經解決了高層建筑在地震中的安全問題。他們的經濟搞得好，速度快，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如果我們也好好搞經濟建設，現在也可能與日本差不多。這些高樓大廈，我們也應該有。現在有了一些變化，抓經濟，搞特區，這樣好。總之，要把經濟搞活，再也不能吃大鍋飯了……”

這就是巴老，一位充滿愛心，與祖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老人。

（作者：陳喜儒，系中國作協外聯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