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日前張寧發來一張老照片，喚醒了我一段記憶。這張照片是法國思想家德里達于2001年訪問上海時所攝，時間是9月11日，地點在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近景有五人：德里達、王元化、郁白、張寧和我。德里達與王元化是主要客人，郁白時任法國駐上海總領事，是招待會主人，張寧是德里達同行的翻譯，我是王元化的陪同者。后景還有孫景堯、朱立元等參加招待會的中青年學者。

2001年9月11日，德里達（右一）、王元化（左二）、郁白（左一）、張寧（右二）和作者（中）在法國駐滬總領事館

時間過了整整二十年，當時對談的兩位主角德里達與王元化都已逝世，我與郁白本來就不熟悉，向無交往，也沒有打聽他的行止，只有張寧，雖然遠隔萬里，但倒時有信件聯系，她來上海，也都約我見面，保持多年的友誼。

張寧年紀比我少得多，畢業于廣西大學，本來不可能與我有交集，只因我的學生孫景堯在20世紀70年代末曾任教于廣西大學，張寧是他的學生，那時景堯邀我與葉易同到廣西大學講學，指派張寧負責接待，這樣我們就熟悉起來，但回滬之后，即斷了聯系。后來我到意大利拿波里東方大學短期講學，準備順道在意、法等國參觀名勝古跡和藝術博物館，巴黎當然是重點地區。景堯聽說我想到巴黎參觀，就跟我說，張寧現在巴黎工作，我叫她給你帶路。我在巴黎玩了十多天，張寧帶我游了很多地方，即使她有事不能陪我時，也為我畫了路線圖，便于我尋找，這使我非常感激。所以這次她陪同德里達來滬講學，我就無形中介入了接待工作，其實只是為了幫張寧的忙。當時，復旦中文系系主任是陳思和，也是我的學生，我叫思和幫張寧安排活動，思和說：“張寧是我的老朋友，你不關照，我也會幫她安排的。”這樣我就放心了。

但有一天，張寧愁容滿面地對我說，她碰到了難題。我問是什么事？她說，法國駐滬總領事郁白先生說要為德里達舉行午餐會，但有個條件，就是要我請出王元化先生來參加，說是如果請不到王元化先生，他就不開這個午餐會了。我托了好幾位朋友去請王元化先生，王先生都不肯答應，我真是急死了，怎么辦呢？我說：“不要急，我去試試吧！”張寧一聽，很高興，但也并沒放下心來。

我與元化同志的認識，是由于內子高云的關系。高云于1960年從復旦中文系畢業，分配到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今上海市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后擴展為文學研究所）工作，元化同志因胡風案受審查后，也發配到文研室，高云、戴厚英等幾個年輕人知道他受審查事，但并沒有歧視他，倒是聽說他在研究《文心雕龍》而捉住他要他開課講《文心》，元化同志贊賞青年人的好學勁頭，也很高興地為她們開班講課。這樣，排起輩分來，元化同志應該是她們的老師，但那時候，學校以外的人都不作興叫先生、老師，老老少少都叫同志，所以她們叫他“元化同志”，我也跟著叫“元化同志”。1961年，我和高云在《上海文學》發表了一篇論文：《魯迅小說的民族風格》，得到元化同志的肯定，他還將自己收藏的魯迅研究資料借給我們，鼓勵我們繼續研究。不過這些都是通過高云轉達的，我自己與他并無聯系。

我與元化同志的接觸，是在1977年之后。有一次，高云與戴厚英一起去看元化同志，邀我同往，我就跟著她們去了。那時元化同志還沒有搬到吳興路，住在另一地方，我只是跟著高云走，記不得路名了。她們去，也并無什么事情，只是閑談，但一個下午談下來，使我對元化同志大為折服，他知識廣博、思路開闊、思想敏銳、見解深刻，對我啟發很大。此后我就常去聊天，只是他做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期間，看他太忙，無空談學問，就沒有去軋鬧猛（上海話：湊熱鬧）。直到他卸任之后，我才再度登門。有一次，在元化同志家碰到龔心瀚，他是復旦新聞系畢業生，我曾教過他的課，當時他正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見到我很親切，卻問我為什么不去找他。我說：“你做你的官，我教我的書，找你干什么？”他說：“那么，你干么來找元化呢？”我說：“我來是聽他談學問，又不是找他辦什么事的。”元化同志在一旁證明道：“我在做市委宣傳部長期間，他從來不找我，倒是我不擔任部長時，他常來看我。”

正因為與元化同志有這點交情，所以我主動攬下邀請之事，想代張寧分憂解難。

我跑到元化同志住處，提出邀請。元化同志說：“不是我擺架子，不肯與德里達會面，而是最近我正在發疹子，渾身發癢，不能穿西裝，不便見外國人。”他伸出手臂，拉起衣服給我看，果然滿身都是疹子。但我仔細看看，似乎還并不太嚴重，覺得還可以動員他去，就將實際情況告訴他。我說：“這次陪同德里達前來的，是我學生的學生，叫張寧，負責聯絡安排，兼做翻譯。那年我到意大利拿波里東方大學講學，順便到巴黎旅游，我的學生孫景堯怕我不認路，叫她接待，她盡心盡意，帶我到處參觀，所以這次她陪德里達到上海，我就幫她聯絡、安排。德里達是法國文化名人，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郁白要為他的訪滬開午餐會，但提出一個條件，說是你們要請出王元化先生來參加，我就舉行午餐會，請不來，我就不開午餐會。但如果不開午餐會，張寧回去就不好交代，我也覺得對不起她。所以還是要請你出席一下。你不能穿西裝，就穿T恤好了，我來接你，陪你去，我也不穿西裝，穿襯衫，好嗎？”元化同志說：“既然如此，那就去罷。”午餐會定于9月11日，雖然已是秋天，但那天天氣尚熱，到場一看，不穿西裝而穿襯衫或T恤的人很多，所以我們的穿著也并不顯得突出。

王元化與德里達的談話很隨意，很松散，沒有固定的主題。有時王元化、德里達和郁白三人談；有時在飯席上你一句我一句大家一起談，用的是英語，許多人都能對付幾句。記得德里達感慨道，為什么我們要用英語談話呢？希望下一次來時，我們能用法語對話。為這事，曾引起了一番語言霸權主義和國際通用語言問題的討論，元化同志也發表了意見。關于那天王元化與德里達對話的內容，復旦大學錢文忠教授曾經寫過一篇訪問記：《與德里達對話訪談錄》，記得較為詳細，先在報紙上發表，后收入《王元化文集》，大家都容易看到，這里就不重復敘述了。

本來，他們談興甚濃，還有興致再繼續下去，但德里達下午還要參觀上海博物館，對談只好匆匆結束。

參觀上海博物館，是德里達提出要求，也是我幫忙聯系的，所以我必得陪同前往，只好請別人送元化同志回去。

當時的上博館長是陳燮君，與我有一面之交，他對德里達的來訪很重視，特地安排了接待外賓的講解員為德里達用英文講解，重點是在青銅器館，德里達看得很滿意。在參觀結束時，突然傳來了美國雙子樓被飛機撞毀的消息，德里達非常驚訝、憤怒，辭別了館長，站在上博的后門外，面對長空沉思良久。

第二天，德里達訪問復旦，上午在相輝堂演講，下午在中文系座談，我一直陪同。那天晚上，元化同志還打電話來詢問德里達訪問復旦情況。后來德里達到別的學術單位演講，我就沒有參與了。不過他與張寧游杭州，還是復旦派的車，我叫我的博士生張巖冰陪同照顧，使德里達此次上海之行，有個圓滿的結束。

完稿于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