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時代的巨變。與傳統的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相比，技術已成為推動社會變遷的普遍性力量，影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費（孝通）先生關注工業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我關注數字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時代使命令費先生更多關注中國社會，時代發展則讓我有機會進一步觀察人類社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重建4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數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邱澤奇發言中的這句話，既說明了他與導師費孝通先生之間關注點的不同，也為他當前的工作做了一個很好的注腳。

1992年秋，邱澤奇與費孝通先生攝于調研途中（甘肅省景泰縣黃河邊）

1991年，在華中農業大學任教的邱澤奇考入費孝通先生門下，成為北大當年招收的一百多名博士中的一員。讀博的三年間，他跟隨著費老到過全國很多地方，做了大量調研。1992年春天，費孝通和邱澤奇的調研團隊到甘肅白銀，調查國有企業的轉型與改革。“國有企業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管理效率的提升問題：一是人往哪里去（下崗分流），二是技術怎么進來。人往哪里去的問題，我在博士論文里頭寫了。技術從哪里來，就是我后來思考的問題。”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問期間，邱澤奇注意到美國數字化轉型的現象，1998年他回到國內，發現在一些大型企業，企業資源計劃（ERP）開始應用，通過信息流的重組來提升企業的效率。

1997年，鄉鎮企業開始改制，關停，或是股份化。此時，鄉村工業基本上走到了尾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成為必然趨勢。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邱澤奇說自己的研究“就被逼到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這條路上來”。早在1993年，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和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有個合作項目，他負責管理項目的電子郵件賬戶。這份業余工作，讓他成為整個中關村地區，甚至全國范圍內最早接觸互聯網的人。四年后，中關村一家公司開始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中國開始真正進入互聯網時代。

沿著早期企業信息化方向，邱澤奇后來的研究聚焦在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當時翻譯成“數字區隔”）。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第一份報告發布出來以后，他就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香港的《21世紀評論》，應該是當時國內關于這個話題的第一篇文章。“我最早開始研究數字鴻溝時，有兩個想法，一是數字技術如何產生數字鴻溝，如何影響數字鴻溝的變化進程；二是有哪些因素使數字鴻溝更大或彌合數字鴻溝？這是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

時代在前進、發展。對于邱澤奇來說，他不可能回頭再去研究費孝通先生當年提出的鄉村經濟具體問題。“我得跟著時代走，而且費老也教育我們跟著時代走。”在數字鴻溝的研究中，邱澤奇發現平臺技術的應用開始變得特別重要，2012年，應阿里巴巴的邀請，他的研究團隊做了一項非常著名的研究：“誰在開網店？”調查的結果給了邱澤奇非常大的啟發：既然有人靠它靈活就業，數字鴻溝的填補，應該有一個通道。正好阿里巴巴推動淘寶村建設，這對阿里而言是一個推動市場拓展的路徑和方式，但對他來講是一個研究數字鴻溝的機會。這也間接催生了他們2016年非常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從數字鴻溝到數字紅利——互聯網資本視角》，提出了“互聯網資本”這一概念。

技術會加劇貧富分化，抑或反之？邱澤奇的回答是，如果單就技術本身而言，馬云已成為一個范本，即數字技術一定會加大數字鴻溝，加劇貧富分化。“但是制度的約束和對制度的巧妙運用，會促使企業用市場的機制來彌合數字鴻溝，這是市場跟公共政策結合的模式。這個模式在西方是沒有的，是中國在公共政策領域里的一個創新。”

2020年，北京大學基于自愿原則匯集了社會學系、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系學院、法學院、工學院、數學學院等各方資源與力量，組建了北京大學數字治理研究中心。近兩年來，中心致力的事情，是試圖去判斷在國際分工大格局下，不同國家如何憑借數字技術重構國際治理與市場格局。“各個區塊有各個區塊的路徑，怎么推動治理，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的新議題。學者的責任是給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一些參考。目前，在張平文院士領導下，我們正在做的工作，是在國際層面運用生態視角研判和擬合世界數字生態格局，為中國在世界數字生態中占據優勢生態位提供公共政策建議。對國內，我們希望更好地運用數字技術來推動數字平等，包括促進各個省的大數據應用，促進數字技術在鄉村的應用和推廣。”作為社會學領域為數不多的研究數字化的學者，邱澤奇所做的一切，在當下，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和價值。

對 話

全球數字世界的奮進之中，其實就是中美兩極

中華讀書報：您最近在一次關于“數字時代的社會分化”的講座中談到，近40年的世界經濟格局，1990年是銀行業時代，2000年是電信業時代，2010年是能源業時代，2020年則是數字業時代。在全球上市公司市值前十名中，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母公司、阿里巴巴、臉書和騰訊這幾家大型互聯網企業占了十分之七。而根據這一份額比例，您給出的判斷是“中國正加速進入數字時代，處在世界第一方陣”。相比一些西方國家，您如何評價中國的數字化進程？

邱澤奇：中國的數字化進程和美國是相向而行的。在美國，IBM最早做計算機，后來參與互聯網，軍事網絡技術民用化以后，互聯網時代就到來了。在發展路徑上，美國通過工業技術創新產生溢出效應，形成了支撐數字技術創新與應用的深厚基礎，產生了數字技術創新紅利。中國則是直接把數字技術拿來，通過數字技術應用場景開發，產生數字技術應用紅利，是直接從紅利的最底端開始的。如果說人類正在經歷數字化轉型，中美之間是兩條路徑。如果說美國是技術創新源頭驅動的數字化，那么，中國則是應用驅動的數字化。我們從提供互聯網接入開始，于是有了門戶網站，有了馬云的淘寶、馬化騰的QQ、張小龍的微信，以及后來的一系列應用平臺開發和利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數字化進程也是由資本推動的過程。

如果從2003年馬云開淘寶算起，到今天已經20年了，接下來，中國的數字化轉型怎么走？在美國限制前沿尖端技術出口的環境下，中國數字化發展的問題是技術從哪里來？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技術創新。在網絡連接時代，我們從核心技術開始技術自主，這個布局非常成功。從模擬交換網絡到數字交換網絡，我們與美國構成了兩強競爭格局。可是，光有網絡還不行，網絡中的芯片從哪來？這是造成這些年中國數字化轉型困境的一個來源。在數字技術產業鏈上，中國僅有華為一家是不夠的。在半導體產業鏈中，我們失去了先機，一步晚步步晚。如何在脖子被卡住的環境下盡快掙脫出來，是中國面對的最大困境。

中華讀書報：那么，當前世界范圍內的數字化發展是怎樣一個格局？

邱澤奇：中美兩國不同的技術創新與應用路徑也塑造了中美的數字化格局。2020年名列全球市值前十的七家互聯網公司里中國有兩家（阿里巴巴和騰訊），不過，這兩家不是源頭創新公司，而美國的五家（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和臉書）都是源頭創新公司。如果說我們有什么創新，那是在別人的基礎上進行模仿創新，進而在小范圍內的原始創新，比如說在亞馬遜基礎上，不僅賣書，也賣日常貨品；在臉書基礎上，不僅提供公共社交，也提供私密社交，等等。

在人類數字世界的奮進中，其實只有兩極，中國和美國。在技術創新、技術應用的發展中，歐洲是被甩在外面的。美國做技術創新，中國做技術應用，歐洲則享受著中美兩國數字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溢出效應。但是，歐洲并不甘心，也一直想參與到數字時代的競爭與發展中，他們的一系列動作都是明證，如數字稅、GDPR等，他們在數字規制上一步一步地推進，試圖形成創新、應用之外的第三極，即規制。不過，在當下，在獲取數字紅利方面，三方貌似在形成一個新的平衡，美國通過創新壟斷方式，歐洲通過“雁過拔毛”方式，中國則通過規模效應，分享數字紅利。

當然，平衡的建立并不容易。我們朝技術原創方向發展時遭遇美國的制裁，美國朝技術應用的方向發展時面臨歐洲的數字稅。應該說，中美兩國同時遇到了瓶頸。中美兩國在技術創新與應用領域的關系將來如何發展，是走向和解重構數字世界秩序，還是真的構造兩極？尚難預料。中國面臨的困境非常復雜。無論如何，原創技術為王，中美兩國技術發展的路徑未來怎么走，只能且行且看。

數字化發展初期，人們的幸福感會有所下降

中華讀書報：從人類組織形態的變化看，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不同，工業社會也不同于數字社會。在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之后，數字社會與工業社會的本質差異正逐步凸顯出來。在您看來，數字時代的核心特征是什么？

邱澤奇：如果從社會的三方互動來看，簡言之就是，社會越來越個體化，經濟越來越平臺化，政府越來越透明化。第一，跟工業化比，數字時代的社會越來越個體化，每個人非常獨立。當然，沒有數字平臺，個體化很難實現，可以說，數字化推動了個體獨立。第二，經濟的平臺化，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靠平臺，2020年市值全球前十的公司中，除了一家能源兩家銀行以外都是平臺，就是一個很好的佐證。第三，政府處理行政事務越來越透明化。即使政府希望保持慣性化的運作模式，市場和社會也在推動政府運作的透明化。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制度和技術是推動社會分化的力量，也是推動社會變遷的力量。今天，數字化對經濟模式的影響幾乎是全方位的，人類的生活也在發生變化，沿著這一邏輯，是否會出現一個全新的社會模式？

邱澤奇：已經出現了，剛剛談到的“三化”（社會越來越個體化，經濟越來越平臺化，政府越來越透明化）其實就是一個新模式。現在，我們每個個體都能直接跟國務院打交道。比如，上海這波防疫，有人在國務院客戶端平臺上反映社區亂象，結果，很快，相關管理部門就進行了積極回應，在過去，是完全沒有也不可能的模式。

中華讀書報：您談到“數字時代的社會分化”，想問問您，這一分化對我們的生活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在數字時代，人們的幸福感會提升還是下降？

邱澤奇：從技術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出發，社會分化大概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農業社會的身份階段。在這個階段，國家在社會層面制造人們的社會身份，如士農工商，技術屬于工，身份等級低于士農，且不是人們通過努力可以改變的。第二階段是工業化社會的組織分化。在這個階段，行業之間的分層影響人們的職業分化，形塑了社會分化。第三個階段是數字社會的個體分化。如果說前兩個階段主要是基于人們生存即物質的分化，那么，數字時代，人們的生存已經獲得了基本保障，社會分化呈現的更多是觀念分化。觀念分化是指指引人們與社會相處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因為觀念的不同，可以有80歲的網紅，也可以有十幾歲的網紅；可以有富裕中的自我貧困，也可以有貧困中的積極努力。當然，觀念分化不獨來自觀念自身，而與人的數字素養密切相關，這是另一個話題，暫且放下。

重要的是，數字化發展有一個過程。我們處在這個過程的初、中期階段，是一個越來越焦慮的階段。數字社會有哪些規制？現在還沒有完全創造出來，身處數字時代的人們也還在適應之中。這兩個不確定性帶來的是人們常常找不到自我的存在，每個人都在刷手機，都在通過別人這面鏡子來觀察自己，尋找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幸福感不可能上升，只能是下降的，因為，在一千個人那里，你會看到一千個自己，而不知道到底哪個才是自己，怎么可能幸福感上升呢？如果社會沒有形成制度保障數字普惠和數字平等，幸福感的惡化就會持續下去，但如果有制度保障，人們的幸福感可能會形成一個U曲線，最終會上升。

觀念分化，構造了觀念市場的規模效應

中華讀書報：對同樣的問題，每個人有自己的看法，可以說，觀念的分化是歷來就有的，何以在今天的數字化時代，這一現象如此凸顯？針對這一問題，目前有何應對機制嗎？

邱澤奇：觀念也是有市場的。作為賣家，當然希望買家越多越好，買家買不到的時候可以提價；買得到的時候可以賣出更多，獲利更大，于是出現一個規模效應。這種規模效應在觀念領域，就是當一部分人不加思考地支持某些人的時候，就相當于買東西。觀念上同樣也有韭菜可割，一部分人創造觀念，構造了一個觀念市場，這就形成了數字極化現象。前不久我邀請美國一位很知名的教授談論這個問題，他們在美國通過臉書等平臺做過好多實驗，證明大多數人都是跟著別人的觀念走，很少自己獨立思考。

其實從眾心理是人類的特點。農業時代工業時代就有，為什么今天才出現了數字極化？這是因為，數字時代，數字工具把所有人都連通起來，構造了一個觀念市場的規模效應。這一規模效應和產品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對產品質量，人們可以有好、中、差的評價；而對觀念，人們常常是只有贊同和反對。只要有人制造出一個觀念來贏得一部分人先同意，后邊人也就跟上來了，我們稱之為擴散機制。

比如，前些年網上流傳的“賈軍鵬，你媽媽喊你回去吃飯”，這個故事其實是網絡公司在背后當推手，先制造一個起始傳播效應，等到更多的人關注了，就會形成一個信息爆炸的極化效應。極化效應可以是一個被操縱的后果。工業時代的信息傳遞只有報紙、廣播等媒介，在數字化高度互聯的時代，極容易形成信息爆炸效應，這就給信息操縱提供了極大空間。總體上來講，極化已經成為數字社會的一個特征，如政治極化、思想極化、群體極化、分配極化，思維極化……

說到應對，中美兩國對輿論的制度約束不同，走的是兩條不同路徑。未來兩國能不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是中美兩國之間在數字治理領域競爭與合作的關鍵點。

中華讀書報：科技是一把雙刃劍。數字化時代，人們樂享數字技術帶來的生活便捷，但同時技術也會抹平人們精神、個性的差異，擠壓人的思維空間，對人們的精神生活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邱澤奇：確實，數字化發展有它的負面影響，所以，數字素養很重要。時代變得太快，我們還不太習慣，身邊都是信息，一天到晚都埋在手機里面，主觀上你是在找自己，客觀上是在接受別人傳播的混亂的信息。技術賦予了使用者自由和自主，但自由和自主是有條件的。工業化時代，人們被賦予的是一種“看不見”的自由，也就是，只要大家看不見你，你就是自由的。對照數字化時代，你每時每刻都是被看見的，個體幾乎是透明的，在這種情況下，其實你也有自由，那就是你必須守規矩，只要你守規矩，透明便等于自由。問題是誰來制定規則，定什么樣的規則，這是一個社會共識的形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中華讀書報：有西方學者在描繪數字化時代的未來圖景時，也指出了以犧牲反思判斷力為代價的、充滿刺激和欲望擴張的數字化發展過程對文化、道德和政治能力的威脅，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邱澤奇：對人類社會而言，反思性是本質特征。數字時代反思性的建構還需要一個過程。目前，數字時代還處在起飛的初期階段，畢竟還有一小半的人口沒有接入互聯網，我們還看不到數字技術到底是泯滅了人類的反思性，還是會給人類的反思性提供另一個躍升的機會。但總體上，我是比較樂觀的，理由在于，數字技術是朝著每一個個體更大自由方向發展的，這就意味著個體的自由度在增大。自由是反思性存在的前提，也許數字時代的反思性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基礎，這個基礎可能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現在種種痛苦和焦灼，都是通向人類反思新階段的必經階段。

數字治理，如果制度跟不上技術的發展，會制造很大的社會災難

中華讀書報：從數字技術進入社會應用以來，面臨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數字分化、數字整合、數字陷阱、數字鴻溝、數字平等、技術作惡、隱私保護、平臺壟斷、平臺霸權、算法霸權等，去年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數字時代的一些問題。類似這些挑戰，目前有解決的途徑嗎？

邱澤奇：其實，政府、市場、社會一直在尋求解決方案，只是需要一個制度建設的過程。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寫過一本書叫《制度是如何思考的》，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人類的文明是依靠制度才延續到今天。不過，《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這篇文章對算法的理解有一點偏頗，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這個問題，最近，有期刊在約我再寫點東西。我的觀點是，我們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或不利的一面，它是一個共識建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搞一刀切有點武斷，也不負責任，因為它會挑動社會情緒。人們很容易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視而不見，而對損失的一面感同割肉，在經濟學里即“損失厭惡”。

中華讀書報：總體而言，目前存在哪些數字鴻溝？

邱澤奇：基本上是三道鴻溝，分別有不同的實現機制。第一道鴻溝是接入鴻溝，就是你能不能接入網絡，也是人類社會最主要的數字鴻溝。目前，世界上還有46%的人口（主要在非洲）沒有接入互聯網。中國通過三大國有運營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的努力，在世界上實現最大人口規模的數字接入普惠。中國的手機信號最好，光纖的入戶率最高，4G、5G基站分布最廣。在基礎設施普惠的基礎上，技能成為第二道鴻溝，即接入網絡后，人們會不會使用？會使用什么？在這方面，政府和市場都發揮著重要影響。第三道是運用鴻溝，這一塊分化比較大。在可用、會用的前提下，怎么用？這是個體意志選擇的。公共政策到這里也遇到了難題。這也是目前我關注的一個問題，它跟數字治理關聯在一塊。以游戲為例，游戲是具有成癮性的娛樂活動，人們如何玩游戲又不成癮？這既是科學問題，也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大概五六年前，騰訊做了一個未成年人成長守護平臺，把家長和孩子的賬號綁在一塊，讓監護人在數字平臺上擔負起責任來，更是企業踐行社會責任的積極方式。彌合數字鴻溝，讓青少年在成長受益是一部分，為數字失能人口賦能是另一部分。最近兩年，各大數字平臺都在研究怎么賦能老年人，比如微信就推出了少年關懷模式和老年關懷模式。

第三道數字鴻溝涉及到數字治理。如何治理與制度緊密相關，如果制度跟不上技術的發展，會制造很大的社會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