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鄉土書寫與鄉村建設一直是中國文學和社會實踐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把鄉村建設作為“十四五”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2021年是中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開局之年，站在歷史百年的交匯之處，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鄉村再次面臨歷史性的巨變，其現代化和城鎮化的歷史進程正在加快，也在裂變中迎來自我發展的大時代。鄉村建設已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巨大課題。

筆者留意到，近年來的鄉土題材書寫，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某種慣性書寫，很多作品都指向了“鄉村的凋敝”和“田園牧歌式”的書寫。然而，文學的本質并不僅僅在于指向，互聯網時代的鄉村和農民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文學作品中的鄉村較之真實的鄉村，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滯后性。陳思和一直在倡導作家的“人文精神”，“一種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一種對于人類發展前景的真誠和關懷，一種作為知識分子對自身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專業崗位如何結合的總體思考”。面對今日鄉村的組織形態、生產方式、文化方式、傳播方式、情感方式在新的經濟形態下所發生的變化，作家的“人文精神”思考理應與現實保持著一種同構關系，而不是在城望鄉，再延續經驗的想象去書寫今日的鄉村。

社會現實的發展為新時代鄉村振興發展之路提供了鮮活的樣本，也為當代中國文學提供新的思想觀念、新的文學理念和新的表達方式，以及獨特的審美經驗。鄉村振興是鄉產興旺、鄉風文明、鄉村和諧、鄉民富足、鄉居美麗的全面治理，鄉村振興的內在動力和精神引領是文化振興。沉洲的《鄉村造夢記》，讓我們看到一種用文學來表現新鄉村、新農民、新現象和“三農”新問題的書寫方式，展現出以“文創興村”探索，將人文建設、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融為一體的鄉村振興發展新機制和可能性。作者用互聯網背景下的“文創興村”這個新穎的小切口拋出時代大問題，不同于傳統鄉村敘事，而是以文化創意為出發點，生發了一次審美的嬗變，激活傳統文化，同時吸納了“藝術鄉建”這種新的審美元素，在書寫新時代鄉村追求和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也觀照著農民的精神訴求和文化心理變遷的精神文明，呈現出一種從歷史的維度思考和展望、具有未來拓展性的新鄉村敘事特質。從這個層面而言，《鄉村造夢記》無疑是以文學的形式參與了現代鄉土文化重塑和倫理思想的研究思考，彰顯了它獨特的敘事美學特征和文化價值內蘊。

《鄉村造夢記》講述了倡導“人人都是藝術家”公益藝術教學的奇人林正碌等一群滿懷激情的造夢者，看到互聯網、移動支付、自媒體在中國快速發展，尤其是在鄉村快速發展，認為鄉村與城市一樣可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林正碌以教農民畫油畫活動為切入點，在屏南縣“空心村”推行“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公益藝術教學活動。通過教畫、自媒體賣畫，讓農民增加了收入，使繪畫藝術的殿堂已不再僅屬于“文人雅士”，農民可以白天拿鋤頭、晚上拿畫筆描繪新時代的斑斕畫卷，農民的自信心和原有觀念都得以大幅提升。古村優美的自然環境與城鄉文化、生活方式的和諧共融，引來一批批熱愛鄉村的城里人到此學畫、旅游和創業。原先村民外流的“空心村”變成群賢畢至的網紅村，成為一個國際性文化創意產業的發生地，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尋根地和弘揚地、新生活方式的展示地和輸出地，走出一條具有閩東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報告文學作為時代的旗手和號角，為鄉村振興搖旗吶喊、吹響鄉村振興的號角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文學擔當。沉洲站在當代和未來社會發展的歷史高度，敏感地意識到這條具有閩東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的內生動力，解鎖了中國夢的密碼，對此進行了恰到好處的文學書寫。既寫出了時代的變幻與發展，也寫出文明的復雜與演進，更寫出了一種傳統與現代交織中如煙似霧、欲辯無言的文化意蘊。

首先，在敘事視角上，作者在非聚焦型視角模式和外聚焦型視角模式上游刃有余地進行切換、融合，獨特的敘述視角造就了作品特殊的藝術格調。敘事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作家不同視角的切入模式，所帶來的藝術效果和生成的文本意義是不同的。非聚焦型視角模式是一種傳統的視角安排方法，這也是報告文學作家最常用的視角，于此，敘事者可以從任何角度觀察被敘述的事物,而且可以隨意更換角度。《鄉村造夢記》本身涉及面較廣，線索復雜，背景廣闊，空間跨度也很大，發展比較曲折。敘述者基于所掌握的事件、人物資料等大量的一手資料，采用了非聚焦型視角的觀察與全景展示。《鄉村造夢記》上部《夢起策源地》中第一批“敢吃螃蟹的學畫者”，如小學生、斜杠村村婦等，下部的《夢圓揚帆港》中逆城市化潮流、追求優質生態資源的新村民和返鄉者，作者都是以時間軸推進的非聚焦型視角敘述這些人的真實故事。尤其是中部《夢續橋頭堡》，聚焦文創產業中最重要的“三農”問題之最難的“精準扶貧”，“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暢想和實踐對于最衰敗的古村和最弱勢的群體一樣可行、有效。

但是，沉洲并沒有將非聚焦型視角這種全知視角一以貫之，而是在情節、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將外聚焦型視角與之自由切換。美國作家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論，就是與其敘事視角的獨特運用緊密相連的。法國敘事學家托多羅夫將外聚焦型敘事解釋為“只做外部觀察，不做過多解釋”，它與無固定視角的全知視角不同，作家只是冷靜地以一種旁觀者的姿勢進行講述，達到對敘述對象的現象學還原。屏南鄉村振興的造夢策動者——林正碌，一出場就是以“從天而降”的描述姿態出現的，他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但他卻能將自己所采集到的各種知識與自己對新經濟時代的判斷、預測，和當下的“三農”現實相結合，并在實踐中形成自己的理念認知體系。作為體制外的文創工作者，他的路子不管怎么野，血液中流淌的依然是華夏文明基因，“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鄉村是承載中華文化肌理和鄉愁的所在，也是他所向往的詩情畫意的鄉村圖景。在作品中，我們看到作者在以全知視角講述林正碌，又及時切換成外聚焦型視角，用一種極其沉穩冷靜的敘事，讓事實說話，極力還原林正碌那智能時代下犀利的鄉村振興運作理念，把一切贊許都交給客觀。因此，從作品的深層，我們還能體會到，作者對林正碌情真意切地將龍潭當作自己的家園，把屏南文創振興鄉村做成了畢生事業的贊賞之情。也正是這兩種敘事視角的轉化運用，體現了沉洲真正虔誠地匍匐于大地的寫作。

沉洲用幾個月時間駐點采訪，用近一年的時間打磨出了一部聚焦鄉村振興中國夢的優質文學作品。《鄉村造夢記》不僅反映出當下鄉村正在發生的事件和存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將作品置于城鄉融合發展的宏大背景下敘說，嘗試對中國“三農”問題做一次系統而精心的梳理，呼吁傳統文化的回歸，對于“文創興村”有著鮮明的理性判斷和價值取向，將文化與精神的現狀用文學的形式顯現出來。另一方面，也凸顯沉洲語言功底的扎實與深厚，給讀者帶來一種閱讀上的內在張力，使得作品充滿腴辭云構、內蘊豐富的美學格調。

其次，沉洲在《鄉村造夢記》中非常強調對“問題”的確認、切入和展開。“中華文明是從鄉村孕育出來的，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都在鄉村。”2020年底，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講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筆者看到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擴大鄉村振興投入，扎實穩妥推進鄉村建設。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主要在農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化解新時代中國社會最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當下有很多書寫鄉村振興題材的作品，但大多數作品并未就新時代社會最主要的矛盾做出有力的反映，文學不僅是要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更要解決問題。

五四時期，以魯迅創作的鄉土小說為發端，農民作為現代文學的關注對象進入作家視野。互聯網時代、全球化、直播、短視頻等新時代名詞與當下的農民息息相關，文學需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是如何表現巨變中的中國鄉村問題和農村發展的主體性問題。《鄉村造夢記》中提到，“互聯網時代的特點，就是徹底打破物理空間制約”，“信息管道所到之處，人人平等，農村跟城市一樣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今天的鄉村振興進入資源大優化、大匹配時代，讓每個人充滿可能性”。探索和構建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需要對中國的“三農”問題和鄉村建設有著更為豐富的歷史想象和宏觀視野，作者帶著問題意識，在作品中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的見解。農民群眾不僅是鄉村文化的傳承者，更是鄉村文化建設成效的直接受益人，鄉村振興需要農民群眾的響應和支持，最重要的前提是讀懂鄉村、讀懂農民，確立鄉村振興中農民的主體性地位，體現“文學是人學”的本質內涵。

鄉村振興建設，尤其是鄉村文化建設，并不是簡單的復原傳統，而是在保留其獨特的價值體系的前提下進行鄉村文化的重構。文學作品具有社會參與功能，反映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革。“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在《鄉村造夢記》的序言中提及，文化內生力是激發人的創造力、激發鄉村活力的文化價值發現。龍潭村原來僅剩100多名老弱病殘的留守村民，林正碌老師帶動村民以學畫、賣畫為契機發展文創產業后，短短三年翻了三倍的常住人口。他還說：“中央強調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是鄉村振興，屏南縣的鄉村振興經驗也是中國靠鄉村振興應對了全球化挑戰的有益探索！”《鄉村造夢記》最大的特點在于描寫出了屏南全域以文化產業復興傳統村落，自始至終都是以“人（農民）”為中心的思維，突出傳統農民在新經濟時代開始轉型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雙重意義，充分肯定了農民在鄉村振興建設中的主體性。可以說，這樣的文學聚焦和書寫，是作者運用了理性的思辨精神發掘出鄉村振興題材的超拔時代意義和人類未來命運的指向。

讀《鄉村造夢記》，我的腦海中一直浮現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中國知識分子在推進中國鄉村建設的歷史實踐畫面，他們都意識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在農村，盡管在不同程度上他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終都是以“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的現象而宣告失敗，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沒有、也無力把“農民”放在主體性的位置。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身份體認、責任擔當都離不開此前若干時代知識分子觀的滋潤和借鑒，歷史實踐于今天有很重要的警示和借鑒意義。著名邏輯學家殷海光先生曾說，知識分子是時代的眼睛。的確，通過沉洲的眼睛，我們得以深入鄉村的文化肌理，理清鄉村的內在邏輯，深入了解農民的生活世界與意義世界，讀懂鄉村、讀懂農民，從歷史的縱深之處審視中國的鄉村建設路程。鄉村振興不能以個人意志為主導，脫離農民與在地傳統文脈。換言之，鄉村永遠是農民的家園，如果鄉村振興不能與農民的生活相融，只是立足城市本位，對鄉村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進行強勢干預性的植入，無疑就會失去它的精神內核。總而言之，鄉村振興的成功與否，與農民主體性的堅守和深化是息息相關的。將農民作為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文學主體的選擇，體現了一位作家的文學嗅覺、認識能力、思考能力，更體現了作家的文學立場、人文精神和意識形態。

鄉村振興戰略是關乎城鄉整體性發展，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共同發展的重要舉措，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夢”。鄉村振興戰略蘊含著豐富的整體性思維。沉洲敏銳地抓住這一點，在作品中著力表現屏南特色的“黨委政府+藝術家+農民+古村+互聯網”的文創助推鄉村振興發展模式，作品上下縱橫，在保護、開發古村落與鄉村振興中尋找最大公約數，展現一幅全景視角下的閩東鄉村振興圖。用精巧的構思承托起屏南以文創喚醒鄉土，依托自然和文化資源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并持續造血，因村施政，創新實踐的故事內核，講述一個個古村拂去蒙塵、重放異彩的“屏南經驗”“屏南方案”。馬克思主義整體觀認為，“思維的本質都在把事物綜合為一個統一體”。它強調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統一整體。人們無法割裂事物整體性的客觀聯系，也不能否定事物的整體性規律。屏南特色的“黨委政府+藝術家+農民+古村+互聯網”的文創助推鄉村振興發展模式，其中這五個因素相互聯系，形成合力。這種整體性思維的探索意義，遠不止于屏南鄉村振興的發展。作者在后記中寫道：“2006年，中國有自然村330萬個。2011年，全國自然村只剩下270萬個，每天以80-100個的速度消亡。冰冷的數字，讓人觸目驚心！”屏南的鄉村振興之路，走在時代和歷史的前列，其成功實踐對于中國鄉村建設來說，無疑具有典范的意義。

《鄉村造夢記》讓我們看到如何在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道路上實現鄉村振興，如何對全國其他鄉村的脫貧、發展和建設提供可資借鑒的屏南發展經驗，如何發揮屏南文創的影響和帶動作用，為世界提供一個中國農民、農村、農業文創脫貧、發展的中國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