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為一部改編自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滕肖瀾同名小說的作品，電視劇《心居》原汁原味地繼承了小說文本的文學性，將上海生活的多個剖面納入到劇集中，形成復調敘事。電視劇同時以更為強烈的戲劇沖突承托起“上海體驗”，特別是以“房子”這個兼具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象征的關鍵詞為核心，串聯與勾勒出上海百態，讓每個有過上海生活經歷的觀眾都能從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某個具體生活場景或某種獨特精神共鳴。

有別于《蝸居》《安家》等買房相關題材電視劇，《心居》用明亮的色彩和積極的態度展現上海家庭的掙扎與奮斗，既著眼于雙女主——外來媳婦馮曉琴（海清飾）和本地姑姐顧清俞（童瑤飾）的對抗、和解、蛻變與成熟，也延展至上海社會各階層代表性人物的沉浮。可以說，導演滕華濤自創作《蝸居》之后，一直在嘗試構建城市題材作品中的“治愈”表達，給城市生活賦予精神維度，但直至《心居》，終于成熟實現了另外一種解讀都市生活的路徑，即超越了《蝸居》中冰冷、灰色乃至無望的自然主義表達，在《心居》中發展出溫暖、鮮艷和積極的現實主義敘事傾向，對親屬關系的倫理邊界做了探討，也拓寬至表現社區治理、社會和諧等內容。《心居》從人物到情節還原與再現了復雜的生活體驗，其涉及的上海體驗是樂觀、正面與建構性的，正契合“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手持生活的畫筆，色彩自然鮮艷

《心居》呈現了角色的復雜多面，重點角色都有其特色，但是性格有發展進化，與具體的事件緊密結合，體現出濃厚的上海特色，讓上海的多彩風貌栩栩如生。

劇中，馮曉琴作為嫁到上海的外地媳婦，天天“買汏燒”（買菜、洗菜和做飯），過著波瀾不驚的生活。馮曉琴的生活本來只有家庭一個維度，她是全職家庭主婦，有寄人籬下的不安感，加上親妹妹馮茜茜也從外地來上海，投靠姐姐并寄居在這個上海家庭中，她最大的愿望是擁有自己的房子，但上海居不易，這樣一個簡單卻難以實現的需求引發了與大姑姐顧清俞、公公顧士宏等人的矛盾。馮曉琴想要買一套價值兩百多萬元的舊公寓，向大姑姐、公公借款不成，從而矛盾被激發。馮曉琴和丈夫顧磊在爭執拉扯中，意外導致顧磊摔下樓梯不幸離世。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本就危機重重的顧家面臨分崩離析。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顧清俞的生活狀態。電視劇一開篇，當馮曉琴忙于菜場還價，流連于房產中介廣告，為家務事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顧清俞卻仿佛處在另外一個時空，于寬大、明亮的高級公寓里迎著陽光做瑜伽。她是閨蜜眼中“高學歷、高收入、高顏值”的投資銀行職場精英，對臉上寫著“改變命運”的外來弟妹天然帶有警惕與提防。然而隨著劇情的展開，顧清俞并非是那個處處強悍的“精英人設”，她對于情感的選擇過于天真爛漫，似乎從她遇到初戀情人施源的那一刻開始，就預示著情感婚姻路上的坎坷。后來的情節讓這段婚姻危機不斷加重：施源的母親是“大戶人家出身”，清高且自帶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對新兒媳顧清俞百般挑剔；施源一度通過與人假結婚賺錢，他自身坎坷的際遇、虛妄的自尊以及膨脹的野心，讓他生活在焦慮中……所有這些，都為婚姻增添了變數。

但是，《心居》的敘述重心并非家庭主婦或職場精英不變的日常，而是雙女主面臨生活變故體現出的驚人轉變，這是一種面對生活挑戰而被激發出的女性精神光輝，使得《心居》的女性形象具有現代性和啟蒙意義，也整體提升了《心居》的格調。我們看到，馮曉琴在喪偶之后陷入困境，她沒有怨天尤人，很快振作起來，負擔起家庭的重擔，跑外賣、發廣告單……一切從底層工作做起。雖然多年的婚姻確實沒有給馮曉琴留下些什么財產，但是她的一腔熱火沒有被磨滅。她瞅準了上海老齡化社會的“養老市場”，做調研、找投資，軟磨硬泡地試圖與小區里的鄰居大哥展翔合作，開拓屬于自己的養老院事業。從她的身上我們發現，外地媳婦嫁入上海，并未就此靠著夫家，最終還是需要自己的努力和獨立贏得人的尊嚴。《心居》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充分體現出與時俱進的特質，她們“走出家庭”的同時又可以很好地“回歸家庭”和“照顧家庭”，難怪多位觀眾在《心居》留言板贊嘆上海女性“結棍”（有本事、有能力）。

心有生活的智慧，方能找到吾心安處

以馮曉琴和顧清俞這一對姑嫂為代表的上海市民們，在生活的考驗中孜孜不倦努力尋求自身價值，為“上海體驗”找到了最好的注腳。《心居》表現出來的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對當今時代的關懷，對人間真情的贊美，作品兼具熱度和深度，不僅充滿人間煙火，更充滿強大的現實力量。當變故發生，顧磊離世之后，《心居》迎來了一撥家庭矛盾的高潮，顧家成員互相指責，姑嫂之間、公媳之間爆發了沖突，家庭關系到了冰點。但是，馮曉琴、顧清俞、顧士宏等顧家成員精明、隱忍又良善。諸多矛盾的性格特質融于一體是上海市民鮮明的特質，他們處理家庭矛盾滿含技巧和智慧，很快地化解了矛盾，把生活重新拉回正軌。他們盡力呵護家庭，體現出上海普通家庭的優良家風與品質。《心居》距離普通人生活這么近，來源于編劇和導演對生活的體察，使得劇作既包括直系親人構成的小家庭的相處，也涵蓋由叔伯姑嫂等親戚構成的大家庭的維系，全方位表現上海市民階層的生活哲學和智慧。

除了以馮曉琴和顧清俞的故事為軸心，《心居》還展陳了上海近年來的生活變遷與民生軌跡，如社區鄰里關系、業主與物業公司關系、城市老齡化問題等，劇中有笑點、有淚點、有滄桑、有趣味、有回味，百轉千回后，留在觀眾印象中的上海是那樣悠然、親切、溫潤。這種情感共鳴是獨特的，與多年前同樣出自于滕華濤導演之手的《蝸居》完全不同。在《蝸居》里，宋思明等角色身上彌漫著陰暗的社會觀，簡單地用社會達爾文主義、官場厚黑學來解釋社會問題，頗能蠱惑人心，但其劇作文本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缺少深刻分析與批判，導致《蝸居》一上演就被有識之士批評為“傳達了錯誤的價值觀”，認為《蝸居》只是社會熱點的陳列櫥窗，沒有嚴肅地探討矛盾發生的根源，所以在引起熱議過后，剩下的僅是一地雞毛。

然而，《心居》卻一掃陰霾之氣，正視社會問題和家庭矛盾的解決之道，賦予生活光明的希望，讓角色接地氣、有力量。究其原因，《心居》是一部更為純粹的家庭倫理劇，直面中國人每天要面對的生活矛盾，用發展的眼光塑造有深度的角色。在面對買房難、生活難、工作難等問題的時候，馮曉琴等角色不怨天尤人，自立自強，有妥協、有抗爭，更有奮斗，而這恰恰是在上海居不易的背景下，大部分普通群眾所選擇的路徑，是他們高尚的生活哲學和智慧的一種實踐。作為一部扎根于上海的家庭倫理劇，雖然《心居》劇情中免不了瑪麗蘇式的情感糾葛，免不了撕裂現實傷口的痛徹，但人物設置終將歸于健康的家庭觀和親情觀，擔當起為上海生活正名的重任，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堅守住了原則，在藝術上和價值觀上立住了腳。

總之，《心居》接地氣、有人情味，給觀眾以生活的真實感，不論是其中暖意的敘述色調，還是情節中的上海智慧，都可以被視為近年來影視劇中“上海體驗”的不俗闡釋。《心居》是每個舊的或新的上海人的故事，它所謳歌的正是看似庸常的生活中暖意的色彩和高超的智慧，足以抵抗現實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也將鼓舞努力生活的人們找到理想的心安處。

（作者為戲劇與影視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