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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由兩股力量推動的。一是文學創作中的新變，及其帶來的對批評的挑戰；二是國外理論的沖擊及其對批評家們的影響。歷史地看，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批評理論化趨勢的重要成果，但它還有一個副產品出現，那就是文學批評的“理論過剩”現象。理論能帶來文學批評的意識自覺，但它自身也是有限度的。文學批評要想成為有效的批評，應當同現實建立起聯系，在文學活動各個環節之間交往和溝通的意義上展開對話。

關鍵詞：文學批評 理論自覺 認識誤區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1985年似乎是常被提及的時間節點。這一年，一大批具有創新探索精神的小說集中登場。對于這種登場，批評家們既深感振奮又困惑不已，振奮是因為呼喚已久的文學創新，終于在1985年有了集中展現；困惑則表現在定位和命名的猶豫不決上。這種振奮和困惑，在當時的兩個重要選本中有集中表現，一個是《探索小說集》（上海文藝出版社編，1986年），一個是《新小說在1985年》（吳亮、程德培選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在《探索小說集》的“后記”中，選編者寫道：“說一九八五年的小說是一個轉折點，這起碼在形式探索走向明朗化這點上是不為過的。可能性空間的開拓，必然需要相應的藝術成品來充實。”“由小說激起的許多理論課題，也以這一年最為突出和頻繁。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幾年小說觀念變化醞釀的結果和總結，又是進一步向未來發展的開端。”這里所說的雖然是小說創作的“轉折點”，但其實也關乎文學批評，因為就像編選者所說“由小說激起的許多理論課題，也以這一年最為突出和頻繁”。小說創作的新變，某種程度上使得新潮批評成為一個問題被提出，批評意識的自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這一批評意識的自覺，在彼時兩個頗有代表性的批評文選中有所顯現，一本是李潔非、楊劼選編《尋找的時代——新潮批評選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一本是張國義編選《生存游戲的水圈（理論批評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關于這一年的重要意義，還在另一件事中得到呈現，那就是1985年秋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應邀到北京大學演講。杰姆遜的演講之于80年代中國的文學批評界，其重要意義已得到普遍認可，無須贅言；根據演講稿出版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一書更是被廣為推崇，此書以不同形式出版或再版即是證明。

這里之所以把發生在同一年的兩件事放在一起，是想表明以下一點，即，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由兩股力量所推動的。一股力量是文學創作中的新變，及其帶來的對批評的挑戰；一股力量是國外理論的沖擊及其促成的批評家們的理論自覺。就當時的情況看，這兩股力量常常是互相交錯彼此融合的。

文學批評實踐及其理論自覺

對于當代文學批評而言，其理論自覺的重要前提是創作新變造成的沖擊使得原來的理論儲備失效。就此而論，并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創作新變都會引起理論自覺的。因此，這里需要區分文學爭鳴和理論自覺之間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初，關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朦朧詩派等，都有過相當規模的爭論，這些爭論都涉及諸多理論問題，但理論問題的討論大都是在舊有秩序內展開的，換句話說，都建基于原來的“認識論基礎”之上，并沒有產生什么文學批評的新的理論成果。但這些論爭，在當代文學批評史上，仍是有積極意義的，迫使年輕的批評家們更加努力去拓寬自己的理論視野以解釋當前的文學創作。從這個角度看，80年代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與文學論爭聯系在一起的，但論爭并不必然帶來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兩者之間并不具有一一對應的關系。其后展開的尋根文學的倡導及其爭論也可做如是觀。尋根文學的倡導及其批評實踐雖然帶有理論并行甚至先行的痕跡，但因“文化”范疇抽象而寬泛的特征，以及對文學之“根”的不同理解，理論倡導和創作之間多少顯得有些脫節，這一現象所導致的結果更多是文學創作的理論自覺，而文學批評還多停留在理論主張的闡釋上。

20世紀80年代，對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的沖擊更多來自文學創作上從寫什么到怎么寫的轉變。這是80年代的文學創新驅動邏輯的必然結果。在這方面，產生了兩個積極成果。一是創作新變催生的選本批評。圍繞1985年新潮，涌現了一批較有影響的選本，諸如《中國新潮小說選》（程永新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等。選本批評的好處在于，其可以看似中立和不做評判的策略表明選家的立場和觀點。這些選本對當時創新傾向較強的作品采取的是一種頗具寬泛色彩的命名——“新小說”“新潮”“探索”，這雖是一種較為審慎的命名，但已經可以看出批評家們的自覺意識：圍繞那些作品，批評家們開始思考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命題。另一個成果就是文學批評家們分類、闡釋和命名的實踐。怎么寫的轉變使得此前文學批評的理論視域顯現出盲區，闡釋力大幅下降。面對新的創作現象，批評家們既感到興奮也普遍表現出不知所措來——不知道該如何分類、闡釋和命名。命名的痛苦應該說就是原有理論慣性的表征。面對這些小說，現代主義的流派命名顯然不再適用或越來越失去其效用。大量的批評命名實踐隨之產生。

與此相關的文學批評實踐，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個是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一個是先鋒文學的興起及其文學批評。雖然說，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當時并沒有產生有建設性的理論成果，但卻可以看成是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的集中顯現；其提出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即針對中國的現代主義寫作的獨特性如何闡釋與命名的問題。傳統的現代主義理論在這一中國式現代主義創作面前凸顯其闡釋的不足來，如何命名成為一個問題被提出。關于這次論爭，還有一個問題得以凸顯，即西方理論資源與本土經驗的關系問題，理論的過剩或經驗的逸出，都使得兩者的關系需要重新梳理。

如果說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更多凸顯的是命名上的困惑的話，馬原等人代表的先鋒寫作的出現所帶來的沖擊則是傳統理論視域的失效。當王蒙、殘雪等人的作品還可以用現代主義諸流派命名的時候，批評家們是沒有焦慮和緊迫感的。關于朦朧詩派的爭論，雖然持續的時間較長，且很多問題被提出來，但沒有產生理論上的震蕩，爭論的雙方彼此都有充足的理論資源可供援引。對馬原等人的創作，情況則有所不同。要想有效闡釋這一股迥異于此前的文學新變，首先必須在理論上有新的突破。就先鋒文學批評實踐而言，其理論的自覺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理論的闡釋力問題。面對先鋒寫作，當時的批評家們普遍表現出了猶疑和謹慎的態度，這固然是因為其新奇新異性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理論上的問題：面對先鋒文學，傳統理論明顯表現出失語的傾向——無法有效闡釋。其次是命名的適切性問題。當時圍繞先鋒文學，有各種命名，真可謂五花八門。有些試圖從傳統意義上的題材、主題或風格分類的角度展開命名，比如說“公安小說”“武俠小說”“幽默小說”“新歷史小說”等，但這些命名只對部分作家的部分作品（如余華的《鮮血梅花》《河邊的錯誤》等）有效；或從現代主義的角度加以定位，于是有了“荒誕派”“意識流”“解構主義小說”等，其結果是更加的混亂：不但沒有把先鋒作家的作品同現實主義區分開來，也沒有凸顯出它們同現代主義的異同。可以說，真正使得先鋒作家的作品顯現其獨特內涵的，是后現代主義理論被引入后的命名嘗試，陳曉明、南帆等人是這方面的代表。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們的命名實踐，使得“先鋒小說”這一概念被廣泛接受。最后是代表作家作品的認定問題。這個問題是隸屬于前面兩個問題的，并不具有單獨的意義。對一個流派而言，當其被命名時，代表作家作品的認定并不是無足輕重的事情，其背后有著理論上的依據。在先鋒文學思潮那里，更是如此。“先鋒文學”的命名之所以說是批評的理論自覺是因為，這是把源自西方的現代主義傾向的“先鋒”概念用來命名中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迥異于現代主義的具有后現代主義傾向的小說創作潮流，理論的自覺正表現在對這種新變的確認和闡釋上。

文學批評理論自覺的表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實踐表明，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單個的或零星的具有創新性作品的出現，雖然也會給批評家帶來挑戰，但更多指向一種闡釋性命題，涉及選擇何種理論闡釋、分析和判斷；只有當眾多具有創新傾向的作品集中出現，文學批評的理論上的自覺才成為可能。因為這時批評家所要面對的是一大批創新的作品，不僅需要闡釋它們，更要準確和有效地概括、定位和命名。這里需要注意到，并不是所有批評上的命名都屬于理論自覺，比如說傷痕、反思、朦朧詩和尋根文學等。應該看到，這些命名，多與文學論爭聯系在一起，是文學論爭在推動著這些命名的出現。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意義上的命名，卻屬于另一種情況，即創作上的新變的出現，使得批評家的批評實踐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這時，并不必然會有文學論爭出現，創作上也并不必然成為一個思潮。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是批評家的主體性及其理論自覺。

就實際情況看，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頗有點像吳亮等人編“新時期流派小說精選叢書”等思潮流派叢書那樣：“問題不在于很難把某些手法實驗上升為流派，而在于：第一，除了易于識別的現實主義傾向之外，八五年以來新潮小說中的各種傾向往往交相錯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作出準確的劃分和概括；第二，雖然某些創作傾向中已經具有形成流派的因素，有的傾向已形成流派，但是形成流派的因素往往處于萌動狀態，形成的流派也往往隱而不彰，多數只能算作‘潛流派’”。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正體現在把“潛流派”建構成“顯流派”過程中。但對吳亮等人來說，他們的文學批評實踐中的理論自覺還不充分，因為他們的命名多表現為援引西方理論或西方流派來定位當代創作，命名上的雷同現象比較明顯。

應該看到，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與創作和批評之間的互動、批評和理論之間的互動聯系在一起的。這是創作、批評和理論之間的新型關系的呈現，創作的新變要求有新的批評跟進，而原有的理論資源又無法有效闡釋創作新變，因此新的理論資源的介入就成為批評的理論自覺的關鍵問題凸顯出來。可見，真正的文學批評上的理論自覺，是指基于作品出發的，運用理論分析后的自主命名。這里有幾個層面的內涵。首先是基于作品的閱讀，以作品為起點，而不是以理論為起點的文學批評實踐。以作品為起點，會提出相應的問題；以理論為起點的命名，則常常表現為闡釋的循環，比如說90年代初的后現代主義命名（其典型的例子是中國后現代文學叢書《橡皮愛情》《相逢在最后的島嶼》），就不完全是批評的理論自覺的表象。其次是理論的援引。在這里，理論的援引是用來解決問題的，而不是相反，即用作品來例證理論的正確性。用理論來解決問題，就必然會出現問題和理論之間的裂縫，而正是這裂縫（或異同），才使得從中國的創作實踐出發的命名成為可能。可見，在這里，自主命名是基于問題出發的理論闡釋的結果。三者之間是彼此依存和互為前提的。在這當中，命名并不是必須的，與之相關的是要有準確的定位，理論所帶來的須是自主的、具有闡釋力的范疇、概念和命名。比如說吳亮的“馬原的敘事圈套”說，就屬于此種，在吳亮那里，雖沒有對馬原的自主命名，但提出了有闡釋力的范疇。

這樣來看，批評的理論自覺就有以下幾種表現。

第一，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批評范式。比如說“寓言批評”和“文化政治”批評范式，就屬于此種。這些批評范式雖然帶有援用西方理論時“強制闡釋”的傾向，但并不是從理論出發；問題意識是這些批評范式的核心，且問題意識的產生來自對中國當前創作實踐的思考。這些批評范式并不針對某一專屬對象、某一專屬理論資源，批評范式基于問題和問題意識的提出，終于文本所提出的問題的解答。基于問題意識，與基于某一理論視角，是兩種不同的批評策略。基于某一視角，會出現幾乎所有文本都可以用某一理論加以解讀的現象，以至于文本成為理論的附庸。這里所謂理論自覺意義上的批評范式，不是指與某一理論對應著的文學批評實踐，比如說精神分析學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等。理論自覺意義上的批評范式雖然也以某一或某幾種理論為主導，但并不固定于某一或某幾種理論，它是以問題意識作為導向，理論的援引和使用，都是為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服務的。圍繞問題的解決而展開，使得這類批評能同時囊括多種理論資源，比如說“寓言批評”，就是在傳統的寓言理論的基礎上，糅合了杰姆遜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觀、本雅明的寓言批評理論，以及后殖民理論等而成的一種綜合。

第二，文學批評的自主命名和范疇或概念的提出。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張江提出的“強制闡釋”，陳思和提出的“民間文化形態”，陳曉明提出的“新本土小說”“新表象小說”，張頤武提出的“新狀態小說”等命名。這里有必要指出，并不是所有關于“新”的命名，都可以看成是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的表現。20世紀80年代的很多新潮小說的命名屬于泛稱，比如說“新潮小說”“探索小說”之名，大抵太過抽象或涵蓋面過廣。一旦一個命名具有極大的外延，這樣的命名也就失去了其理論意義。合理的命名一定是內涵和外延適度的，既不能過寬，也不能過窄。對于這些命名，應該從阿爾都塞的“總問題領域”的高度加以認識。有些命名背后呈現出來的是“總問題領域”的變遷，有些則不是。

當命名只是一種命名行為，或為命名而命名，這樣的文學批評并不能說是理論自覺的表現。命名只有和具體的批評家的批評實踐聯系在一起，且與批評家的理論儲備關聯，才可以稱之為理論自覺。命名、范疇的提出，還必須具有時代性和語境性。如果一個命名，具有超越時代的特性，這樣的文學命名或范疇，其有效性也是可疑的。即是說，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一種文學現場的批評實踐，超過了特定時代現象，就不是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而更多是文學史的描述。比如說“先鋒文學”這個稱謂，當它指向一個流派的時候，就只能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小說創作思潮，超過了這一特定時段，而從普泛的意義上談論先鋒，就只能是一種文學史的現象描述（比如陳思和從先鋒與常態的角度梳理20世紀文學，或者像“先鋒文學的續航”說背后的現象描述。這些都屬于現象描述或文學史梳理，而不是文學批評）。

第三，理論闡釋下新的命題的提出。新的命題的提出，往往是需要有契合的理論參與的。這一傾向也是基于作品出發，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從理論出發闡釋作品，發現此前所沒有發現的問題。這一思路可以概括為“作為方法的理論”。以理論作為方法，就是把作為方法的理論視為眾多方法中的一種，以此構成多元的理論和多元的文本世界。在這當中，理論之間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下之分，只要能闡釋文本并解決文本提出的問題即可。理論在這里只是作為方法存在，只是眾多方法中的一種，理論與問題之間并不具有一一對應關系。同樣，文本之間也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之分，其導致的結果就是文學批評的“非判斷化”現象的出現。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對好壞的評判，同時還是關于文本的分類、梳理和辨析。經典與非經典之間的距離被縮短，文學批評更多成為理論與文本之間的對話，而不是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對話。其二，從原有的問題出發，運用新的理論而達到對文本的新闡釋和新命題的提出。這里的情況有兩種。一種是新的創作現象的出現，使得傳統意義上的許多范疇面臨挑戰和沖擊，亟待新的理論介入并賦予其新的內涵。比如說網絡文學的興盛使得傳統意義上的“經典”“典型”“形象”“文學性”等理論命題具有了新的內涵，網絡文學的沖擊，使得這些范疇需要被重新闡釋。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正體現在這種重新闡釋上。另一種是把傳統意義上的范疇和命題置于當下創作的闡釋框架下，以重新激發其生機和活力。比如說通過把諸多非現實主義作品（包括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視為現實主義的拓展而能賦予傳統現實主義命題甚至現代主義命題以新的內涵。在這種傾向中，作品和理論之間是一種相互促發和彼此闡釋的關系，是新的作品的出現使得此前彼此看似頡頏的理論或命題具有了溝通和對話的可能。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謂理論自覺，其關鍵就是“尋找文學蘊含與理論的契合點”，在這里，從作品出發是起點，也是終點，通過對作品的閱讀以提出理論可以解決的問題。在這當中，并不一定要有自主命名、概念或范疇的出現，也不一定要有新的批評模式，其根本在于問題的提出及其解決上的理論化。理論是為問題服務的，而不是相反。大多數具有理論自覺的批評家都屬于這種情況，蔡翔和南帆是其中的代表。這樣一種批評，雖很難概括出某種范式，但理論的援引卻是基于文本提出的問題。這也是基于問題導向的文學批評實踐，理論與文本之間的自如與契合狀態是其重要表現。

限度意識及其認識誤區

歷史地看，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是文學批評的理論化趨勢的重要成果，但它還有一個副產品出現，那就是文學批評的“理論過剩”現象。理論自覺不是理論霸權，不是理論上的“強制闡釋”，后兩者恰恰就是“理論過剩”的表征。所謂“理論過剩”，是對文學批評實踐中出現的理論大于文本的情況的統稱。誠如洪子誠所說：“批評的理論化是這個時期出現的重要征象。傳統的作家、文本批評自然還大量存在，但一些重要的批評成果，其注意力已不完全，或主要不在作品的評價上，尋求理論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論的‘繁殖’，即在文本闡釋基礎上的理論‘創作’，成為更具吸引力的目標。這與80年代以來對歐美現代文學批評理論的引進有很大關系。敘事學、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諸種理論在90年代的文學批評中表現頗為活躍：這大抵由‘學院派’批評家引領風騷。”“理論過剩”即“尋求理論自身的完整性和理論的‘繁殖’”向前拓展和推進的結果。其出現與八九十年代的社會轉型密不可分，文學批評從追求思想轉向追求學術，學院化的知識生產是另一個方面的背景。學院派批評具有兩面性，批評家的學院化出身能帶來“文學批評的學理化”傾向，學院化的評價體系也導致其批評既不與創作相關，也不與讀者相關，文學批評常常只指涉專業分工意義上的“知識生產”和“程序化闡釋”；其中充斥著大量的專業化術語和詞匯，及學術化的語言表達，讓人望而生畏。文學批評越來越遠離文學創作、作者甚至普通讀者，漸漸淪為知識生產的工具和產物。

“理論過剩”主要有以下四種表現。其一是過度闡釋（過度詮釋）。“過度詮釋”是艾柯提出來的觀點，“文本自身的特質確實會為合法詮釋設立一定的范圍和界限”，一旦超過了這個“界限”就會出現過度詮釋現象。其表現就是脫離文本的特定語境下的文本重讀實踐，這是運用新的理論作為武器的闡釋行為。其結果是，文學批評具有了無限的面向和可能，文學批評的開放性變成了文學批評的無法終結性。其二是理論中心。理論中心現象表現為理論先行和從理論到理論的閉合；在這一傾向中，作品只是列舉和說明。應該說，這是文學理論探討，而不是文學批評實踐。文學批評實踐，首先必須是以作品、文學現象為起點和終點的批評實踐；必須是從作品出發，提出具有理論意義的問題和理論的分析方法，而不是相反，即先有一套理論，然后拿作品來套，或曰“對接”。其三是理論霸權。理論自覺并不等于理論研究的自覺。某些理論家，對某些理論或理論流派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但并不能說他就有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這是兩回事。當他們轉向文學批評，多習慣對所涉及的文學現象或文本，從其擅長的某一或某類理論出發，得出自己預想的結論。這是一種從理論出發尋找作品，或從作品中尋找理論確證的文學批評方式，文學批評在他們那里實際上變成了某一或某類理論的試驗場和循環闡釋實踐。其四是流派屬性論。流派屬性論表現為，對作品的評判往往取決于其同文學理論流派的契合度。這是一種“單向度”的文學批評實踐，批評者往往從某一文學理論流派——比如說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或生態主義文學批評——出發，以此作為評判作品的依據和尺度，凡與此流派相關的作品會被過高評價，無關的作品則會被忽略或者低估。這一傾向既能帶來批評的理論上的洞見，也會制造相應的盲視和遮蔽。文學批評當然可以有批評的流派傾向，但文學批評的流派性并不意味著文學批評的單一性，文學批評應該盡量達到多重視角下的共識和最大公約數。

通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理論過剩”現象之所以出現，與對理論限度意識的忽略有很大關系。看不到這點，便可能夸大理論自覺的意義。批評的有效性只是在某一理論視域下才是有效的，超過了這個理論視域，便可能破綻百出。這一限度意識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西方理論用來解決中國問題的限度問題。比如，西方現代主義的各個流派各種理論是否可以用來命名中國當代的現代主義寫作。發生在80年代中期的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出，其后不久關于新潮小說選本的編選（如李復威、藍棣之主編的“80年代文學新潮叢書”等）把這個問題更加凸顯：僅僅沿襲西方現代派的命名似乎并不能有效闡釋80年代以來的文學創新。其二是理論闡釋的暫時性和過渡性。這是理論闡釋和創作實踐之間的關系命題。理論闡釋與創作實踐之間的契合常常只是暫時的，并不具有恒定性。創作的當下性和理論的相對穩定性之間的矛盾，使得理論闡釋的有效性在日益變化的創作現實面前常常只具有暫時性和過渡性的特點，理論的自我更新被提上日程。這一現象在文學流派的演變中表現明顯。流派代表作家的作品并不都是文學流派的代表作品，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我們不能把文學流派的理論闡釋固定化。其三是理論本身的限度問題。西方各種新潮理論只有在它的視域內才是有效的，一旦超出這一視域，理論本身便顯示出它的局限性。這就是理論的有效性和闡釋范圍問題。恰如孟繁華所說：“中國的現代性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飛速發展的當代中國，文學藝術發展的激烈或激化程度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文化試驗場：各種文化現象、思想潮流，共生于一個巨大又擁擠的空間。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元理論對當今文藝現象闡釋的有效性，正在消失。一種以各種批評理論進行的新的批評實踐早已全面展開。”這段話，與伊格爾頓的人文科學危機說有著某種對應關系：“它（指的是人文科學——筆者注）如還想繼續生存，停下腳步反省自己的目的和擔當的責任就至關重要。正是這種批評性的自我反省，我們稱它為理論。這種理論誕生于我們被迫對我們正在從事的活動有了新的自我意識之時。”可以說，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正表現在“各種批評理論”的“共生”關系中：“各種批評理論”崛起于“元理論”“闡釋的有效性”的“消失”這一背景之下，其能不能在彼此競逐的“共生”狀態中站穩腳跟，很大程度上與它們能不能保持“批評性的自我反省”密不可分。自成一體的批評理論雖有其洞見在，但也存在認識盲區，限度意識正表現在對洞見和盲區之間張力關系的認識中。

要想避免“理論過剩”現象的發生，文學批評在表現出理論自覺的同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首先，理論自覺需要的是宏闊的視野和寬容的態度。理論自覺不是對作品的簡單的好或者壞的評判，也不是翻烙餅式的否定之否定：在不同的理論視域中不同作品會有不同的命運。事實上，理論自覺意義上的文學批評，是對作品的深入肌理的分析、體認、辨認和理解，是理解之后的限度意識的自覺；宏闊的視野和寬容的態度正建立在這種限度意識之上。其次，文學批評要有現實情懷和對話意識。隨著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而來的，是文學批評變得越來越封閉，要想掙脫這種封閉狀態，文學批評要有現實情懷和對話意識。文學批評只能是具體時代的文學批評，沒有超越時代的文學批評，這就要求文學批評要有現實情懷。再次，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要以作品為前提，以問題的提出和解決為宗旨。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不是理論體系的建構，無須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是文學理論和美學哲學學科的要務），無須甚至不必過分糾結于理論間的親緣關系，而應基于作品，為解決作品提出的問題服務。理論總有其有效的范圍，有其盲區，只有以作品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才能有效避免單一理論的限度，才能有效避開理論間的復雜關系的困擾。最后，文學批評需要立足作者、作品、讀者和世界之間相互關聯的角度。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緣起于文學創作的新的課題的出現，而不是相反；但實際情況卻是，隨著文學走向邊緣和學院批評的出現，文學批評越來越遠離創作和作者，而成為知識生產實踐。文學批評要想掙脫其理論過剩所帶來的閉合式結構，就必須在作者、作品、讀者和世界之間建立起有效的關聯和溝通。文學批評要想成為有效的批評，就必須突破其封閉的循環，而同現實建立起聯系，必須在文學活動的各個環節之間交往和溝通的意義上展開對話。只有這樣，文學批評才能做到有效、有力而又有深度。

要言之，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雖會帶來理論過剩現象，但理論自覺本身卻是必須且必要的。事實告訴我們，沒有理論介入的文學批評實踐，常常只能止步于對具體當下的文學創作的現象描述；文學批評的理論自覺并不僅僅建基于創作新變上——理論自覺集中體現在對現實的和當下的文學現象的深入概括、議題提煉與理論提升上。這說明，在文學批評和理論的相互關系中，理論的介入具有超越當下性的功能和力量。文學批評要想完成從作品出發到問題的解決，要想具有現實情懷并建立同世界的有效聯系，沒有理論的充分介入將是難以想象和無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