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切都已經走進了新時代。新時代需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的作家和學者，更需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有責任、有影響力的文學批評。洶涌而復雜的新世界、新變化、新業態、新媒體、新群體，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挑戰，也給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缺乏深入、切實，有影響力、公信力和說服力的評論。很多問題與現象已經涉及到了文學批評的尊嚴與評論寫作者的自尊。這更值得我們進行觸及靈魂式的深刻反省，更應當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從而革故鼎新，敬畏人類文化成果，關注文藝的新創造新成果，用新的精神追求和寫作倫理，去追求文學批評的獨立性、價值性，寫出與新時代要求相匹配的、能夠抵達人心的、有說服力和建設性的文學批評。

文學批評的關鍵詞是“批評”。所謂“批評”，意思是“做判斷”，要對作家、作品、思潮和現象進行價值判斷。這種價值判斷，建立在對其進行藝術分析和文本闡釋的基礎上。所以，“批評”的含義就是闡釋、解讀和判斷。沒有價值判斷的文學批評，就不能稱得上是合格的文學批評。因為沒有價值判斷，就會理念混亂、理論空泛、套話連篇，或“江湖化”、或“贊頌化”，缺乏精神共享的動力，自然就很難抵達人心，不會有說服力和建設性。當下的文學批評為什么會邊緣化，沒有影響力？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信力。而缺乏公信力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獨立的價值判斷。現在文藝界出現了一些亂象，這其中主要是因為資本的無序導致的，需要我們的批評界亮出鮮明的態度。針對其中的問題，我們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缺乏價值判斷，其深刻原因在于：一是批評家本身就沒有價值判斷的能力；二是批評家陷入人情倫理、金錢倫理的漩渦而無法自拔。

因此，我們必須對文學批評充滿敬畏意識。正如別林斯基所說：“有人認為批評這一門行業是輕而易舉的，大家或多或少都能做到，那就大錯特錯。批評家的才能是稀有的，他的道路是滑腳的、危險的。事實上，從一方面說來，該有多少條件匯合在這個才能卓越的人的身上：深刻的感覺、對藝術的熱烈的愛、嚴格的多方面的研究、才智的客觀性——這是公正無私的態度的源泉——不受外界誘引的本領；從另一方面說來，他擔當的責任又是多么崇高！”這的確是“一種學習和傳播世界上已知和已思考過最好東西的非功利的努力”（馬修·阿諾德語）。正因為它是公正無私的、非功利的，所以，要想在這上面獲取利益、求得功名是不可能的，想在這上面投機鉆營、沽名釣譽也是意思不大的。因此，沒有強大的理想信念，沒有對文學無限的熱愛和激情，以及超人想象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要想在這上面做出一些成就和貢獻也是不可能的。

文學批評是一種精神共享，是一種心靈對話，是一種智力活動，是一種敏銳的藝術感覺與復雜知識的融合。它不光是知識、理論和技術的展示和顯擺，還是與人的精神和靈魂打交道的神圣志業。因此，必須用人民的、歷史的、藝術的、美學的“知識與經驗”所建構的體系，去貼近文本、事實、現象和思潮，既要“入其內”，又要“出其外”，具有抵達性，去最大化地抵達人心、抵達人的靈魂。因為只有抵達了人心，批評才會有感染力和說服力。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為此認為卡夫卡“描繪和捍衛了人類空間中最個人和內部的東西”。這是對卡夫卡最深刻的理解，也是文學寫作所追求的境界。其實，這正是對“人民性”或“人民立場”的另一種理解。真正的“人民性”，不是一個政治概念和歷史概念，而是組成“人民”的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喜怒哀樂。文學批評的人民立場，就是要求批評家在進行文學批評時，必須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也就是中國傳統文明中的“世道人心”，作為批評的前提和旨歸。文學批評還必須充分尊重事實，有非常強烈的事實感，按照劉勰《文心雕龍》中所說的“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盡最大努力依托文本事實說話，而不要離開文本事實進行“過度闡釋”和“強制闡釋”。只有這樣的文學批評，才能讓人感到生動、貼切，才會激發起讀者的共鳴，才會具有感染力、說服力和公信力。

文學批評應該是一種具有建設性的工作，尤其是在新時代，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召喚，面對人類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局與極其復雜的時代進程，文學批評必須肩負起“建設性”的重大使命與責任，走出書齋，奔向生活，扎根人民，既要“文以載道”，又要“文以資政”，既要“文以明德”，又要“文以化人”，去感化人、擺渡人、引領人，去啟蒙導航、化世導俗。文學批評從來就不應該是封閉的、終結的、僵化的，而應該是開放的、動態的、未完成的，用一種對萬物和人寬容、體諒和理解的真心實意，在不失價值判斷和獨立精神的前提下，以一種商榷探討的方式，通過交流和對話，讓雙方的共同努力建設出新的成果。建設性的理念，要求文學批評必須從文學發展的無限可能性出發，懷抱建設性的態度，對作家的文本作品中所有的努力與探索予以充分的重視與闡釋，對其不成功、不理想和不完美的地方，也應給予分析和指正。這樣的文學批評，才是有價值意義的，才具有迷人的氣質和藝術的魅力。

（作者系山西呂梁市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