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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學理論的功能應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用”，即有助于促進文學創作、文學批評及讀者欣賞水平的提高；二是“有益”，能夠滿足人們的求知需求，拓展人們的思維空間、想象空間，以及整個精神活動空間；有助于提升人的胸襟、視野、創造力與整體素質，豐富我們的文化人格。文學理論，畢竟是關于“文學”的理論，其研究當然應指向文學，如文學創作、文學觀念、文學思潮，尤其是文學文本。文學理論研究，只有指向文學，顧及相關功能，才能避免脫離實際，既“無用”也“無益”的“空轉”之弊。

關鍵詞：文學理論 功能 文學文本

一

在我們的時代，盡管文學已失去了曾有的顯赫，但畢竟還是受眾廣泛、影響最大的藝術門類之一。按理說，文學理論也仍應是備受關注的一門學問。但現有情況顯然并非如此。不僅一般讀者不感興趣，即使與之關聯密切的評論家、作家也對其時有煩言。如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就曾這樣尖銳地指出：“所謂的文學理論，文藝美學，都是高高在上的學科。他們每天談天上的事情，宏大又神秘”， “如果文學理論不能為闡釋當下文學提供新的話語，新的范式”，“只是一味地空轉，可能我們就不再需要它”。作家殘雪也曾點名批評中國當代有些理論家“搞不出什么東西”，“非常狹隘”，常常不過是在搬用外國理論“蒙國內的讀者”；她抨擊長期為我們高度重視的某些理論信條缺乏文學常識，急功近利，至少對于她這樣的作家而言，“一點都不靈”。

面對如此困境，甚至連文學理論界的一些學者，也對自己的研究感到沮喪。文藝理論家許明就曾坦言對自己的職業實際上“始終抱著根深蒂固的懷疑和不滿” ，疑慮自己能否“算作一個本領域的成功者”。朱國華教授在相關文章中，亦曾這樣道及我們許多文藝理論研究者共有的困惑：“文藝理論已經在進行概念自我循環的自娛游戲，與文學實踐并無內在關聯了”， “文藝學（或文學理論，文學學）是有價值的嗎？”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學理論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孟繁華所指出的“空轉”、朱國華所說的“自娛”之類現象、殘雪所批評的“狹隘”與“不靈”之類弊端，也的確是我國當下文學理論界應該好好總結反思的問題。

趙憲章教授曾借用海德格爾的說法，談過文學理論的“上手性”問題，他認為“所謂文學理論的‘上手性’，主要體現在對于作品、作家、思潮等整個文學現象研究的“有用、有益、合用、方便”。這應是非常有助于我們反思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明白為什么要研究文學理論。作為一門關于“文學”的理論，其研究自然應“有用”于文學事業，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益”。批評家、作家之所以對當今的文論現狀不滿，根本原因恐即在于，我們的一些理論話題看起來雖很熱鬧，但細想起來，會感到既“無用”，也“無益”。

二

我們為什么要研究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究竟有什么用？通常的看法是：可用來指導文學的創作、批評與欣賞。或可質疑：人類歷史上第一首詩歌是在什么理論指導下創作出來的？曹雪芹是在學習了小說理論之后才創作出《紅樓夢》的嗎？只有小學學歷，沒接觸過多少文學理論的莫言，自謂影響了他創作的是蒲松齡、福克納、馬爾克斯、川端康成等中外著名作家，而不是哪位理論家。有些看似正確的理論信條，不僅無助于創作，反倒會窒息作家的才華，福克納就曾告誡年輕作家：“要是依據一套理論去搞創作，那他就是傻瓜。應該自己去鉆，從自己的錯誤中去吸取教益。”更常見的現象是：一些研究文學理論的專家，卻未必寫得出像樣的文學作品；有的世界一流的文學批評家也并非完全是在理論指導下進行文學批評的，倒是通過文學批評，創立了自己的理論。如巴赫金即是通過對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批評，創建了“狂歡化”“對話”“復調小說”理論。那么，文學理論能指導文學欣賞嗎？事實上，有無數讀者并未修習過文學理論，但也并不妨礙他們津津有味地閱讀小說、欣賞詩歌，并從中得到文學的滋養。

但文學活動，總有些道理可講，有些規律可循，有些規則可察。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詩人，創作時也會遵循來自人生及社會實踐的一定規則，這或可謂萌芽狀態的文學理論。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雖不一定預先就有系統的小說理論修養，但我們在第一回中看到他力避“熟套”，力求“將真事隱去”，立足于“載道”的“補天”意識，以及 “破人愁悶”的虛構方法與創作動機等，體現的實際上是他對中國古代文論史上已有的某些創作規則與文學觀念的遵循。福克納討厭 “理論”，指的顯然只是某些“刻板”的教條化理論，而對于真正有用的理論，他還是看重的。如他曾強調的“做一個作家需要三個條件：經驗、觀察、想象”；作家“要盡量以感人的手法，在可信的動人場面里創造出可信的人物來”，就是已得到普遍認可的有用的文學理論。

作家的創作成功與否，因素很多，如個人經歷、想象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藝術感悟能力等，理論影響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方面。長于理論思維者，不一定同時具備藝術創作所必需的想象、感悟之類才能，因而理論家缺乏創作能力，仍構不成文學理論“無用”于創作的理由。事實上，理論與創作之間是有重要關聯的，從文學史上來看，許多境界高超、成就卓越的作家，往往有著深厚的文學理論修養，甚或自身就是具有獨到創作主張與見解的文論家，如中國文學史上的韓愈、蘇東坡、徐渭，外國文學史上的賀拉斯、歌德、雨果、托爾斯泰、薩特等。

我們知道，理論來源于實踐，又會反作用于實踐。值得重視的是，在歷史上的某些特定階段，文學理論之于文學實踐的反作用是巨大的。如在14世紀的意大利，為了反抗神權對人性的壓抑、教會對文學藝術的摧殘，但丁最早舉起了人文主義的旗幟，主張文學不是為宗教神學服務的，而是要服務于世俗人生；彼特拉克出于反抗神學統治的目的，疾呼要復興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學風格與道德；薄伽丘則極力為遭到教會詆毀的詩歌正名，宣稱詩人“寫詩的熱情”是崇高的，“它迫使靈魂渴望著吐露自己”。現在看來，這些見解很平常，但在當時的背景下，正是由他們的這樣一些理論主張發其端，開啟了此后歐洲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其結果不只帶來了歐洲文藝的繁榮，也促進了政治、宗教方面的深刻變革及科學技術的進步，由此揭開了歐洲近代史的序幕。在我國的五四時期，陳獨秀、胡適等人提出的“文學革命”“白話文學”理論主張，其歷史意義不僅在于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而且同時在思想文化方面影響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新時期以來，與思想解放同步出現的文藝思想的活躍，除帶來文學藝術的繁榮之外，在促進中國社會走向改革開放方面的貢獻，也是不可低估的。

就文學批評來看，世界上那些卓有影響的批評家亦有著深厚的文學理論修養。如王國維正是在融和了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叔本華、尼采文藝觀的基礎上，寫出了《人間詞話》《紅樓夢評論》等經典之作；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批評成就，亦是基于他們對黑格爾、費爾巴哈的文藝思想，以及歐洲歷史上現實主義文藝觀的綜合汲取。如巴赫金獨創性的“狂歡化”“對話”“復調小說”理論，亦非憑空而來，而是在與形式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交流對話中產生的。

就文學欣賞來看，一般讀者，雖不一定熟知多少文學理論，但其閱讀欣賞，也必會受到社會文化傳播中存在的各種文學觀念的影響。一位有理論修養的讀者與一位缺乏理論修養的讀者相比，前者對作品的藝術價值、思想內涵，亦必會有更多也更深刻的體悟。

據此看來，誰又能說文學理論沒用呢？

三

僅就與文學活動本身的關聯而言，文學理論的“有用”當然不是為作家開處方，為批評家樹樣板，為欣賞者立規矩，而是通過對文學特征、創作奧妙的探究與揭示，為文學活動提供切實有用的參考，以助于創作、批評及讀者欣賞能力的提高。比如，文學總要追求文學化的語言表達；寫詩，總得設法寫出點令人陶醉的詩意；寫小說，總得寫人物，寫人情，寫人心。如果全然不顧這些，創作出的作品就很難稱為“文學”。一位批評家，也只有根據文學創作與文本構成的規則與規律，才能使自己的批評有根有據、令人信服、給人啟發，而不至于如同有人這樣批評的：“太多當今中國文學批評，除了評論家自己，不說讀者看不懂、沒興趣看，就連作家也看不懂、沒興趣乃至討厭看。”一位欣賞者，借助于文學理論，也會以更為高超的眼光面對作品，從中得到更多也更有益的精神營養。

放眼中外文論史，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論，正是首先與這類“有用”性相關的。劉勰的《文心雕龍》之所以成為中國文論史上的經典，即因其中所講的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神思》）；“物色盡而情有余”（《物色》）；“操千曲而后曉聲”（《知音》）之類道理與規則，對于創作與批評，過去有用，現在有用，將來應該還會有用。黑格爾的美學思想，之所以為人看重，即是因為：一位創作者，如果結合他的“實體即主體”的哲學思想，真正理解了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之內涵，既會避免概念化，也會避免膚淺的表面化；遵循他的“理想性格”論，會有助于寫出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參考他的悲劇觀，會有助于寫出更為深刻的悲劇作品。

正是以“有用”性視之，我們才意識到，長期以來，我們的理論研究是存在明顯不足的。比如，簡單地將文學反映論當作對于社會觀念的摹寫。有許多作品，確實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但不可否認，還有大量寫山寫水、寫花寫草的作品，也能產生“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意之美。

一些本該“有用”，與文學創作和評論原本有著密切關聯的重要理論范疇，亦因我們對其所指與內涵缺乏深究，也每每成為不便“上手”的空泛概念。例如“審美價值”，誠乃文學藝術的根本價值，關于文學的審美批評，也理應得到重視與加強。但何謂文學的審美價值？審美價值與社會價值、思想價值、藝術價值之間有何關聯？作家怎樣才能創作出更具審美價值的作品？怎樣才是審美批評？如何進行審美批評？審美批評與藝術批評之間是何關系？就沒多少人說得清楚了。其結果是，審美價值、審美批評之類，雖在理論上很重要，但對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的影響似乎并不明顯。如我們現有的各類文學史也基本上還是以社會意義、思想內容為主旨，另外加一點對藝術形式的評述構成，并無多少真正論及審美價值的內容；在評論界，也少見專門從審美價值方面評論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有份量的文章。這就使得原本關乎文學實際的很重要的審美價值理論，仍難以發揮其“有用”性。

另如近些年來，許多人在談論文學的“中國經驗”，這些話題或許很有助于作家創作出更具中國民族特色的作品，但不少相關文章，不過是在空談“中國經驗”如何重要，至于何謂“中國經驗”？與“外國經驗”有何不同？哪些作家，哪些作品，是因為表現了怎樣的“中國經驗”而大獲成功的？“中國經驗”是不是都是“好經驗”？人類有沒有共同的“世界經驗”？對于這樣一些更為深層的具體問題，就缺乏聯系實際的探討了。因而其理論，也就難以對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產生切實的影響，正如黃平教授在《當代文學的“中國經驗”》一文中所困惑的：“至少到目前為止，就筆者而言，讀起來真正感到親切的作品，宛如鏡子一般顯出生活的作品，仍是二百多年前的《高老頭》與《遠大前程》。當我們談論女人的命運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安娜·卡列尼娜；當我們談論青年的未來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大衛·科波菲爾；當我們談論壯闊的人性的時候，我們談論的是《九三年》的郭萬。我們必須用19世紀的歐洲文學來談論此刻的人生經驗，對于當代文學而言，這確實是一種尷尬。”

四

文學理論的功能，當然不只在于“有用”，按海德格爾的看法，理論的“上手性”還在于“有益”。人類的許多追求、研究與探索，其實都是沒什么用的，既無關人類的衣食住行，也不影響工農業生產。如人們常為體育運動員贏得了世界冠軍而大喝其彩，但跑得快、跳得高、多進了幾個球，有什么用？與之相關的體育競技理論，又有什么用？在人文社科領域，諸如“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之類的哲學理論，“社會歷史的本體是什么”之類的史學理論，有什么用？即如自然科學界的“大爆炸”宇宙理論，也難說有什么用；被譽為數學皇冠上的明珠的哥德巴赫猜想，至少目前也還不清楚即使證明了會有什么用。

但這類理論之“無用”，不等于“無益”。這“益”主要不是體現在物質生產領域，而是人類的精神活動領域，如可以滿足如同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所說的人類的“求知”本性，能夠拓展人類的思維空間、想象空間及整個精神活動空間，有助于提升人的胸襟、視野、創造力與整體素質。這類“益”，或可謂“虛用”，抑或即老莊哲學中所說的“無用”之“用”。

我們的文學理論，同樣存在 “無用”之“用”的一面。如黑格爾在《美學》中，從歷史發展角度，依據理念與形象之間的關系，概括論述的象征、古典與浪漫三種文藝形態；他認為喜劇是能夠顯示永恒正義勝利的藝術頂峰，到了這個頂峰，“喜劇就馬上導致一般藝術的解體”。這類基于預設的絕對理念得出的見解，對于文學創作與批評來說，雖難說有多少實用價值，但我們仍會為黑格爾超凡的思想智慧所震撼，為其博大的精神視域所吸引，并為從中見識了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維方法，明白了什么叫思想創造而欣慰。加拿大文學理論家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認為：“偉大的經典作品仿佛存在一種總的趨勢，要回歸到原始形態去”“文學原來是一種重構的神話體系”， 并據此總結出啟示、天真類比、自然與理性類比、經驗類比、魔幻等五大意象群，喜劇、傳奇、悲劇、喜劇四種神話模式，以及與四種模式相對應的一年四季、一天四時之類原型。這類看法，雖覺虛玄， “有用”性也值得懷疑，但卻令人大開眼界，會使人領略到文學的另一種奧妙與魅力，會在激活人的思維，使人沉浸在對原始初民純樸生活想象的同時，加深對天地自然、人性、人類心理與文學生成、文學活動之間關系的理解。正如美國批評家魏伯·司各特所評價的：“人類學模式的文學旨在使我們恢復全部的人性，重視人性中一切原始的因素” “人類學模式的文學使我們再次成為初民的一員，而原型批評就在于從文學中發現這種初民身份的表演。”

黑格爾、弗萊的這樣一類揭示了文學世界的奧妙、構建了新穎知識體系的理論，雖不一定直接有用于人類的文學活動，但本身就是獨特的文化創造、思想創造，具有拓展人類的精神空間、豐富我們對文學的認知、活躍我們的思維、豐富我們的文化人格之類“無用”之“用”。

五

文學理論畢竟是關于“文學”的理論，因而其研究當然應指向文學活動，尤其是文學文本。按孫紹振先生的看法：“文學理論的生命植根于文學文本”。顯然，只有切近文學文本及相關的實踐活動，文學理論才會更富有生機與活力。

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文學理論研究之所以異常活躍，之所以曾為整個文學界乃至社會大眾所關注，即因其切近了文學實際。如經由關于“暴露與歌頌”“政治與文學”之間關系的探討，促進了文學創作題材禁區的突破。關于朦朧詩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中國新詩長期存在的口號化、概念化之弊。另如關于“典型人物”，以及圍繞“性格組合”引發的論爭，之所以會形成一時的理論熱點，也是因為能否寫出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確實是文學創作很重要的一個實際問題。而且這問題至今仍值得重視、值得深思：我們當今的許多作家，雖名氣頗高，但看不出他們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貢獻了哪些能夠久遠活在讀者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因而其影響與成就也就大打折扣了。

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常常集中體現于“文學概論”之類教材性著作，考察這類著作，可以明顯感到，我們的理論研究，在指向文學實際方面，不是加強了，而是有所淡化了；不是越來越深入地切中文學了，而是更為浮泛粗疏了。我們的一些教材，總讓人感覺太空、太隔、太教條化、哲學化，與之相比，倒不如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初創時段的一些教材更為切近實際。如在1934年由啟智書局出版的薛祥綏編的《文學概論》認為文學作品的內容包括“思想、事實、情緒、主旨、趣味、想象等”；作者這樣講文學的特性：“永久、常新、高尚、普遍、摹化、美麗、神秘”；這樣講文學之優長與價值：“意旨高雅，意境幽深，情愫肫摯，趣味濃厚”；這樣講文學形式之重要性：“有時文學作品，內容平淡無奇，而組織巧妙高超，亦能使人感動，百讀不厭。”這些看法，也許不夠精到，但比我們現有許多教材中關于文學價值、文學內容、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等方面的論述，要切實一些。另如老舍在20世紀30年代初于齊魯大學任教時編寫的《文學概論講義》中，這樣論述文學作品中思想與藝術、美與道德之間的關系： “有高深的思想而不能藝術的表現出來便不能算作文藝作品。反之沒有什么高深的思想，而表現得好，便還算作文藝”，如杜甫為人喜愛的許多詩歌，就沒什么高深的思想； “凡是好的文藝作品必須有美，而不一定有道德的目的。……有許多一時被禁的文學書后來成了公認的杰作——美的價值是比道德的價值更久遠的”。這類論述比我們現有的一些教材更有說服力，更具可信度與啟發性。翻開1942年出版的艾蕪的《文學手冊》，我們僅由“學習文學需要天才嗎” “怎樣寫作品中的人物”“怎樣寫人物講話”“怎樣才把平凡的故事寫得有趣味”之類標題，就會覺得頗為切中文學的實際。

就我個人的體會而言，這類著作雖已老舊，但因真正指向了文學，故而即使以我們當今的整體文論現狀為參照，也仍會感覺不乏新穎之處。相信一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一位學習創作者，閱讀這類著作，大概會比我們現有的一些高深莫測的同類著作，多一些更為切實的收獲。

六

人們在某一研究領域的成功，往往取決于對研究對象感興趣的程度，文學理論研究同樣如此。一位文學理論研究者，無疑首先要真正對文學感興趣，飽覽作品，最好能有一點切身的創作體會。

在中外文論史上，許多杰出的文學理論家首先是一位文學欣賞者。在《文心雕龍》中，我們僅由作者如數家珍般地對屈原、宋玉、傅毅、張衡、揚雄、何晏、嵇康、阮籍等人作品的評述，就會看出劉勰對文學的興趣及潛心研讀的程度。在黑格爾的《美學》中，我們僅由作者廣征博引論及的《荷馬史詩》，印度史詩，維吉爾、但丁、歌德的詩歌，埃斯庫羅斯、莎士比亞、席勒、莫里哀等人的劇作，以及大量的雕刻、繪畫、音樂作品，就可以看出這位美學大師閱讀作品的范圍。

文論史上許多經典文獻，以及許多對創作頗具啟發意義的見解，常常出之于詩人、作家筆下。如中國文論史上陸機的《文賦》、曹丕的《典論·論文》、白居易所說的“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西方文論史上賀拉斯的《詩藝》、雪萊的《詩辯》、托爾斯泰的《什么是藝術？》、歌德所說的藝術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隸”； 等等。這些詩人、作家，雖不一定投入了多少精力研究理論，而主要是基于自己的創作實踐，就形成了有重要價值的文學思想。前述老舍的《文學概論講義》、艾蕪的《文學手冊》，之所以會有生命力，亦是與作者本身就是有成就的作家有關。

宗白華先生曾經強調，關于文學藝術的研究，“不能脫離藝術的創造和欣賞，不能脫離‘看’和‘聽’”。朱光潛先生說得更為明確：“不通一藝莫談藝，實踐實感是真憑”，認為一位“沒有親身搞過藝術，欣賞的經驗也不多”的文藝理論研究者，是沒有前途的，只能“走到隔靴搔癢、套公式、概念游戲中去”。兩位先生在美學與文論方面的成就，無疑與他們自身即具備厚實的文學藝術素養相關。宗白華先生原本就是詩人，朱光潛先生童年時代就背誦過《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且兩人都曾主編過文學刊物。反觀我們當今的文論界，面對許多看起來高深莫測，既缺乏基于個人體驗的作品實證分析，也少見聯系作家創作，而多靠引經據典，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讀來枯燥乏味的論著，會讓人感到，作者對文學藝術世界實際上是隔膜的，欣賞經驗是貧乏的，更談不上切身的創作體會了。理論家對文學藝術并無真正的興趣，不過是在為研究而研究。這樣的研究，不僅難以實現其“有用”“有益”之類價值，恐連“自娛”都說不上了。

至于作為一種思想文化創造，能夠見其“虛用”之“用”的文學理論，是文學理論研究的更高境界。要臻此境界，不僅需要豐厚的文學經驗積淀，還要有跨學科的深厚學養與廣博的文化視野。從中外文論史上來看，在此方面有所成就者，多非僅是從文學角度著眼者，或單一從事文學理論研究者，而是如黑格爾這樣的哲學家，或是如同弗萊那樣由人類學、神話學等其他學科切入者。據此或可清楚，中國當今的文學理論困境亦在于，我們這些從事文學理論研究者，大多知識視野狹窄，往往只是就文學看文學，就文學理論談文學理論，因而要有獨立的思想性、文化性創造，是不大可能的。

“有用”性不足，“有益”性貧乏，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也就極易呈現為在學術泡沫中“空轉”之狀了，這樣很難培養真正卓有建樹的文藝理論家，更談不上有影響的理論學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