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一個地道的中國故事，一個講述成功的中國故事。

電視劇《人世間》成為虎年開年的收視焦點，因為它以滿滿的中國式人情世故，觸動了中國觀眾的心靈。作家梁曉聲說：我想把從前的故事講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原著者以文學語言敘說了中國父輩的故事。然后，我們在李路導演的電視劇《人世間》中，看到中國從苦難走向變革的半個世紀，看到顛簸于歷史浪濤的百姓生活，歷經悲歡離合。其實，它描寫的不只是從前的中國，是從前延續至今的中國。

在中國社會走過的路標里，書寫中國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

《人世間》的成功源于尊重生活。這仿佛是老生常談，但老生之所以常談，因為它是真理。

《人世間》敘說的是雙重生活：一是中國的社會生活。中國當代社會生活波瀾壯闊，少有小橋流水與田園平靜；它總是深刻地影響著所有人的命運，少有人能超然度外、徜徉桃花源。《人世間》的故事從1969年展開，許多青年人的命運悄然扭轉。接著，它依次表現了恢復高考、知青返城、國企改革、經商熱潮、棚區改建等重要社會事件。這些事件是中國社會走過的路標，構成當代社會史，也構成中國百姓命運史。中國社會是波濤洶涌的大海，每個人是顛簸于其間的小船，或者是一個不帶救生圈的泳者，同呼吸共命運。二是個人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背景是遼闊的，但編導緊緊聚焦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命運，沒有戲劇化的強情節推動，更多是生活瑣細的細節。一個東北的工人家庭，一群“光字片”的棚區人們，一出煙火氣撲鼻而來的百姓生活之劇，就此徐徐展開。比如開篇的第一集，周家面臨著上山下鄉的抉擇。周秉義下鄉離家，周蓉不辭而別，五口之家就此分處三省四地。父親拿著洗印好的全家福照片說：“這或許是我們全家最后一張全家福了，難了！”社會生活是風，個人生活是草。風吹草動，即通過細致描寫個人命運的“草動”，來折射時代生活的“風吹”，這是編導對中國百姓生活的理解，也是整部《人世間》的藝術邏輯。

電視劇《人世間》采用家庭敘事結構。家庭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微型標本，蘊藏著中國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你寫好一家人，打動的是千家萬戶。周家的故事是全劇的敘說軸心，創作者放棄家庭人設的奇思異想，而是忠實于普通家庭的基本人設。父親樸實而傳統，對兒子嚴苛，對女兒寵愛。最后卻讓女兒踩痛了心，踩痛了也愛著，典型的中國父親。母親賢惠而顧家，大兒子周秉義有志向且能擔當，二女兒周蓉義無反顧而柔情堅韌，小兒子周秉昆憨厚庸常卻能竭盡孝心。這是中國人熟悉的家庭成員，就像左鄰右舍，就像自己的家。雖然那個年代常常突出“我們”，但只要有個人就有個人的生活欲望。即使是一個大家庭，彼此間沖突與吵架，成為生活的常態。周蓉的突然離家，讓父親心痛而絕然；周秉昆似乎是最庸常的，也是最敏感的，為了父親的“虛榮”而頂撞；為了大哥的“薄情”而吵架。《人世間》把這種家庭人際沖突表現得真實而溫暖，其價值核心就是中國家庭的人倫理想。

人倫思想不同于人本主義。西方的人本主義崇尚的是個性尊重與自由，中國的人倫理想更注重人際關系的和睦親善、淳樸真摯。《人世間》中表現的父女情感、母子情感，甚至兄弟姐妹情感，洋溢著這種人倫親情。尤其周秉昆雖然庸常，但有道義，敢于為朋友出頭露面；有孝心，是母親最可靠的依托，是家庭的頂梁柱，他溫暖著所有觀眾。家和萬事興，就是中國人倫理想的最高表現，它讓觀眾感同身受，感動不已。

那些具有旺盛藝術生命力的人物，平常背后見功力

觀眾喜歡看《人世間》，尤其喜歡看劇中的許多人物形象。比如周秉昆，比如鄭娟，比如喬春燕等等，都為大家津津樂道。關于他們的議論遠遠超過了藝術創作范疇，延伸到生活的諸多方面，這是優秀作品溢出的社會效應。這些年，許多人閱讀美國羅伯特·麥基的著作《故事》，然后得出結論：好作品就是好故事。其實，故事只是人物塑造的手段，“情節是人物性格的展開史”，藝術創造的終極任務是塑造好的人物。所以說，經典藝術形象是衡量一個時代藝術成就的鮮明標志。同理，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關鍵是有無成功的藝術形象。

《人世間》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父親與母親塑造得平常，就像每個觀眾的“俺爹俺娘”，平常的背后是功力。周秉昆最為大家喜聞樂見。普通觀眾始終對普通人物有著天然好感。周秉昆在周家孩子中算是最庸常的。他沒有大哥二姐的智商，甚至沒有他們的志向與勤奮，他更多是隨遇而安。那次父親帶著全家四處拜年，并以大哥二姐是北大學生而有些洋洋得意，他的自尊心受到挫傷，也曾經憤怒過。但是，長期陪護病重的母親，他無怨無悔。尤其與鄭娟的相遇與相愛，更證明他是難得的好人：正直與善良。周秉昆低微但不卑微，苦難但不苦逼，他稀罕生活中任何一朵火苗，然后用它溫暖彼此的喜悅。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生活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因為他相信：好好生活，就是美好。

《人世間》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鄭娟是大家最憐愛的角色。同情是人們最愿意付出的情感。她幾乎是苦難的化身，降落在塵埃之中，或者說，就是生活中的一顆塵埃。苦難是她生活的本色，她本能地去承受而不扭曲靈魂。“我不值得”，是她對自己的認識，也是對別人的提醒，她擔憂連累別人，但她絕不擔憂拖累自己，尤其是面對周秉昆的情感。周秉昆與她第一次相遇，導演用鏡頭渲染出鄭娟嬌柔且惶恐，讓周秉昆的保護欲砰然而出。隨著劇情發展，周秉昆讀懂了她的最內心：不為低微而屈從生活，卻因為善良而犧牲自我，這是人性中最美麗的光芒。所以，他們彼此義無反顧。有觀眾評價：周秉昆與鄭娟是《人世間》中最幸福的一對。我認同。幸福是幸福感，感受到的幸福才是真實的幸福。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說：“人生中的苦難和混亂的最大來源，往往來自高估差別：貪欲會高估富裕和貧窮的差別，野心會高估高官和平民的差別”。周秉昆與鄭娟彼此接受平凡，就獲得某種幸福感。因為每當他們遇到困難與尷尬，彼此溫暖眼神或緊緊擁抱，似乎就有了生活勇氣。愛有時就是雪蓮，單純得不需要其他陪襯。郝冬梅是個“落難公主”，底層生活讓她變得善解人意。當她的父母重新回到高官職位，她一如既往地愛著周秉義，在周家與娘家之間盡力平衡。周秉義告訴她：沒有誤會，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觀存在的。她相信：茍富貴，勿相忘。喬春燕是讓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浴室的洗腳工。她像北方夏天的風，又爽朗又溫暖。她主動追求周秉昆，被幾次拒絕卻依然熱情洋溢。

善良是這些女性形象的品質，寧肯犧牲自己，也不愿他人為自己犧牲。這種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你可以不完全贊美，但你不能不感動。相比之下，周蓉有些別樣。她有詩意沖動，也有生活主見。她認可好女兒的好年華就那么幾年，只不過她認為，好的人生比好的年華更重要。為此，她追隨詩人男友，其實是追隨自我，即使最后遭遇背叛，自我依然是她不醒的夢想，有時卻因拋棄親情而遭到非議。自我有時會被認為自私。《人世間》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藝術生命力，無論你是否喜歡，他們都矗立在那里，以藝術應有的姿態。

在紛繁生活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當是創作者的文化自覺

電視劇《人世間》的創作者是尊重生活的。他們不被奇思異想所驅動，而是虔誠地面對生活的原貌，真誠地塑造人物形象。他們相信藝術不一定高于生活，因為中國社會與個人生活蘊含著遠比創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人世間》劇本籌備歷時三年之久，拍攝耗時六個多月，場景設計與道具選擇幾近苛求，以期還原東北的歷史場景與生活面貌。尊重生活不是自然主義記錄生活，它需要創作者的洞察力。創作者的成熟度，來自于他對生活與人性的洞察與表達。《人世間》創作者是成功的。他們愿意搜尋日常生活中的內在本質，愿意移情到每一個人物的內心，即使最隱秘的動機也不例外，然后以人物本來的邏輯，生動地描述生活與捕捉人性的聲音，傳遞出對真善美禮拜的潛在價值觀。電視劇《人世間》的成功，這是生活的勝利——你尊重生活，生活就給你無窮魅力；它也是藝術創造的勝利——你用心創作，觀眾就用心傾聽。

值得指出的是，《人世間》的表演是十分出色的，這是群體性創造性的表演。它打破了靠大數據與流量統計來配置演員的迷信，它相信真正的藝術靠的就是藝術表演的實力。

溫暖現實主義，這是對近年來電視劇主流創作不斷成功的理論表述。它意味著我們創作者即使表現現實生活的艱難甚至苦難，也積極給于觀眾以人性與人情的溫暖。純粹的光明與黑暗，同樣看不清楚事物。我們總要在紛繁的社會生活中、優劣交織的人性中，找到真善美的光明。中國社會風雨兼程、波瀾壯闊，誕生出人世間的悲歌與歡笑。所以，積極去表現中國百姓故事，應該是當下創作者與制作主體的文化自覺。記得在一次文化論壇上聽到騰訊影業提出的制片方向：“關注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故事”，同時推出“時代旋律系列”創作計劃。我們正在觀看的電視劇《人世間》就是其中的成功實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曹雪芹當時不寫《紅樓夢》，后人何以能寫出這曠世奇傳？巴爾扎克當時不寫《人間喜劇》，后人誰能如此真實寫出這部“法國社會編年史”？所以，當代創作者有責任將當代中國故事講述好，把當代中國人塑造好。

（作者為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