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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謝有順:現實、想象與實證
      來源:《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 | 謝有順  2022年02月20日09:08

      作家是書寫時間的人,也是改變和創造時間的人。本雅明認為,時間是一個結構性的概念,它不完全是線性的,而可能是空間的并置關系。當作家意識到時間的某種空間性,并試圖書寫時間中那些被遮蔽的、不為我們所知的部分的時候,他其實是改變了時間——他把現在這種時間和另外一種時間形態,和我們經常說的永恒事物聯系在了一起,和真正的歷史聯系在了一起。

      比如改革開放這四十年的經驗,固然是許多人經歷過的日子和現實,但它最終的面貌如何,后來者會如何認識和理解這個時代,其實也有賴于作家的藝術創造。書寫這四十年,其實也是在想象的層面上重新創造這四十年。過去了的現實無法復現,惟有藝術的現實可以長存。明清時代的日常生活已無法重現,但借由《金瓶梅》《紅樓夢》的藝術創造,我們可以看見那個時代的生活場景和生活細節;辛亥革命前后的人與事已經過去,但要了解那個時期某個階層的人的精神面貌,只能通過魯迅等人的小說,才會知道像祥林嫂、閏土、阿Q這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思想的。這就是寫作的意義,一種看起來虛構、想象的創造,但可以記錄和還原一段真實的生活,重塑一群真實的人。

      而這一切,都是通過想象力來完成的。

      《三體》作者劉慈欣獲得了美國科幻小說獎——克拉克獎,他獲的是這個獎項的其中一項,叫“想象力服務社會”。這個獎在科幻小說界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克拉克,他最有名的作品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2001:太空漫游》。這部作品對劉慈欣影響很大。劉慈欣在獲獎演說中說:“這個獎項是對想象力的獎勵,而想象力是人類所擁有的一種似乎只應屬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義也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有歷史學家說過,人類之所以能夠超越地球上的其它物種建立文明,主要是因為他們能夠在自己的大腦中創造出現實中不存在的東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擁有超過人類的智力時,想象力也許是我們對于它們所擁有的惟一優勢。”

      克拉克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是人類塑造未來最有力的工具。想象力也是寫作的核心能力,它既表達現實,也使現實變異,進而創造新的現實。

      有一個問題值得追問,為什么通過想象所創造的虛擬世界,通過審美所感受到的看上去不切實際的一些事物,會直接影響我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甚至會影響人類對未來的想象和預測?讀過科幻小說的人都知道,世界許多方面都像克拉克所預言的那樣一一應驗了,通信衛星、軌道飛行等,這些在克拉克最早的科幻小說里都有預言。但劉慈欣說,當科幻小說變成現實的時候,我們好像并不感到驚奇,因為今天的我們越來越進入一個喪失想象的世界,一味地沉迷于現實的瑣細和幻象當中。我們對外太空,對一個浩瀚的宇宙,再也沒有以前那么濃烈的探索熱情了。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出人類可能面臨一個想象力受到挑戰、想象力衰微的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文學寫作存在的意義,不過是在強調,生活不是這樣的,世界還有原初的樣子,我們的存在還有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它要通過不斷地反抗已經確定的、固化的甚至程序化的東西,伸張一種不確定的審美——看起來模糊、曖昧,但同時又非常真實的精神和美學意義上的景象。

      曾經讀到十八世紀著名學者章學誠的一個觀點,說自戰國以后,禮樂之教的力量在衰落,六經中最有活力、對人影響最大的反而是詩和詩教。這個判斷表明,像禮教、樂教所代表的是一種確定性的知識,和詩、詩教所代表的不確定的、審美的、模糊的知識,二者之間是有沖突的。也許有人會說,一個是理性,一個是感性,但換個角度看,一個是確定的,另一個是不確定的。詩的審美,包括個人的感受這樣一些東西,無形之中參與、影響和塑造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我們如何生活,靈魂長成什么模樣,都受了詩的影響。可見,面對一個日益固化的時代,如何借由看起來不確定的、個體的、審美的、想象的事物來解構、重塑這個世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這種精神領域里的矛盾和斗爭,一直是文學潛在的主題。人類進入了一個越來越迷信確切知識、迷信技術和智能的時代,有些人甚至以為智能機器人可以寫詩、寫書法,做藝術的事情。技術或許可以決斷很多東西,但惟獨對審美和想象力還無法替代。

      那些確定的知識,那些秩序化、工具化、技術化的東西,總是想告訴我們,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未來也一定是朝這個方向發展的。文學和想象許多時候就在不斷地反抗這種不容置疑,在不斷地強調這個世界也許并非如此,世界可能還有另外一種樣子;至少,文學應讓人覺得,那些多余、不羈的想象,仍然有確切的知識所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

      當代中國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變化,一切事物都在變。迷信確切知識的人,有時比沉迷于審美和不確定的人更可疑。夏志清在評述張愛玲的時候講,張愛玲的寫作世界跟《紅樓夢》的寫作世界的區別之一,就在于《紅樓夢》寫的是一個基本價值不變的社會,而張愛玲是寫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變化成了這個時代最大的特點。盧卡契在研究希臘史詩的時候也講,希臘的史詩為什么偉大,就在于那個時代的人是可以把握世界的。通過看星空,你就能知道世界的方向在哪里。今天的變化所帶來的越來越多豐富、復雜且不可把握的經驗,我們該如何命名它? 該如何描述它?是否有能力命名和描述?這件事情意義非凡。所以,想象力并不是多余的,審美和不確定的事物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恰恰是一種想象性的、描述性的,包括虛構的經驗,反而有力地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講到這個話題的時候,我經常會想起發射重型火箭的埃隆·馬斯克。我詳細讀過馬斯克的幾個采訪和自述,他講到自己小時候是一個自閉的小孩,之所以會萌生探索宇宙,并通過這種探索來確認人生意義的沖動,也是來自于他小時候讀的《銀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科幻小說。很難想象,今天一個發射重型火箭、在科技領域有重大突破的人,他創造的沖動和緣起會是一部科幻小說。馬斯克有一次對記者說:“我一直有種存在的危機感,很想找出生命的意義何在、萬物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我們有辦法讓全世界的知識愈來愈進步,讓人類意識的規模與范疇日益擴展,那么,我們將更有能力問出對的問題,讓智慧、精神得到更多的啟迪。所以,我決定攻讀物理和商業。因為要達成這樣遠大的目標,就必須了解宇宙如何運行、經濟如何運作,而且還要找到最厲害的……”這話曾讓我感動。還有大家熟悉的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能拍出著名科幻電影《星際穿越》,也是來自于他對太空特別的想象。

      想象力幾乎是一切創造力的源泉。但20世紀以后,好像文學寫作所面對的,只有一種現實,那就是看得見、想得到的日常現實,好像人就只能活在這種現實之中,也為這種現實所奴役。其實要求文學只寫現實,只寫現實中的常理、常情,這不過是近一百年來的一種文學觀念,在更漫長的文學史中,作家對人的書寫、敞開、想象,遠比現在要豐富、復雜得多。文學作為想象力的產物,理應還原人的生命世界里這些豐富的情狀。不僅人性是現實的,許多時候,神性也是現實的。尤其是在中國的鄉村,誰會覺得祭祀、敬天、奉神、畏鬼、與祖先的魂靈說話是非現實的?它是另一種現實,一種得以在想象世界里實現的精神現實。

      但我也并不想只強調虛構和想象的意義。就文學寫作而言,許多時候,我們還要警覺一種沒有邊際、沒有約束、毫無實證基礎的想象。要重視實證對于想象本身的一種糾偏作用。我讀很多作家的作品會覺得不滿意,并不是因他沒有天馬行空的想象,而是沒有實現這一想象所需要的實證支撐。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過度飄渺的、不著邊際的想象,有時候需要通過實證對它進行限制。

      尤其是小說寫作,它固然是想象和虛構的藝術,離開虛構和想象,寫作就無從談起。作家最重要的稟賦是經驗、觀察、想象和思考,但20 世紀以來,虛構和想象在小說寫作中取得了統治地位,觀察和思考卻相對地被忽視。于是,小說家胡思亂想、閉門造車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而忘了寫作也是一門學問——生命的學問。這門學問,同樣需要調查、研究、考證,尤其是對生命的辨析、人心的考證,沒有做學問般的鉆探精神,就無法獲得寫作應有的實感。

      虛構和實證并重,才是真正的寫作之道。作家必須對他所描繪的生活有專門的研究,通過研究、調查和論證,建立起關于這些生活的基本常識。有了這些常識,他所寫的生活才會具備可信的物質證據。物質既是寫實的框架,也是一種情理的實證,忽略物質的考證和書寫,文學寫作的及物性和真實感就無從建立。在寫作中無法建構起堅不可摧的物質外殼,那作家所寫的靈魂,無論再高大,讀者也不會相信的。蔑視世俗和物質、沒有專業精神的人,寫不好小說。很多作家蔑視物質層面的實證工作,也無心于世俗中的器物和心事,寫作只是往一個理念上奔,結果,小說就會充滿邏輯、情理和常識方面的破綻,無法說服讀者相信他所寫的,更談不上能感動人了。這種失敗,往往不是因為作家沒有偉大的寫作理想和文學抱負,而是他在執行自己的寫作契約、建筑自己的小說地基的過程中,沒有很好地遵循寫作的紀律,沒能為自己所要表達的精神問題找到合適、嚴密的容器——結果,他的很多想法,都被一種空洞而缺乏實證精神的寫作給損毀了。

      好的藝術作品,既充滿想象力,也具專業精神。看過《星際穿越》的人都知道,里面包含著豐富的關于時空的科學知識,《三體》這樣的小說,里面也有豐富的物理學知識。沒有對時空、對物理學的專業知識,像諾蘭、劉慈欣他們,就創作不出他們的小說和電影。必須通過實證的方式,讓想象變得更加精確,更加真實。不能一講到創作,只強調那些沒有實據的空想,尤其是現在的電視劇,包括很多網絡小說,實證精神極為匱乏,才會有那么多胡編亂造的情節設計。而我認為,以實證為基礎的想象,才有敘事說服力,也才能打動人心。諾蘭在拍完《星際穿越》之后,又拍了《敦刻爾克》,這是完全不同類型的兩部電影。一個是超級的想象圖景,一個則是用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的精準視點來還原一段史實。一個導演,一個作家,如果兼具這兩種能力的時候,他就可能創造出重要的作品。

      這讓我想起胡蘭成在《中國文學史話》里說到,有一次他在日本訪問一個陶藝家,發現這個陶藝家燒了很多碗、碟、杯子等日用品,胡蘭成很驚訝,覺得一個大藝術家怎么會去燒這么多日用的東西。這個日本陶藝家對他說:“只做觀賞用的陶器,會漸漸地窄小,貧薄,至于怪癖,我自己感覺到要多做日常使用的陶器。”通過燒這些平常吃飯的碗,喝茶的杯,裝菜的碟,來平衡自己的藝術感受,以免使自己的感覺走向窄小,貧薄,怪癖,這真是一種很好的藝術觀。藝術家不能一直在一種看起來純藝術的想象里滑行,他需要現實、日用來平衡和發展他的藝術感覺。太日常了,可能會導致作品缺乏想象力,一直匍匐在地上,飛騰不起來;但太飄浮了,無實證、細節的支撐,也會使作品變得虛幻、空洞。物質和精神如何平衡,虛構與現實如何交融,這是藝術的終極問題。而好的寫作,從來都是實證與想象力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