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走進一片森林，看到植被保護得很好，也會聽到這里曾經被砍伐甚至剃了光頭，有過滿目瘡痍的往昔，我們會感嘆，這里的生態恢復得真好。我們提“生態”二字，就證明有不堪的過去，地球和我們的環境曾遭受到重創，現在的生態好了，是修復和重建的結果。那么，生態文學，就是關于生態修復和重建的文學。

生態文學的漸漸浮現，來源于自然寫作的引導，但它的源頭活水是文學的現實關懷，特別是作家們對自然的懷念，對現實的憂慮，以強烈的道義感，將文學鎖定在大地上的行吟和修道。

以我不自覺地進入神農架和不自覺地書寫神農架系列小說為例，我寫的第一個所謂生態小說《豹子最后的舞蹈》，是在采訪神農架一只豹子被一姑娘徒手打死的真實經過之后。在現場調查之后，我心中涌出悲憤和絕望的情緒，兩個月無法自拔，故而寫成了這個小說。這里，對生態的憂慮是沖動所為，是情緒折騰和沉淀過后，依然充滿悲憤和激越，模擬最后一只豹子被打死的經歷，并且想象這只豹子還有一個復仇的故事，用以詛咒森林里的獵人，詛咒森林被砍伐的浩劫和人類對動物的趕盡殺絕，謳歌一個偉大生命的抗爭和熄滅。

二十多年的堅守和探索，我對生態以及文學慢慢明晰，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互為因果的。生態的思考成全了文學，而文學也形成了我的生態觀、世界觀和人生觀，成全了我對一個地方的喜歡，并且把它當作我生命活動的所有領域，當作我寫作和生活的本分與歸宿，甚至是天命所歸。把那里的白云當作唯一的白云，那里的山岡當作唯一的山岡，那里的星空當作唯一的星空。那里的所有，山川河流，草木禽獸，都是我的唯一。幻想中的生活，成為了真實的生活。我寫了一系列小說和散文，歌唱那兒，就是歌唱那兒的生態，以及我們的現實中隱藏的一個烏托邦。但嚴峻的生態環境是我必須正視的，人與動物的命運仍然在文學傳統標準的陶醉中掙扎。生活顯示出古樸的面貌，也有原始的殘酷。萬類霜天競自由，但它們在物競天擇和人為的干擾下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生態學是關于自然生態和人類生產及破壞活動相聯系的研究學科，其實也是要弄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并進行地球生態的修復與保護。自然生態的破壞，必然導致精神生態和人文生態的崩塌，故而搶救性的修復和重建，對人文生態也是刻不容緩的。大量事實證明，戕害和消亡的不僅僅是物種和自然環境，還包括支撐我們精神世界的人文生態。

自然寫作應該談不上生態文學，或者說，自然寫作是生態文學中的很小部分，自然只是生態文學的一個元素，不是它的核心。在文學中，生態是它的核心，這是李敬澤的觀點，我非常贊同。我心目中的生態文學，即約定俗成的當下熱門的生態和自然寫作，是一種回歸大自然的文學情懷，是一種鄉愁寫作。我過去會把這種對大自然的渴望和古代文人的生態情懷當成生態文學的體現，現在看，是有狹隘之處的。

生態和文學糾纏在一起，有各種各樣的因緣，有傳統的人文情懷可循，有一脈相承的基因。生態文學或者關于自然寫作，幾乎占中國文人表達的大部分，在自己奉信的宇宙觀、世界觀和哲學觀中，在自己創造的幻想和意境中，中國文人的隱逸情懷單一、偏執而膨脹，成為美學的極致。謝靈運的“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云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李白有“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訾焉”。蘇軾在《放鶴亭記》中有“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句；常建有“清溪深不測，隱處唯孤云”句；王維的“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歸隱成為一種道德高地的審美，這種境界至少是一種仰望吧。像謝靈運的山水詩和王維的禪意詩，都是山水煙霞喂飽的，以此襲蹈，營造空靈，呼喚神靈，滋養心靈。楚辭和《詩經》中草木的葳蕤，唐詩宋詞和明代散文中山水的浩蕩，從自然生態中萃取的詩文，成為了中國文學，這種文學再反哺所有中國人的性情。

除了地球的自然命運外，在古代，幾乎沒有人為的生態災難，人們順應時令，身處自然，與自然相敬如賓。那些軟弱無力的士大夫因為多愁善感，因為生命短暫，因為世事渾濁，因為戰亂離散，對現實的恐懼化作逃避，化作冠冕堂皇的隱逸，將不如意轉化為如意，將功成名就的上流生活謙遜地說為終老林泉，寄情山水，歸田遁世。當然，這是贊美生活、熱愛生活的表現。而表面上的逸趣超然，退隱舍離，隱藏著另一種胸懷。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如此描寫許輝：“渾樂林泉，亦慷慨悲歌之士，登高懷古，已見壯心。”——這個許諢寫過“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和“魚沉秋水靜，鳥宿暮山空”等名句，像許諢這樣的人，熱愛林泉與慷慨悲歌，登高懷古與英雄壯心沒有任何沖突，倒是培養了一個文人的胸懷和氣質。過去我們說晚明小品，如我家鄉的公安派，忘情山水，逃避現實，品格不高，對他們的作品多有詬病。可如今你讀袁宏道的山水游記，這樣的寫山水高手，如何品格不高？他們的自然寫作達到了我們望塵莫及的地步，因為他們與自然山水貼得非常緊。

但我們現在如此歌頌自然已是不可能的了，這樣的自然已不復存在。我們談自然的時候，它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概念，是國家“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一項，生態（包括自然）是要建設的，而不是首先享受的，是要正視的，而不是虛幻的。

生態文學，作家何為？還是從自己的生活出發。作為一個神農架的書寫者，別無他長，在山里待久了，便特別喜歡山區和森林的生活。一是順應人生的節律——因為托爾斯泰說，人到了六十歲，就應該回到森林中去；二是森林、山泉對人的身體有巨大好處，眼睛不會因為空氣污染和長時間看手機而干澀；三是因為安靜和沒有應酬而忘他、忘我。因為閑，可以重新思考活著的意義和世界的意義，不會出現精神的頹靡、偏執與妄念，沒有了憤怒和激越等不良情緒。在汨羅八景峒水邊隱居的韓少功，引用過農村的老話，他說在那個地方，在那么安靜的、遠離喧囂和人事的地方，可以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別人。其實，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我即是如此，沒啥好想的了，過去的都已經過去，該來的讓它到來。剩下的，一個老人，就應該寬厚。寬厚地看待一切，寬厚地對待生活，并且寬厚地寫作，連走路都應該寬厚，不惹路邊的一草一木。這種所謂的“隱”，我就理解了“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詩人心境。

最好的生態文學應該是安靜的、沉醉的、自省的、慎獨的。在森林里的生活可以過濾掉生活中喧囂的、身不由己的、言不由衷的、丑陋的、痛苦的、虛假惡濁的東西，而愿意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放大生活中美好的、快樂的、寬解的、良善的東西。自我放逐，與山水相親，會顛覆掉過去我們幾十年堅持的東西，重建一種新的幸福觀和世界觀。古人說：山能平心，水可滌妄。你各種的妄氣，愚妄、狂妄、妄想等，靠山水來平息，你心上的塵垢只能讓山水洗滌。古人形容山水，還有這么一句：山含瑞氣，水帶恩光，自然有不言之教。水帶的恩光是什么光，只有住在水邊的人才知道。人在自然山水中，才能夠禪定悟道，讓你懂得如何立身、處世、修心、謀道、交際、成事。山水是我們的精神教堂。

文學借山水抒發我們對自然的贊美，對天人合一的向往，這方面的文字太多了，充斥了我們的傳統文學，關于山水草木的美麗語言，古代文學差不多已經用完，我們如果重復地書寫，無疑是炒現飯。當我們上升到人與自然、人與人出現的緊張關系時，我們的寫作才是有意義的、必須的。所謂與自然和解，我們的所有文字就是溝通，而和解似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互相尊重。生態學中有一個觀點叫“環境阻力”，大自然有限的資源造成了各種生物發展的阻力。因此，人類與自然界的各種生物必須共生共存。人類因為貪婪和掠奪，向大自然獵取著蛋白質，將動物身體的各部分消化為我們的血肉，但它們曾經是我們精神需要中的美妙鳥叫、蛙鳴、蟲吟和獸吼——滋養我們精神的，卻成為了我們牙縫里的殘渣。現實生態的殘酷是我們主要面對的問題。從謝靈運到陶淵明的詩里，沒有氣候和人為災難對自然山水的影響，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春晚綠野秀，巖高白云屯”；“野曠沙岸凈，天高秋月明”；“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我們現在有多少人特別是城里人能看到天高月明，能看到明月積雪？古代的山水自然意境在現代成為了奢侈，這是當代人的不幸。當下的自然生態是在地球遭受現代化和全球化浩劫之后，遭受重創之后的生態。在地球不斷升溫，空氣不斷污染之后的自然生態，回應這些，才能叫生態文學。

生態文學，作家首先要構建起你的小生態。往大處說，寫作就是建構作家自己的大地。過去我說，作家不能做流寇，要建立自己的根據地。現在我越來越感覺到，作家應該構建自己的小生態，也可以豪言說要構建自己的大地。小生態也是一塊大地，以及大地上屬于自己的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草木禽獸、地質地貌、氣象物候，建構自己的天空和云彩，土壟和耕作方式，甚至你大地上的微生物群。有了小生態，才有你的生態文學作品。有些作家詩人，拼湊幾篇自己曾經寫過的草木及自然的作品，就敢自稱生態文學作家，或者將這些作品稱為生態詩歌、生態散文。一下子突然冒出一大批生態作家，這些人游弋在城市的灰塵里，沒有自己的大地，在城市憑空想象生態與自然，其實是寫不出好作品特別是有心創造大地的好作品的。作家要當好自己的上帝，成為造物主和命名者。羅馬尼亞作家齊奧朗說：“僅僅依靠語言與上帝抗衡，甚至要勝過上帝，這便是作家。”美國作家布考斯基說，寫作是“所有上帝中的上帝”。

當下，很多作家是沒有大地的人，不知大地為何物，還生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更古老的土壤上，比如傳統審美意義的自然山水中的想象與表達。更有甚者，他們的草木是從網絡和《辭海》上移栽過來的，是沒有生命的草木。他們對自己作品是從哪兒長出來的茫然無知，他們的生命與生活是建立在現代電子垃圾上的廢墟，是在寫作中流浪于城市廢氣中的PM2.5。

只有在大地上才能建立自己的文學大地，否則，憑空想象的大地就不是大地，在客廳和陽臺上構思的大地也不是大地，而是沙堡。這就要求作家腳踏實地，疏散到自然的各個角落，認真地埋頭營造自己的大地，這樣的隱逸才是真隱逸。

當代寫作必須回應當下生存的困境，這是起碼的要求，在自然山水中只有意境的重復表達，書寫和記錄植物，是十八、十九世紀博物學已經做過的工作。我們現在的作家不關心現實，只關心花鳥蟲魚，以為這就是生態寫作，從脫離現實的雞湯寫作轉向網絡上的花花草草，以為這就是華麗的轉身，其實這是在湊熱鬧、趕時髦。腳上沒有泥巴的人，無法建構自己的文學大地。

當代文學面臨的最大難題和迷茫是，人類無法創造自己在當下科技暴力和環境變異及精神頹廢中超越一切信仰的神話。“為誰而生，為誰而死？”成為了我們精神層面上面臨的窘迫問題。神話是藝術的源泉，而森林是神話的源泉。我自己想自不量力地創造森林的神話，重新拾起人們的大義與英雄主義氣質，這是艱難的，也是可笑的，但我不會放棄，因為在自己的文學大地上，必須有這些支撐我們的信仰。

生態是文學重要的內置，沒有生態的內置，文學是僵死的，同質化的，生態也是啟動文學的密鑰。生態直接塑造人的宇宙觀、世界觀和生命觀，如神農架人認為人一天有兩個時辰是牲口，人與獸同時存在于一個生命個體上，人和獸及萬物同時共生，生命的三種形態是共生、互生、寄生，所有生命包括病毒，共享著這個世界，食物鏈和生命鏈都在編織著這個世界。比方說蜜蜂如果滅絕，會導致人類滅絕，因為蜜蜂授粉維持了植物的多樣性，否則生物的近距離授粉將導致植物近親繁殖而種群生命力下降，沒有了植物的多樣性，人類就自然滅亡了。同理，沒有了動物，人類會在孤寂中死去。

在生態中，人是核心；在自然中，神靈是核心。我們的生態寫作，對人類的妄自尊大，對自然力量的無限崇拜或對人類的菲薄，都是片面的，不真實的。生態文明建設，不僅要重建大地的自然生態，更要重建大地的人文生態，因為人文生態是在自然生態的沃土中生長起來的，這在云南許多少數民族生存地有非常多的例子。我為寫《山水云南》這本書，在云南的原始森林、雪山河流、古老村落和二十多個少數民族地區采訪，對此深有體會。比如我走訪過的云南紅河元陽縣的哈尼梯田，為什么在那么高的高山上能種水稻，那些高山上的水是怎么來的，為什么生態如此之好？哈尼人認為，這天地間有三個世界，這三個世界繁華而圣潔：高遠的天空是神靈居住的地方，廣袤的大地是人和動物生存的地方，深邃的水底是龍蛇水族游弋的地方。哀牢大山山脈高齊云天，氣貫長虹，云霧蒸騰時，幾與大地相連，而他們開墾的梯田中，云水相激，蜃氣涌動，分不清天上人間。山上禽飛獸走，水中魚躍波歡。哈尼人正是生活在這天、地、水三個世界之間，不可破壞。我到過的彝族、布朗族、獨龍族、藏族、傣族、白族等民族生活的地區，這些少數民族都有大量的神話講述如何保護動植物免遭破壞與殺戮。生態的破壞是人類所為，生態的重建也是人類所為。當我們知道生態遠比自然重要時，作家的重要工作是重新發掘和激活人文生態中的風俗、傳說、神話及其一切口頭和文字流傳的語言精華，包括在文學寫作中的大量民俗與方言、傳說與神話的重新植入和使用，這都是對人文生態的挽救、挖掘和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