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也許是因為當年毛公潤之的身影覆蓋了我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對中共一大黨史的宏大敘事，多少有點耳熟能詳。盡管由于時代的局限而屏蔽，有些事未能探知歷史真相，但是，隨著時間巨流奔涌，有些記憶漸次模糊了，有些閱讀則清晰如昨。因此，當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寫一部黨的“一大”的文學讀本時，先是愕然，繼而肅然，最后欣然從命。

答應寫作此書后，我向出版社提出一個額外之請，讀書行走，走訪13位會議出席者的誕生地、求學地、戰斗地、壯烈地，乃至叛變者的葬身之地，看見別人未曾看到的地方，發覺他人未曾發現的東西，激活未曾覺悟的迷障。

走進書房，找出書架上早已落塵的《我的回憶》，鴨蛋綠的三卷本封面，系“現代史料編刊社”出版，時間是1980年11月，內部參考書，工本費僅為1.25元。遙想當年，我23歲，在南方導彈基地政治部當干事，忽一日，在組織處的書架上見到此書，作者居然是鼎鼎大名的張國燾。初得此書，90余萬字，點燈熬油，讀了好幾個通宵。驚訝之余，也不知出于何故，未將書退還，竟“據”為己有，從基地帶到武漢讀軍校，再帶回部隊，后調入北京前，丟了很多書，此書卻一路帶著。40年了，搬了好多次家，一直未扔。再度摩挲此書時，它已被有當代兩司馬之稱的楊奎松先生推薦為黨史研究者的必讀書。冥冥之中，仿佛都在等一個前塵約定，等待《天曉——1921》這部書。

半年采訪，盛夏入荊楚。唯楚有材，于斯為盛。十三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兩位來自湖南，占了黨代表的半壁江山，可見當時兩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應城是劉仁靜的老家，住國家電網培訓中心，旁邊是應城市革命紀念館。放下行囊，便與館長相談，竟不知劉仁靜為何人。卻一個勁地給我講抗日年代董必武、陳賡在此培訓進步青年，進行游擊戰。末了，推薦了姓朱的政協副主席，耄耋老人見到我，驚嘆，40年了，你是采訪劉仁靜的第二人。

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實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證了我的一個創作信條：走不到的地方不寫，看不見的東西不寫，聽不到故事不寫。其實寫與不寫，皆源自一個作家的內心與良知。在潛江市李漢俊、李書城故里，老屋早已坍塌，青蒿掩墻，野草寂寂，只有一碣碑文勒石：李漢俊、李書城出生地。問為何不建故居，黨史辦有關人員告訴我，鄰居家為釘子戶，不愿讓出菜地，征作停車場。我頗為不解，李家大哥書城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房子，可是中國共產黨的產床啊。想來令人悵然若失。

在何叔衡老家，面對著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條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當他意識到無希望和前途時，就毅然與舊世界決裂，此后一生都在趕考。當教書先生時，他是開明紳士，號稱寧鄉四杰；后又上新學，考入湖南第一師范，與毛潤之是同學，一起出湘，參加一大。上世紀30年代初，他又遠赴莫斯科留學。初返回上海時，得知其養子、大女婿夏尺冰、黨的湘東南特委書記頭懸長沙城門，安慰大女兒實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會有犧牲的。撤往蘇區后，他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農監察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內務部部長，握著黨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決不錯殺一個。而被王明之流視為右傾機會主義者，撤銷全部職務。長征前，他被排除在名單之外，留下來打游擊，活下來的幾率幾乎為零。江西梅坑，一盤花生米，一壺老酒，他與老友林伯渠別，將實山、實嗣姐妹織的毛衣脫下來，贈給林伯渠，說山高路遠水寒，請君保重。送戰友，上征途，天破曉時，便是生死別離。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輩子，直到解放，該回來的都回來了，為何丈夫不歸？彌留之際唯一愿望，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與瞿秋白一起突圍時，被白軍槍殺于山野，遺骸難尋。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慟問蒼穹，叔衡老英魂何時能歸？還有董老，長征時，愛人也不在長征名單內，癡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著隊伍走了三天，將到五嶺時，夫妻揮淚相別。五嶺迤邐，烏蒙磅礴，一對相愛的人從此天上人間。時隔多年后，董老憶及此，吟一首情詩永記，題畢，頓時老淚縱橫。

就這樣一路走來，從韶山走到獨秀峰。第一晚抵達時，天降小雨，翌日風和日麗，晨曦從韶峰浮冉而起。拜謁毛公銅像時，仰首望天，那種藍是哈達般的蔚藍。極目遠山，竟日月同輝，天呈祥瑞。我已經多次來韶山了，那天重游毛澤東紀念館，再看那件72個補丁的睡衣，瞬間領悟，一件睡袍擋百姓風雨，蒼生冷暖。隨后十天，我從韶山往獨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沅陵窩溪周佛海老宅，然后從懷化坐高鐵到重慶，走進江津石墻院陳獨秀的最后歲月。一個并不大的紀念館，我居然安靜地看了三個半小時。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陳獨秀拼圖完成了，陳公才華橫溢，特立獨行，狷介性格注定了命運悲劇。十天后，走到獨秀峰，秋雨戛然而止，夕陽蒼山，仲甫公并未走遠。徜徉獨秀園，不由得嗟嘆：安慶人民善待自己的兒子陳獨秀，以隆重的規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窮處。采訪結束回到北京，剛寫了不到一個月，新冠肺炎疫情始起，我伏案五個半月，每天從早晨七點寫至子夜時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帶狀皰疹，腰纏半邊龍，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親朋紛紛給我寄藥，解我小恙。當31萬字《天曉——1921》落下最后一個句號時，喜極而泣。十天會期之瞬，寫盡百年滄桑，追隨13位黨代表身后踽踽獨行，如經歷一場煉獄之旅。推開窗子，時春光明媚，百鳥啼鳴，鐵柵欄薔薇花事正盛，生活多么安靜美好。遠天中，南陳北李與13位“一大”與會者向我走來，青春與夢想、初心與信仰、忠貞與背叛、犧牲與尊嚴、壯麗與沉淪，皆還魂歸來，躍然紙上。

“天曉”一詞，取之莊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之意，摩挲飄著墨香的新書，想到董必武攜夫人1964年清明節回到嘉興，坐畫舫，登上湖心島，佇立煙雨樓，題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仍為莊子所語。

2020年5月15日發走書稿，一段紅色之旅畫下句號，令我此生無憾。壯年變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勝仗凱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感謝行走采訪中相助的劉克興、王躍文、紀紅建、王麗君、韓生學、向顯桃、李銀德先生，慷慨以助，提供不少孤本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