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是虛構之物。我不講人物，因為我根本不是人。我有過許多名字，它們一一離我而去，足以湊成我的另一條尾巴。”在新長篇小說《潮汐圖》中，林棹以一只非人的少女蛙為主人公開啟了一個頗具魔幻色彩的故事。而她的處女作是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流溪》，在此之前，她完全置身于文學之外的世界，《流溪》初稿的意外尋獲促使她重回到寫小說這件關乎創造且讓她快樂的事情上來。

無論是繁茂的植物構建的南方之國，還是密度極大的語言盛宴，亦或是虛實相交的敘事，她的小說以一種異質性刺激著讀者的感官。閱讀她的小說，你需要多一點耐心，多一點想象力，放任自己被“虛構”引領，沉浸入神秘陌生的文字國度里。

“《流溪》是一切意義上的‘開始’，我是在每一個具體的人傳遞給我的，溫柔的力量中開始的，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忘記這個底色。”林棹相信虛構的力量，對她來說，比“文學與記憶”更迫近、更切身的，是“自我與記憶”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用一生來作答。

2020年作家林棹出版了長篇處女作《流溪》，在此之前，如她的簡介所寫道的：“1984年生于廣東深圳，中文系畢業，從事過實境游戲設計，賣過花，種過樹”，就是沒有做任何與寫作相關的工作，而寫小說這件事，有時候確實需要一些不期而遇。2018年，她的媽媽在收拾家里物品時發現了一個硬盤，這個硬盤里存儲著13年前她創作的一部小說，也就是《流溪》的初稿，一個意外的驚喜外加當時的一場重病讓她頓悟要重新回到文學這條道路上，對此，她說道：“精神狀態發生很大的變化，此前是被動地接住迎面而來的日子。寫作提供了一個動機，從此萬事萬物都是有意義的、可取的。”

《流溪》像一份疑點重重的獨白，女孩張棗兒在廣東沿海小城出生，在暴力的家庭關系中成長，周旋于浪蕩的情人、破碎的母親、暴戾的父親之間，她不斷地筑夢卻也不斷地經歷夢碎，敏感少女最終成為殺弟兇手。林棹說這是一個關于“欺騙”的文本，張棗兒是一個不可信敘述者，她是天真少女、狂人、騙子，抑或三者皆是。

改寫《流溪》的過程如她所說，大約三四個月，非常順滑，“我打開那扇門之后，驚詫于門后面竟然已經等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東西，它們一擁而上、蜂擁而出。”

兩個版本最大的差異是將原本獨屬于青春期才有的“深情”語調完全顛覆，換成一種反諷的語調，這更適合三十多歲的她對于人生或命運的思考。在林棹看來，張棗兒這個角色活像一臺喋喋不休的組裝機器人，她通過這個文本去探究個體“言辭”和“行為”之間的裂隙。小說前半部分的張棗兒呈現一種靜態，沉溺于幻想，所以她會著力去描摹那些令人恍惚的回憶、日記、白日夢。小說后半段，張棗兒更趨向于動態，當“家庭”這個牢籠消失，她便走向了所選擇的結局。

《流溪》的語言繁復綺麗，文字仿佛隨著潮水漲落。在這本小說中，你可以輕易捕捉到納博科夫的影子，林棹自言是那種“愿意隨時隨地向納博科夫致敬的讀者”，《洛麗塔》讀了二十多遍，“納博科夫讓我看到文字作為一種藝術材料可以絢麗到什么程度”。

評論家劉欣玥說：“如果說纖敏的感官攝取與再現能力有賴于亞熱帶風物經驗的滋養，那么傾注在植物、自然與博物學中的熱情，則幫助林棹找到了一種特別的知覺與思維，更確切地說，是找到了屬于自已的南方語法。”狂歡式的想象之外，《流溪》的另一層閱讀維度正在于植物，林棹喜愛動植物，未曾寫作的時光里所從事的職業，比如賣過花，種過樹，現在反哺了她的小說創作，即使是重在描寫心理空間與情感關系的文本，讀者依然可以從這些透著亞熱帶氣息的茂密植物中，尋覓到關于嶺南的風情與色彩。

她曾說自己可能有某種詞匯收集癖，那時候在工作里收集了很多植物學范疇的詞匯，非常想使用它們，為此她將張棗兒設定為植物學專業的學生，讓她自由地使用著一份“植物學語錄”。同時，她認為氣候、植物可以成為一個用來表達地方特征的抓手。寫作追求陌生感，植物則帶來亮得刺眼的陌生感，在她眼中，世界各地的25°C空調房也許相差無幾，不同經緯帶的自然環境則可能呈現豐富、微妙的區別，沙漠和大海養育的詞語大不相同，“‘世界是不可窮盡的’。理想情況是不固守單一、過去的經驗，不斷體驗、闖入新領域，或不斷挖掘、向深處去，持續為寫作收集新鮮養分。”

回望這部十幾年前的作品，她感慨道：“《流溪》是一切意義上的‘開始’，我是在每一個具體的人傳遞給我的，溫柔的力量中開始的，我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忘記這個底色。”

林棹有個明確的書寫空間的目標，“物理空間、外部空間，心理空間、環境對心靈的影響，同等重要。身體是薄薄的一層隔膜，以此為界的內外兩種世界同等幽深、廣闊。”

如果說《流溪》編織了一張關于私人記憶的心靈巨網，那么新作《潮汐圖》則繼續在嶺南這塊土地上落地生長，朝向遠方，并向歷史深處回溯。小說呈現出一種磅礴與瑰麗的色彩，主人公是一位19世紀的蛙形少女，一八二〇年代，蘇格蘭博物學者H游歷世界，登陸廣州，在當地蘆竹林中捕獲了這只巨蛙，從珠江水上人家，到廣州十三行，再到被豢養于澳門奇珍園，又幾經流轉，最終歸于萬物有靈的海洋，這只奇異的籠禽困獸寰宇新知，看四海眾生相，親歷著世間的悲喜。區別于前作，她自言寫這本小說的時候興奮感全程持續沒有溜走，“帶來新經驗，也把新問題推上水面。”

小說靈感誕生于一次偶然的邂逅，2017年翻畫冊偶遇一幅水彩花蝶，隨后，一部粵英詞典和一系列中國貿易畫，為她帶來了關鍵的打火石，她形容為：“前者無疑是一口方言生態缸，一個幽靈魔盒，其中最生猛強勁的詞破殼而出，嘯叫著，脅迫我開辟一段時空供它們稱霸；后者則將我引向廣州關氏兄弟、喬治·錢納利、奧古斯特·博爾熱，以及更多四海飄零的畫作：執筆者用光陰稀釋顏料，使一瞬的珠江擁有永恒面容。”此后，她于紙上和腳下開啟了始于珠江的旅行，抹去所謂熟悉的偽裝后，不斷地和一些驚喜與陌生相遇。

無獨有偶，《流溪》書名與水的意象有關，以一個相對微細的、陰柔的意象，隱含了不斷流逝的狀態，也是“訴說”的喻體；《潮汐圖》同樣與之相關，她解釋說，“潮汐”兩個字包含一個“朝”和“夕”，白天和夜晚。如果去看潮汐，漲潮漲到頂點和退潮退到最低點的時候，大海有一個憩潮期，有十幾分鐘，整個海面不動，水不漲也不退，也沒有風，那十幾分鐘時間就好像大海呆住了，這是一個微妙的時間點。

流經林棹童年的是一條深圳河，它以清明或叵測的形式閃現萬遍。她解釋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珠三角水網密布，珠江八門入海。書寫珠三角，在時間和空間層面，在環境和心理層面，‘水’都是必選項。不同規模的水體，塑造地理、生態也塑造精神，是道，是路。”

而之所以會選擇一只蛙作為小說的主角，則經過一次轉變。她說原本小說主人公是一位女性，故事背景和地點都有了，但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廣州，女性不像男性，她非常受限，沒有能力去打開空間。后來，她意識到是否可以設定一個非人的角色？進而想到了兩棲類的蛙，蛙在小說中從幼年走向老年，被各色人物傳遞，主觀能動性被人類壓迫至最低，“幾乎被壓成一枚鏡頭，因此可以攝錄她所經歷的人間和空間。”

而定性為“雌性”，則是很自然和天然的設定，“以我自身的經驗和狀態為出發點。雄性或男性經驗對我而言不是第一手的，雖然它籠罩著我們。現階段我傾向于挖掘和表達第一手的體驗。”除此之外，小說設定了另一重視角——蛙的“母親”，“母親”提供的是一種飄忽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作家用一條臍帶聯通了兩者。在二者的視角中，真實和虛構的界限變得曖昧，作家打通了壁壘，任想象漫游。

翻看豆瓣讀書中林棹兩部作品的相關評論，有很多讀者都提到了作品語言的特性，評論家黃德海也評價說：“幻想中蘊含著自然飽滿的軀體，方言里埋藏著民族豐盛的神識，以縝密的虛構技藝，林棹描畫出一個特殊時空的異樣風姿。”巨蛙自述的語言隨著地域的改變而改變，從珠江兩岸的粵語方言到澳門的國語官話，再到歐陸帝國的翻譯腔，小說家似乎在進行某種關于語言的實驗，探索漢語的可能性。對此，林棹回應道，《潮汐圖》的粵方言其實是“方言的虛擬”，她比喻為一種高倍稀釋的噴霧，需要不斷去斟酌與調試。“主觀上不是奔著所謂‘實驗’去的。語言是材料，理想情況下，材料和主題應該充分熔合。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趨近那種狀態。我是缺乏經驗的新手，學習、操練無止境。”

而大量使用的粵方言，不僅提醒了我們故事發生地是嶺南，也氤氳著獨屬于南方文學細膩幽微的情感氛圍。對此，劉欣玥認為在文學呈現里面，粵語的敘事、粵地的嶺南敘事，是弱勢的或某種程度上缺席的，林棹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她給予一個極大的肯定。曾經高考填志愿想跑得遠遠的林棹，或許也沒有預料到寫作將她拉回了故鄉，據透露，第三本長篇也將繼續根植嶺南，“‘故鄉’一詞已經包含比較的視野，離開，抵達，出發，歸來，總是有好處的。”但對她而言，“方言”“地方”等標簽都不甚重要，寫作者的邏輯不是概念先行，“地理、氣候、原生物種、外來物種、方言……我關心的是這些細節是否落實了、落實得如何、是否足夠具體。”

作家孫甘露贊賞林棹小說中體現出的異質性的力量，他稱之為“這種放任自己失常的勇氣是值得珍視的。”而異質性一定程度上會帶來閱讀的難度，“會擔心普通讀者難以進入嗎？”對于這樣的提問，林棹有一段話可以用來回答：“個體的感官一旦被觸動，它帶動的是一整張記憶之網，非常私人的記憶之網，你嬰兒時期用過的毛巾被的材質，你的臉上還儲存著五歲那年水槍水柱的壓強，你不小心瞥見的鳳凰木的羽狀葉影，你確信那一刻全世界只有你留意到了，但下一刻呢？會不會有另一個人，同樣不小心瞥見，同樣被它擊中？”在她眼中，我們都是讀者，我們都普通，又不普通。我們尋找共鳴，尋找讓心靈發顫的時刻，說到底是尋找自己。一如她的自畫像是一個埋在木屑和模具深處的木匠，小說完成后，她便將一切交給讀者。

“埃里克·坎德爾講‘經驗和記憶成就了我們’。對我來說，比‘文學與記憶’更迫近、更切身的，是‘自我與記憶’的問題，這個問題需要用一生作答。”記憶是對經驗的二次書寫，林棹迷戀虛構的力量，她有一個基本觀點：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虛構的。“虛構是人類的特異功能——這已經是陳詞濫調了，但還是得把話說完——也是文明得以誕生并延續的條件之一。”所以，她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出：“在這人世間，除了故事，我們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