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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來見我》，李修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3月第一版，59.00元

我以為我們非得要做一條鯨魚不可：既要盡可能地在這世上潛伏和游弋，更要有一種吞納泥沙之力。一句話：作家應成為寫作的主人。

二十年前，李修文在很多讀者的印象中還是“暢銷書作家”，他在《收獲》刊發兩部長篇小說《滴淚痣》和《捆綁上天堂》均被改編成影視劇，一時間成為70后的代表作家。

但是，他逐漸對自己的寫作不滿足，而最大的不滿足是，“我的筆下幾乎沒有出現過我在生活里遇見過的人，而我的一個閱讀經驗是，在文學中，無論哪一個時代，但凡被我們感知，終究是那個時代內部涌動的人格力量來到了我們的體驗之中。”李修文放下影響他至深的先鋒文學，轉而去讀許多年都沒拿起過的巴爾扎克、狄更斯和托爾斯泰，甚至找來了不少戲曲劇本，心里暗下決心：一定要去寫更多在生活里認識過、感知過的人。

《山河袈裟》中的文字寫于李修文奔忙的途中，他用盡筆墨記錄世間普通人的情感和尊嚴，門衛、小販、快遞員、清潔工……他以飽滿的情感講述動人心魄的故事。《詩來見我》則是通過古典詩詞敘寫人生際遇，以獨有的風格與角度解讀中國古典詩詞，既保留了《山河袈裟》里對身邊人與事的關切與悲憫，又對古人命運生出入心徹骨的體悟與理解，使文章兼具堅硬和飽滿、悠遠和貼己、蒼涼和熱烈的情感力度。

中華讀書報：能否談談您的編劇生涯？ 小說家當編劇，有的如魚得水，有的痛苦不堪，您是怎樣的情況？

李修文：我的編劇生涯可以說是非常失敗——作家出身的編劇，多半都有一個“文學性”在創作中作祟，這便要得逢其時和得逢其人，但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好多時候，我跟導演們剛剛談了幾句托爾斯泰，一轉眼，就被導演們掃地出門了。再后來，做無用功的時候多了，你就總能遇見幾個愿意跟你談談托爾斯泰的導演了，你寫的劇本，才慢慢有了被拍攝的可能。所以，我經常對人說：一個作家，最好還是不要輕易去涉足影視，許多時候，影視是一個無底洞，你在其中感受到的諸多摧殘，很有可能使你再也回不到你所渴望的那條寫作之路上去。再加上影視產業本就是一個諸多工種聯合作戰的行業，那種從文學寫作中誕生的作者感，你是注定無法從影視寫作中獲得的。

中華讀書報：《山河袈裟》寫了十年的遇見。每個故事都那么質樸，卻擊中我的內心。那些生存在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無論他們的生活多么貧賤，可是在你的筆下，他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溫暖彼此的靈魂。這部作品是邊走邊寫的記錄嗎？

李修文：盡管我并沒那么喜歡影視創作，但是，它們卻從另外一個維度上挽救了我的寫作——如果我的編劇生涯順風順水，寫一部拍一部，也許就沒有《山河袈裟》這本書了，所以，《山河袈裟》這本書其實不是別的，它不過是一個失敗編劇的個人見證，如你所說，它的確是邊走邊寫的。那時候，我并沒想過自己還能重新成為一個作家，可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自山河人間的深處浮現，又來到了我的生活里。在小旅館里，他們是住在我隔壁房間里那個終日尋找丟失孩子的父親；在黃河邊的小城里，他們是將我送出險境的異姓兄弟，不管在哪里，我其實都沒能夠從他們中間離開，就像我在這本書的自序里寫過的那樣：我以為我不是他們，然而事實上，我從來就是他們。到了這個地步，寫下這些人，實際上就是認下一門一門的親戚。有時候，我會把自己寫的東西拿給他們看，甚至念給他們聽，對我來說，這些時光真是無比美好，且已經足夠。所以《山河袈裟》里的好多篇文章都沒發表過，寫下來，我便完全安慰了自己。后來有些文章流傳到了網上，被我的責編陳新文看見了，他給我打電話，說是想要把這些文字集成一本書出版，一開始我也有點難以置信，因為我好多年沒出書了，也不覺得它們有出書的必要，但是新文一直勸說，并且寬厚地等待，最終，這些文字還是以一本散文集的名義出版了。

中華讀書報：《山河袈裟》的寫作文風大變，從“小我”到“大我”，這種變化是必然的嗎？

李修文：就我的生活際遇而言，變化是必然的：一個南方人，因為參與一個個似是而非的影視項目，數年中一直在西北大地上跑來跑去，竹林、石板路、梅雨季、江河湖泊，這些我在南方司空見慣便能感受到的詞匯，漸漸就變成了窯洞、敦煌、青紗帳和喇嘛、鹽湖、戈壁灘這樣的詞匯，很顯然，這些詞匯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在這些地方，我趕過路，喝過酒，既有過無路可走的窘境，也在窘境里認下過至今想起都讓人眼熱的兄弟，如果我的寫作要找到一個忠誠的對象，那么，除了他們，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比他們更需要我的忠誠。在我的理解里，“小我”是相對專注于一己之感的“我”，而“大我”里一定站立聚集著更多的“我們”，但是，那個作為個體的“我”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須以身作器，以行作舟，才有可能通向更多的“我們”，須知“我們”常常并不在天高地遠之處，卻正在“我”之面朝他們奔跑的決心和意志當中。

中華讀書報：有評價稱：“當散文家都在各行一路，李修文卻偏把這諸多的一一匯聚起來了——思辨、情感、民間，戲劇與古典，對底層生活的焦慮和對世界的獨思……”你如何評價自己散文風格的形成？

李修文：我愿意將這樣的評價當作一種個人生活前進的方向，而非僅僅是一種寫作上的策略，即使一片看起來寸草不生的戈壁灘，當你深入進去，你也會看見其中仍然生長著駱駝刺，每一塊戈壁石也都截然不同，還有各種各樣的風，運氣好的話，你甚至能看見海市蜃樓，所以，說到底，我們要將自己的身體變成什么樣的連接器才是最重要的，先連接，而后才有可能對你連接的進行處理，用蘇東坡的話來說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而今，我們每一天能夠感受到的信息太多了，每一個信息似乎都構成了自己的主體性，它們在吸引和裹挾著我們奔向它們，此種情形之下，我以為我們非得要做一條鯨魚不可：既要盡可能地在這世上潛伏和游弋，更要有一種吞納泥沙之力，如此，我們才能重新成為一個時代問題的提出者和處理者。一句話：作家要成為寫作的主人。以散文寫作為例，當我們的生活邊界越來越被打破，仍然墨守著那些關于散文的成規還有意義嗎？ 散文是否能夠去搶奪、去侵占其他文體的特征來重建自己在這個時代的主體性？

中華讀書報：《詩來見我》通過古典詩詞敘寫人生際遇，通過古今對話見證自我完成。以自己的方式解讀中國古典詩詞，寫作之初你會有顧慮嗎？

李修文：這本書的寫作，實在是一個意外，盡管我一直想寫這么一本探討古詩詞的書，為此算是做了不少功課，但也對自己充滿了疑慮，我知道自己就算寫出來，大概也不是一本專注于學問的書，但它究竟是何樣貌，我也無法道明——古詩詞當然是一門學問，但我覺得，它們首先是生命的學問，于我而言，人生越是困厄，它們便越是能破空而來，讓我得以安定，得以可能的對照和檢視，所以，我接受古詩詞的課堂，不在他處，往往就在山河草木之間，在夜路上，在與小旅館里，而這些地方，恰恰正是那些偉大的詩人們寫下它們的地方，那么，課堂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展開自己的學問之路吧。

毫無疑問，寫這本書和我們至今仍然置身其中的這場疫情有關，疫情初來之時，我很長時間都在讀杜甫，一邊讀，一邊跟自己說，眼前所見，其實也沒什么大不了，杜甫見證過瘟疫，更早的陶淵明和曹操也見證過瘟疫，我們眼見得的處境，不過是災難更換了面目再一次來到了我們的眼前，而我們終將如何自處？ 我強烈地感受到，越是在困厄中，文章越是千古事，詩詞越是千古事。那些我在古詩詞中得到的安慰，我想將它們傳遞給更多的人，就算是自取其辱，我也將在和它們的重新相遇中盡可能變得心平氣和，所以，哪怕在當時的環境下找不到更多的資料，我也憑記憶寫下了這本書，這本書不是我的文體沖動，而是我的生命沖動。

中華讀書報：你如何評價《詩來見我》在創作中的獨特價值？

李修文：我其實根本不覺得它有什么獨特價值，它不過是在特殊的日子里將我變回了一個鎮定的寫作者而已，但它的確激發了我此前從未去思考過的一個寫作領域——中國古典文化傳統里的許多組成部分，在今日生活里仍然還有被激活的可能。所以，寫完這本書，我也一直在想，我們的戲曲，我們的古文字，等等等等，似乎可以再次被我言說。但是在言說它們之前，我還是要乖乖地、認真地去讀書，去生活，以此來等待機緣的降臨——是的，更加篤定地去等待，這就是這本書給我的生命帶來的獨特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