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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敞開散文世界的縣域空間

縱覽2021年各期漢文版《民族文學》，在長篇作品、中短篇小說和專題報告文學所占據的醒目位置之外，散文類作品一如既往，保持著一百余篇的編發規模和寬廣的題材覆蓋面。除第6期是長篇小說專號，其余11期都設有散文欄目，此外，6個文學實踐小輯也多為散文組合。在散文欄目和文學實踐專輯，各有約60位作者的散文新作亮相。再加上詩歌，《民族文學》作為國家級綜合性文學期刊的厚重、沉穩和開闊，在它的漢文版這里，鮮明呈現而又一直延續。

通讀之下，很容易注意到：2021年漢文版《民族文學》刊載的百余篇散文，篇幅體量參差，具體主旨不一，但素材選擇的取向卻相對集中，絕大多數都著力于探察遠離都市圈和大城市的縣城、鄉鎮或村莊的人情風物和生產生活變遷。這本來也是包括《民族文學》在內的許多傳統文學紙媒上時有所現的散文樣式之一。不過，在2021年《民族文學》漢文版推出的這百余篇散文里，或有意使然，或無意所致，在別處和別的文學體裁中流行成風、泛濫如潮的那種一頭扎進都市圈和大城市的寫法，大面積地消退了下去。與此同時，縣城、鄉鎮和村寨這些地方，則越來越多地成為搭建作品的主場景和作者瞄準的主焦點，而不再僅僅是映襯在都市圈邊緣、穿插在大城市間隙的遠景點綴。

從較淺近的視域看，以上情形似屬偶然。然而，如果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縣和縣以下的鄉鎮、村落一直在為中國社會深廣變遷的恢弘畫卷編織著最細密、最鮮艷、最強韌的經緯線這一現實著眼，那么，向來被稱為基層地區的縣城、鄉鎮和村落在文學世界里的擴展，就不能算是小事，相反，應該稱之為文學創作響應和追隨社會現實發展的一大步跨進。如今，已然顯露在散文創作一角的這步跨進，在小說等其他體裁領域，還未見充分表現。尤其近十年間，縣域社會治理和縣域經濟得到了更加強勁有力和全面切實的政策措施推動，縣鄉村鎮這一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的根基層面重新被激活、被照亮、被賦能。新聞輿論行業和民間自媒體都聞風而動、順勢而為，對縣鄉村鎮投入高強度的關注，相關的報道和信息時時沖上熱搜或催生網紅。

一個縣域社會蓬勃活躍的時代已近在眼前。對此，散文、小說、詩歌等純文學體裁的創作反應，雖然好像來得慢了一拍，但正如它們一貫擅長的那樣，遲緩伴隨著觀察的細膩和表現的深切，也連接著歷史的縱深和社會的全局。而時代變遷的步伐見諸文學，之所以有必要、有價值，根本的緣由，即在于文學形式的建構可以幫助人們從突破一時表象的深度和高度，重新感受和理解事物。這也正是2021年《民族文學》漢文版上的百余篇鄉土氣息撲面的散文，讓我們讀來最為期待的一點。

二、大時代微敘事的社會縱深

凡描寫，必落實地；每記述，多溯既往。這種史地志式的寫作路數，在《民族文學》漢文版的散文類作品中，沿襲多年，幾成通例。即便是一些散文短章，在其他報刊上常幻化為閃爍其詞、云遮霧罩的囈語小品，到了《民族文學》這里，也總要歸于鉛華洗盡、素面朝天、如實道來的原生態。針對縣鄉村鎮的生活空間和歷史淵源展開的書寫，自然會因此顯得愈加扎實、愈加細切。

2021年第1期刊出的特·官布扎布（蒙古族）的《一個叫蒙古的追夢人群》及其外一篇《一條小溪流入大海的故事》，是《民族文學》全年散文中僅有的兩個盡顯大敘事氣派的篇章。前者依托《蒙古秘史》和《世界征服者史》，演述蒙古族波瀾壯闊而又充滿戲劇性沖突的歷史。后者對東胡族群自公元前206年楚漢爭霸之際至公元398年北魏遷都平城為止長達六個世紀的曲折遭際，進行全景勾勒：先因欺壓匈奴而招致戰禍，遂分裂為由避處之地的山名而得名的烏桓和鮮卑兩支，爾后多番伺機，縱橫決蕩于中原和匈奴之間，起落反復，終至“五胡亂華”時期，以歸化漢族、融入中原的結局，從史冊中消斂了蹤跡。同為內容承載厚重之作，前文泥于文獻爬梳，拘束稍多，后文思緒靈活點染，神氣更足。

而2021年《民族文學》漢文版所載的大多數散文，都做出了將視角和取材范圍置于縣域層次的選擇。如第4期上，譚功才（土家族）的《南方道場上的白虎》通過地方風物和生活畫面的今昔對比，為作者家鄉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更名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一頁歷史變遷，留下了個人記憶的見證。同在第4期上，趙晏彪（滿族）的《把歷史刻在碑上》記錄走訪云南普洱市寧洱縣的見聞，意在為今天的讀者重述1951年普洱建起“新中國民族團結第一碑”的感人故事，同時也報道當地社會生活的嶄新風貌。

第7期散文欄目里加注著“紀實”標簽的兩篇長文，周建新（滿族）的《靜靜的鴨綠江》和艾貝保·熱合曼（維吾爾族）的《高于生命的使命》，分別講述現在年近九旬的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斗英雄、“時代楷模”孫景坤與現在年近八旬的護邊守邊模范、“人民楷模”布茹瑪汗·毛勒朵的先進事跡，進而推展開吉林丹東從土改到抗美援朝直至今天的社會發展畫卷，以及位于祖國版圖最西端的邊陲小城新疆烏恰六十年來各民族干部群眾團結戍邊的奮斗史。人與事糅合，點與面呼應，面向時代的大敘事和聚焦具體人物行為細節的微敘事交相貫穿，在傳統的通訊宣傳文體的基礎上，搭建起了精細考究的敘事架構。取材和風格類似的作品，還有第4期莫景春（毛南族）寫韋拔群開展農民運動的革命老區廣西東蘭的紅色往事和建設新貌的《紅水河紅》，刊于第11期的董祖斌（土家族）寫處于昔日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交叉要沖的湖北省鶴峰縣的《群峰靜默》。

依著人們讀散文時對出于第一人稱視角的作者自述內容，常抱有更多期待的習慣，用“我”的親歷親聞對社會發展和時代巨變做出滴水見太陽般的生動印證之作，可能是散文文體的眾生態里最樸素也最可親的一種。第1期登載的奧斯曼（撒拉族）的《歲月的獵槍》，從回顧作者本人從警生涯入題，引出對于父親生平經歷的深情憶述：年輕時曾憑借槍法好的一技之長擔任村民兵連長；在物質生活艱苦的年月，獵取鷓鴣、巖羊等野物，貼補家人和鄉親吃食生計；后又嘗試從事收購蟲草，卻總是更看重和藏族同胞的友情，把收購價盡量抬高；最終在繳槍禁獵的政策號召下，干凈徹底地處理了自己心愛的獵槍。與以往《民族文學》上刊載過的反映獵人生涯的小說、散文或紀實文學作品，多著重刻畫人物最后歸于身心糾結的懺悔狀態不同，《歲月的獵槍》排除了戲劇化的突轉橋段，全力突出“我”和父親兩輩人對家庭、村莊和社會的時代變遷同情共感的精神聯系。對于與此不同之處，比如“我”不忍舉槍殺生的心理細節，盡管也有觸及，但僅是點到為止，不做過多的鋪排渲染。

第2期白庚勝（納西族）的《燈火往事》和廖獻紅（壯族）的《居所的微光》兩文，一取點松明看書的早歲時光做起點，一取父母半世紀前自建村宅的家庭故事為引子，同樣沿用了“小切口+微敘事+大歷史”的傳統散文篇章形制，傳遞著從個人生活角度所感受到的時代進步節拍。

三、歷史紋脈中的景物與名物

刻畫、考證那些對鄉邦人文具有標志意義的特殊名物，原是所謂“載道”與“言志”交相變奏的古典詩文傳統的一脈支流，論其旨趣，大抵偏向個性化的“言志”，但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寄托“載道”大義。近年，或因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現實和講求物質品味的生活風尚的牽動，這一流脈在散文創作中的復興跡象日益明顯，只是在《民族文學》的散文欄目里，足以體現這一跡象的篇什暫時還不多見。一先一后從第2期和第11期露面的韋光勤（壯族）的《北京塘漣漪》和姚瑤（侗族）的《禾兒秀》兩文，可謂這方面的補白添彩之作。

《北京塘漣漪》描摹、考辨的對象，是綿延在廣西羅城經融水洞頭去往貴州銅仁的二級公路旁側的一片面積多達三百畝左右的水塘。水塘的名稱“北京塘”乍聽頗為時尚，其實際來歷卻與它成于人工興建的歷史一樣久遠、一樣撲朔迷離。幾番循索，得諸民間傳說、方志文獻和鄉賢著述中的信息，連綴起來，已近乎一幅上起明朝萬歷二年、迄今已近450年的縣鄉歷史長卷。為謀水利之便和塘魚收益而興修，又因與此相關的利益爭執激起持續不斷的訴訟官司，“北京塘”里蕩漾的層層漣漪，歷歷在目的文本記錄，活生生的鄉俗民情，拼接出一部不折不扣的百衲本風土志。

煙火氣更濃郁的《禾兒秀》，文如其名，是對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轄的縣級市凱里的特色飲食——苗族名稱作“禾兒秀”的酸湯，所做的實景實地探訪和相關日常生活習俗考。勝過類似題材散文多滯于靜態說明而顯得平實有余、神采不足的庸常做法，《禾兒秀》行文歡快而又詩意盎然，賦深接地氣的細節描寫以流暢的畫面動感，規避溢美自夸之辭，力陳身臨其境的現場體悟。

鄉邦生活的地方特色，唯有在建制完整的一座城鎮或一個村落，才能積淀為規模龐大、內涵豐富的人居形態。這正像在小說天地里，《阿Q正傳》比《狂人日記》更飽滿，《呼蘭河傳》比《傾城之戀》更厚實。致力于把握一座城鎮或一片鄉村的總體風貌或全景氣象的散文，比凝視一草一木、記敘一人一事的散文，更難寫好，但一旦寫好，它的沖擊力和感染力也會更強。

分別刊于第9期、第12期的李俊玲（布朗族）的《小城人物》和彭愫英（白族）的《走進知子羅》，就是這樣既展現了寫活一座城的雄心，也確實寫出了耐得住細讀的質地和意趣的渾樸之作。《小城人物》以“人物”做題，實際寫到的，卻遠不止是一時一地的一群人。作者自小居住的滇西施甸縣城里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四十余年來，各色人等的生活樣貌及其所牽連的世態民風徐緩有致地推移變換，疊印著天真爛漫的一代孩童走過青春歲月的匆匆腳步，也醇化了他們臨近人生后半程時漸生夢里花落、秋意日盛之慨的蒼茫心境。而與這樣的心境相匹配的，又是恰似秋陽般朗潤爽利的語句：“我所住的地方只能稱之為小縣而已，這里曾經有一個傣語的稱謂——‘勐底壩’，意為溫暖的地方，因傣族先祖白夷踏足這里的第一感受而得名。……的確，歷經了滄海桑田，世事變遷，我依然覺得施甸壩子是如此地四季如春，舒適安逸，冬天沒有凜冽之感，夏天也無酷熱之苦，以致來這里工作的北方朋友對季節有種不信任感，懷疑時間是凝固的，感知不到它們該有的更迭。”

和《小城人物》一樣以“我”的視角貫通全篇的《走進知子羅》，比《小城人物》多了一層交代“我”的行蹤，并且由此把實地觀感和采訪特寫緊密銜接起來。文題所示的知子羅，坐落在怒江之畔的碧羅雪山海拔2023米處的山梁上，位處鹽馬古道和茶馬古道的交會點，1954年至1975年期間曾是云南省怒江州首府碧江縣城區的所在地，之后隨著怒江州首府遷址和碧江縣撤銷，知子羅從1986年開始，劃歸為福貢縣匹河怒族鄉的一個村。這段一路降格的歷史背景，曾一度使知子羅陷落在廢棄之城的陰影里。

近年，在決戰脫貧攻堅的政策部署下，知子羅村作為典型的邊境民族高山直過貧困村，得到了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和央企扶貧援建、東西部扶貧協作等項目的全面支持。村內原州、縣機關辦公用房，分配給當地怒族、傈僳族、白族等多民族群眾，作為居民住宅；村外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新建了與生產、生活和旅游服務適配的高樓群。融游記、采訪和紀實報道于一體的《走進知子羅》，為所有這些令人欣慰和振奮的變化，提供了來自“我”和“我”所見到的客棧老板、農家樂女主人、扶貧車間工人、駐村工作隊隊長，以及碧羅雪山村寨老鄉的多角度、多側面的親歷親聞佐證。

題材和形式跟《走進知子羅》相似的，還有第2期美樺（彝族）的《金沙江畔的春色——駐村扶貧札記》和第9期鄢玉蓉（回族）的《桑園溝畔的人家》。前文以較大的篇幅比重直錄走訪農戶的談話和見聞，展示了作者在位于金沙江畔的四川涼山州會理縣彝漢雜居的貧困村——紅格拉，從事駐村扶貧工作的日常情境。后文形似非虛構專訪，采用列傳式的人物親歷敘事，對寧夏銀川市郊的兩個已建成35年的移民吊莊村——中莊村和友誼村正在經歷征地拆遷改造，以及同步出現的村民轉入農村企業和合作社務工的生產、生活方式轉變，做了撫今追昔的深度報道。

四、落地定位的多樣態鄉土志

也許未來的中國文學編年紀事的冊頁上，會有一個條目，標明2021年是“自然寫作”的口號和旗幟在文壇重新高揚的一年。無論是作為簡單的說法，還是作為深奧的理論，“自然寫作”所指的都是一種源遠流長的寫作習慣：以大自然為對象，或者密切關聯自然生態。它動機單純，順乎人對自身生存處境永懷好奇之心和敬畏之意的天性。只要具備基本的寫作條件、表達能力和接觸大自然的便利，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投身其中。但好的“自然寫作”，至少還需要做到能夠給讀者傳遞來自具體真實的自然場所和自然情境的確切信息，不能只為作者本人盡興而兀自空對空地虛構或者煽情。

究其本質，“自然寫作”是基于科學觀察經驗和社會交流需求的一種紀實與對話雙聲復合的表達方式。紀實對自然真相負責，對話向社會受眾敞開。每一次貨真價實的“自然寫作”行為，其效能和意義都在于增進人對自然的認識和理解、密切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關系。而保證這一點的首要前提，就是作者寫出的“自然”，能夠在他和廣大讀者共同擁有的生活經驗中，實實在在地落地定位。假如有機會，每一位讀者都能按照作者所述的地點和方位，找到并且確認作者所寫的每一處自然景況，進而還能在不跌破可信度底線的情形下，重復體驗被作者寫過的身臨其境的感受。看起來，這很像是過分苛刻的一種要求，但在“自然寫作”生發流轉的文學表達和社會話語交際的場域內，如果連求證于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經驗這一關都過不了，那么“自然寫作”中的“自然”，說到底還僅僅是主觀世界里的一抹虛影，既疏離于真實的自然，更無從支撐起人與自然的真實關系。

概觀《民族文學》歷年所刊散文，語象層面的一個普遍特征，就是對時間、地點、方位等場景細節，往往都有切實交代。較之別處常見的某些以凌空高蹈為能事的玄虛軟文，這種細節實打實的散文，無疑顯得不夠輕盈超逸，貼地太近，坐實太狠。但這樣一股貼近發力的狠勁兒，卻恰好是根植大地的“自然寫作”所急需和必需的。在“自然寫作”緣以擴展的鄉土田園和曠野生態之間，對于科學價值和人文意義都十分重要的物種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也非得從確切細分的地理方位和時間坐標點上，才能厘清辨明。

《民族文學》漢文版2021年第5期的散文欄目，似刻意又似偶然，歸集了以下5篇作品——查干（蒙古族）的《塔格塔圖的月光》及外二篇《云蒙林深不可測》《起飛白園的那一行白鷺》、溫新階（土家族）的《草本鄉村》、王立（苗族）的《基佑遐思》。連篇讀來，印象組合，正是從內蒙古通遼山野，到北京密云林區和臺灣阿里山，又到河南洛陽伊水兩岸的龍門石窟和白園，再到鄂西丘陵草甸，以至黔東南劍河縣的基佑苗寨，綿延千萬里，涵蓋南北東西，自然與人文的多樣性風貌如七色光譜般斑斕多彩的一幅宏闊圖景。其他各期的散文，雖未形成專輯拼圖效應，但也多有落地定位清晰明朗、對自然生態與鄉土文明交互關聯的繁復樣態，給予獨特觀照的樸實之作。

舉其要者，如第3期朝顏（畬族）寫贛南山鄉元宵節舞蛇燈習俗的《擎著燈火的村莊》，第4期左中美（彝族）寫彝人世居之鄉維系于人神感應的村風民俗和生命體驗的《母土》，第8期吉米平階（藏族）寫野生動物保護和考古專業人員在青藏高原腹地辛勞工作的《藏北三章》，第10期王勝華（苗族）寫云貴高原烏蒙山村寨的親人、農事和風物的《烏蒙山的苔》，第11期葉雪松（滿族）寫遼河灣蘆葦蕩里割葦、拾柴、攪魚的冬令舊俗和縈繞其間的親情記憶的《下南塘》，第12期韋秀觀（壯族）寫廣西都安縣澄江河和西林縣馱娘江流域的今日風光和流年碎影的《河流奔騰不息》及外一篇《馱娘江畔句町行》，都各有所勝，值得有心讀者注目留意。

五、為鄉土賦形，為眾生代言

2021年適值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在為紀念和慶祝這一特殊歷史時刻而進行的寫作中，紀實、述史這兩種類型的散文表現格外踴躍。前已論及，從2021年《民族文學》上的百余篇散文里延展開的人文歷史和自然生態風景，多對應著縣鄉村鎮這一社會基層空間。其中，最顯眼也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與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征程的早期階段和最新篇章直接關聯的革命老區和處于脫貧攻堅決勝前沿的邊遠農村。如第12期刊發的羅南（壯族）的作品《播撒火種的人》，以四萬三千多字的篇幅，復沓并擴充了第4期莫景春（毛南族）的《紅水河紅》講述過的“拔哥的故事”，對漫漶在史料文獻深處的韋拔群、黃伯堯、陳洪濤等農運先驅為開辟和鞏固桂西北根據地而浴血奮戰直至壯烈犧牲的革命事跡，做了貫穿一線的梳理和再現。隨著先烈們音容笑貌和戰斗風采的清晰閃回，滾滾歷史煙云過處，東蘭、凌云、右江等革命老區滄桑百年的崢嶸地氣也從文中升騰彌漫，散發出源于民風水土的重重溫熱。

革命先烈是老區精神最高最突出的人格代表，脫貧攻堅戰中鑄就的新型干群關系，更能映照出新時代鄉土文化的精神光彩。相比于此，在人生日常和個體遭際的層面上，能顯現更強烈、更特別的文化代表性或者精神典型性的人物，多半是風骨奇崛的作家或藝術家。第2期的“錦州行”小輯中，葉梅（土家族）的《一只鳥飛過錦州》、周曉楓的《天路山海間》著力描摹城市生態的一面，素素的《臥看流云自滄桑》和楊海蒂的《錦州的南山》著力鉤沉史實的一面，還有楊俊文（滿族）的《云起醫巫閭》和張翠的《穿越“北極海”》著力紀游攬勝的一面，面面銜接，差不多已組成一卷扇屏式結構的錦州過眼錄。

古耜寫人記事并且陳情辨理的《蕭軍與許淑凡》，卻以劈頭闖入之勢，打破了這組扇屏畫幅將一切頭緒歸于歲月靜好之態的整體平衡。而細察文中所述所論，其實作者竭力想要開掘的，又正是錦州當地的鄉土人文氣質在蕭軍這一歷史人物生平行跡的關鍵點上所迸發的亮色。至于蕭軍對待不通文墨的結發妻子以及之后對待蕭紅的做法，是否只有訴諸好男兒義無反顧擔當家國大義的高調闡釋，才算得到徹解，顯然還有再做推究的余地。

無獨有偶，第4期的“西昌行”小輯里，興安（蒙古族）的《書生胸臆有經綸》也是一篇著眼于審視、重估歷史人物的人格境界和藝術成就，并且關聯著地方人文和時代背景分析的精到之作。在作者詳實的舉證、坦率的論說中，馬駘先生，一位生于四川西昌、祖籍甘肅西寧，自青年時期即定居上海的回族畫家，一位與張大千師出同門、藝術造詣和理論見識的水平都在張大千之上，卻終生低調行事，身后又橫遭誣妄的耿介之士，其精神形象赫然兀立了起來。

置身環繞著都市文化消費的時尚話語轉盤不斷回旋的文學潮流之中，每一個對文學的前景和現狀都還滿懷信心的寫作者和閱讀者，都不難感覺到：視大城市的生活經驗和大城市的流行文化為文學世界的唯一底色和唯一格調的錯覺或者偏向，依然在片刻不停地放大、加劇。整個社會的物質存續根基和精神文化根系深扎之處的底層鄉土，還遠未被文學的聚光燈充分照亮。在文學媒體的莽莽叢林中，像《民族文學》這樣長年以質樸無華、廣接地氣的品格自許自持的刊物，始終為來自廣袤鄉野的作者和作品，支撐和維護著一條進入文學殿堂的平坦通道。

即使是對于沉浸在城市生活里的作者和讀者，這也是一份幸運，因為他們由此得到了一扇可以就近瞭望遠方鄉土的窗口。期待這扇窗口里的風景越來越精彩，更期待這扇窗口內外兩邊的生活現實和文學表達，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及早實現理想中的大融合。